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稱我們是心臟地帶, 但這不就是邊緣地區的意思嗎?”｜文化縱橫_風聞

施越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導讀】面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中國正在重構自身發展的外部關係和策略，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與地區越來越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重心。其中，在地理上與中國西北毗鄰的中亞地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中國與亞歐大陸腹地聯繫的陸上通道，又關涉中國的國家安全。然而，與此不相匹配的是，無論是社會大眾還是學術界，對中亞的認知都還停留在淺層。

本文試圖跳出從外部大國博弈或國內議程出發認知中亞的流行視角，嘗試勾勒近代以來中亞地區面臨的種種挑戰，及其為適應現代國際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對於中亞本土民眾而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近代西方塑造和主導的國際秩序下謀求發展。在沙俄、蘇聯、獨立後等各個時期，中亞圍繞着現代轉型的兩大難題——如何參與全新且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如何實現民族國家轉型和國家建設——做出不同回應。如今，中國的向西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則給中亞地區帶來超越雙重挑戰的歷史性機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5期，原題為《從帝國邊疆到絲路樞紐：中亞地區的近現代轉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從帝國邊疆到絲路樞紐：

中亞地區的近現代轉型

2023年5月，“中國—中亞五國”元首峯會在千年古都西安召開。這是2022年末疫情防控措施調整以來我國舉辦的首場重磅主場外交活動，也是中國與中亞五國首次以線下形式召開元首峯會。在當下的國際政治語境中，“中亞”一詞穩定地指稱由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構成的地理空間。這一指代關係實際上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逐漸確立。“中亞”一詞源自近代歐洲在“地理大發現”背景下對亞洲中部內陸地區的稱呼。而在中國古代的文獻傳統中，這一地區長期被視為“西域”的一部分。

與亞非拉其他地區相似，中亞自18世紀以降逐漸被納入由歐洲列強塑造的國際秩序之中。近代以來的全球歷史進程主要對中亞構成兩方面挑戰：其一是國際貿易體系的“海陸之變”。15世紀末，西歐藉助美洲白銀加入亞歐生產貿易分工循環。自此，跨地域的海洋貿易效率逐漸提升，亞歐大陸腹地的陸路貿易在19世紀逐漸被邊緣化。中亞地區近代以來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如何融入以海洋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加入工業化時代全球的發展進程。

其二是政治體組織形態的“國族轉型”。近代歐洲列強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刺激了軍事和工業技術的持續迭代、資本與國家的深度融合和國家能力的不斷強化，國族（Nation-State）成為動員能力更強的政治組織方式。在內部塑造國族的同時，歐洲列強往往佔據規模不等的海外殖民地，且建構以“文明使命”為底色的各類“帝國理由”，形成國族—帝國的雙重面向和母國—殖民地的國際體系。對於中亞地區而言，如何藉助技術革新改造傳統社會結構、建構國族以求生存，是另一個長期的挑戰。獨立30餘年，中亞五國至今仍受制於這兩方面的挑戰，但“百年大變局”為各國探索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

**▍**從“韃靼利亞”到“中亞”：俄蘇傳統下中亞地區的現代轉型

就自然環境而言，中亞大致可分為北部草原地區和南部綠洲地區。草原地區東連天山北麓和蒙古高原，西通伏爾加河和第聶伯河流域，是東亞遊牧部落向西、向南遷徙的樞紐。綠洲地區則是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人羣前往塔里木盆地和中原地區的必經之地。在古希臘、古波斯和漢代史籍中，後世學者可清晰地辨認自古以來中亞地區存在的遊牧和農耕兩種生產方式。該地區的遊牧和農耕人羣以商貿、傳教、征戰和遊歷等形式活躍於亞歐大陸各地之間的交流中。無論是漢代的康居、烏孫、大宛和大月氏，還是唐代的西突厥、突騎施、粟特，其內部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以及在亞歐大陸各地之間的分工均存在較強的延續性。

中古時期伊斯蘭教的傳入和蒙古西征是改變這一地區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兩個重要進程。前者奠定了今天中亞五國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信仰的文化特徵，後者則塑造了19世紀俄國征服之前中亞各地諸政權的內在聯繫：由金帳汗國解體後形成的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西伯利亞汗國、烏茲別克部南遷形成的布哈拉和希瓦政權，以及哈薩克各部均尊奉成吉思汗的男性子嗣為汗王，大致分享由阿拉伯—波斯和草原遊牧傳統混融而成的文化體系。

**16世紀以降，大航海時代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變遷，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首先，海洋貿易的興盛使中亞地區貿易規模激增。規模龐大的布匹、白銀、大黃、馬匹等物資通過布哈拉汗國的商業網絡，在東亞、南亞、西亞和歐洲之間流轉。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為名的商業僑民團體分佈在從俄國阿斯特拉罕至南亞的廣袤地域。[1]其次，以火器和要塞為中心的近代軍事技術在17~18世紀逐漸改變着中亞地區的政權組織形態。這些技術經由東歐、西亞和南亞三條路線碎片化地傳入中亞，在客觀上促進了中亞地區政治權力的集中。17世紀初興起的準噶爾部借火炮威勢頻繁征討中亞東部和南部。而18世紀末興起的浩罕一度維持上萬名操持火繩槍的步兵常備軍，並在錫爾河和楚河流域修築要塞，向周邊遊牧民徵收實物税。[2]與浩罕相似，火器的傳播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哈薩克小玉茲內部的權力集中。[3]

儘管如此，在“海陸之變”和“國族轉型”之下，中亞地區各政治體即將面臨更為強大的對手。地處東歐的俄羅斯在16~18世紀的一系列戰爭中脱穎而出，吞併伏爾加河流域諸多金帳汗國後繼政權，並將瑞典、波蘭和奧斯曼的部分領土收入囊中。七年戰爭（1756~1763年）以降，歐洲經歷了地緣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觀念革命。[4]而中亞地處內陸，一方面未能及時感知歐洲列強經歷的劇變，另一方面也無法藉助海洋引入其他列強勢力以制衡俄國。同時，中亞各政治體組織鬆散，民眾尚未形成國族觀念，仍依附於部落或土地，軍事裝備、技術和戰術上與俄國存在代差。借地利之便，俄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逐步征服中亞北部草原地區（19世紀20~60年代），後於19世紀60~90年代征服南部綠洲地區。

**對於中亞而言，伴隨俄軍而來的是19世紀的前沿技術、管理體制和政治思潮。**在技術層面，首先，19世紀中後期的軍事技術使俄當局有能力控制中亞主要的人口聚落，建立相對穩固的邊疆政權。至19世紀80年代，電報網絡已經覆蓋中亞地區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20世紀之交，西伯利亞大鐵路（1896年修通至鄂木斯克）、中亞鐵路（1899年從裏海東岸修通至安集延）、奧倫堡—塔什干鐵路（1906年貫通）相繼竣工後，整個中亞地區以現代通信和交通方式與俄羅斯、歐洲以及西亞北非地區連接在一起。在此基礎上，俄當局在中亞各軍政中心引入印刷技術、學校教育體系、圖書館和劇院等現代文教設施，培養本土官僚，並傳播支持統治體制的意識形態。

在管理體制層面，俄當局將中亞地區（除淪為受保護國的布哈拉埃米爾國和希瓦汗國之外）劃分為九個行省，建立省—縣—鄉—村四級行政管理體系，並逐步設立糧食供應、公共醫療、獸醫、社會保障和國民教育機構。俄當局最初通過吸納中亞各族羣的貴族階層為基層官吏。至19世紀末，隨着俄國在中亞地區的統治日漸穩固，本土貴族的傳統世襲特權逐漸遭到削奪，基層官吏逐漸由受過俄式教育的本土貴族和平民子弟擔任。

在交通和通信技術擴散的基礎上，俄國在1896年至1916年間向中亞草原遷徙超過100萬歐俄農民，使草原諸省的人口規模從1897年的345萬餘人飆升至1916年的550萬人以上。大規模的人口和資本的湧入重塑了草原地區的族裔結構、生產方式和產業格局，並顯著推動了遊牧社會的定居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亞草原千百年來遊牧社會的形態，也促成草原地區生產穀物、綠洲地區生產棉花的區域專業化分工。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廣義上的俄羅斯族人口占草原諸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草原諸省從“危險的邊疆”一躍成為俄國重要的穀物和畜產品基地，經西伯利亞大鐵路接入歐俄市場。大多數遊牧民轉入定居或半定居生活方式，兼營農耕與畜牧。哈薩克社會內部出現顯著的階層變動，以血緣為基礎的傳統權威逐漸瓦解，依附於俄當局的羣體成為新的權力中心。

新技術和新制度的引入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和政治思潮。俄式學校教育以及基層行政和文教機構為新一代本土知識精英提供了接觸、吸收和傳播各類歐俄思想文化的平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基於本土傳統的革新主義均在中亞本土知識階層中紮根。部分知識精英赴聖彼得堡、西歐和奧斯曼遊歷求學，以文學作品針砭時弊，呼喚中亞各地民眾的覺醒和社會革新。他們充分利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新技術條件，用本土語言和俄語創造以批判中亞社會現實為主旨的新文學，並編纂教材，改革學校教學方法，在知識供給和傳播兩個維度上推動文化革新。他們的主張既包括對發展的渴望，即推廣世俗教育、吸納以俄語為媒介的新知識和新技術；也包含反封建的訴求，即破除傳統社會的父權、夫權和教權。而在革新的目標上，他們的辯論中同樣存在“體用之爭”。正如草原地區知識分子布凱汗諾夫（A. N. Bukeikhanov）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述，中亞草原將出現“西方主義路線”和“民族—宗教路線”兩個派系，前者可能通過加入國家杜馬參政，而後者則在吸收俄國東方學知識的基礎上，藉助本土文化元素、建構新的政治共同體身份以反對沙皇統治。[5]

帝俄時代末期中亞革新派知識分子的願景在十月革命之後部分成為現實。在歐洲列強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20世紀初的族裔民族主義浪潮成為促成德、俄、奧、土四國皇統解紐的重要因素。[6]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則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族裔民族主義的時代之問：布爾什維克提出了以地域為基礎的民族定義，以及與社會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民族理論，[7]並以建立主權國家、加入蘇維埃聯盟的形式兼顧民族解放的訴求和應對國際競爭的需要。部分支持布爾什維克的中亞各族精英積極參與到這一政治議程中，並通過相互間的博弈初步劃定了現代中亞五國的政治版圖。在1925~1936年間，經過數次領土劃分和行政級別的調整，由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和塔吉克五個加盟共和國構成的蘇聯中亞地區最終成形。[8]

與民族識別和國家組建相配套的是政治和社會關係的變革。首先，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在中亞地區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korenizatsia），從各地基層蘇維埃提拔本土族裔幹部，並在莫斯科設立面向東方民族的幹部院校，培養骨幹人才。其次，自1928年起，蘇聯自上而下組織全國性的集體化和工業化運動，並在中亞地區發動婦女解放運動、打擊舊宗教階層、推廣羣眾掃盲運動和普及國民教育。20世紀20~30年代的社會運動極大地衝擊了中亞地區此前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一定程度上踐行了帝俄末期中亞知識分子的革新理想。

與社會關係的現代化同步展開的，是國族文化的構建。早在20世紀20年代，部分被吸納入新政權的革新派知識分子就積極投身語言文字改革、本族歷史的編纂和基礎教育的教材編寫工作。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科學院的歷史學、考古學和東方學研究所開始蒐集整理和出版各族歷史資料。例如，1934~1939年完成的“土庫曼項目”旨在從各語種中古文獻中整理和翻譯與土庫曼族相關的史料，並籌備編纂通史。[9]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大批學者被疏散到塔什干和阿拉木圖。在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支持下，來自中央的學術精英積極參與到培養地方學者和編纂加盟共和國通史的工作中。1943年出版的《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曆史：從遠古到當下》是這一背景下出版的首部中亞國別通史。[10]同一時期，各國以主體民族為研究對象的科研機構陸續建立，至20世紀中期初步構建起較為規整的民族知識體系和知識再生產機制。在“二戰”後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各主體民族的語言、文學、歷史、考古和民俗知識由現代學術機構系統性地塑造成形。

在融入國際勞動分工方面，中亞地區通過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大規模的工業化。經過11個五年計劃的發展，公路、鐵路、航空、電網、油氣管網基本覆蓋中亞主要城市。該地區的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鋼鐵和有色金屬冶煉、機械製造、輕紡和食品工業均成體系，哈薩克斯坦和南部四國分別成為重要的穀物、肉類和棉花生產基地。烏茲別克斯坦的首座核反應堆於1959年投產，而首都塔什干的首條地鐵於1977年開通。在工業化的基礎上，中亞地區的人口規模從20世紀20年代的約1000萬，至1970年上升到約1900萬。1959年，烏茲別克共和國每千人中等教育文憑獲得者數量為263人，每千人高等教育文憑獲得者達到18人，兩項數據均與全蘇平均數據持平。[11]

**在蘇聯主導下，通過社會關係改造、國族身份建構和幹部隊伍的本土化等措施，中古時期中亞各族裔被整合入多民族的中亞五國。而18世紀以來這一地區參與國際勞動分工的困難，則通過計劃經濟下大規模的基建、產能和民生事業投資得以緩解。**至1991年，中亞各國已經建立了現代行政管理體系和文教體系，實現了20世紀中後期水平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並以歷史、語言、文學和藝術領域數十年的知識再生產相對穩固地建構了各國的國族符號體系。

上述歷史性的轉變也反映在歐洲人對中亞地區的命名方式中。自13世紀蒙古西征時代至19世紀初，天主教會和歐洲近代知識界長期以“韃靼利亞”（Tartary/Tartaria）稱呼伏爾加河流域以東至中國、南至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廣袤地域，該地區的人羣被泛稱為“韃靼人”（Tartar）。19世紀初，歐洲地理學界承認了上述稱謂的缺陷，改用“亞洲中部”或“中亞”來指稱從大興安嶺至裏海的廣袤內陸地區。而在俄國征服中亞之後，部分俄國知識分子試圖將“中亞”的地理範圍限制在俄國版圖內，以強調俄國統治亞洲以及未來向亞洲接鄰地區擴張的正當性。[12]這種擴張主義的意涵隨着舊政權的傾覆而消散，但將“中亞”的地理範圍侷限在俄國境內、並主要指稱以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的傳統則保留下來。更重要的是，在蘇聯時期，隨着加盟共和國政權的組建和國族符號體系的完善，“中亞”逐漸成為各加盟共和國主體民族的集體身份。蘇聯解體之後，作為區域集體身份的“中亞”成為外部世界普遍接受的稱謂。儘管“中亞”這一概念從根本上説仍從屬於古希臘時代以降歐洲人建構的歐亞二元觀念，但相比中古時代包含更強宗教和種族主義色彩的“韃靼利亞”，“中亞”與“東亞”“南亞”“西亞”一道，成為後冷戰時代非西方國家表達主體性的集體身份。

**▍**在“帝國邊疆”重塑國族：獨立後中亞國家面臨的雙重挑戰

“美國人和英國人稱我們地處‘心臟地帶’或者是‘樞紐地帶’，但這不就是邊緣地區的意思嗎？”一位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的學者這樣評述外界對烏國的刻板印象。[13]蘇聯解體在政治上意味着中亞國家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但隨之而來的是此前全蘇計劃經濟體系的崩潰和嚴峻的安全挑戰。歐美的俄歐亞研究學者將這一進程比附為舊帝國崩解和新國族解放。[14]然而，在依附論和帝國理論的視野下，中亞各國在90年代以來實際上轉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其地位仍處於邊疆，只是這個新的帝國並非以領土帝國的形式呈現，而是依託海洋貿易、盟友體系和基督教-英語文化等要素構建起來。[15]同時，蘇聯的解體並不意味着俄羅斯與中亞國家完全割裂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諸多層面聯繫。因此，獨立之後，加入國際勞動分工和構建政治共同體的兩大難題再次擺在中亞各國面前。中亞國家不得不以多元平衡的方式在俄、美、歐、土耳其等多種國際政治勢力之間尋求發展路徑。

首先，亞洲腹地的地緣條件再度成為中亞國家謀求發展需要克服的障礙。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接入國際市場的便利途徑，是借用蘇聯時期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基礎設施網絡。在這方面，與俄羅斯有着7500餘公里邊界的哈薩克斯坦佔據相對有利的位置，其能源和礦產得到了國際資本的青睞：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石油巨頭雪弗龍（Chevron）迅速入主開發哈國西部的田吉茲油田，印度鋼鐵製造商伊斯帕特國際（Ispat International，2006年收購西歐鋼鐵巨頭安賽樂後形成安賽樂米塔爾集團）收購了哈國最大的鋼鐵企業卡拉幹達冶金聯合廠，而採掘和冶金業巨頭歐亞自然資源集團（ENRC）則收購了哈國的煤、鐵和有色金屬礦藏。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仍可通過蘇聯時期修建的中亞—中央天然氣管道，經由俄羅斯轉手輸入歐洲市場，但其定價長期由俄羅斯企業主導。烏、吉、塔三國受地緣條件的限制更為嚴重，礦產資源開採和運輸的成本更為高昂。在獨立三十餘年後，烏、吉、塔三國的主要外貿產品為黃金和皮棉；三國每年向俄羅斯輸出數以百萬計的跨境勞工，以勞務移民的方式加入國際勞動分工。除此之外，後冷戰時代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並不傾向於投資內陸地區長期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而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為中亞地區設置了南向和東向聯通的壁壘。沿海地區繁榮的背後，是大陸腹地民眾長期處於被邊緣化的境地。

其次，中亞各國的國族身份建構面臨大國博弈之下多種力量的牽引。獨立之後，中亞各國相繼由社會主義民族理論轉向以主體民族為基礎構建新國族身份。這一過程中，冷戰背景下形成的諸多話語體系逐漸進入中亞，不同程度地影響着各國的內外政策。各國內部最重要的兩個憲制問題是國族的族裔構成和政教關係。就族裔構成而言，獨立之初，哈國北部地區一度出現的族羣分離主義問題在俄哈雙邊協調後得到妥善解決。隨着以俄語為母語的歐俄族裔從中亞各國大量遷出，問題的焦點逐漸轉為俄語在各國語言使用中的地位。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將俄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其餘四國承認俄語為族際交流語。除俄羅斯族外，受邊界劃分問題的影響，五國的主體民族均存在跨境居住的情形。政局一旦不穩，則可能爆發騷亂。[17]儘管如此，中亞各國均承認自身的多民族國家地位，嘗試在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之間尋找平衡點。

就政教關係而言，上世紀90年代初，出於切割歷史遺產、塑造國族主體性和發展對中東國家關係等目的，中亞各國一度強調伊斯蘭因素在國族符號體系中的地位。但烏、塔兩國內部出現關於伊斯蘭教在國家政治中地位的嚴重分歧。爭議演變為曠日持久的塔吉克斯坦內戰和長期困擾烏、吉、塔三國的恐怖主義問題。鑑於同一時期阿富汗政局複雜化，中亞各國均在憲法中明確政教分離原則，並以法治化手段管理宗教事務。[18]

**進入新世紀，美國在阿富汗反恐戰爭的旗號下加大對中亞各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藉助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擴大影響力，與歐盟、日、韓和土耳其等盟友在中亞地區推行人權和民主價值觀。**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鬱金香革命”是上述意識形態的政治實踐。但這一事件引發俄羅斯和中亞其餘四國當局對“借人權干涉主權”的警惕，各國此後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並敦促美軍撤出中亞。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歐美的人權話語結合特定時政議題有着較強的社會動員能力，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中亞各國民眾對俄羅斯和中國的認知。但受限於中亞的地緣條件，歐美難以有效地投放人力資源，也無意在政權更迭之後大規模改善一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故始終未能對各國的國族身份建構產生根本性影響。

此外，自20世紀初以降，土耳其、日本等國學界在歐洲東方學的基礎上持續建構與俄羅斯對立的歐亞草原遊牧傳統。相關學説嘗試以遊牧生產方式、語言學分類、宗教信仰乃至“人種”為基礎，建構歐亞草原地區自青銅時代至19世紀的連續歷史脈絡，以塑造與俄羅斯對立的超國家意識形態。[19]在後冷戰時代，此類學説糅合後現代主義學説，以遊牧傳統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化敍事，進而為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土庫曼等強調自身傳統中游牧因素的族裔正名。此類學説受到一些中亞國家的歡迎，部分觀點已經被吸納入官方歷史敍事。[20]長期來看，上述觀念藴含推動地緣政治變局的潛力，可能引發與周邊國家的摩擦。

**▍**復興絲路樞紐：中亞國家現代轉型的歷史性機遇

同樣需要看到的是，**中亞各國自獨立以來並非被動接受地緣條件的束縛，也並未完全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獨立之初，哈薩克斯坦充分利用歐美希望其放棄擁有核武器和開發裏海能源方面的訴求，獲得國際社會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同時，藉助遷都和原蘇聯大型企業私有化等議題，哈國有效地吸引了國際資本流入，為獨立之初的經濟體制轉型贏得了轉圜空間，避免了大規模內部衝突，以相對較小的代價渡過了動盪的90年代。[21]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則選擇減少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放緩市場化改革的節奏，以應對鄰國阿富汗政權更迭和塔吉克斯坦內戰帶來的風險。此外，烏茲別克斯坦反新自由主義之道，在90年代初選擇保持國家計劃指導，通過外交手段引入韓國和歐洲的特定企業發展汽車製造和重化工業，以謀求戰略自主。200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後，烏國充分利用交通之便，在保持外匯管制和計劃指導的經濟體制下仍獲得歐美和韓國的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土庫曼斯坦在獨立後奉行“永久中立”原則，積極開拓天然氣出口渠道，與伊朗和中國的合作建設跨境天然氣管道，以降低對俄羅斯和歐洲的依賴。對於該國而言，2006年簽約、2013年竣工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正是其外交戰略中的關鍵一環。[22]

與此相應，獨立後的中亞五國大幅提升主體民族歷史文化人物和重要王朝在國族符號體系中的地位，夯實主權獨立的意識形態基礎：克烈和賈尼別克汗在哈薩克斯坦、瑪納斯在吉爾吉斯斯坦、帖木兒在烏茲別克斯坦、伊斯瑪儀·薩曼尼在塔吉克斯坦以及烏古斯汗在土庫曼斯坦，均被塑造為各國國民的神聖先祖，佔據原先蘇聯時期革命導師在歷史書寫、雕像陳設、街道命名和節慶紀念中的地位。[23]

儘管長期面臨大國博弈的挑戰和“顏色革命”的衝擊，以及各國之間仍存在邊界劃分和管理、跨境水資源分配、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等諸多難題，但中亞各國艱難地維持着主權獨立，積累了獨立自主發展的歷史經驗。**當下，隨着“華盛頓共識”趨於消散，中東主要政治力量趨向合作共贏，“一帶一路”倡議正迎來新的發展階段，而中亞各國也正在把握超越“海陸之變”和“國族轉型”的歷史性機遇。**一方面，中國的西向開放和對中亞地區的數字化和交通基建的投資，將逐漸改變中亞地區遠離海港的困境，使中國成為中亞國家的“海洋”。更重要的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之下，中亞各國正積極吸引產業資本，嘗試降低對資源出口的依賴，使本地民眾在地享受產業現代化的成果。後冷戰時代由資本主導、以海運為基礎的國際勞動分工體系有利於各大洲的沿海地區，而內陸國家則往往淪為能源礦產和勞動力的輸出者。亞歐大陸腹地的產業現代化，將意味着更多內陸地區人口以在地的方式加入國際經濟循環。這對於維繫內陸地區秩序穩定、保持文明多樣性而言，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另一方面，獨立三十餘年後，中亞各國的國族身份趨於穩定，各國逐漸嘗試通過區域內雙邊和多邊合作，解決超越一國邊界的問題。2018年3月，第一屆中亞國家首腦峯會在哈國首都召開，第五屆峯會將於今年9月在塔國首都杜尚別召開。該機制是近期區域合作加速的重要動力。2023年1月27日，烏、吉兩國元首通過聯合聲明的形式宣告完成兩國邊界確認流程，標誌着烏、吉、塔三國在攜手解決費爾幹納盆地治理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在能源和經貿方面，塔國宣稱將加入2019年由哈、烏、吉三國重建的中亞統一電力系統；哈、烏兩國在邊境地區建立“中亞”國際商貿合作中心，並聯合成立外貿公司。19世紀以降，亞非拉國族建構中的族羣矛盾常常為大國競爭所激化，一旦衝突延宕，受害國反而被貼上“失敗國家”之類的標籤。中亞區域內以及“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家間合作，回應的是如何處理民族國家體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關係時代之問，是“深度全球化”時代各國如何攜手遏制衝突、實現各國相互依存和文明交流互鑑的積極探索。

註釋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亞洲文明研究專題”一般委託項目（批准號：21@ WTA002）的階段性成果。 

[1] Scott C. Levi, The Bukharan Crisis: A Connected History of 18th Century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20, pp. 72~119. 

[2] Scott C. Levi, The Rise and Fall of Khoqand, 1709-1876: Central Asia in the Global Ag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pp. 82~88. 

[3] Ерофеева И. В., Хан Абулхаир: полководец, правитель, политик, Алматы, 2007. 

[4] 關於“歐亞革命”論，參見約翰·達爾文：《帖木兒之後：1405年以來的全球帝國史》，黃中憲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版，第159~217頁。 

[5] Букейхан А., Тандамалы: Избра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лматы, 2002, С. 122. 

[6] 關於民族主義與帝國政治的關係，參見趙鼎新：《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載《二十一世紀》2021年12月號。 

[7]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 289~358頁。 

[8] 具體細節參見丁篤本：《中亞通史·現代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48頁；施越：《“分而治之”還是“自下而上”——再議蘇聯初期的中亞民族劃界》，載《俄羅斯研究》2019年第3期。 

[9] Alfrid K. Bustanov, Soviet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 Routledge, 2015, pp. 5~8. 

[10] Абдыкалыкова М. и Панкратовой 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43. 

[11] Eren Tasar, Soviet and Musli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slam in Central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7. 

[12] Горшенина С. М., Изобретение концепта Средне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 наукой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 Вашингтон, 2019, С. 39~52. 

[13] 2020年1月14日筆者於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歷史學研究所對納扎羅夫（Ravshan Nazarov）研究員的訪談。 

[14] 例如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強世功：《“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載《東方學刊》2021年第4期。 

[16] 表中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其中，受限於數據的可及性，土庫曼斯坦的名義GDP和人均GDP為2020年數據。 

[17] 較為嚴重的案例是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奧什事件，參見侯艾君：《奧什事件：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族際衝突探析》，載《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 

[18] 常安：《中亞諸國國族建構中的政教關係問題》，載《原道》2014年第2期。 

[19] 張玉豔：《泛突厥主義在土耳其的由來與發展》，載《國際政治研究》2019年第5期；松田壽男、小林元：《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 支那を越えて》，東京：四海書房，1938；松田壽男：《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陳俊謀譯，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護雅夫、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の世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0；杉山正明、樺山紘一：《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 9-16世紀》，東京：巖波書店，1997。 

[20] Назарбаев Н. А., “Семь граней великой степи,” https://www.akorda.kz/ru/events/akorda_news/press_conferences/statya-glavy-gosudarstva-sem-granei-velikoi-stepi, November 21, 2018. 

[21] 關於上世紀90年代哈薩克斯坦當局為渡過獨立初期危機所採取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策略，參見羅伊·麥德維傑夫：《無可替代的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66頁。 

[22] 張國寶：《我親歷的中亞天然氣管道談判及決策過程》，載《中國經濟週刊》2016年第1期。 

[23] 楊成：《去俄羅斯化、在地化與國際化：後蘇聯時期中亞新獨立國家個體與集體身份的生成和鞏固路徑解析》，載《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