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為什麼很難富起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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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從“地主”到“佃農”
陳晶晶還記得,第一次去何家巖時,同行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感慨,“農民本來是‘地主’,怎麼一折騰成了‘佃農’?”
何家巖,位於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離重慶主城區有5個多小時車程。漫長的翻山越嶺後,汽車開上一座山崗,但見懸崖峭壁下,屋舍儼然,梯田千畝,綠樹環繞間,青翠的禾苗與金黃的油菜花相映,彷彿影視劇中,落難大俠自愈的世外桃源。

**好山好水種好米,自明朝永樂年間開始,這裏就種植進貢皇室的高山梯田貢米。**前些年扶貧攻堅期間,一斤就能賣到20多元,算是中國大米最高價之一。按説農民比較富裕,但一問才知,20多元中,農民只能賺取10多元,其中還包含了人工、種植成本,利潤微薄。而另外的大頭,則被中間企業賺走了。
按説,10多元一斤的收入也不低,但由於村莊耕地不足、種植方式傳統,產量有限,農民純收入依然很低。農民本是“地主”,但並不能成為土地和自身勞動的獲益主體,而只能賺取“佃農”的收益——這便有了教授開頭的感慨。
顯然,這個問題並不新鮮,而是歷來如此。不論糧食,還是多數經濟作物,中國農民的勞作成果,往往都要經過一個漫長的中間鏈條,包括但不限於多層收購、倉儲、轉運、批發、零售,才能到達消費者。最後,終端價格再耀眼,也與農民干係不大。
究其根源,正在於——中國農民難以直接參與市場,而只能倚靠層層的“市場代表”實現自己的價值。何家巖農民還算幸運,還能獲得38%的銷售收入,非主產區的一般作物,農民所獲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如筆者老家種甘蔗的姑父,其甘蔗以捆(一捆10根)售賣,一捆15元,而這些甘蔗,拉到城市就會以根售賣,一根就能賣15元。姑父所獲收入,只有城市售價的十分之一。
顯然,從農民到市場,中間代表越多,農民就越難掌握自己的命運;中間層級越少,農民就越能獲得歸屬自己的市場價值。
舉幾個例子。
城市郊區或城中村農民,可以將房屋直接出租給城市白領,輕而易舉地做房東收租。一旦碰上拆遷,還可以與政府、開發商直接談判,有望一拆暴富,無疑是中國農民中的富裕(或潛在富裕)羣體。
第二種是景區範圍的農民,比如開農家樂、民宿、餐館,售賣特產、工藝品,或者做導遊、跑網約車,也可以就近參與市場。收入有保障,生活環境舒適,往往是城鄉居民共同羨慕的對象。而其富裕程度,主要取決於個體參與市場的深度。
還有一種是特色農產品的核心產區,比如棲霞蘋果、贛南臍橙等,雖然也要經過經銷商,但往往是城市大經銷商或電商直接進村收購乃至包園,所經過的中間環節更少,農民留存的收益也就更高。
綜上,中國多數地區的農民為什麼難富起來?答案的關鍵便是:難以直接參與市場。
“何家巖的農民,怎樣才能成為自身資源和勞動的獲益主體?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也成了陳晶晶,和她所在的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共富鄉村項目團隊的課題。

從個體到集體
要解決上述問題,談何容易。因為農民難以參與市場,是客觀經濟規律。
中國鄉村經濟和農民組織,向來分散,這就導致難以規模化、產業化和標準化,無法高效滿足市場需求。要提升效率,只能依靠具備規模和標準化能力的中間機構,比如大型經銷商,他們往往兼具制定標準、倉儲物流、分揀分發、銷售推廣等功能。
隨之,一方面,因農民的分散、弱小、專業技能欠缺,始終難以直接參與市場,獲得理想的市場地位;
另一方面,因其分散、能力欠缺、鄉土文化的自我保護,農民的違約成本太低,而市場交易成本太高,外部市場始終對與農民直接交易心存顧慮。
在河南修武縣的後雁門村,綠色食品“雲台冰菊”的培育和經營者宋總,就一直試圖帶動周邊村民共同富裕。但他不敢與村民直接合作,因為小農作業標準、品質難以管控,良莠不齊,一旦打着“雲台冰菊”的旗號對外輸出,對其品牌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同步還有其他風險:“一户小農可能只種兩三畝,按市場規則,如果品質不合格,我可以拒收。但他如果跑去鎮裏、縣裏鬧,跑去上訪,上面發話下來,你該怎麼辦?其他農户跟着效仿呢?”
**在宋總看來,傳統“公司+農户”的鄉村致富路徑並不可靠。**他的希望,是村裏成立集體合作社,統一規範管理、約束,再通過“公司+集體合作社”的方式帶動共同富裕。
顯然,在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追求共同富裕的當下,這個“農民-市場”之間的中間力量,最好是在地化、而非離地(譬如城市經銷商)的,即農村集體經濟。這是第一層邏輯。
第二層邏輯,來自國家土地制度。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這就意味着鄉村能變現的資源,譬如耕地、林地、水庫、河道、集體建設用地等,都歸集體共有。農民只有使用權,而並無所有權、資產處置權。
換句話説,農民除了自己土地上的產出、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可交易的資產有限——即使有,也缺乏規模、非標,對追求效率的市場來説,溝通和處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
因此,鄉村要與市場發生對等交易,最好的辦法,也是通過集體整合、盤活,以及統一對接、管理。
綜上,在農民難以直接參與市場的中國大多數鄉村地區,鄉村要振興,農民要富裕,走依託集體經濟的共同富裕之路是最優解。
圍繞共富鄉村的目標,2021年底起,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與酉陽縣委縣政府、中國農業大學三方聯合發起共富鄉村建設試點項目,以何家巖村為核心示範,規劃建設了15個村集體主導的新業態,包括民宿、會議中心、咖啡館、文創工坊等。曾經貧困山區的偏僻小村,具備了共建共富的經營基礎。

|何家巖共富發展新業態——臨崖咖啡館

從建設到經營
基礎是有了,更大的難題開始顯現——做過鄉建的人都清楚,相比建設,更難的,無疑是經營。
中國鄉村,不光農民缺乏對接市場的能力,整個基層管理系統,也向來如此:從村委到許多鄉鎮,往往重視行政管理而缺乏市場經營;一般村委,僅設支書、主任、婦女主任、治安主任、會計等崗位,真要讓他們去對接市場,也常常是文不對題;許多鄉村,並不缺乏資源或資產,而是缺乏能將閒置資產盤活、變現的經營性人才。
此時,何家巖要建設“共富鄉村”,關鍵還在經營性人才的缺失——尤其是代表村民經營好集體經濟、帶領村莊走向共同富裕的鄉村職業經理人(簡稱“鄉村CEO”)。
顯然,像何家巖這樣的普通鄉村,既缺乏強力產業,吸引不了足夠人才,也支付不起聘請CEO的費用,怎麼辦?
既然現實難以提供,那就從0到1探索創新培養!
2021年,在遼寧做傢俱生意、身為遼寧重慶商會會長的何邦飛回到家鄉。作為一個吃百家飯長大的何家巖人,他念鄉情,關注到家鄉正在進行的共富鄉村建設。縣裏主要領導跟他説:“現在談投資還有點早,市場還不成熟,我也不希望任何企業家在酉陽投資虧本。但如果你願意的話,先回來做何家巖鄉村旅遊股份合作社的CEO,運用你的經驗,教會村民更好地經營。”
何邦飛深受觸動,回瀋陽安排好公司管理事宜,於2022年4月回到了家鄉——從一個企業大老闆,做了一名鄉村CEO。但他一紮下去就發現,相比投資、建設,經營才是鄉村最大的困難。
此前,由酉陽縣、騰訊SSV、中國農業大學組成了共富鄉村建設試點項目專班,在其支持下,何家巖已成立被村裏人稱為“共富合作社”的何家巖鄉村旅遊股份合作社,並由幾個本村年輕人組成了經營團隊,帶領村民初步建起一些業態,還將村裏唯一的簡陋公廁改造為重慶第一座鄉村現代化廁所。
但光這些,並不能徹底改善村莊的“營商環境”。道理很簡單,集體的事情,只要農民不出錢都還好辦,但一牽涉到老百姓個人利益,就困難重重。
何邦飛深刻認識到,建設硬件、整治環境只是初步,後面更重要的是軟件:思想統一、樹立自信、引進人才。他希望有機會先帶經營團隊出去調研學習,增加見識,探索發展道路。但是,鄉村歷來缺乏類似市場經營培訓機制和專項費用,要培養自己的鄉村經營團隊,顯然需要社會助力。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共富鄉村項目團隊也深知,光給鄉村搞建設,顯然不足以成為鄉村振興的辦法,送知識、技能,送人才、尤其是新型經營性人才,才是鄉村真正所需。
2021年底,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又聯合中國農業大學發起中國首個專門的“鄉村CEO培養計劃”,並於2022年1月在深圳開始第一期培訓。他們邀請三農領域權威學者、企業家、高管以及鄉村實踐專家,以長達9個月的課程學習、實訓和在崗訓練,共同陪伴、輔導來自全國各地的55名鄉村CEO學員。

|何家巖鄉村CEO團隊
何邦飛帶着何家巖鄉村CEO團隊迅速加入。2022年夏天,在聽完系列課程後,他們又趕去雲南、浙江等省的鄉村基地實訓。在浙江杭州的永安村,同樣種大米,他們已實現從種植到包裝、推廣的全程精細化運營,以及延伸出來的民宿、數字化管理系統等,這些都讓何家巖鄉村CEO團隊看到了差距,但也找到了基於自然稟賦的自信。
回到何家巖後,在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的數字化工具支持下,他們學會了運營“雲稻米”小程序。何家巖的優質貢米,不再需要經過中間商,也不再按斤售賣。遠在大城市的城市居民,只需點擊小程序,即可按9.9元/㎡的價格認養,待成熟後,就能收到這塊土地上新鮮產出的大米。
認養人收穫的不只是大米。通過雲認養小程序,城市居民能直接認識耕種的農民,還能實時看到何家巖的風景、稻米的種植、生長和收割過程,能直觀地感受到自然、土地、農民……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相連、共同呼吸,城與鄉,便前所未有地銜接在了一起。
現在的何家巖貢米,按城市時興的平方米賣,一畝地可以賣到6600元,而且收入全部進入村集體和村民的口袋。去年,種地的農民除了土地租金、勞動收入,都分到了可觀的分紅。

有了雲稻米的成功,何家巖共富合作社一鼓作氣,與農民合股、混改,陸續推出了臨崖咖啡館、無人售貨便利店、高端民宿、鄉村會客廳、為村明德書院等現代文旅業態。
2021年,何家巖村集體收入100萬元,經過精細經營,2022年達479萬元,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1.83萬元,提升了26%,實現了集體經濟引領、村民共同富裕的初步構想。
更重要的,是年輕人正在迴歸。1999年出生的何然、何權豔,兩個返鄉大學生,經過兩年曆練,已經成為何家巖鄉村CEO團隊的骨幹。今年春天,我跟隨一個廣東省委辦公廳、騰訊高管,共有20多人的調研團前往參觀,整套接待、服務,全部由她們兩個還不滿24歲的小姑娘負責。
過程中,面對各級領導、嘉賓,她們始終從容、有序,那份自信、成熟,足以秒殺大多數城市同齡人。
何然還説,她身邊已經有10%~20%的同齡人選擇了回鄉發展。而這個一度空心化的村莊,其常住人口也從600多人恢復到900多人。

從何家巖到馬海
何家巖之後,2022年9月,騰訊SSV為村發展實驗室共富鄉村項目團隊來到廣西桂林市龍勝各族自治縣。
出人意料地,他們並沒有選擇政府和社會關係推薦的村莊,而選擇了一個叫馬海的小村作試點示範。要知道,龍勝擁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龍脊梯田,景區內有許多自然景觀和基礎設施都不錯的村莊,景區外也有廣泛的選擇。但他們為何選擇了一個連地方幹部都不太知道的偏僻小山村?

|高山上的馬海村
錦上添花的事,向來不缺人做。但對騰訊SSV來説,要面向的始終是中國最廣大、最普遍的鄉村,併為這些大多數探索出路徑——從集體主導確保農民成為自己資源和勞動受益主體的聯結機制,到“鄉村CEO”經營人才培養,再到輔助鄉村CEO搭建簡單易學的數字化工具,通過這個“機制-人才-數字化”的共富鄉村套裝,騰訊SSV逐漸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鄉情、普適性的鄉村經營創新路徑。
人才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對騰訊SSV來説,最看重的,也正是馬海村的人:這裏的婦女,自發組成一個“小嫂子”藝術團,自己排練節目,演給村裏人看;村裏的兩位“詩人”老哥,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回家寫詩,還組織愛好者們一起圍爐夜話、玩“飛花令”;村裏的老工匠,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荒廢根雕、木雕、石雕、造紙的老手藝,整個村莊就是一座完整保留的“活態博物館”……
陳晶晶和她的共富鄉村項目團隊,這次更加輕車熟路,在與友成企業家鄉村發展基金會共創努力下,快速為村裏建立起集體主導的龍馬文化旅遊有限公司及其鄉村CEO團隊,隨之,打造出馬海辣椒育苗和產業基地、富硒紅米種植基地的同時,鼓勵村民參與,升級改造了“梯田山居”,建設了“半山書吧”等。
2023年9月14日,為慶祝馬海村建設升級一週年,村裏決定舉辦一場音樂節。5月份,村裏人剛剛舉辦了一場原汁原味的篝火音樂節,這次,他們打算更加開放、吸引更多人來馬海。在騰****訊SSV、粵桂協作工作隊等多方支持下,這場音樂節升級為“山海梯田音樂節”。
馬海村的這個夜晚,可能是村莊幾百年來最熱鬧的夜晚。絢爛的燈光,專業的舞美,還邀請到廣西籍歌手胡夏助陣。如此陣容,主角卻是馬海村、山下金江村,以及各地聞訊前來助演的其他村村民。他們可能白天還在地裏幹活,晚上就成為全網260萬直播觀眾眼中的“明星”。

|馬海村的“小嫂子”藝術團
音樂節上,他們跳起《扁擔舞》《錦繡龍脊》,唱起《歡迎你到侗寨來》《墾荒謠》,以及馬海村民共同創作的村歌《馬海之歌》;他們還肩扛日常使用的農具、傢俱走起T台秀,最後在全場大合唱廣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中,戀戀不捨地謝幕……
一年間,除了新改建的“半山書吧”,外表上,馬海村的變化並不大。但在馬海村民的心裏,卻早已種下自信、自強、共同富裕的大大的種子——只有心理也富起來,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其時,遠在馬海村以北500公里的酉陽縣,正將何家巖的共富鄉村模式提煉為“農民主體、制度先行、運營前置、因村制宜”的方針,在全縣15個村階段性試點後,縣委縣政府制定了全縣推廣計劃。他們還發動前期41名鄉村CEO“老帶新”,帶動新一批鄉村CEO。騰訊SSV期待的點到線、由線及面,以及更廣闊的省域擴展的效果,正在發生。
在廣西,騰訊SSV與粵桂協作工作隊聯合發起“為村共富鄉村-粵桂數字農文旅”計劃,正在19個試點縣21個示範村展開。
在雲南等地,騰訊SSV與中國農業大學聯合開展的“鄉村CEO”專項培養計劃已進行了兩年,2022年一期31名結業的CEO,其所在集體經營主體收入從550萬元增至3700萬元;2023年的二期,則擴大至全國12個省市、22個地市州、63個區縣合作共建培養,雲南省的昭通學院、曲靖師範學院,還成立了專門的鄉村CEO培養學院。
在浙江,由省農業農村廳主辦,騰訊SSV與浙江省農學會、浙江省鄉村建設促進會聯合承辦的浙江千名鄉村CEO培養計劃,也已於9月份正式啓動,首批100名學員來自浙江42個縣區。
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不啻為一個世界級難題,因為它看似與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語境相迥異。但放到更廣闊的社會發展,以及“社會成本-社會收益”這一更深層的經濟規律角度,又無疑是必須攻克、且未來收益深遠的大課題。
**這些年,無數案例已反覆告訴我們,如果有得選,一個有追求的人、一家有追求的企業、一個有追求的民族,應該儘量去選擇“難而正確的事情”。**無視問題、逃避、走捷徑,最終都要補上繞不過去的成本。
“讓中國農民共同富裕起來”,就是這樣一件“難而正確的事情”。願有能力的企業、組織、個人,共同努力。

作者: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著有《煥新——劉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書。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