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學者揭重大隱情: 當年日本兩被核爆, 卻為何第一時間搞核電站?｜文化縱橫_風聞

武藤一羊｜日本人民計劃研究中心

【導讀】2023年10月5日，日本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正式開始排放第二批次的福島核污染水。從歷史上看，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聯合國禁止日本進行與原子能相關的研究。但隨着1952年舊金山條約生效，相關研究又被解禁，1954年初一些政客就向日本國會提出原子能研究開發預算，這也成為日本發展核電的起點。1963年10月26日，日本第一台核電機組開始運行。本文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疑問：為什麼日本一方面推動“核爆受害者”敍事，另一方面又迅速擁抱核電，當時甚至計劃在廣島率先建立核電站？在此過程中，美國又扮演什麼角色？

本文寫就於福島核電站泄露之後，作者武藤一羊將福島泄露導致的災難與日本戰後廢核運動失敗相關聯，並認為運動失敗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指出，美國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與美國經濟利益和政治博弈息息相關，以至斷言“曼哈頓計劃所提出的原子彈成為美國永遠繁榮的象徵”，而美國對“廢核=反美”的恐懼心理，更使核電宣傳在日本國內大張旗鼓的展開。

武藤一羊援引當時廣島市市長的話——“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揭示這種看似無理的邏輯，正是戰後日本得以確立自身的根本性結構。把原子彈轟炸的事實當做被給予的東西，不願再次把它作為討論對象，也避免各國追責。**但要彌合斷裂的敍事，就不得不接受“原子彈爆炸”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親和性關係，乃至出現了“正因為在戰爭中有數百萬人的犧牲，才有現在日本的繁榮”如此逆轉或倒錯的邏輯。**若是有人想否定二者間的關聯，則會受到“你想冒犯死難的同胞嗎”的脅迫。正是這種不以邏輯為前提的情緒性結合，成為日本推卸戰爭責任的最便利的手段。

本文原載《人間思想》集刊第二期，原標題為《活動着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活動着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與核電的奇妙邂逅——1957年的廣島

最近我才意識到，我與核電問題的最初相遇是在1957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為剛剛成立不久的廢核協議會（原水爆禁止日本協議會，簡稱日本原水協）國際部的事務局員工，正在為8月要在東京召開的第三次廢除核武器世界大會（原水爆禁止世界大會）緊張地做着準備和推進工作。對於一位像我這樣身處朝鮮戰爭之下看不到光明和出路的運動而突然轉至充滿光明與生機的活動場的年輕社會活動家而言，這項工作極有價值。在美軍結束對日佔領兩年以後的1954年3月，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進行了氫彈爆炸試驗，試驗產生的死亡之塵飄落在捕撈金槍魚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號上，導致船上的人員遭到核輻射。對此，東京杉並區的主婦們自主發起了禁止核試驗的簽名運動。這一運動瞬間遍及全國，並與廣島的運動合流，發展為廢除核彈的大型運動。運動的成員從自民黨到社會黨、共產黨、地區婦女會與青年團，從學生運動到勞工運動，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與平等的訴求相關聯、名副其實的大型跨黨派運動，共徵集了3200萬人的簽名。這一運動於1955年和1956年分別召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廢除核武器世界大會。在會上，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受輻射者首次公開發聲，向世界呼籲廢除核武器。對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選定為運動課題。我是從第三次大會開始參加大會組織工作的。大會在東京召開，之後外國代表開赴廣島、長崎，為了協助他們，我第一次踏上了廣島的土地。

藉着這個機會，我第一次參觀了原子彈爆炸資料館。展覽很有衝擊性。展現廣島整座城市被原子彈轟炸情景的立體示意圖位於大廳的中央。稍顯昏暗的通道中，依次展示着原子彈爆炸受難者的照片和遺物。原子彈造成的大屠殺以一種壓倒般的、令人窒息的現實感撲面而來。但是在這一路線的盡頭，卻有另外一個展室。穿過一道門後，燈光突然變得異常明亮起來，使人頭暈眼花。説明上寫着這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室。展覽先是告訴你原子能是偉大的科學發現、人類的未來會因原子能而愈加開闊，其後一幅幅色彩華麗的展板相繼進入眼簾，用圖畫講解處理核物質的機械手模型、原子能飛機、原子能船隻、以及原子能發電等。如果從昏暗的原子彈爆炸受害展室走入這個空間，人會有一種強烈的不協調感，好似身處另外一個世界。原子彈爆炸造成的無情的大屠殺與原子能許諾的光明未來就藉着這一扇門，被捏合在了一起，幾乎使人目眩。

廣島原子彈爆炸博物館之原爆遺址——原爆圓頂館

這就是1957年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我當時儘管感到了這種不協調，卻並沒有試圖去分析其中的意義。當時的我投身於廢核運動這一和平運動之中。不管是原子能還是別的什麼，不是炸彈的都被我排除在了關心範圍之外。

**為什麼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裏有一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室呢？**我在很久之後才知道了其中的緣由。在我參觀資料館的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廣島舉辦了一次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覽會，其會場就選在了和平紀念公園內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為了給龐大的展品騰出空地，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品全部被移了出去。1956年是廢核運動大有進展、組織漸趨完備的一年。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被搬到了廣島，擠走了原子彈爆炸的展品，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裏召開。後來我才知道，在博覽會結束之後，和平利用博覽會的一部分展品被“捐贈”給資料館，為了容納這些捐贈品，資料館設置了一個單獨的展室。1957年我所見到的就正是這些展品。

這些經過，我是從廣島廢核運動的領袖、也是運動的精神思想支柱森瀧市郎的著作中得知的（｢核絶対否定への歩み｣ 渓水社，1994）。倫理學家森瀧本人即是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他在書中躬身自省，引用自己的日記對“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廣島、以及廣島人所做出的發動從自民黨到社會黨、共產黨、地區婦女會與青年團，從反應做了如下敍述。

“我在廣島全面接觸核電問題，是在1955年（昭和30年）的1月末”，森瀧寫道。那年的1月27日，美國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耶茨在議會上提出了在廣島建核電站的決議案。這個消息給廣島市民帶來了巨大沖擊，引起了強烈反響。2月5日的《中國新聞》報道稱，耶茨在給原子能委員會及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書信中就這一決議案提出：1. 將廣島作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中心；2. 3年以內投入使用廣島核電站；3. 雖然最初計劃建設醫院，用於救治至今仍需治療的6000名原子彈輻射者，但建設核電站更加有用。

森瀧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1月28日（星期五）的日記

……晚上，廢核廣島協議會常任理事會。……美國眾議院議員耶茨提議應在廣島建立核電站的報道出現在今天早晨的報紙和廣播中，我們對此進行了熱烈討論。最後，我們決定向市民發出揭示其中問題的聲明書。起草委員包括渡邊、森瀧、佐久間、田邊、迫。

起草的聲明書中列舉了原子反應堆有可能轉為製造原子彈，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極有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其****運營會使日本受制於美國，一旦發生戰爭廣島將會成為最先受到攻擊的目標等理由；並且指出我們希望首先對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數萬名廣島市民在治療、生活兩方面給予完全補償。為此《中國新聞》將其作為《核電站反對聲明》做了報道。但是，森瀧回顧道：

看到這一聲明的濱井市長沒有掩飾他的困惑和失望。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説，“在報紙上看到那篇聲明的時候，我不禁想，‘這可糟了！’本來正岡邁克（真的是出於好意才運到那裏去的。

濱井市長在報紙上談到，“我從去年開始向美國呼籲和平利用原子能，特別是去年訪美的時候，我向正岡邁克提過此事。他的積極活動終於結出了果實。但是，如果不解決微量放射能所帶來的壞影響，就不可能有和平利用。但不管怎麼説，能在最初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和平利用，也是對逝去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用於人們的生存，對這一點，我想市民們會表示贊同的”。……“我相信這是為了生存、充滿着善意的饋贈。

於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覽會就來了。如果説“在廣島建核電站”的提議最終只是以一個小插曲而告終的話，那麼和平利用博覽會則是由廣島縣、市、廣島大學、中國新聞社和美國文化中心等共同舉辦的聲勢浩大的正式活動。於是“和平利用原子能”強行擠進了廣島，並待着不走了。市裏提出的將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將原子彈爆炸的2000件展品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館的提議當然遭也到了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組織的反對。森瀧這樣寫道：

美國推廣到全世界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已經在26個國家得以舉辦，觀眾人數突破了一千萬。在日本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的會場，有近百萬參觀者前去參觀。終於，它也來到了廣島。原子彈受害者的微弱反抗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但是，要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品撤去，把那裏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卻很難不讓人反對。

但是市裏説，要是不使用資料館，就不得不新建300坪的會場，需要一千萬元。市裏拿不出這些錢，所以沒有辦法，只能在資料館舉辦。

2月10日（星期五）的日記

“……晚上，與市長（渡邊氏）就（為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轉移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資料一事進行了談話。市長也覺得撤出資料不是明智之舉。但是，他還是説“由於財政上的問題，現在只能利用資料館做會場。”

4月25日（星期二）的日記

……從美國文化中心館長耶茨那裏收到了美國政府的答覆。這是根據3月1日比基尼兩週年集會所作的決議而向美英蘇三國首腦遞交呼籲廢除核試驗的請求書後收到的回覆。對日本政府的回答和內容基本與此相同。

那時，美國文化中心在廣島承擔了“美國大使館駐外機構”的任務。我收到這一答覆的信件之後，反覆對Futsui館長耐心強調，不應該為了做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的會場而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陳列品撤出去，應該充分考慮到遭受原子彈侵害的市民的感情。

“如果我是你，就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我用了近乎強硬的語氣向他説道。而Futsui館長聽後也不再客氣，説“我一定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塗遍整個廣島。”

讓我再次感到震驚的是，這些圍繞着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發生的事件發生在1955至1956年間。1955年是廢核世界大會在廣島召開之年。當時廢核運動發展蓬勃，盛況空前；緊接着，又於1956年在長崎召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會。而就是頂着這種氛圍，“和平利用原子能”從外部、由美國帶了進來。

這一過程體現出“和平利用”被嵌入怎樣的脈絡當中。這一脈絡要以輝煌的“和平利用”遮掩並沖銷帶來死亡與破壞的原子彈爆炸體驗。“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塗遍整個廣島”，能説出這種話，真讓人感覺奇怪，而且似乎也達到了這樣的效果。森瀧在日記中引用了當時的濱井市長一句非常有衝擊性的話：**“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原子能原以致死為目的，如今可用於人們的生存，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表示贊同的”。原子彈爆炸越是壞事、和平利用原子能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過這種逆轉或是倒錯的邏輯，人們被誘導到了“和平利用”的舞台之上。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國淡化原子彈轟炸、將“和平利用”塗遍廣島的地毯式轟炸與接受方的日本在脈絡上存在着某種出入。《朝日新聞》（2011年8月3日）適時地刊登了評論文章《“在原子彈受害國進行原子能發電”的邏輯“正因為……才更要”的推進方式本為救贖與復仇心》，對“正因為是原子彈受害國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列舉了幾個版本並逐一進行了批判性的探討。

抓住“正因為……才更要”這一邏輯是恰當的。上文所提的濱井市長的邏輯就是典型的“正因為……才更要”的思維模式。而且，原子彈轟炸與和平利用之間的這種關聯，在美國一方的戰略性邏輯當中並不存在。**我認為，這種“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植根於戰後日本得以確立其自身的根本性結構本身。****它把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當作了被給予的東西來對待，是已經發生過的、無可更改的事實，所以不願再次把它作為討論的對象，而是當成先在的東西。**在此之上，就開始尋找自初就帶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與遭受原子彈轟炸危害的體驗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其中包含了一種希望二者之間儘量是親和性關係的願望。在這樣的追尋中，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就被全部綁在一起、抽象化了。因為從每一個人被轟炸的個別體驗中很難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好事”的道路。而個別的體驗一旦被抽象化為一個遭遇原子彈爆炸的普遍化事件，這種抽象就可以與和平利用建立起關聯。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這時，正面面對原子彈這一對象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彈爆炸的代價是什麼？為什麼會製造出原子彈這種東西？為什麼在8月6日會有原子彈落下？為什麼會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誰投下了原子彈？是誰做出了使用原子彈攻擊的決定？到底那次戰爭是怎麼一回事？是誰發動了戰爭？是誰、在哪裏成為了加害者？是誰、在哪裏成為了犧牲者？進入這些問題的通路都被封閉了。那個時候“和平利用”的具體內容沒有得到追問，而是作為正面的價值被抽象化地處理。最終，情緒和道德把認識推到了一邊。

但這也可以算是在總結戰後日本的歷史經驗特有模式的一個例子。“戰爭終於結束了，現在已是和平國家了”，或者是“正因為戰爭如此悲慘，今天的和平才得來不易”。這些抽象的、無法再繼續向前推進的命題，將個人具體的體驗吸納於無形，因而阻斷了對活着的歷史進行總結的路徑。“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就是這樣一個阻斷裝置。對這一邏輯運用到極致的是“正因為在戰爭中有數百萬人的犧牲，才有現在日本的繁榮”，這樣的説法不僅是“靖國派”的論客在使用，也是在815的政府投降儀式上宣讀正式文書等情況下常常被運用的邏輯。“數百萬人的犧牲”（A）與“現在的繁榮”（B）之間到底有何種關聯，這一問題並沒有得到説明。但是把肯定性的（B）看作是拜否定性的（A）所賜，就變成了一種理所應當的道德要求、強迫讓人接受。**如果要否定二者間的關聯，等待着的將是一種“你想冒犯死難的同胞嗎”的脅迫。****正是這種不以邏輯為媒介的情緒性的結合成了戰後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免除殖民地責任最為便利的手段。**如果在50年代的日本能夠對投放原子彈等上述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真的追問，那麼，全面揭示以投放原子彈而結束的戰爭的意義的通路就會被打開，這之中也包括日本的加害責任和使用了原子彈的美國的戰爭犯罪行為。緊接而來的會是追究各自責任的過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原子彈的死難者慰靈碑上就不會寫上“請安然長眠 過錯將不會再重複”這樣曖昧其詞的話了。在原子彈與“和平利用”的問題上也就不會出現“正因為……才更要”的關係了。這裏面潛藏着的是戰後日本國家確立本身的問題之所在這一秘密。

這裏有必要對“和平利用原子能”這一表達稍作思考。這一説法在1950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後雖未變成廢詞，但似乎不大使用了。我並未調查過它的使用頻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下降的。但是有一點可以確信無疑，那就是“和平利用”這一説法是與“軍事利用”成對出現的。**正因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彈、氫彈的方式出現，所以才有必要提出還有不是炸彈、不是“軍事”的利用方案。這就是所謂的“和平利用”。**只有在這個對比之中，“和平利用”這個説法才具有意義。然而，通常情況下，詞語並不這樣用。**誰也不會去説“和平利用石油”。**石油以戰鬥機、戰車燃料、凝固汽油彈材料等其它各種形式被用作軍事。但是在用於暖氣、發電以及私家車的燃料等途徑的時候，人們卻絕不會説這種石油的使用方式是“石油的和平利用”。同樣，人們也不會説“鐵的和平利用”。其理由就是，石油和鐵最初就是具有廣泛用途的物質。有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同時也可以用於戰爭的東西，但人們不會一個一個地去説某某的軍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人們才説“和平利用”，是因為它原本專用於軍事。這一用語揭示了原子能“出生的秘密”，**即軍事才是原子能原本的利用價值之所在，而“和平利用”以及作為其核心的通過原子反應堆進行原子能發電其實是原子彈的副產品。

“和平利用原子能”這句話的使用，是從1953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上所作的知名演講“原子能為和平服務（atoms for peace）”開始的，但人們很少提及這一演講的題目。“原子能（atoms）”本來就是用於戰爭的（for war）。但是今後也可以用於戰爭以外的目的（peace）、可以轉而用於原本目的之外的目的。這一題目正是作為這樣一個宣言才開始具有意義。

那時，冷戰正酣。蘇聯已於1949年擁有了原子彈，並於1953年進行了氫彈試驗，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英國也開始獨立研發核武器，並在1952年進行了原子彈爆炸實驗。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在1951年6月險些發展為核戰爭，震驚了全世界。在之後的10年裏，冷戰與擴充核軍備的競爭日益激烈，再加上遠距離導彈的競相開發，人類研製出的核彈頭的破壞力總計達到了足以將全體人類殺死數百次的程度，如拉爾夫･萊普（Ralph Lapp）所説的“過度殺傷”（overkill）。這自然致使美國、蘇聯和英國進一步提高了以製造核彈頭為目的的原子反應堆和濃縮設備的生產能力，超出軍事需要水平的核物質被大量生產出來。**但是既然這些兵器無法被消費（既然不能發動核戰爭），那麼不管再怎樣增加核彈頭的儲備、怎樣開發新型武器，也無法無限制地持續製作下去，**而且這個費用必須要由國家的軍事預算來填充。而僅僅靠製造炸彈，不可能維持一個生產部門。**為了能夠維持下去，就必須把原子能賣到什麼地方去才行。**武谷三男這樣寫道：

一開始製造的原子反應堆既笨拙，體形又龐大。開發它是為了製造原子彈所需的鈈。當時建造了很多這樣的原子反應堆。在初期，它所產生的能源是麻煩的副產品，被排到大氣和河川中。而原子能受到關注則是在原子彈氫彈的軍備膨脹、材料生產開始過剩之後。

（「原子力発電」巖波新書，1976，頁39）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營化原子能產業開始得到培育。**英國和美國開始將軍用原子反應堆轉為用於發電的原子反應堆。艾森豪威爾“為和平服務”的提案就是基於這種需要提出的。

**艾森豪威爾的“原子能為和平服務”是美國在失去了對核武器的壟斷之後的一個計劃，它的目的是將美國生產的濃縮鈾等核物質向國際的轉移過程置於美國支配的國際機構的管理之下，從而使美國支配世界。**也就是説，它是1950年代美國霸權的戰略性構成要素，是以核戰鬥力為主軸的軍事霸權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回頭重新再看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所作的演講是否真的是一個“為和平服務”的提案，就越發顯得可疑。演講的前半部分強調了核武器的破壞力，並誇示了美國在受到核攻擊時消滅對手的能力。僅在最後三分之一的部分，才提到了包括蘇聯在內的“主要相關國”要將核分裂物質的一部分交由新成立的國際機構（IAEA）來管理並促進“為和平服務”的提案。這是與廢除核武器及接觸核武裝完全沒有關聯的“為和平服務”。這個“為和平服務”從提案的時候開始就不折不扣地是軍事利用的附屬品。

**▍**原子能發電起步並與軍事結合

原子能發電也於同一時期走向成熟。在60年代中期，“用於發電的輕水反應堆的訂購迎來了世界性高峯”，因此，吉岡齊認為“這成為起爆劑，實現了核電產業的起飛。”（「原発と日本の未來　原子力は温暖化対策の切り札か」巖波ブックレット，2011）。但是，真的可以認為核電已經從軍事中獨立出來、成為了一個單純的產業部門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脱離“軍事利用”的一個普通業務了嗎？

並非如此。原子能發電確立為產業並不意味着它從軍事中獨立出來。只是產業與軍事這兩個要素的結合形態發生了變化。由原子彈爆炸起步、走向核電這個通路之外，一條新的通路被打開，那就是從核電通向原子彈爆炸的通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自身就表明了兩者新的結合關係。這一條約在條約締約國之間把和平利用原子能作為一項權利加以確認（第4條），對於未保有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其製造、獲得核武器（第2條），並且為了檢查這些國家是否嚴守規定，規定了非核國家有接受IAEA的保障措施的義務。**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於發電的原子能反應堆的運轉以及濃縮鈾和使用過的燃料的再處理、核物質的保有量、儲存場所等一切都是IAEA“保障措施”（監察）的對象。也就是把有關原子能發電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為核武器的潛在生產能力來對待。**當有轉用於製造核武器的嫌疑時，就要進行強制監察。從朝鮮、伊朗的例子來看，由於用於發電等用途的“和平利用”與製造核武器之間的隔斷僅僅取決於國家的政治性決定，因此這一隔斷可以在任何時候被撤除。也就是説，原子反應堆能不斷地回到其起源——原子彈那裏。

這裏嘗試追問的是，如果沒有珍珠港襲擊，沒有曼哈頓計劃，沒有製造過原子彈，廣島、長崎也沒有被原子彈轟炸過，那麼現在這種形式的核電會存在，並且得到普及嗎？我對此表示懷疑。無論對利潤多麼敏感的企業，會為了發電而想到以如此高的代價與危險入手建設原子能反應堆嗎？這一龐大、複雜、精密、昂貴而又危險的設備卻僅僅是為了將熱水煮沸產生蒸汽，從而使葉輪運轉起來用於發電。這與用煤燒鍋爐的原理沒有什麼差異，技術設想上非常原始。的確，這一發電方法對於需要長時間連續潛水航行工作的潛水艇來説是有意義的。**美國1954年起大肆宣傳的是由通用電氣製造的最早的核能潛水艇——鸚鵡螺號中搭載了重水型原子能反應堆，之後它成為原子能發電的榜樣加以宣傳。然而商業用的原子能發電與鸚鵡螺號的原子能反應堆完全不同。不過是給數萬家單位、幾百萬人的日常生活供電而已，為何不得不用這樣複雜且高成本的燒熱水的熱源呢？**何況這發生在1973年OPEC攻勢之前，那個時代英美的國際石油資本支配着中東，原油可以低價輕鬆入手，為何有必要使用核能進行民用發電呢？原本只有瞬間的大量破壞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作用的核裂變技術轉換成最忌諱瞬間大量破壞的民用發電，這一想法無疑最不合理。那又為何毫不費力地為人所接受了呢？

我並沒有分析歷史經過、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在戰後初期充斥着實現支配世界的浮躁感的美國，曼哈頓計劃所提出的原子彈成為了美國永遠繁榮的象徵。**我推測，這一“美國的世紀=原子能”的心理背後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話就會被擊退”這一選項。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從鈾的採掘起，放射線所導致的對人的生命以及對環境的破壞就開始了。進行過核武器試驗的內華達州、新墨西哥、馬歇爾羣島、塞米巴拉金斯克、羅布泊等周圍的居民遭到輻射，儘管壽命縮短，（政府）也不覺羞恥，沒有受到什麼處罰，甚至讓本國居民注射鈈、進行人體試驗。美國的醫學調查機構ABCC為了給下次核戰爭收集生體資料，將廣島與長崎的受輻射者當作小白鼠一般來對待。**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中的日本漁民遇難時，美國政府首先懷疑漁民是間諜，接着又否認了與實驗的因果關係。**這中間藴含着人與自然關係的某種哲學——將生命當作工具，把漠不關心視為正當的犬儒主義哲學。

尤為特別的在於對於放射線的態度。讓人難以想象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島核電站受災之際，迴避聲明其最高使命在於面對放射線的傷害“守護居民安全”。**政府持續讓居民處於高強度的放射性環境中，還在這時向外部傳出虛假信息，主張“同時對健康沒有影響”。直至今日，政府也沒有公開全部信息。**人長期面對原子彈、核電與放射性物質這些眼睛無法看到的有害源，生命會漸漸遭到侵蝕，甚至可能會失去生命。權力盡量不去多談核所特有的、必須對其加以警惕的一面，而是將其從人們的視野中隱去。無論是在原子彈還是在原子能發電中都能看到這一傾向，這一點大概並不是偶然。

曼哈頓計劃的副負責人法萊爾准將於1945年9月率陸軍原子彈視察團來到日本。他在東京的記者會上對原子彈的射線與熱輻射的威力進行了宣傳，並説“未發現有日本報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輻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彈經過長時間後，尚未發現由放射線而死亡的案例，廣島現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對放射性物質的主張只不過是“宣傳”（繁沢敦子,「原爆と検閲　アメリカ人記者たちが見た広島・長崎」,中公新書,2010年，頁93）。**這與福島原子發電站倒下之後日本政府與核能御用學者的態度有着奇妙的一致。雙方都無視或低估了不可無視的放射性物質。****前者是為了避免戰爭犯罪的罪名，而後者則避開了從根源上對離開人的控制就出問題的原子能根本不能用於發電進行批判，遮掩了政權負荷不了的狀況。**法萊爾否定有受輻射人羣的存在，日本政府則犧牲了民眾的安全。從面對這次核電事故的政權以及東京電力對待民眾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與軍隊的相似性。

**福島核電站事故以來政府堅守了什麼呢？文科省從未表示過“堅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將規定數值擴大到臭名昭著的20mSv，因為若不如此，福島縣的公共教育則無法維持。**在這裏，必須優先守護學校制度，而不是活着的孩子。給福島縣居民做健康調查的態度也與過去ABCC把受原子彈輻射者當作收集數據對象的“小白鼠”的態度如出一轍。

不過在此暫不深入來談，而是回到戰後日本繼續剛才的討論。

**▍**美國、廢核運動、“和平利用原子能”

美國對戰後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引入並非只是針對“用於和平的原子能”這樣一般性的戰略目標，而是為佔領後的日本所開的特殊處方。這一處方1）以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進行大量虐殺這一事實為背景，2）要求作為舊的敵對國的日本，保證不再與美國二次敵對，3）不得不回應利用處在冷戰最前線的日本作為反攻基地的特定必要性。

**在此意義上，對日本而言，1954年有着決定性的意義。如前所述，這一年的3月1日，由於美國在比基尼島進行氫彈實驗，第五福龍丸遇難。**第二天（3月2日），改進黨的中曾根康弘、稻葉修、齊藤憲三、川崎秀二在國會中提交了原子能研究開發預算。雖有其偶然性，但兩件事情的展開一直都有着內在聯繫。

電影《第五福龍丸》以第五福龍丸事件取材。圖為電影《第五福龍丸》的畫面，漁民們外出打漁，看到遠處因氫彈爆破而產生的蘑菇雲併為之驚訝的場景

40年之後的1994年，NHK從3月16日起分3次放映了題為《引入原子能發電的情景——冷戰下的對日原子能戰略》的紀錄片。這一出色的節目將充滿了政治野心的正力松太郎與美國諜報機關的關係作為中心，敏鋭地描繪出和平利用原子能是怎樣作為新的對日心理戰而展開的。這部紀錄片中除了華盛頓的國家公文檔案館的細緻調查，還收錄了對當時仍在世的美國工作人員、日本內部秘密打聽“接受”濃縮鈾的外務省官僚、就原子能協定與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國核能委員會原國際部長、日本學術會議和平利用問題的代表武谷三男等人的原始採訪，彌足珍貴。這中間包括了眾多重要的證言與觀察，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則在於可以從中理解美國政府面對當時廢核運動的高潮有着怎樣的慌亂與恐懼。

**當時經歷廢核運動的我所看到的廢核運動並不是反美運動。**人們已瞭解廣島、長崎的慘狀，而且對美國強硬否認氫彈試驗責任表示憤怒，因此它絕不是親美運動。從母親們在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護孩子的活動，到守護海洋、守護魚類的漁民、魚商的活動，進而到佔領下壓抑着的反對原子彈的呼聲的爆發——市井的人們在各種動機（尤其是希望停止試驗）的推動下，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推進着運動。

**然而，美國當局的眼中看到的則是危險——這給日本走向反美運動、共產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1953年美國雖實行了“對日心理戰計劃”（PSB D-27 1953年1月30日）（有馬哲夫「原発・正力・ＣＩＡ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新書，2008年，頁63-4），“給日本知識分子施以影響，支援那些願意迅速重整軍備的人，通過快速實施促進日本及其它遠東自由主義國家相互理解的心理戰，與中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與反美情感作鬥爭”，但這一心理戰在比基尼事件中遇挫。有馬認為1954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廢核運動意味着“佔領日本結束以來最大的心理戰完全以失敗告終，是外交上很大的污點”（有馬，頁71）。NHK節目中常引用的NSC文件《美國對日本的目標與行動方針》中談到“日本對核武器反應的激烈程度成為我們對日關係所有方面的一個要素。它對我們在太平洋所進行的以上試驗、以及美國開發和平使用核能的行動都提出了特定的問題。”於是有必要修正針對日本的心理戰略計劃。當時負責日本關係的國務副官沃爾塔·巴德遜寄給駐日大使約翰·阿里遜的書信中談到第五福龍丸事件時日本的輿論與日本反美的經過，阿里遜的報告指出“有必要制定更加積極的心理戰計劃，至今為止的心理戰有其缺陷”，並説明“由於現在的共產主義者在加強對日本的和平攻勢，所以心理戰計劃更為必要。”（有馬，頁67）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這一新的心理戰計劃的關鍵，而且對《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代號為“Potam”的CIA的真正代理人——而言，藉助“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實現其政治野心的捷徑。1955年，在正力的推動下，通用動力公司總經理約翰·霍普金斯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節團訪問日本，《讀賣新聞》展開了華麗的報紙宣傳，並通過日本電視將此的信息傳至全國，政界、商界也捲入其中，了和平利用達至高潮。美國緊接其後，從當年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吸引了35萬觀眾的目光，畫下了日本社會邁向原子能的形象。而且到第二年，博覽會在全國各地巡展，正如前文所提，廣島的原子彈資料館也就理所應當被一時鳩佔鵲巢。

**▍**和平利用的幻想

森瀧回想起在在召開廣島博覽會的1956年的同一年，長崎召開了第二次世界廢核大會。這一大會盡管設置了“和平利用分會”，然而絲毫沒有對“和平利用”加以否定，只是有很多警戒的聲音，説“和平利用”必須是為了民眾，而不能為壟斷大資本所用。“比如意大利代表齊亞薩蒂説，‘要使和平利用的核能不被用於增加鉅額壟斷利潤，而是要成為社會的公共財產，讓所有的勞動者能有更多的食物、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健康狀況、更穩定的工作狀態與更多的自由與幸福。’”

森瀧帶着自責與悔恨寫下了如下的話：

在長崎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會中，新組織起的日本受輻射者團結協會在成立大會的宣言中加上了“給世界的問候”這一副標題。雖是面向世界講述受輻射者的心聲，但在快結尾的地方，有這樣一段話：“我們今日在這裏齊聲向全世界高聲訴説。人類不可重蹈我們所經歷的犧牲與苦難。把通向滅亡與滅絕方向、危險的原子能決定性地推向人類幸福與繁榮的方向，才是我們活着的唯一願望。而寫下這一草案的正是我本人。

森瀧説廣島歷史學家今堀誠二的《核彈時代》一書“最為鮮明地展現出”這一觀點。他繼續指出，貫穿其中的理念主要是“從核爆炸時代到原子能時代”。**“通過廢除核彈，可以更早一日迎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時代。這非但不是否定原子能，而是把發現原子能高度評價為人類從自然的制約中解放出來，**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機。”“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站在被輻射者的立場設身處地地思考，這樣人們就不得不意識到全人類都有可能陸續成為被輻射者。當‘被輻射的人不能再增加’這樣的説法成為每個人的説法之時，才是核時代的結束。核能時代即將迎來明光包裹着的薔薇色的黎明。”[《核彈時代》（上）後記]

 

今堀在廣島廢核運動裏是行動知識分子的核心，也是一位為人敬重的知識分子活動家。我認為《核彈時代》是廢核運動初期最優秀的分析之一。當森瀧得知今堀對核能時代予以禮讚之時，他非常愕然——“竟然還有今堀！”我也在森瀧的文字中體會到這種感覺。而今堀並不是例外。

毋寧説，這種關於核能的想法植根於戰後從左翼到自由主義的進步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中有着頑強生命力的“常識”：無條件肯定科學技術發展的近代主義。物理學家雖強烈反對軍事利用，但有了被佔領軍破壞迴旋加速器的屈辱經驗後，期望再次進行研究。這些物理學者於1951年提出尚在交涉的講和條約中不包含禁止核能研究。在剛剛經歷了廣島長崎之痛的50年代，日本學術會議也對“和平利用原子能”有着強烈的抵抗。伏見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強烈抵抗，一度被撤回。然而，武谷原本用於防止軍事利用，推進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開”三原則立即為學術會議所採用。這中間缺少對潛藏在“和平利用核能”核心中與軍事所共通的部分予以警戒與批判。“原子能已是現實問題”，“若不注意原子能和平利用，就要落後於世界了。”武谷的邏輯是“打破大國獨佔核武器這一科學機密體制是小國的任務之一”，“日本這種被輻射的國家必須採取主導權。”“為此，為了明確分開核武器與和平利用，必須確立相應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