住房何以成為壓在百姓頭上的大山？_風聞

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制本主義“三座大山”，徹底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時光流轉，進入21世紀以來，住房、教育與醫療又成為壓在人民羣眾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三大民生難題，成為廣大人民羣眾追求高質量美好生活不得不面對的三大難關。尤其是被人為持續推高的高房價，直接導致廣大中低收入羣眾的住房問題難以穩妥解決，不僅掏空了他們的錢包，而且預支了未來的美好生活。

衣食住行是民生最基本的需求，住房是百姓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之一。所謂安居樂業，沒有安居，何來樂業？發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本意和初衷是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解決人民羣眾住房難的問題，然而，在“製造”了一大批億萬富豪、千萬富豪之後，不斷翻番持續推高的商品房價格卻成為百姓購買住房的沉重負擔，更甚至於成為壓在百姓頭頂的一座大山，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住房竟然成為壓在百姓頭上的大山呢？

回顧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歷史進程，才能找出問題的成因。

新中國成立後直至1978年近30年間，由於國家財力有限，在住房建設上的投入累計僅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因此，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長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在計劃經濟時代，公房分配主要依據工齡和家庭人口數量等因素，具有明顯的平均主義傾向，其中存在的“拉關係走後門”造成的不公平問題往往引發羣眾不滿，激發幹羣矛盾。同時，住房分配製度往往將職工和單位緊緊捆綁在一起，職工一旦離開工作單位就意味着要上交住房，因此也制約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由於職工收入普遍很低，國家長期實行低租金政策，既難以保證現有住房的維護修繕，也無法獲得新建住房資金；一邊是亟須改善的住房狀況，一邊是壓力巨大的財政負擔，不管如何抉擇，總是捉襟見肘，舉步維艱。廣大羣眾在解決住房問題上普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1978年，隨着下鄉知青大量回城，進一步加劇了城鎮住房的緊張程度，城鎮居民住房困難問題日益突出。

由於在住房建設上投入不足，欠賬太多，改革開放前夕,全國190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僅3.6平方米，缺房户達869萬，占城市總户數的47.5%。城鎮人均住房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三代同堂全家老小共擠一間住房的情形並不少見。存量房中還存在大量危房和棚户區，住房質量較差。許多聞名中外的專家學者的住房問題也難以妥善解決。當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曾專門給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寫信，請求為顧頡剛、蔡儀等著名學者解決全家蝸居困難。著名學者錢鍾書和楊絳夫婦在學部辦公室住了將近3年，其南北二牆各有一條大裂縫。城鎮住房問題已經到了亟待解決的時候，住房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在關注和思考住房問題。1978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城市住宅建設會議，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傳達了鄧小平關於解決住房問題的指示。鄧小平指出：“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面潛力不小。”鄧小平的指示，石破天驚打開了解決住房問題的新思路。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視察新建的幾十棟公寓住宅樓時，希望能用積蓄替兒子買套房子。隨行的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回憶，鄧小平先是“問居民住房可否成為商品，當時現場的同志沒有人敢回答”鄧小平又“自言自答説，如果房子算商品，我這幾年也還有點積蓄，想買套房子給樸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顧，只有這個樸方，是因為我致殘的，我需要照顧他”。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羣談國家長期規劃問題。在談到建築業和住宅問題時，鄧小平作了重要指示：“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建築業放在重要地位。與此相聯繫，建築業發展起來，就可以解決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就可以多蓋房，更好地滿足城鄉人民的需要。”“城鎮居民可以購買房子，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舊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這就是鄧小平《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1980年4月13日，在全國基本建設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向大會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精神，與會人員猶如醍醐灌頂，一時茅塞頓開。會後，鄧小平的指示精神迅速傳遍全國各地。1980年6月，國務院批轉《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彙報提綱》，正式提出住房商品化制度。1984年5月15日，鄧小平《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一文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顯著位置發表，標誌着中國住房制度改革正式拉開了大幕。

1986年,國務院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在國務院辦公廳領導下,進行住房改革政策的研究和指導工作。1988年1月15日至18日，第一次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陳俊生宣佈:“住房制度改革從現在起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計劃，並在全國分期分批展開。”1988年2月25日，國務院以“國發〔1998〕11號”印發《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關於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明確了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政策，標誌着住房制度改革進入全面試點階段。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實現住房商品化，在增加職工工資的基礎上提高房租，並鼓勵職工買房。不久，我國揪起了第一輪房改熱潮。

1998年是中國住房制度變化的分水嶺，福利分房被徹底終結，中國全面進入商品房時代。隨着房地產市場的興起與發展，民營資本大舉進入，“地王”屢創新記錄，商品房價格輪番上漲，造就了一批批億萬富豪，湧現出一個又一個“造富神話”，一個個地產大鱷風生水起，興風作浪。一些大都市的商品房價格動輒每平方米數萬乃至十幾萬，一套房子動輒數百萬乃至上千萬，而“樓王”更是天價。在風起雲湧的市場大潮中，普通百姓望房興嘆，無力迴天，蝸居成為低收入羣體的常態。隨着“房住不炒”政策的推出，商品房價格趨向穩定，然而，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普通百姓仍然買不起、住不起。

具體來講，我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大概歷經了五個階段：

1978年至1987年，開始啓動城鎮福利住房制度改革。20世紀8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經歷了出售公房試點、民建公助建房試點到提租補貼試點的探索。1980年，深圳首開收取土地使用費與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的先河。1981年，國家推行城鎮住房全價出售政策。1982年，在城市裏開始實行國家、單位和個人各承擔房價1/3的“三三制”補貼售房政策，後因阻力被叫停。1985年至1986年，開始推行住房“提租補貼”政策。1987年11月，開啓了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12月，深圳首次敲響公開拍賣土地使用權的“第一槌”。

1988年至1997年，“福利房”與商品房雙軌制與房地產市場初步形成。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初，曾經嘗試借鑑新加坡的“組屋”模式。1988年2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全國城鎮分期分批進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提出以提房租和增工資的方式鼓勵職工買房。1991年5月，上海首先開始實施住房公積金制度，並向各地推行。1994年7月，國務院頒佈《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10月，國務院轉批《關於全面推進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見》。然而從1994年起，又逐步引進香港預售商品房制度。1996年8月，國務院轉發《關於加強住房公積金管理的意見》，推動完善住房公積金管理體制。

1998年至2003年，福利分房終止，住房開始全面商品化，房地產成為支柱產業。1998年3月，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為商品化”。當年7月3日，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要求徹底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由此市場化、商品化成為住房建設的主題詞，開啓了住房市場化的進程。1999年3月，國務院頒行《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隨着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造富神話”開始上演。2002年，國務院六部委聯合出台《關於加強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意見》，政府依靠收緊土地與信貸政策進行週期性調控。2003年8月，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將房地產視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房地產市場日漸爆發。

2004年至2015年，國家對房地產展開密集調控，開始重視保障住房建設工作。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即“老國八條”），首次將房地產市場調控提升至國家層面，推行對房價上漲過快地區的地方政府行政問責。此後，“國六條”、“新國八條”、“國十五條”等各類調控政策相繼出台，“限購、限貸、限價、限售”成為調控房地產市場的主要措施，“寬鬆—上漲—調控—暫停”的循環模式逐漸形成，每一輪調控之後房價就會飛速上升。對於房地產商來説，“高負債、高槓杆、高週轉”的房地產開發經營模式逐漸固化為整個行業的標配。2007年8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正式將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提升為住房政策的主要內容。2010年，中國的房價瘋狂上漲，樓市地王月月出，各領風騷十幾天。2013年12月，多部委聯合發佈《關於公共租賃住房和廉租住房並軌運行的通知》，要求將公共租賃住房和廉租住房並軌為統一的公共租賃房。隨着城鎮化的迅猛發展，城市人口快速增長，購房需求日益旺盛，房地產市場日益火爆，房價輪番暴漲，房地產大鱷屢屢興風作浪。“地王”屢創新高，賣地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2016年至今，住房制度改革進入新階段。2016年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歷程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當年7月，住建部等九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在人口淨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要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當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成為房地產市場發展和調控的根本遵循，並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2017年是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轉折年。當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2018年，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發佈《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開始探索新型住房保障體系。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2019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城市困難羣眾住房保障工作，加強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大力發展租賃住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目前，“房住不炒”政策深得人心。

與其他領域的改革一樣，住房制度改革也是“摸着石頭過河”，其間歷經許多波折。商品房制度的推行與發展，的確改善了我國城鎮居民的居住狀況。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2020年，中國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積達41.76平方米，其中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為36.5平方米。由於房地產商與炒房客的大肆炒作，再加上“土地財政”的推波助瀾，商品房價格迅猛飆升，居高不下，眾多百姓為改善住房條件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與此相反，房地產商與炒房客卻在住房市場上呼風喚雨，遙相呼應，賺得盆滿缽滿，腰包鼓脹，數錢數到手軟筋麻。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三十餘年間，股市、互聯網、金融保險與房地產，是“製造”億萬富豪的四大領域。

住房為什麼會成為壓在百姓頭上的大山？依據個人分析，大略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背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教導，是導致房地產市場野馬奔馳、房價瘋漲的根本原因。

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發端於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也得力於鄧公的大力推動。鄧公於1978年9月和1980年4月的兩次重要指示，打破了陳舊僵化的落後觀念，提出瞭解決羣眾住房問題的新思路。1978年10月，鄧公在視察北京新建的幾十棟公寓住宅樓時，向隨行的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提出，希望能用積蓄給兒子鄧樸方買套房子。1978年11月，鄧公出訪新加坡，看到發達繁榮的新加坡，首先提出想要看一看新加坡居民的居住環境。鄧公的目標是居民的普通住宅，礙於安全問題，只好退而求其次，前往新加坡住房和發展局員工家裏考察，仔細看了房間裏的每個地方。在新加坡住房和發展局聽取新加坡公共住房計劃的介紹後，鄧公登上辦公大廈樓頂，瞭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稱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面的努力與成就。由此可見，鄧公關注的是如何解決普通羣眾的住房問題，將民生放在首位。鄧公提出“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是真正為百姓着想，為人民謀利益。他提出重視和發展建築業，目的是解決就業和住房問題。1981年2月，鄧公在為英國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鄧小平文集》英文版寫的序言中説：“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這正顯示了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的胸懷，表達了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的心聲。回顧鄧公關於住房制度改革的兩次指示，再看看國內房地產市場屢屢興起的“造富神話”與百姓望房興嘆的狀況，不得不説，我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已經走偏了，嚴重背離了鄧公當年的教導，偏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正是導致住房成為百姓頭上的一座大山的根本原因。追根究底，追本溯源，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本意和初衷是動員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力量解決人民羣眾住房難的問題，決不是要加重人民羣眾的負擔，製造一批恬不知恥的億萬富豪。2016年底開始確立的“房住不炒”的理念和政策，正是對過去已經走偏的住房政策的糾正。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實現人民羣眾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任重而道遠。

二、引入香港的商品房預售制度，放棄借鑑新加坡的組屋模式，是導致房地產市場亂馬奔騰、房價飆升的直接原因。

新加坡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住房建設以政府投入為主，採取“廉租房—廉價房—改善性組屋—私人住宅”多層次階梯型住房供應體系。組屋是由新加坡政府屬下的住房和發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開發建設的公共住房。新加坡政府鼓勵中低收入階層購買組屋，解決了多數人的居住問題。

香港的房地產開發採用市場主導模式，政府通過拍賣方式把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開發商以土地為抵押辦理銀行貸款，用貨款建設房屋；在房屋尚未完全建成之前，開發商已經通過按揭方式高價將房子賣給購房者。香港的房地產發展模式弊端十分嚴重，高地價、高房價是其顯著特徵，是世界上房價最貴的城市之一。因此 香港普通居民住房非常狹小，四口之家的住房面積一般在30平方米左右，底層百姓甚至居住在更狹小的“棺材房”或“鴿子籠”裏。

1978年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時特意提出參觀新加坡的普通住房，其中大有深意。當初進行住房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時，我國曾經參照和效仿新加坡的組屋模式。1991年起，國務院先後頒佈《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關於全面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見》、《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提出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和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城鎮住房體系，其構想是最低收入家庭可承租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可購買經濟適用房，高收入家庭以市場價購租商品房，分層次解決不同的住房需求。這一套住房制度設計，很明顯有新加坡模式的影響。當時起草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時，曾經認為最合理的房價收入比是4到6倍之間，符合普遍的國際慣例。然而，自1994年引入香港預售商品房制度後，為住房制度改革埋下了禍根，1998年全面推行商品房以後，市場化、商品化成為住房建設的主題，逐漸拋棄了新加坡模式，背離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初衷。隨着民營資本大量湧入房地產市場，“炒樓花”成為房地產商的拿手好戲，“高負債、高槓杆、高週轉”的開發經營模式得以綁架並套牢銀行、購房者和地方政府，形成了房地產市場的奇特景觀：一方面是資本家挖空心思翻雲覆雨興風作浪巧取豪奪又當又立毫無下限貪得無厭攫取暴利；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忙着競拍土地獲取鉅額收入而沾沾自喜自鳴得意喜出望外自得其樂；一方面是普通百姓面對房價飛漲而唉聲嘆氣束手無策無可奈何無望掙扎；許多國有企業也趁機進軍房地產市場推波助瀾呼風喚雨分一杯羹自以為榮。“限購、限貸、限價、限售”是調控的永恆主題，雖然調控政策看似招數迭出五色斑斕五彩繽紛卻中看不中用，而調控往往成為地價房價飛漲的前奏，“寬鬆—上漲—調控—暫停”的循環模式已經成為房地產市場的常態。看一看“富豪榜”上那些身價數十億數百億乃至上千億的資本家，哪一個不是一副貪婪無度慾壑難填的饕餮嘴臉？哪一個不是肆無忌憚吸取百姓血汗的狂蟒巨獸？眾多升斗小民進入虎嘯狼號羣魔亂舞羣獅爭霸的房地產市場，不正是待宰的羔羊嗎？

三、地方政府通過“招拍掛”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助推土地價格不斷升高，直接導致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飆升不止。

土地招拍掛制度是指我國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出讓管理制度。自土地市場放開以來，我國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出讓方式有四種——招標、拍賣、掛牌和協議方式。按照《土地法》和相關法規的規定，經營性用地必須通過招標、拍賣或掛牌等方式向社會公開出讓。由於招拍掛制度往往受到人為因素影響，難以杜絕暗箱操作行為；再加上各地招商引資政策存在差異，往往給予開放商不同的優惠待遇，因此，招拍掛制度也會產生影響社會公平的弊端。由於分税制的實施，地方政府普遍財力緊張，“土地財政”就成為普遍現象，許多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依靠增量土地創造財政收入，通過出讓土地滿足財政需求。政府運用行政權力把集體所有或其它用途的土地整合後，通過招拍掛出讓給開放商，土地價格就會翻幾番。在許多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税收佔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淨收入佔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欠發達地區由於沒有相關產業作為支撐，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現行房地產税費政策下，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這種巨大的利益誘惑必然大大刺激地方政府的賣地衝動；“土地財政”助推房價持續飆升。在商品房的價格構成中，地價往往佔到房價的50%以上。開放商參加競拍拿到土地，通過銀行貸款建設商品房，再通過“炒樓花”的方式出售住房，將高昂地價、貸款利息、利潤、税收等全部轉嫁到購房者身上。

四、由於房地產税收制度的缺陷，導致房屋持有成本很低，炒房客趁機興風作浪，與房地產開放商遙相呼應，製造商品房虛假緊張狀況，持續推高房價。

發達國家往往通過税賦手段調控房地產市場，一方面用免税、抵税的手段鼓勵居民購房自住自用；一方面採用累進税率徵收房屋空置税、房產税、交易税等，通過各種“懲罰性税收”抑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與此相反，我國現有涉及房屋的税收體系還很不完善，房產税至今尚未落地，導致目前住房的購入成本很高而持有成本極低的狀況。與房價上漲收益相比，我國住房的持有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調控房地產市場上，我國主要運用行政手段強行干預房地產市場，而不是採取税收調控的方式增加房屋持有成本，抑制炒房動機和行為因此很難遏制炒房行為和房屋空置浪費現象。因為行政手段往往是短期的暴風雨式的，來得快也去得快，水過地皮濕，難以發揮持久的調控作用，難以真正控制房價的飛速上漲。因此，最終的結果是炒房客與開放商攫取暴利，普通百姓被迫承擔高房價的沉重負擔。

由於我國土地資源有限，而人口數量龐大，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裏，每年向市場投放的土地遠遠不能滿足百姓對住房的需求，住房市場長期維持着一個旺盛的買方市場。“物以稀為貴”，商品房的買賣過度市場化，給炒房客提供了投機取巧的機會。炒房客趁機興風作浪，與房地產開放商遙相呼應，共同製造商品房市場的虛假緊張狀況，持續推高房價，藉機謀取暴利。“温州炒房團”的例子就非常典型。

之前媒體有過報道，一家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潤還沒有幾套房子漲價賺得多。有一家公司全年的經營本來是虧損的，但是恰巧幾年前購買的商品房卻因房價暴漲給公司帶來豐厚的利潤，使得公司得以扭虧為盈。這些新聞聽起來是笑話，但也刺痛了許多人的心。持續飛漲的房價不僅給普通百姓帶來沉重負擔，也對實體經濟帶來創傷。

不合理的機制、不公平的市場，致使大量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我國的基尼係數長期高於0.4的警戒線，大大高於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表明我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1995年我國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甚至高達0.73，位居頂端的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貧富分化已是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違規的小產權房之所以遍地開花，並且深得普通百姓擁護，恰恰説明高房價已經嚴重背離百姓的需求。

五、背棄住房的社會保障屬性，片面強調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功能，將房地產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官商勾結、囤積居奇、哄抬房價等行為推動了商品房價格的飛速上漲。

住房是民生的基本需求之一，因而住房屬於社會公共產品。在社會主義社會，政府應當確保住房建設能夠滿足所有人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作為社會公共產品，住房決不應當成為少數富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不應當完全由市場機制進行調整。由於商品房既具有消費屬性，又具有投資屬性，如果缺少高效的管控制度體系，這種特殊的商品很容易被市場扭曲成為各類資本競相逐利的投資工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旦商品房異化為投資工具，“物以稀為貴”就是正常的市場規律，商品房價格必然受到市場逐利行為的影響，短缺時價格飛漲，充足時價格暴跌，勢必影響社會穩定秩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住房市場化突飛猛進，與之相關的管控制度體系卻未能及時健全完善，因此房地產市場亂象叢生，無序化現象比較突出。在這一過程中，商品房的投資屬性被片面放大，導致房地產業成為地方政府追求GDP與官員創造政績的最佳行業。許多政府官員與房地產商人宣稱，房地產是國民經濟與地方經濟發展最大、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實際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謊言。目前房地產市場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從根本上説，都與上下左右將房地產業作為支柱產業有關。忽略住房的保障功能，片面強調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功能，將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是近三十年來關於房地產業認識上最大的一個誤區，而這恰恰是一個常識性錯誤。事實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把建築業而不是房地產業作為產業支柱。1980年4月，鄧小平在《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中指出：“從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看，建築業是國民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建築業放在重要的地位。”

作為社會經濟的支柱產業，其發展不應當損害民生和其他行業的發展。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繁榮，恰恰背離了這一基本原則。在房地產業發展繁榮的背後，是普通百姓面對房價飆升而求之不得的無可奈何，是房地產業對建築行業肆無忌憚的剝削和侵害。建築企業墊資、拖欠建設企業工程款是房地產領域存在一個普遍現象，既導致了建築業高負債率，也衍生出拖欠工資這類頑疾，而拖欠工資的根源在房地產開發商而不是建築企業身上。據説，在房地產業的利潤分配中，房地產開發商佔90%左右，包括設計、建築等只佔10%左右。也正因如此，我國房地產行業存在着嚴重暴利，製造了大批房地產富豪。將房地產業視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也為房地產商綁架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好的契機。房地產商借機謀取暴利，地方政府官員得以推動GDP上漲，積累政績。在官商勾結的過程中，大量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億萬富豪手中，加重了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背離住房制度改革的初衷，嚴重背棄社會主義的根本屬性和基本原則。

六、扭曲的土地金融推高地價和房價，將所有壓力最終傳導在普通百姓身上，迫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吞下住房商品化市場化的惡果。

一般地説，土地金融是以土地開發經營為目的的資金融通活動，主要是指在土地開發、利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金融活動，包括徵收國防費、警察費，辦理貸款、存款、投資、信託、租賃、抵押、貼現等，開展保險、證券發行與交易等，還有各類金融機構所辦理的中介業務信用活動。其主要目的是經營城市土地，促進城市發展；融通各類資金，發展農業生產。依據土地來源的不同，分為市地金融和農地金融。一般國家的土地專業金融機構大多以農業農村為對象，幫助農民經營與開發土地，促進農、林、牧、漁等各方面建設。

在我國，土地金融更多體現在市地金融方面，地方政府壟斷城市土地資源，地價徵收，高價售出，獲得高額利潤；房地產商通過競拍獲得土地，再以土地為抵押，從銀行獲取鉅額貸款用於土地開發建設，又通過“炒樓花”（商品房預售）出售商品房回籠資金。面對百姓巨大的住房需求，地方政府拍賣有限的土地資源以推高土地價格，開放商捂盤惜售以推高商品房價格，最終，高地價、高房價導致百姓望房興嘆，直至掏空“六個口袋”、揹負鉅額貸款、預知未來數十年的幸福生活才能購得住房。高房價嚴重擠壓了百姓的消費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企圖鼓勵百姓消費以擴大內需、形成國內大循環的設想難免成為空談。為了買房子，百姓敢消費嗎？買了房子，百姓還有錢消費嗎？當前，年輕人不願結婚、不願生育甚至“躺平”回家當“全職兒女”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背後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房價帶來的極其沉重的生活壓力。與醫療高費用和教育高投入相比，高房價給普通人帶來的壓力更大、更直接、更明顯。在衣食住行四個方面，影響普通中國人提高生活質量的因素惟有高昂的房價了。在剝奪百姓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方面，高房價的影響首屈一指，居功甚偉。

房地產開放商借助土地金融，進一步綁定銀行，轉嫁破產倒閉的風險。截至2022年上半年，上市國有銀行和股份銀行涉及房地產的貸款佔比多在30%以上，其中佔比最高的中國銀行的涉房貸款佔比達到36.6%。2022年末，人民幣房地產貸款餘額53.16萬億元，其中，房地產開發貸款餘額12.69萬億元，個人住房貸款餘額38.8萬億元；房地產貸款加上以房地產作押品的貸款佔銀行全部貸款餘額的39%。目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產值佔GDP的比重為7%左右，與建築業相當；土地出讓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税收佔地方綜合財政收入的50%。此外，據説住房占城鎮居民家庭資產的60%以上，而城鎮居民家庭負債率高達42%。安居樂業本是中國百姓的傳統理念，百姓的美好生活與住房狀況密切相關；如果不能安居，也就談不上樂業。在當下的中國，安居樂業的理念更具有現實意義。

高房價的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是抑制了荷爾蒙的釋放，阻止了年輕人結婚生育的衝動。回望五十年前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運動，真是恍若隔世，是也非也？為了阻止人們多生育，在政策宣傳之外，更有效的是各種激烈的手段，“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該扎不扎，房倒屋塌”，類似慘烈的行為在後人看來似乎是笑話。1990年春節晚會上的小品《超生游擊隊》就是一例。在當下，一個高房價抑制了多少年輕人結婚生子的慾望啊！有些專家不看現實，盲人摸象，睜着眼説瞎話，為提高生育率盲目支招。多子多福本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然而，在高房價的狙擊下，傳統理念不得不甘拜下風退出舞台，丁克家庭反而成為新的時髦，獨身主義正在流行。

從滿足廣大人民羣眾關於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來看，房地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非常重要。在社會主義中國，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是保障民生的應有之義，住房商品化很有必要，但是，住房完全市場化並非唯一出路，住房資本化更無必要。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公小平當年的兩次指示才是正確的道路。背棄鄧公小平的教導，背離社會主義的宗旨，才是造成房價居高難下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帶有福利性質的分房並沒有完全絕跡！國家機關自不必説，許多行政事業單位與國有企業也想方設法聯合房地產開放商建設住房，然後以微利價格出售給職工，其房價往往只有市場價的二分之一。豫西北某市教育局為市直教育系統正科級以上領導幹部開發建設的所謂“商品房”，內部售價還不到當地同類商品房價格的一半，有的購房者並非無房，因而拿到房子後就以翻一番還多的價格轉售他人，憑空賺了數十萬。中國人為什麼喜歡當官？因為當官的福利太多了呀，你想也想不到。諸如此類隱形福利分房的事情在中國並不是秘密，央企在這一方面做得更好，電建集團下屬單位在鄭州開發的職工住宅內部售價每平方米六千元，不及當時市場價格的一半。不僅如此，一些財大氣粗的民營企業也在自己開發建設職工住宅，比如華為公司在東莞松山湖基地為員工提供3萬套住房，售價僅有當地市場價的三分之一。據説美的、順豐、京東等民營企業也在謀劃興建職工住房。這些事實充分説明，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並非商品房市場化一條路。俗話説得好：“條條大路通北京”，就是這個道理。極力鼓吹商品房市場化的專家們，不過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為虎作倀信口雌黃而已。

當前，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一線都市深圳正在開始一場新的住房制度改革，拋棄香港模式，以新加坡為榜樣，大力提高保障性住房比例。2018年8月，深圳已正式出台《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提出建立“4+2+2+2”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即商品房佔比40%左右，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賃住房各佔20%左右的住房供應結構，構建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新型住房保障體系。至此，深圳由商品房供應為主的住房體系，開始轉向以具有保障性的公共住房為主導的供應體系。

2021年7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突出住房的民生屬性，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推動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保障體系，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英國評論家鄧寧格的名言：“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 從高房價的發展之路來看，其背後定然隱藏着資本家的罪惡。房地產業在中國野馬狂奔幾十年，實際上就是一場資本家追逐利益的盛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都要遵從市場規律和價值規律，但是卻有本質的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資本家巧取豪奪的戰場，一切都被商品化市場化，資本操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甚至凌駕於政權和法律之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途經，資本只是發展經濟的媒介和工具，一切要為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服務，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分配財富的根本原則，為人民服務決不能扭曲變成為人民幣服務，社會效益永遠高於經濟利益，滿足羣眾需要就是最佳的社會效益。

恒大曾是中國房地產行業頭部開發商，長期與萬科、碧桂園並列前三名。前幾日，恒大集團董事會主席許家印因涉嫌違法犯罪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的消息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如今，恒大的黑幕正在一步步被揭開，以房地產起家的恒大正是吞噬百姓財富的一頭惡虎。隨着一隻只惡虎惡狼被清算，中國的房地產業必將走向一片新天地。

有理由堅信，在當下的中國，一個住房制度改革的新階段正在徐徐拉開大幕！人人安居樂業的現代化強國正在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