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假趕7場婚禮, 我卻看穿了中國單身社會的獨特誘因”｜文化縱橫_風聞

何雨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

【導讀】國慶長假回家的年輕人，又遇到各路人馬催婚。在人口負增長的大環境下，單身作為一種日益增多的社會現象，備受關注。一些人認為，中國已初步進入“單身社會”；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年輕人的主流仍是走向婚姻家庭，所謂“單身社會”，未免言之過早。例如媒體報道，今年十一，有人8天假期，要趕7場婚禮。

本文分析指出，從世界範圍看，現代化帶來了“單身社會”現象，但世界各國的數據基本處於一個較為穩定、均衡的狀態。與大約始自二戰後、經歷70餘年演進的歐美女性單身社會相比，我國女性“單身社會”現象的出現，經歷時間更短、速度更快，具有明顯的時間壓縮性與空間不均衡性的特徵。另外，我國“剩男”和“剩女”同時出現，分別在不同區域成為現象，呈現高度不平衡的態勢。

究其原因，作者認為，除了女性平等受教育和工作所帶來的經濟獨立，女性梯度向上、男性梯度向下的擇偶觀，受教育時間延長影響女性生命週期等因素之外，曾經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重要加速器。獨生子女政策使得當代大量女性作為家中獨女，獲得與傳統社會中男性等同的家庭資源，獲得選擇的地位，而男性所獲資源並未明顯增多，此消彼長之下，大量女性沒有足夠好的選擇對象。作者認為，要轉變“單身社會”現象，應從涵養婚戀觀念、增加兩性交往空間角度入手。

本文主要基於降低單身人口比例、增進適齡人口生育的角度進行分析。社會經濟和職業壓力影響下的單身選擇、兩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任務分配、女性獨立意識與自主選擇等問題，還需要各位讀者自行辨析。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9期，原題為《理解“單身社會”：演變軌跡、生成邏輯與應對策略》****。****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理解“單身社會”:

演變軌跡、生成邏輯與應對策略

▍理解“單身社會”：傳統與現代的視角

何謂單身？從其最直觀的意義上看，最顯著的標識就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已經達到或具備組成家庭的主客觀條件，但在種種社會性因素的干擾下，最終並未採取家庭形態進行生活的羣體。這一定義，排除了單身的生物學或生理學因素，重在強調單身的社會學或文化學因素，是在特定社會情境或文化模式影響下，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以個體化方式而非家庭化方式生存的生活方式。何為單身社會?這是一個描述多於定義的概念。雖然關於單身社會的分析已經很多，但對這一現象予以精確定義的鮮有所見。在最為基本的歸納法意義上，單身社會指的是單身現象社會化，即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中湧現出一個以單身為生活方式的羣體，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羣體不僅超越地域性的限制，而且具有一定的規模性，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從演進歷程看，這一概念始自2001年美國學者麥卡錫在《經濟學人》中提出的“單身女子經濟”。雖然這一概念立基於特定的性別立場，看重的是單身現象的經濟學意義，未能充分反映出單身社會概念的多維性、全面性與立體性，但它依然在不經意間抓住了當代單身社會的本質性或關鍵性特徵—女性單身或單身女性。

歷史地看，單身或獨居並不是一種新鮮現象。自古以來，就有“鰥寡孤獨廢疾者”羣體。其中，“鰥”“寡”通常指的是離異或喪偶羣體，而“孤”“獨”指的是獨居生活的人。在相當程度上，這一羣體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單身或獨居羣體。這一羣體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有生理性因素，如因肢體或精神上的殘疾導致的不宜或不能成家;有社會性因素，如因兵役或徭役過度帶來的青壯年男性損耗;有自然性因素，如因生老病死帶來的喪偶;等等。然而，在此需要區分的是，女性單身與男性單身有着迥然不同的背景，遵循迥然不同的邏輯。

在危機態社會情境中，通常會出現女性過剩的情況。如春秋之季、戰國之時，諸侯國之間無休止的征伐，導致男性人口折損過大，使得“剩女”現象突出。為了繁衍人口，出現了“奔者不禁”的窗口期，即在每年的仲春之季，允許甚至鼓勵兩性不受社會倫理約束，自主結合。如《周禮》明確記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如果情況特別嚴重的話，政府還會採取懲罰性乃至強制性措施，確保“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從我國人口性別比看，男性人口長期多於女性人口。傳統生育觀是一種男性偏好生育觀。早在春秋之時，男性偏好的社會文化就基本形成。在這一偏好下，為了確保“香火”延續，確保家有男丁，除了多娶妻妾多生之外，有時在家庭撫養能力不夠的情況下，還會出現溺嬰等有違人倫的行為。出生性別選擇帶來了出生人口結構失衡，最終演變為婚育上的“剩男”問題。

這也使得女性命運呈現悖反態：一方面在出生的時候因社會的男性偏好而被嫌棄；另一方面在婚配的時候又因生育價值而被爭奪。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稀缺性，使“剩女”現象幾近不可能。在常態化社會情境下，即使女性長得醜一點，甚至有身體上或精神上的不足，可能會影響其選擇什麼樣的人，但不會影響其有沒有人選擇。對女性來説，總能有“之子于歸”的去處。更為典型的是，雖然傳統文化對女性提出了“烈女不事二夫”的嚴苛責求，但這一要求更多的是針對士大夫羣體的，試圖確保的是士大夫階層對女性的壟斷性與排他性佔有。然而，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説，在喪偶或休妻之後，只要有基本的勞動力與生育力，女性依然能夠再次進入婚姻市場，依然是很受歡迎的性別資源。

當我們理解了傳統社會單身或獨居的主要樣態及其邏輯之後，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現代社會中的單身或獨居現象了。**同一個單身現象，但站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照上看，卻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原因在於，這一現象背後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成學意義上的現代性邏輯。**理解當代社會中的單身或獨居現象，其區別於傳統社會之處就是“剩女”羣體的異軍突起。“剩女”現象在傳統社會中也是有的，但主要出現在戰亂時代，在相對穩定的常態化社會中，只有“剩男”，沒有“剩女”。個別意義上的“剩女”，也往往是倫理道德約束下的一種被動性、強制性“過剩”，並不具有羣體意義上的規模性與普遍性。

**這也為我們識別當代社會中的單身或獨居現象提供了類型學意義上的判讀方向或指南，即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當代單身或獨居羣體，其最顯著的特異性在於“剩男”羣體與“剩女”羣體的同時並存。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在傳統社會中，“剩男”或“剩女”，二者必居其一，也只能居其一，幾乎沒有同時存在的。同時並存的出現，折射出了當代單身或獨居現象的複雜性，這是一個傳統性因素與現代性因素疊加與共振的結果：“剩男”源自傳統性因素，即更多的是源自出生性別比扭曲帶來的婚配扭曲；“剩女”則源自現代性因素。當然，兩者並非平行的、沒有關聯的。**事實上，即使當代社會沒有“剩女”，依然會有“剩男”，但“剩女”的出現，在原本出生性別比扭曲帶來“剩男”的基礎上，又使得本應有匹配對象的男性也變成了“剩男”，對“剩男”現象具有放大效應。基於此，我們發現，雖然在當代社會中“剩男”的規模同樣不容小覷，但是真正攪動婚姻市場劇變、導致婚配格局失衡的主要因素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女性變化。要想全面、準確、系統地理解單身社會生成學意義上的現代性邏輯，必須要抓住這一現象背後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女性地位與角色的變化，才能從根本上理解單身社會，也才能理解單身社會的根本。

▍普遍性與在地性：作為現代性之後果的單身社會

理解單身現象，首先要理解婚姻現象。只有在與婚姻現象的對照中，我們才能更加深刻地發現單身現象的特異性與例外性。那麼，何為婚姻?為何婚姻？答案在於:“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昏禮”，即“婚禮”，為娶妻之禮。名之以“昏”字，不是通假，而是以昏為期。取之於黃昏之“昏”，以合乎傳統文化中的陽往陰來之義。對於家族來説，婚姻之首要意義或主要價值就在於承上啓下的香火綿延。這一家族功能至上取向，也成為我國婚姻制度的主基調，並在更漫長的歲月中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社會壓力，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習俗路徑而傳承下來。這一模式的婚姻制度，達成了家族意義上的生存與延續，但犧牲的卻是婚姻當事人的獨立與自主。其中，對於女性意志的漠視、身心的傷害尤為嚴重。在這一文化模式中，女性始終是處於從屬的、被支配地位的，基本無法左右自己的終身幸福。例如，早在《詩經》中，人們就用“之子于歸”來形容女性出嫁。為何會把遠離父母兄弟、告別家鄉的行為稱為“于歸”呢?這是因為只有嫁出去了，女性的一生才算有了歸屬。“于歸”，就是女子之生命有了歸屬的意思。

（一）單身社會的普遍性

縱觀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體系，一個共性的現象為，幾乎一直是家庭而非個人構成了人類文明最為基礎的組織單元。對此，1949年耶魯大學人類學家喬治·默多克曾極其自信地斷言:核心家庭是人類社會一種普遍的羣體單位。無論是單純從家庭這一形式的盛行，還是由核心家庭發展衍生而出的其他複合家庭形式而言，家庭一直都作為一種獨特且帶有顯著功能性的單元存在於所有已知的社會文明中，無一例外，或者説，現今仍沒有為人所知的反例。其實，兩性以家庭的形式相互挾持、共同生活，不僅有其功能性基礎，還有其宗教性源頭。在基督教神話中，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但又覺得“那人獨居不好”，於是神用從那人身上取下的肋骨造了一個女人。這是一個具有豐富社會隱喻的神話故事，之於婚姻來説意味着兩性結合具有天然必要性與合理性，由此也構成了西方基督教家庭觀的倫理基礎。

當歷史的時鐘指向21世紀之後，曾經巋然不動的東西似乎已變得面目全非：在排除了大約800萬左右自願或非自願選擇集體宿舍 (如輔助生活機構、看護中心以及監獄等) 的人之後，超過50%的美國成年人正處於單身，其中3100萬人獨自一人生活，約佔户籍總數的28%，僅次於丁克家庭，為美國第二大户籍形式。與之相比，1950年僅有22%的成年人為單身，其中，大約400萬人選擇了獨居生活，約佔户籍總數的9%。據歐盟統計局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目前全球20億個家庭中約3億 (15%) 是單人户。單人户比率最高的地區是歐洲，其中丹麥、芬蘭、德國和挪威的單人户比例高達40%或以上，而瑞典、奧地利、瑞士、荷蘭、法國也達到或超過了35%;其次是日本 (32%) 、美國 (28%) 、加拿大 (28%)、韓國 (27%)、澳大利亞 (24%) 和新西蘭 (24%) 等歐洲以外的發達國家。

單身社會，不僅僅在個人主義文化盛行的歐美氾濫，也在侵蝕着一向以家庭主義文化主導的東方文化圈。2020年日本人口普查顯示，當年15歲以上人口中，處於未婚、離婚、喪偶狀態的單身人口約為4930萬。其中，2020年男性終身未婚率 (到50歲時仍未結婚) 為28.3%，女性為17.8%，均創下歷史新高。在結婚數量方面，相較於1972年峯值約110萬對，2021年降至不到50萬對。這也意味着更低的出生率，2022年出生的嬰兒數量自統計以來首次跌破80萬。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當代日本已婚女性生孩子的數量並沒有明顯變化，現在生育3個以上孩子的已婚女性比例甚至比70年代“嬰兒潮”時期還要高。因此，當下的問題“並非少子化，而是少母化”，出生人數下降是因為49歲以下有能力生育的女性絕對數量減少。

（二）單身社會的在地性

隨着現代化事業向縱深推進，作為現代性之後果的單身現象也逐漸在我國出現，並演化為一個日益嚴肅的社會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最顯著的成果之一，就是性別革命。這是一場被嚴重低估了的革命，它是一場動搖了數千年性別社會角色與關係的革命，更是一場從根本上動搖傳統文化根基的革命。在此之前，女性更多地集中在社會生活的私人領域，主要是家庭生活中，鮮有在公共領域出現。如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認為，“古今以來所以待女子者，則可驚，可駭，可嗟，可泣”，並表現在八個方面:不得仕;不得科舉;不得充議員;不得為公民;不得預公事;不得為學者;不得自立;不得自由。在他看來，深居閨幃，不出中庭，遭受人身幽囚;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強為折屈以求纖小，使五指折卷而行地，足骨穹窿而指天，承受文化刑罰;勞則破柴汲水、洗滌食器、掃除門庭、縫紉衣服等，食則立旁侍膳等，成為性別奴役;事夫、畜子以盡其業，胼手、砥足以為其家，守節、從一以終其身，茹苦、含辛、守獨以終其年，終成夫傢俬有;囚以重室，鎖以細腰小足，淪為性別玩具。正是以現代化為主要進路的現代性的引入，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的命運，進而帶來了既有的婚姻家庭模式的深度變革。

隨着女性前所未有地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傳統婚姻模式逐漸解體，各種各樣新型家庭模式湧現。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形態，就是單身社會的崛起。2000年前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依然是社會之主流。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總量約為1.93億人，其中，男性約為1.14億人，女性約為0.79億人。然而，《2022中國統計年鑑》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總量為2.39億人，其中，男性為1.43億人，女性為0.96億人。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單身人數增加了約5600萬人。《中國婚姻家庭報告2022版》顯示，在20~39歲年齡段的女性中，結婚率由2000年的6.7‰下降到2020年的5.8‰，而離婚率則由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與此同時，初婚人數由2000年的1581萬人下降到2020年的1229萬人。《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顯示，2020年全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其中，男性為29.38歲，女性為27.95歲。與十年前相比，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近4歲，其中，男性推後了3.63歲，女性推後了3.95歲。

（三）女性單身社會的時空壓縮性

女性單身社會的崛起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全球現代性的一個共性後果。東西方雖然有文化上的差異，但共同之處在於，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女性作為一種單身現象即使在西方社會中也並不常見。然而，伴隨着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女性在獲得經濟獨立的基礎上，逐漸擺脱了對男性的依附，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開始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新形態。這一生活新形態率先孕育於先發國家，典型表現為單身獨居成為越來越多女性生活形態的選擇。以美國為例，截至2010年，大約1700萬女性選擇了獨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獨居人口僅為1400萬。單身人口中的多數，是1500萬35~64歲之間的中年男女，而老年人則有1000萬左右，18~34歲之間的獨居年輕人約為500萬，而1950年時獨居年輕人口僅為50萬，因此毫無疑問，這一羣體也將成為獨居人口中增長最快的一個羣體。

**與大約始自二戰後、經歷了70餘年演進的歐美女性單身社會相比，我國女性“單身社會”的形成，所經歷的時間更短、速度更快，具有明顯的時間壓縮性與空間不均衡性的特徵。**從時間壓縮性上看，我國女性單身社會的形成大約始自2000年前後，基本上與我國加入WTO同步，主要集中在三個年齡段，呈現出獨生子女與單身獨居共振的特徵。“80後”是第一代獨生子女，也是第一代單身羣體;緊隨其後的“90後”“00後”，則構成了“單身社會”的第二代、第三代。相對於“90後”和“00後”，尚未結婚的“80後”基本上喪失了與異性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機會窗口，這一代際的單身獨居生活形態大概率地已經定型化了。略好些的是“90後”，但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其與異性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時間窗口也所剩無幾，畢竟最早一批“90後”已經33週歲了。

從空間不均衡性上看，我國女性單身羣體主要分佈在沿海省份、發達地區、一線城市。所謂的“剩女”，在某種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種富貴病，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以及重慶、成都、南京、杭州、武漢等區域中心城市。面向22~35歲職場單身青年的戀愛脱單平台的輕戀，在2020年對北上廣深職場白領的線上抽樣數據調查顯示：廣州以65.5%的單身率排名第一，緊隨其後的是深圳的62.3%、上海的58.0%和北京的53.5%。與之相比，農村地區、中小城市女性單身的情況要少得多，特別是農村地區鮮有“剩女”。原因無他，在城市的拉力下，大量農村女性流入城市，使得農村出現了嚴重性別失衡，特別是相對落後地區的農村，年輕女性的淨流出更為嚴重。這讓條件要差得多的女性在農村婚戀市場中也具有極強的競爭力，甚至在不少地區，離婚、帶娃的女性都是很多人搶着要的對象。當然，這也與農村所遭受的現代性衝擊相對較弱有關，支配他們的依然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作為父母，也始終把讓兒子成家作為自己的使命。

▍生成邏輯：多重效應的交織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世界範圍內單身人口的增長呢?從根本上説，單身社會的崛起是現代性的後果。正如在現代性驅動下，當代社會出現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現象一樣，單身社會也是在現代性的驅動下出現的新現象。現代性在世界範圍的展開，重構了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並最終以個體重構的形式呈現。對我國來説，單身社會，特別是女性單身社會的崛起，同樣是多重現代性交織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徹底改變了女性的性別角色與集體命運，驅動女性從幕後走向台前，由私人領域進入了公共領域，並在現代化事業中扮演不斷擴大的角色，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在這場無聲的革命中，隨着包括教育權、婚戀權、就業權、繼承權等在傳統上對女性封閉的社會權利向女性的大規模賦予，女性地位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從權利賦予到權利運用直至在新權利下重構自身的意識與角色，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天時地利人和共同作用下水到渠成的一個過程。畢竟傳統是極其厚重的，從政治觀念到法律權利再轉變為文化意識，還需要一系列其他條件的共同刺激、化學反應才能達成。

（一）獨生子女政策效應

或許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單身社會最鮮明之處，就在於獨生子女政策。縱觀全球範圍內的民族國家，從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到西歐的英國、法國、意大利，再到北歐的挪威、瑞典，直至東亞的日本、韓國，其單身社會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個體積極響應各自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變化的結果，而我國單身社會的顯現，在相當程度上則是獨生子女政策驅動的結果。

獨生子女政策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目的是為了解決人口過多所帶來的社會撫養壓力過重問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藉助於國家意志將其上升為基本國策，前後延續了大約40年，直至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生育政策上放開二孩，才算在某種程度上宣告這一基本國策的退出。對於這一政策的社會後果，有汗牛充棟的研究，然而，其最重要的社會後果卻可能為大家所忽視，那就是這一政策之於生育文化乃至社會文化的衝擊。誇張點説，這一政策重大的社會後果就在於它帶來了傳統文化根基的斷裂。這一深遠影響與巨大價值，在未來數十年裏將會呈現得更加清晰、壯觀。獨生子女政策從根本上中斷了延續數千年的家庭資源配置傳統策略。此前，在代際的人口再生產上，主導家庭資源配置的基本原則為男性偏好，即在重男輕女文化下，家庭資源優先或主要用在男性成員的再生產與培養上。這一策略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在於限制了女性的潛能，另一方面在於強化了男性的優勢。這一資源配置上的冰火兩重天，帶來的是兩性社會角色上的“剪刀差”及其定型化。在這一策略下，從代際的人口再生產開始，以家庭為單元的性別競爭就已經是不平等的了。差序格局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作為起點的家庭性別競爭不平等，就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所濺起的波紋一樣層層外推，最終把這一最微觀單元的性別競爭不平等帶入整個社會中，並藉助文化的力量，通過代際的傳承而予以定型化。

家庭資源之所以向男性傾斜，文化上的原因是重男輕女，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社會分工。在這一分工中，女性被賦予的分工角色更多的是生育性的，而男性被賦予的分工角色要複雜得多，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競爭的支柱。正是社會分工的角色定位完全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也構築起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支配地位。在傳統社會中，女性最主要的功能在於生育價值，為此擁有生育價值的女性在無法支配自身命運的前提下，鮮有“所剩”。當前流行的所謂“窮養兒子富養女”是一個極其晚近的現象。在我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出現過“富養女”的現象。在此意義上，“富養女”現象本身也是現代性的一個生動體現。然而，人是結構動物。一旦結構發生變化，那麼人的行為也必將隨之變化。在結構的約束與消解下，國家層面、宏觀敍事中的基本國策，落實到微觀領域、家庭層面，迫使延續了數千年的重男輕女人口撫育策略發生根本性轉變。無論男孩女孩，以夫婦為單位，一個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沒有其他選擇空間。過去，家庭資源配置之所以能夠重男輕女，是因為它在兩性之間有選擇。但是，獨生子女政策使不少城市家庭的這一選擇不復存在，無論男孩女孩，只能有一個獨生子女。宏觀國家政策上的結構性約束，帶來了微觀家庭策略上的被動適應，驅動所有的家庭只能前所未有地擱置延續了數千年的男性偏好，而把所有的資源集中於其無法選擇的孩子身上。正因為無法選擇，每一個孩子，無論性別如何，都成了上帝的禮物，都能享受到家庭本應就有的別無差分的寵愛。**宏觀領域的基本國策帶來了微觀領域的家庭策略變化，雖然看起來不夠高大上，但其影響卻更加深遠。它意味着過去從人口再生產端就開始的性別競爭不平等就此斷裂，也徹底被抹殺了。女性在家庭資源的全力支持下開始快速崛起，性別競爭力急劇提升，而與此同時，男性則保持相對穩定。性別競爭力上的此起彼伏，從根本上打破了延續數千年的性別關係格局，賦權“她權利”，更賦能“她力量”，讓“她”不再是被支配者、被選擇者。**然而，讓女性尷尬的是，在前所未有地擁有了選擇權、支配權後，擺在她們面前的卻是沒有足夠多的優秀男性供她們選擇。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一尷尬境遇，導致了以單身為新生活形態的“剩女”現象的出現。

（二）教育性別賦權效應

人們常説，教育改變命運。在傳統社會中，底層向上流動的最主要渠道就是教育，藉助於學而優則仕的旋轉門機制實現家族命運、階層地位的躍升。即使進入現代社會，在先發國家中，教育也是改變命運、實現階層跨越的最主要渠道。對我國來説，在邁向現代社會之前，教育改變命運雖然以科舉制的形式向底層開放，但這一社會階層流動性的開放依然是有嚴重缺陷的，即能夠接受教育的對象主要是男性，並不包括女性。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説，正是教育對女性的封閉與排斥，限定了女性角色的發揮，使之主要被侷限在家庭生活中，即所謂“女主內”。正是在此維度上，我們才能理解教育之於女性開放的劃時代意義。雖然早在民國時期，伴隨着現代性的擴展，部分女性已經開始走進學堂，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隻有新中國的成立，才讓所有女性享有普遍接受教育的權利。至此，在法定的教育權利上，男性女性都一樣，最終形成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新格局。

然而，這僅僅是教育改變女性命運的開始。更為恢宏的女性教育賦權運動，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這一改變的最大推手，依然來自我們上面提到的獨生子女政策。從1962年開始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是我國第二波人口出生高峯期，期間，基本上每個家庭都會生育2個以上子女。多子女生育狀況在家庭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意味着必須採取非均衡的撫養策略。非均衡撫養策略，首先在性別之間展開。雖然我國的憲法、教育法、婦女保障法等都賦予了女性享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在微觀家庭層面依然走不出重男輕女的影響，在實際的資源配置中依然主要投向男性。或許，部分女性能夠獲得小學教育，但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一教育，主要是因為其負擔不大，特別是年齡過小，無法成為有效勞動力。一旦超過了小學階段，女性走出了兒童期，具備半個勞動力的價值，就會喪失繼續受教育的機會。特別是，當家庭中的其他男性成員表現出某種學業上的潛力時，更會犧牲女性的受教育權，以確保男性成員的受教育機會。

真正的改變發生在獨生子女政策被剛性執行。“只生一個好”，意味着家庭在人口再生產問題上喪失了性別選擇的機會。家庭資源的性別競爭，至此階段性地落下了帷幕，由此女性發展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舉家支持的新局面。正是在此意義上，“只生一個好”的社會性別意涵在於，對於女性特別好。更為幸運的還在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期間，也是我國教育大擴張時代。無論是在義務教育層面，還是在高等教育層面，都進入了擴張期。這意味着女性不僅在受教育機會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且在受教育程度上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當然，機遇也是垂青有準備的人。對於女性來説，其與現代性下的教育體制有着天然的親和性:從生理上看，在青少年階段，女生普遍要比同齡的男生早熟1~2歲，使之在各種升學的性別競爭中佔有壓倒性優勢。從心理上看，相對於不安分的男生，女生的文靜與耐心更加適合學習這一長線馬拉松。誠如美國經濟史學家Claudia Goldin所指出的那樣：“幾乎在每個國家，一旦讓男女平等使用教育資源，幾十年後，女性就會表現得更好”。2009年，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研究發現，在英國4/5的高校女生數量多於男生，其中2/3的專業女生數量多於男生。據非營利性的美國學生信息交流中心統計，2020—2021學年結束時，美國高校女生已達59.5%，錄得歷史最高紀錄，而在四年制私立高校中，女生比例更高達61%。教育之於性別賦權，只有遲到，沒有缺席。對我國來説，最近20年，也是女性成為高校半邊天甚至大半邊天的20年。其中，2007年高校女生人數首次超過男生。1999—2008年，高考狀元中男生比例由原來的66.2%下降到39.7%。《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終期統計監測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在我國各類高等教育中，女生佔比均超過男生。其中，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數為159.9萬人，佔全部研究生的比重達到50.9%。然而，對於女性來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受教育時期女性的優勢地位，到了婚嫁時期就變成了劣勢，因為再無足夠多的可以與之匹配的男性供其選擇，而這也成了高素質“剩女”不得不選擇單身生活形態的結構性原因。

（三）就業平等賦能效應

對於女性來説，單身，在相當程度上，既是問題，又是成就。作為問題的單身，它背離了傳統社會中正常生命週期下社會成員所採取的普遍的生活形態;作為成就的單身，它見證了女性從依附到獨立、從配角到主角的轉變。這是一個無論如何評估都不過分的偉大轉變。在數以千年的文明中，女性之所以始終處於從屬地位，原因就在於這一性別不具有物質上的獨立基礎。無論是在東方文明中，還是在西方文明中，女性缺乏獨立性、處於依附性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女性一旦結婚成家了，往往就會放棄原生家庭的姓氏，在姓名之前要冠以夫姓。直至今天，西方上流社會依然如此，我國的台灣和香港地區也不鮮見。出現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之前的女性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物質決定意識，正是物質上的依附性導致人身的依附性。一份關於早期歐洲單身女性的研究發現，幾乎沒有女性能找到和男性薪酬相等的工作，對於多數女性來説，除婚姻以外，並沒有其他途徑可以讓她們獲得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社會地位。

偉大的轉變在於，隨着現代性的開啓與深入，多方位、全領域平權運動向女性的擴展，使得女性在家庭之外找到了展現自身才華的舞台。這些舞台，有就業機會向女性的開放，也有創業機會向女性的開放。無論是就業還是創業，對於女性來説，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自主性，而這構成了女性人身獨立的基礎。2019年12月，美國勞工統計局就業報告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數據—女性就業佔比50.04%，比男性多10.9萬人。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並會越來越明顯。職場向女性的開放，特別是大多數女性融入職場，從根本上構成了女性單身社會之可能性。如果沒有這一前提，那麼女性單身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這一轉變的烙印同樣打在我國單身女性的身上。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成為決定我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成為改變普通民眾命運的關鍵一招。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裏，大量的鄉村人口、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向城市，流向沿海地區。以加入WTO為標誌，更深刻的轉變發生在接下來的20年裏。加入WTO，讓我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工廠需要勞動力。融入全球化產業鏈供應鏈的世界工廠之於勞動力的特殊之處在於，它需要大量的女性勞動力。無論是服裝廠還是電子廠，都需要有耐心、能吃苦、可容忍流水線枯燥生活的女工。於是，海量的女性走出了農村，走出了中西部地區。在診斷改革開放前20年裏鄉村社會問題時，人們總會提到“三八六一九九”現象。“三八”指的是婦女，“六一”指的是兒童，“九九”指的是老人。這一現象所要表明的是，農村的留守人口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然而，當改革開放的後20年開啓後，特別是2010年以後，留守農村的這一格局就基本上不復存在了。原因在於，大量的女性進入了城市，留守農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兒童了。

女性大規模地流入城市，導致鄉村“剩男”現象前所未有的嚴重，也導致城市“剩女”羣體更加內卷。按照梯度擇偶理論，“女性更希望嫁給比自己學歷和社會階層地位稍高的男性;而男性則更傾向於選擇學歷與社會階層地位比自己稍低的女性”。在女性梯度向上、男性梯度向下的擇偶觀下，流入城市的這些女性在相當程度上擠佔了原有城市女性的擇偶空間，客觀上成為城市“剩女”加劇的直接原因，迫使她們不得不單身獨居。當然，受過更高的教育、擁有更體面的職業、獲得更穩定的收入，在使優秀女性更加自信、擁有更強自主生活能力的同時，也意味着更難找到與之適配的另一半。

（四）婚戀文化墮距效應

人類是一個文化的動物，在文化的塑造裏，形成自身的行為模式。進入文明社會後，家庭在大多數時間裏一直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社會組織單元。然而，在現代性的衝擊下，一切看似牢固的東西都會搖搖欲墜。婚戀也是如此。有研究發現，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即便當時最現代的社會，依然認為每個人都應當結婚，而當一個人沒有結婚時，社會往往會給予嚴厲的批判。據統計，1957年有超過半數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不婚的人們是“病態的”“不道德的”，或“神經有問題的”，而只有1/3的人對此持中立態度。然而，到了1976年，關於這一問題的答案已經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只有1/3的受訪者對不婚者持有負面的評價，而超過半數的人持中立態度，甚至還有1/7的人表示支持這一選擇。要知道，這一巨大的觀念變化，僅僅是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完成的。同樣的變化，也出現在21世紀的我國。從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化開始，也大概是在20年的時間裏，延續了數千年的婚戀文化發生了根本性動搖，“單身”日益成為新時代的新生活形態。那麼，支撐這一新形態的新文化是什麼，其基礎又是什麼?這一新形態，究竟是一個已經定型化的潮流，還是一個依然處於變動中的運動?這些都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事實上，隱藏在單身文化背後的是高度複雜甚至悖反的婚戀取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較為鮮明的文化墮距屬性。

**一是個體主義的文化墮距。**毫無疑問，現代性的一個基本成就，就是推動個體從集體的藩籬中解放出來，更加強調個性的表達與實現，正如法國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所説的“對個體的崇拜”。我國當代女性單身現象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能力的實現共同交織的結果。然而，個人主義文化偏好依然要經受住家庭集體生活的考驗。在既有的女性單身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自願單身，即這一單身並非個體主觀意願、積極追求的結果，更多的是因為沒有合適選擇對象的結構性無奈。

**二是門當户對的文化墮距。**人們，主要是女性，已經能夠打破過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約束，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人成家。換言之，這是一種情感支配性婚戀觀，而非過去的利益支配性婚戀觀。然而，當理念照進現實時，我們卻有新的發現—雖然情感性在兩性結合中的重要性在大幅提升，但是或許我們過分高估了其重要性。事實上，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隱藏在其擇偶觀深處的依然是“門當户對”。只不過，這一門當户對的決定權不在父母手中了。更為重要的是，門當户對的內涵也有了新的拓展，從過去以家庭為單位拓展到不僅涵蓋家庭，還要涵蓋個人。女性單身，從根本上説，是與現代女性相適配的門當户對的男性羣體存在巨大缺口。女性在教育、職場、素養等方面的全面爆發，導致了基於學歷、能力、財力等方面的門當户對出現了失衡，由之成為單身現象形成的重要誘因。

**三是生命週期安排的文化墮距。**有人認為，“過度單身”是生命歷程被推遲下的產物。這一説法不無道理。出現這一問題的癥結在於，過長的受教育年限與結婚生子的巨大矛盾。在傳統社會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這一理念下，形成了以早婚早育為主要特點的婚育觀。《大明集禮·嘉禮》“庶人昏儀”規定:“國朝庶民昏儀，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昏娶。”對於適婚年齡而不嫁或不娶的，也有相應的懲戒措施。然而，隨着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女性受教育年限越來越長，正常大學畢業就要23歲，如果讀研究生的話至少要25歲。一般來説，也不是畢業後就能立刻結婚，通常還要工作一段時間。這樣一來，女性基本上都要在25歲以後才能考慮婚姻問題。從文化的因素來看，女性過了25歲，特別是30歲後，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大幅下降;從生物的因素來看，女性要承擔生育責任，一旦過了30歲，身體機能也大幅下降。晚婚，並不意味着能有機會結婚。比如，高學歷女性普遍遭遇婚戀困難境地，陷入了“高知低婚”的尷尬局面。因此，在教育因素的衝擊下，女性正常生命週期安排遭到了破壞，但又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新安排，這也造成了女性單身的生命週期紊亂的文化墮距。

▍應對之策：邁向適度與合理

作為多重現代性之複雜後果，單身社會的來臨有其普遍性與必然性，但是，這一屬性也並不意味着對於單身社會，人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被動接受。恰恰相反，在全面、系統、準確理解單身社會形成的複雜機理後，我們更應有足夠的信心與智慧來迎接這一新社會形態的出現，推動其在動態演進中不斷地邁向更加適度與合理。

（一）涵養寬容性，尊重單身新形態

單身，並不是原罪，也不是病態。主動型單身是個體意志自由與能力自主下的主動選擇，是社會文明化的結果;被動型單身，是結構制約下的暫時性失衡。雖然在這一代人身上遇到很大的困難，但未雨綢繆，系統謀劃，依然有機會在下一代人中實現新的動態平衡。“剩男”型單身並非現代性的產物，而是扭曲生育文化觀下的病態產物，是古往今來在大部分時間裏就一直存在的社會現象和老大難問題。“剩女”型單身才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與傳統斷裂的一個全新現象。單身之於社會，確實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現象，對人口再生產具有消極影響，特別是在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交織的今天，更容易引發人們的焦慮與不安。為此，我們應保持足夠的耐心，涵養社會寬容性，尊重單身新形態。單身之於家庭，是一個微觀問題、內部問題，要雙向溝通，促進理解。子女要多理解父母的關切，而父母也應體諒子女的困境。

（二）消解墮距性，適應擇偶新常態

必須認識到，傳統的婚育觀是建立在舊式性別社會分工的基礎之上。這一觀念遠遠無法適應性別社會角色新變化帶來的新需求。在急劇壓縮的時空情境下，不僅女性未能充分體認到這一新變化，男性同樣未能準確理解這一新變化，由之形成了兩性擇偶觀上的期待落差或文化墮距。對非自願性單身羣體來説，走出單身的關鍵還在於調整認知，使之與擇偶新常態相適應。例如，打破梯度擇偶觀的桎梏，男性接受女性的優秀，而女性容忍男性的不足。門當户對，雖然為現代擇偶觀所否定，但卻如同幽靈一樣始終遊蕩在兩性關係中。要適應門當户對的新變化，應形成關鍵指標而非所有指標的“門當户對觀”。要創新生命週期的生命事件安排。誠然，女性在心智上已經全面擁抱現代性，但依然無法改變生物學的角色安排，最佳的婚育年齡依然在20~30歲。要打破受教育與結婚生子的互斥性現狀，形成並存性格局。允許乃至鼓勵大學生特別是研究生，在自身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抓住機會，儘早確定人生配偶。

（三）打破屏障性，營造交往新生態

在相當程度上我們可以説，兩性社會交往的無形屏障是形成單身社會的重要誘因。這一屏障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心理上的。“男女授受不親”雖然已經遠離了我們的話語世界，但依然影響着我們的心靈世界。在這一文化薰陶下，女孩家長對女孩的過度保護會扭曲孩子的兩性觀，甚至耽誤其正常兩性關係的構建。此外，有時所謂的女性自尊則演變為女性在擇偶中往往處於被動、等待的角色。二是物理上的。以專業為基礎的院系體制通常會形成同一性別集聚，如師範類專業大多以女生為主，而工科類則以男生為主，院系壁壘最終會轉變為不同程度的性別交往壁壘。進入職場後，社交圈子再次窄化，面對高度差異化的社會，往往更難碰到與之適配的理想伴侶。為此，關鍵還是要打破心理屏障。對女孩要保護，更要疏導。尤其是在恰當的年齡，要將其逐漸引導到這一生命週期應該有的經歷上。在此基礎上，各方要設法豐富兩性交往的場景**。對大學來説，要預留更多的有利於兩性交往的空間，創造更多的兩性接觸的機會，促進兩性之間跨專業跨院系互動。對社會來説，除了運用市場化手段健全婚戀網絡載體外，還應為年輕男女創造跨單位跨行業的兩性交往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