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談許家印：對新富階層的忠告_風聞

談論新富階層財富倫理問題，多少有一點風險，因為可能會被誤解為對他們抱有幻想。

其實，關於新富階層的命運會遵循什麼樣的歷史必然性，和他們在存續期間應該按照什麼樣的倫理規範管理自己掌控的財富，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不必混為一談。比如在建國初期，即便民族資產階級必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但我們還是贊成陳嘉庚那樣的愛國資本家，憎惡王康年那樣喪盡天良，賣假藥給志願軍的不法資本家。

許家印事件表明，中國晚近三、四十年出現的新富階層，在財富倫理方面，還是一片荒蕪，是暴發户+土財主的混合物，比如，作為一種醒目且外在的標識，許家印酷愛炫耀他的愛M仕腰帶，土財主則喜歡炫耀他們的大金牙，這都同樣膚淺而惡俗。

由於財富倫理的荒蕪，許家印們有了錢，就沉溺於紙醉金迷的生活，玩遊艇，買飛機，建“後宮”，或者千方百計地把財富向國外轉移，如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這和土財主們有了錢就開始抽大煙、討小老婆、把金銀財寶裝進罐子裏埋在大樹下的行為如出一轍。

這種處理財富的方式，看上去很“爽”，且絕頂聰明，但事實上卻損害了他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存在的正當性，無論主流經濟學家如何巧舌如簧，替他們洗地、辯護，他們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都是醜惡的，更多的是遭人憎恨而不是愛戴。

這裏，必須強調指出，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消失的地主階級，就是首先喪失了其存在的道義合法性，然後才喪失了政治合法性——殷鑑不遠，希望新富階層以此為戒。

那麼，今天的新富階層應該建立起怎樣的財富倫理呢？

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自己定位為社會財富、民族財富的看守者、管理者。

新富階層要把善用自己名下的財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推動民族復興大業，視為責無旁貸的義務，而把揮霍浪費，為了私利向國外轉移財產等行為，視為一種恥辱。

中國新富階層為什麼應該樹立起這樣的財富倫理呢？

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中國新富階層先天不足；

以西方為參照系，我們就會發現，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歐美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也由此確立了自己的主導地位。

但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完成的。中國的新富階層是在這場革命勝利三十多年後，在“黨的富民政策”感召、引導下才逐漸出現的，他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並無微勞，卻免費享受了這一革命的基本成果；

第二，新富階層享受了公有制“前史”的多種紅利；

在新富階層出現之前，中國有過一段長達三十多年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前史”，在這段整整一代人的漫長曆史階段中，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以高積累，低消費方式，從牙縫裏硬擠出錢來，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掌握了“兩彈一星”，並極大改善了中國的交通、電力、水利等基礎設施，在此期間，還勝利進行了六次規模不等的保家衞國戰爭，為中國贏得了長期和平。

在所有這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新富階層開始出現了，他們同樣免費享受了“前史”時代遺留下來基建紅利、和平紅利，並在國企改制過程中，獲得了天文數字的原本屬於全民的財富（公平地説，並不是所有的新富階層都參與了國企改制），迅速“改革開放富起來”了。

這裏，我暫且不使用“原罪”這個敏感詞彙，但是，新富階層極大地受惠於祖國的社會主義“前史”，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難道連最基本的感恩與報國之心都沒有嗎？

第三，雖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趕走了帝國主義，實現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可是，中國仍然受到美國與西方的圍堵，於今尤甚。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新富階層僅僅出於極端自私的“子子孫孫永享富貴”心理，向歐美中心國家大量轉移財富，這難道不是對祖國的一種背叛嗎？

當然，正常的商業投資或國際貿易活動所導致的財富流轉，不在此例，只是許家印和許家印們許許多多已經被揭露的轉移財富行為，顯然不屬於這種情況。

迄今為止，新富階層中，在運用自己的掌握的技術與財富，參與推進中國現代化方面，華為説得最少，做得最多、最好，這一點有目共睹，不展開了，歷史和民族都會記住的。

但是，大部分許家印們還處於渾渾噩噩卻自鳴得意的狀態，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新富階層的命運和民族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確立新的財富倫理，就能與國家和民族一起走向強盛，反之，如許家印的所作所為那樣，新富階層就會最終重蹈地主階級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