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為什麼很難富起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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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從“地主”到“佃農”

陳晶晶還記得，第一次去何家巖時，同行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感慨，“農民本來是‘地主’，怎麼一折騰成了‘佃農’？”

何家巖，位於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離重慶主城區有5個多小時車程。漫長的翻山越嶺後，汽車開上一座山崗，但見懸崖峭壁下，屋舍儼然，梯田千畝，綠樹環繞間，青翠的禾苗與金黃的油菜花相映，彷彿影視劇中，落難大俠自愈的世外桃源。

**好山好水種好米，自明朝永樂年間開始，這裏就種植進貢皇室的高山梯田貢米。**前些年扶貧攻堅期間，一斤就能賣到20多元，算是中國大米最高價之一。按説農民比較富裕，但一問才知，20多元中，農民只能賺取10多元，其中還包含了人工、種植成本，利潤微薄。而另外的大頭，則被中間企業賺走了。

按説，10多元一斤的收入也不低，但由於村莊耕地不足、種植方式傳統，產量有限，農民純收入依然很低。農民本是“地主”，但並不能成為土地和自身勞動的獲益主體，而只能賺取“佃農”的收益——這便有了教授開頭的感慨。

顯然，這個問題並不新鮮，而是歷來如此。不論糧食，還是多數經濟作物，中國農民的勞作成果，往往都要經過一個漫長的中間鏈條，包括但不限於多層收購、倉儲、轉運、批發、零售，才能到達消費者。最後，終端價格再耀眼，也與農民干係不大。

究其根源，正在於——中國農民難以直接參與市場，而只能倚靠層層的“市場代表”實現自己的價值。何家巖農民還算幸運，還能獲得38%的銷售收入，非主產區的一般作物，農民所獲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如筆者老家種甘蔗的姑父，其甘蔗以捆（一捆10根）售賣，一捆15元，而這些甘蔗，拉到城市就會以根售賣，一根就能賣15元。姑父所獲收入，只有城市售價的十分之一。

顯然，從農民到市場，中間代表越多，農民就越難掌握自己的命運；中間層級越少，農民就越能獲得歸屬自己的市場價值。

舉幾個例子。

城市郊區或城中村農民，可以將房屋直接出租給城市白領，輕而易舉地做房東收租。一旦碰上拆遷，還可以與政府、開發商直接談判，有望一拆暴富，無疑是中國農民中的富裕（或潛在富裕）羣體。

第二種是景區範圍的農民，比如開農家樂、民宿、餐館，售賣特產、工藝品，或者做導遊、跑網約車，也可以就近參與市場。收入有保障，生活環境舒適，往往是城鄉居民共同羨慕的對象。而其富裕程度，主要取決於個體參與市場的深度。

還有一種是特色農產品的核心產區，比如棲霞蘋果、贛南臍橙等，雖然也要經過經銷商，但往往是城市大經銷商或電商直接進村收購乃至包園，所經過的中間環節更少，農民留存的收益也就更高。

綜上，中國多數地區的農民為什麼難富起來？答案的關鍵便是：難以直接參與市場。

“何家巖的農民，怎樣才能成為自身資源和勞動的獲益主體？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也成了陳晶晶，和她所在的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共富鄉村項目團隊的課題。

從個體到集體

要解決上述問題，談何容易。因為農民難以參與市場，是客觀經濟規律。

中國鄉村經濟和農民組織，向來分散，這就導致難以規模化、產業化和標準化，無法高效滿足市場需求。要提升效率，只能依靠具備規模和標準化能力的中間機構，比如大型經銷商，他們往往兼具制定標準、倉儲物流、分揀分發、銷售推廣等功能。

隨之，一方面，因農民的分散、弱小、專業技能欠缺，始終難以直接參與市場，獲得理想的市場地位；

另一方面，因其分散、能力欠缺、鄉土文化的自我保護，農民的違約成本太低，而市場交易成本太高，外部市場始終對與農民直接交易心存顧慮。

在河南修武縣的後雁門村，綠色食品“雲台冰菊”的培育和經營者宋總，就一直試圖帶動周邊村民共同富裕。但他不敢與村民直接合作，因為小農作業標準、品質難以管控，良莠不齊，一旦打着“雲台冰菊”的旗號對外輸出，對其品牌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同步還有其他風險：“一户小農可能只種兩三畝，按市場規則，如果品質不合格，我可以拒收。但他如果跑去鎮裏、縣裏鬧，跑去上訪，上面發話下來，你該怎麼辦？其他農户跟着效仿呢？”

**在宋總看來，傳統“公司+農户”的鄉村致富路徑並不可靠。**他的希望，是村裏成立集體合作社，統一規範管理、約束，再通過“公司+集體合作社”的方式帶動共同富裕。

顯然，在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追求共同富裕的當下，這個“農民-市場”之間的中間力量，最好是在地化、而非離地（譬如城市經銷商）的，即農村集體經濟。這是第一層邏輯。

第二層邏輯，來自國家土地制度。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這就意味着鄉村能變現的資源，譬如耕地、林地、水庫、河道、集體建設用地等，都歸集體共有。農民只有使用權，而並無所有權、資產處置權。

換句話説，農民除了自己土地上的產出、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可交易的資產有限——即使有，也缺乏規模、非標，對追求效率的市場來説，溝通和處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

因此，鄉村要與市場發生對等交易，最好的辦法，也是通過集體整合、盤活，以及統一對接、管理。

綜上，在農民難以直接參與市場的中國大多數鄉村地區，鄉村要振興，農民要富裕，走依託集體經濟的共同富裕之路是最優解。

圍繞共富鄉村的目標，2021年底起，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與酉陽縣委縣政府、中國農業大學三方聯合發起共富鄉村建設試點項目，以何家巖村為核心示範，規劃建設了15個村集體主導的新業態，包括民宿、會議中心、咖啡館、文創工坊等。曾經貧困山區的偏僻小村，具備了共建共富的經營基礎。

｜何家巖共富發展新業態——臨崖咖啡館

從建設到經營

基礎是有了，更大的難題開始顯現——做過鄉建的人都清楚，相比建設，更難的，無疑是經營。

中國鄉村，不光農民缺乏對接市場的能力，整個基層管理系統，也向來如此：從村委到許多鄉鎮，往往重視行政管理而缺乏市場經營；一般村委，僅設支書、主任、婦女主任、治安主任、會計等崗位，真要讓他們去對接市場，也常常是文不對題；許多鄉村，並不缺乏資源或資產，而是缺乏能將閒置資產盤活、變現的經營性人才。

此時，何家巖要建設“共富鄉村”，關鍵還在經營性人才的缺失——尤其是代表村民經營好集體經濟、帶領村莊走向共同富裕的鄉村職業經理人（簡稱“鄉村CEO”）。

顯然，像何家巖這樣的普通鄉村，既缺乏強力產業，吸引不了足夠人才，也支付不起聘請CEO的費用，怎麼辦？

既然現實難以提供，那就從0到1探索創新培養！

2021年，在遼寧做傢俱生意、身為遼寧重慶商會會長的何邦飛回到家鄉。作為一個吃百家飯長大的何家巖人，他念鄉情，關注到家鄉正在進行的共富鄉村建設。縣裏主要領導跟他説：“現在談投資還有點早，市場還不成熟，我也不希望任何企業家在酉陽投資虧本。但如果你願意的話，先回來做何家巖鄉村旅遊股份合作社的CEO，運用你的經驗，教會村民更好地經營。”

何邦飛深受觸動，回瀋陽安排好公司管理事宜，於2022年4月回到了家鄉——從一個企業大老闆，做了一名鄉村CEO。但他一紮下去就發現，相比投資、建設，經營才是鄉村最大的困難。

此前，由酉陽縣、騰訊SSV、中國農業大學組成了共富鄉村建設試點項目專班，在其支持下，何家巖已成立被村裏人稱為“共富合作社”的何家巖鄉村旅遊股份合作社，並由幾個本村年輕人組成了經營團隊，帶領村民初步建起一些業態，還將村裏唯一的簡陋公廁改造為重慶第一座鄉村現代化廁所。

但光這些，並不能徹底改善村莊的“營商環境”。道理很簡單，集體的事情，只要農民不出錢都還好辦，但一牽涉到老百姓個人利益，就困難重重。

何邦飛深刻認識到，建設硬件、整治環境只是初步，後面更重要的是軟件：思想統一、樹立自信、引進人才。他希望有機會先帶經營團隊出去調研學習，增加見識，探索發展道路。但是，鄉村歷來缺乏類似市場經營培訓機制和專項費用，要培養自己的鄉村經營團隊，顯然需要社會助力。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共富鄉村項目團隊也深知，光給鄉村搞建設，顯然不足以成為鄉村振興的辦法，送知識、技能，送人才、尤其是新型經營性人才，才是鄉村真正所需。

2021年底，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又聯合中國農業大學發起中國首個專門的“鄉村CEO培養計劃”，並於2022年1月在深圳開始第一期培訓。他們邀請三農領域權威學者、企業家、高管以及鄉村實踐專家，以長達9個月的課程學習、實訓和在崗訓練，共同陪伴、輔導來自全國各地的55名鄉村CEO學員。

｜何家巖鄉村CEO團隊

何邦飛帶着何家巖鄉村CEO團隊迅速加入。2022年夏天，在聽完系列課程後，他們又趕去雲南、浙江等省的鄉村基地實訓。在浙江杭州的永安村，同樣種大米，他們已實現從種植到包裝、推廣的全程精細化運營，以及延伸出來的民宿、數字化管理系統等，這些都讓何家巖鄉村CEO團隊看到了差距，但也找到了基於自然稟賦的自信。

回到何家巖後，在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的數字化工具支持下，他們學會了運營“雲稻米”小程序。何家巖的優質貢米，不再需要經過中間商，也不再按斤售賣。遠在大城市的城市居民，只需點擊小程序，即可按9.9元/㎡的價格認養，待成熟後，就能收到這塊土地上新鮮產出的大米。

認養人收穫的不只是大米。通過雲認養小程序，城市居民能直接認識耕種的農民，還能實時看到何家巖的風景、稻米的種植、生長和收割過程，能直觀地感受到自然、土地、農民……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相連、共同呼吸，城與鄉，便前所未有地銜接在了一起。

現在的何家巖貢米，按城市時興的平方米賣，一畝地可以賣到6600元，而且收入全部進入村集體和村民的口袋。去年，種地的農民除了土地租金、勞動收入，都分到了可觀的分紅。

有了雲稻米的成功，何家巖共富合作社一鼓作氣，與農民合股、混改，陸續推出了臨崖咖啡館、無人售貨便利店、高端民宿、鄉村會客廳、為村明德書院等現代文旅業態。

2021年，何家巖村集體收入100萬元，經過精細經營，2022年達479萬元，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1.83萬元，提升了26%，實現了集體經濟引領、村民共同富裕的初步構想。

更重要的，是年輕人正在迴歸。1999年出生的何然、何權豔，兩個返鄉大學生，經過兩年曆練，已經成為何家巖鄉村CEO團隊的骨幹。今年春天，我跟隨一個廣東省委辦公廳、騰訊高管，共有20多人的調研團前往參觀，整套接待、服務，全部由她們兩個還不滿24歲的小姑娘負責。

過程中，面對各級領導、嘉賓，她們始終從容、有序，那份自信、成熟，足以秒殺大多數城市同齡人。

何然還説，她身邊已經有10%～20%的同齡人選擇了回鄉發展。而這個一度空心化的村莊，其常住人口也從600多人恢復到900多人。

從何家巖到馬海

何家巖之後，2022年9月，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共富鄉村項目團隊來到廣西桂林市龍勝各族自治縣。

出人意料地，他們並沒有選擇政府和社會關係推薦的村莊，而選擇了一個叫馬海的小村作試點示範。要知道，龍勝擁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龍脊梯田，景區內有許多自然景觀和基礎設施都不錯的村莊，景區外也有廣泛的選擇。但他們為何選擇了一個連地方幹部都不太知道的偏僻小山村？

｜高山上的馬海村

錦上添花的事，向來不缺人做。但對騰訊SSV來説，要面向的始終是中國最廣大、最普遍的鄉村，併為這些大多數探索出路徑——從集體主導確保農民成為自己資源和勞動受益主體的聯結機制，到“鄉村CEO”經營人才培養，再到輔助鄉村CEO搭建簡單易學的數字化工具，通過這個“機制-人才-數字化”的共富鄉村套裝，騰訊SSV逐漸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鄉情、普適性的鄉村經營創新路徑。

人才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對騰訊SSV來説，最看重的，也正是馬海村的人：這裏的婦女，自發組成一個“小嫂子”藝術團，自己排練節目，演給村裏人看；村裏的兩位“詩人”老哥，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回家寫詩，還組織愛好者們一起圍爐夜話、玩“飛花令”；村裏的老工匠，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荒廢根雕、木雕、石雕、造紙的老手藝，整個村莊就是一座完整保留的“活態博物館”……

陳晶晶和她的共富鄉村項目團隊，這次更加輕車熟路，在與友成企業家鄉村發展基金會共創努力下，快速為村裏建立起集體主導的龍馬文化旅遊有限公司及其鄉村CEO團隊，隨之，打造出馬海辣椒育苗和產業基地、富硒紅米種植基地的同時，鼓勵村民參與，升級改造了“梯田山居”，建設了“半山書吧”等。

2023年9月14日，為慶祝馬海村建設升級一週年，村裏決定舉辦一場音樂節。5月份，村裏人剛剛舉辦了一場原汁原味的篝火音樂節，這次，他們打算更加開放、吸引更多人來馬海。在騰****訊SSV、粵桂協作工作隊等多方支持下，這場音樂節升級為“山海梯田音樂節”。

馬海村的這個夜晚，可能是村莊幾百年來最熱鬧的夜晚。絢爛的燈光，專業的舞美，還邀請到廣西籍歌手胡夏助陣。如此陣容，主角卻是馬海村、山下金江村，以及各地聞訊前來助演的其他村村民。他們可能白天還在地裏幹活，晚上就成為全網260萬直播觀眾眼中的“明星”。

｜馬海村的“小嫂子”藝術團

音樂節上，他們跳起《扁擔舞》《錦繡龍脊》，唱起《歡迎你到侗寨來》《墾荒謠》，以及馬海村民共同創作的村歌《馬海之歌》；他們還肩扛日常使用的農具、傢俱走起T台秀，最後在全場大合唱廣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中，戀戀不捨地謝幕……

一年間，除了新改建的“半山書吧”，外表上，馬海村的變化並不大。但在馬海村民的心裏，卻早已種下自信、自強、共同富裕的大大的種子——只有心理也富起來，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其時，遠在馬海村以北500公里的酉陽縣，正將何家巖的共富鄉村模式提煉為“農民主體、制度先行、運營前置、因村制宜”的方針，在全縣15個村階段性試點後，縣委縣政府制定了全縣推廣計劃。他們還發動前期41名鄉村CEO“老帶新”，帶動新一批鄉村CEO。騰訊SSV期待的點到線、由線及面，以及更廣闊的省域擴展的效果，正在發生。

在廣西，騰訊SSV與粵桂協作工作隊聯合發起“為村共富鄉村-粵桂數字農文旅”計劃，正在19個試點縣21個示範村展開。

在雲南等地，騰訊SSV與中國農業大學聯合開展的“鄉村CEO”專項培養計劃已進行了兩年，2022年一期31名結業的CEO，其所在集體經營主體收入從550萬元增至3700萬元；2023年的二期，則擴大至全國12個省市、22個地市州、63個區縣合作共建培養，雲南省的昭通學院、曲靖師範學院，還成立了專門的鄉村CEO培養學院。

在浙江，由省農業農村廳主辦，騰訊SSV與浙江省農學會、浙江省鄉村建設促進會聯合承辦的浙江千名鄉村CEO培養計劃，也已於9月份正式啓動，首批100名學員來自浙江42個縣區。

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不啻為一個世界級難題，因為它看似與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語境相迥異。但放到更廣闊的社會發展，以及“社會成本-社會收益”這一更深層的經濟規律角度，又無疑是必須攻克、且未來收益深遠的大課題。

**這些年，無數案例已反覆告訴我們，如果有得選，一個有追求的人、一家有追求的企業、一個有追求的民族，應該儘量去選擇“難而正確的事情”。**無視問題、逃避、走捷徑，最終都要補上繞不過去的成本。

“讓中國農民共同富裕起來”，就是這樣一件“難而正確的事情”。願有能力的企業、組織、個人，共同努力。

作者：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著有《煥新——劉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書。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