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報告全文 |《“一帶一路”十週年：回顧、展望與多邊化發展建議》_風聞

2023年9月21日，全球化智庫（CCG）在京舉辦第九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資深政策制定者、駐華外交官、國際組織代表、專家學者和行業領袖等出席論壇，就大國關係、氣候治理、經濟發展、企業合作等問題深入探討。全球化智庫（CCG）課題組研究撰寫的《“一帶一路”十週年：回顧、展望與多邊化發展建議》報告在論壇上發佈。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已歷經十年發展、十年繁榮。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從中國倡議走向國際實踐，國際合作項目成果碩果累累，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文明交流互鑑等多個領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下，“一帶一路”的新階段既面臨挑戰，也存在新發展機遇。

CCG從自身對全球化的長期研究積累出發，以“多邊化”為關鍵詞，提出“一帶一路”多邊化發展的十點倡議，以在已有的雙邊和多邊化合作基礎上，深化多邊合作，與眾多現有國際合作機制實現更加緊密和更加高效的對接，提升“一帶一路”國際公共產品屬性，打造高效的“一帶一路”多邊合作機制，以更好地順應當前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十年來,經過各方不懈努力，“一帶一路”由一個與歷史關聯的概念逐漸變為現實，從國際合作框架上升為全球治理的理念。CCG以歷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為時間節點，將“一帶一路”過去十年發展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並對各階段發展特點及成果進行了歸納總結。

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截至2023年6月，中國已同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舉行之際，我們也迎來這一倡議的新發展階段。未來，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CCG建議着力推動“一帶一路”多邊化、機制化發展，使其與現有眾多國際合作機制實現更加緊密和更高效的對接，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國際公共產品屬性，打造高效的“一帶一路”多邊合作機制，以更好地順應當前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對此，CCG提出以下十條具體建議：

一、參照中國-東盟中心模式，在北京設立各有關國家參與的“一帶一路”多邊合作中心，建立精幹高效的三級管理模式，在有關國家雙多邊重大戰略對接合作中提供指導並開展具體的工作。

二、成立“一帶一路”多邊指導委員會或國際顧問委員會，邀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社會各界人士、前政要等出任其成員，從頂層設計出發，打造“一帶一路”全球治理諮詢和交流機制，提升互信，加強思想交流和決策參考。

三、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組織，對接現有區域機制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及規則。參照經合組織（OECD）運行方式，通過一視同仁的監管措施形成激勵手段，促進政策進步，尋求與經合組織之間的對接、對話和合作。

四、對接美歐印，構建四方國際合作或多邊合作平台，與目前既有的“重建美好世界”（B3W）、“全球門户”（Global Gateway）計劃以及“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等概念尋求接觸，探索建立中美歐印“四方+”國際合作平台的可能性，通過優勢互補、良性競爭及第三方市場合作等共同提升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水平。

五、依照G20、APEC機制的峯會方式，在有意願的國家輪流舉辦或與其合作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以此體現“一帶一路”倡議的多邊性，提升各國對“一帶一路”認知度、參與感、親切感及認同感，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循序發展。

六、由亞投行牽頭，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開發銀行進行合作，成立“一帶一路”國際開發銀行合作聯盟，形成國際化、規範化、公開透明的“一帶一路”投融資體系，在充分發揮各國政府促進融資作用的同時，鼓勵各國民間資本進入，引導商業股權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七、尋求穩慎地加入巴黎俱樂部的路徑，遵循透明、可行、可持續的國際信貸規則，實現與國際規則更加緊密的對接，為面臨支付困難的債務人尋求協調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同時防範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債務風險，保障全球金融穩定。

八、建立“一帶一路”國際企業聯盟，採取開放的加盟方式，吸引企業響應，引導企業在“一帶一路”政策和項目實施中開展業務交流和信息溝通，組織諸如製造業峯會、中小企業峯會、跨國公司與中小企業合作論壇、“一帶一路”跨國企業年會等國際論壇，交流產業、投資、合作、風險防範等方面的議題。

九、建立“一帶一路”專業人才網絡服務平台，聚焦“一帶一路”建設的專業人士，借鑑國際經驗，建立“一帶一路”專業人才數據庫和系統的服務體系，方便企業及其他機構尋找合適的國際化人才，幫助專業人士尋找合作伙伴或發展平台。聯合開展“一帶一路”專項人才培養項目，通過設置合作培養項目、增加獎學金、公派留學等方式鼓勵更多中國學生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留學，同時鼓勵並擇優選擇更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人員來華留學。

十、搭建多層次多元化的智庫平台、聯盟和合作機制，如召開多邊智庫論壇，不侷限於“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吸收全球有重大影響力的智庫加入，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就“一帶一路”及其他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展開深入研討，定期舉行智庫峯會或論壇，形成品牌化活動，為各方決策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一、“一帶一路”倡議的三個發展階段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十年中，全球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環境發生了重要改變。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當中提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2022年，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隨着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從概念到落地的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我們根據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狀況，以2017年、2019年和2023年三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為時間節點，大體上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一）2013－2017年：框架搭建，構建“一帶一路”倡議基礎設施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時，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在出訪東南亞期間又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由此從基礎概念上完成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然而，如何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完善這一偉大的戰略構想，如何搭建其基本形態和框架，如何邁出“一帶一路”從零到一的一步，是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在2013年到2017年間陸續獲得了相應的答案。這也是我們將2013年到2017年劃分為“一帶一路”倡議第一階段的根本原因。

從歷史角度來看，2014年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起步之年，經歷了多管齊下的建設進程。一方面，中國國家領導人多次在亞信峯會、APEC會議、G20峯會等重要國際場合闡釋“一帶一路”的相關概念和內涵，從理論角度使之更加飽滿，層次更加豐富；另一方面，國家領導層在頂層設計上予以了縝密的策劃，使“一帶一路”倡議初步形成了制度化、機制化的態勢。期間，最重要的兩處進展顯示出了“一帶一路”在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基本理念。

其一，2014年9月，中國領導人在出席中俄蒙三國元首會晤時提出，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五國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和蒙古國的“草原之路”這兩個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予以對接，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即“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最早形態。

其二，2014年10月，包括中國、印度和新加坡等在內的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即“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最早形態。

從“一帶一路”開局之年就可以看到，這一倡議從一開始落地就具有兩個典型的特徵，既包括多邊主義合作形態，又聚焦於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具有“國際公共產品”的公共服務性、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同時，“一帶一路”也是一個以國際需求為驅動、實際行動先於理論引導的國際合作機制。例如，作為“一帶一路”標誌性產品的中歐班列，誕生甚至早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正式提出。2011年最早的一趟中歐班列以“‘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班列”之名，開通重慶到德國杜伊斯堡的直達班列，到2013年中歐班列已拓展到成都、武漢、蘇州等地，展開了相關實踐。2010年中國－東盟銀聯體成立，成為後來“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借鑑的重要合作模式。2011年中國－東盟中心正式成立。經過多年發展形成了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合作的重要政府間國際組織。這些早於“一帶一路”正式提出的行動顯示，經濟發展、市場需求是催生“一帶一路”倡議誕生的重要動力。

“一帶一路”倡議是應運時代需求而誕生的。實際上，在多邊經濟金融合作雛形初現的基礎上，“一帶一路”倡議才上升為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論。這也突出地表現在2015年的“一帶一路”概念拓展上。在當年2月1日的“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上，“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正式亮相。同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從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和合作機制方面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了闡釋。這份文件中提出了引人矚目的合作重點，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內容。

至此，“一帶一路”倡議完成了實際建設和理論研究相互補充、互相印證的過程。直到2017年5月舉行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舉行之際，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下“一帶一路”相關項目推動及落地也受到較少阻礙。這一倡議日漸豐滿、成熟和立體化。在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峯會前夕，“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發佈《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和中國的貢獻》，系統性地總結了“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的相關理論和實踐成果，明確指出“一帶一路”的五大方向，正式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合作框架，重申了以“政策溝通”等“五通”為主要內容。2017年黨的十九大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標誌着“一帶一路”作為系統性的國際合作理論，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構建和實踐。

（二）2017－2019年：“一帶一路”倡議在新格局中向縱深發展

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高峯論壇到2019年第二屆論壇期間是“一帶一路”發展的第二階段。走向縱深發展的“一帶一路”建設在這一階段成為全球矚目的國際合作典範，期間以成功案例一定程度上對沖了逆全球化浪潮。2016年到2017年是全球進入“超級全球化”時代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以2016年英國脱歐和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全球化遭遇挫折。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7年1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了《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並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來自中國，但成效惠及世界。”這既是對過去的總結，也是對未來“一帶一路”歷史責任的展望。

在“一帶一路”第一階段夯實的倡議在此階段紛紛開花結果。例如，“五通”合作方向上，以中俄天然氣管道、蒙內鐵路、亞吉鐵路為代表的一大批標誌性基礎設施項目建成；以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召開為標誌，形成了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博覽會機制化的態勢。各種税收合作、海關合作、知識產權合作機制推動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發展。以2017年27國財政部共同核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世行、亞投行、金磚新開發銀行、亞開行、歐洲投資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簽署《關於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領域合作的備忘錄》為標誌，打開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多邊合作的局面。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在人文交流方面，政黨、議會、智庫、工商界、媒體和高校等“二軌”交流機制得以逐步建立並開始常態化運行。

在這一階段中，“一帶一路”表現出了與全球格局變化相兼容、與時俱進的新特徵，突出表現在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形態、新特徵納入到“一帶一路”的理論和實踐框架之中，以深化合作促進解決方案的形成。

例如，2015年12月12日在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了《巴黎協定》後，全球經濟以綠色轉型應對氣候變化對人類文明帶來的挑戰成為歷史性的潮流。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16年9月批准中國加入這一協定。在2017年5月環保部、外交部、發改委和商務部聯合發佈的《關於推進綠色“一帶一路”的指導意見》中，首次將綠色發展納入“一帶一路”理論和實踐框架中。

2010年代，數字經濟在全球蓬勃發展。2016年到2017年間，G20國家中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平均增速約為8.47%，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速則高達16.83%。基於這一背景，在2017年12月3日舉行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中國、埃及、老撾、沙特等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將中國政府在2015年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納入國際合作實踐，進一步豐富了“一帶一路”的理論和實踐內涵。

隨着“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便利化的深入，新的商業創新和新的貿易形態得以依託“一帶一路”生態發展出強大的內生動力。2016年底，中國商務部與智利外交部簽署了首個雙邊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標誌着跨境電商合作正式引入“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當中。這一合作模式的誕生和推廣在保持中國國際貿易的穩定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帶一路”的第三階段，因新冠疫情導致國際貿易受到嚴重衝擊之時，跨境電商合作機制就成為了有效維繫“一帶一路”合作的關鍵紐帶。

（三）2019－2023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初的“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第三階段以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峯論壇到2023年的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峯論壇為時間節點。進入到第一個十年末期的“一帶一路”，在本階段除了延續之前的慣性朝着縱深發展之外，還遇上了地緣政治在更大程度上的調整，以及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突發衞生事件”——新冠疫情。在這一階段中，隨着歐盟“全球門户”和美國“重建美好世界”（B3W）計劃的問世，“一帶一路”不再是當前唯一的全球性多邊合作倡議。日益複雜化的國際環境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佳註解，也促使“一帶一路”本身展開相應的調整。

這一期間，“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基本保持了延續性。除了因疫情導致部分“民心相通”項目受到影響外，政策協調、基礎設施、貿易往來和金融合作繼續深化發展。以中老鐵路為標誌的一大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期完工。有效的跨境電商合作機制確保了“一帶一路”國際貿易的穩定。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額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佔比從2019年的29.3%上升到2022年的32.9%。“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角色逐漸上升為重要支柱之一。

同一期間，疫情及地緣政治上的連鎖反應，表現在供應鏈斷裂、經濟大幅波動以及貨幣政策在短期內走完了緊縮—寬鬆—緊縮的急劇轉折過程，全球部分發展中國家有陷入債務陷阱之虞。這一新挑戰也促使“一帶一路”的決策者、參與者們深入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將基礎設施建設與有效的、可持續的金融合作匹配，使資金能夠在運轉中發揮更大的效率。

相對而言，在本階段中，危機促使“一帶一路”在“政策相通”方面做出了更大調整，以政策協調維持經濟合作與發展的韌性和穩定。伴隨着經濟全球化格局的區域化，中國在國際貿易、投資等領域的合作力度加深，突出表現在與東盟共同推動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在2022年1月1日的生效，迎來了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擴員，同時中方還啓動了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的談判，並積極準備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一帶一路”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全球合作機制，正在準備迎接更多的合作方式與合作內容。

在此期間，歐盟推動的“全球門户”計劃與美國的B3W也加入了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大合唱當中。這兩個計劃除了強調政策和金融領域的融匯貫通之外，突出地強調建設過程中的綠色發展、數字創新和權利平等。在2023年9月舉行的G20峯會上，印度、沙特、以色列和歐盟若干國家提出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其內涵上與“六廊六路多國多港”有相似之處。“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倡導的觀念和方式，如多邊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模式、可持續性、創新性和包容性，正在為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接受。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已經從全球治理理念或國際合作倡議上升為各方逐漸認可的國際合作理念。

基於現有的發展狀態，要使“一帶一路”倡議為更多人所接受和歡迎，有賴於“一帶一路”保持其高度的開放性，在與各種計劃、倡議和戰略的碰撞當中，尋找更有效的發展路徑。

二、共建“一帶一路”成果概況

自1948年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經濟復興法案》（the Economic Recovery Act of 1948，即“馬歇爾計劃”）以來，作為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全球多邊大規模基礎投融資及建設計劃缺失已久。“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實施後，國際上總有人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但“一帶一路”倡議與馬歇爾計劃在實施效果、實施意圖及合作關係等方面存在本質不同，共建“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其覆蓋地域之廣、投入之大、合作方之多也超過了當年的歇爾計劃。“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逐漸拓展至150多個，各國圍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共建“一帶一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以下謹從“五通”方面對十年來“一帶一路”建設成就予以簡要總結。

（一）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設施聯通方面，“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總體構架正在破解共建國家基礎設施落後的困局。2013年，中歐班列全年僅開行80列；2022年，中歐班列全年開行超過1.6萬列，通達境外近200個城市，在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促進各共建國經貿往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也是推進“一帶一路”合作的核心。“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抓手，為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大發展機遇，大幅提升了共建國家互聯互通程度。當前，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缺口巨大。根據G20旗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發佈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展望》報告，2016至204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增至94萬億美元，年均約增長3.7萬億美元。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對於促進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經過各國共同努力，以鐵路、公路、航運、航空、管道、空間綜合信息網絡等為核心的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基礎設施網絡正在加快形成，區域間商品、資金、信息、技術等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有力促進了跨區域資源要素有序流動和優化配置，對區域國家增進互聯互通、合作共贏具有重要意義。

中老鐵路、蒙內鐵路、孟加拉帕德瑪大橋、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等成為近年來“一帶一路”的標誌性項目。2023年，雅萬高鐵、尼泊爾博克拉國際機場等項目先後投入使用，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誕生十年來的標誌性項目行列。“一帶一路”大批項目建設與經貿發展之間已經形成良性反饋和互動。例如，中老鐵路的建成將有效推動老撾經濟發展，也將促進中國西部陸海新通道的發展，為中國西南經濟注入發展動能。

（二）深化經貿投資務實合作

通過促進國家間互聯互通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一帶一路”為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創造了大發展機遇，對促進共建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維護社會和平穩定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世界銀行發佈的《“一帶一路”經濟學》報告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深化區域合作、促進跨大陸互聯互通的宏偉舉措，將改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地區經濟環境水平，從而大幅降低貿易成本，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顯著推動共建國家和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增長”。報告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將使共建國家和地區的實際收入增長1.2%-3.4%，全球實際收入增長0.7%-2.9%，從而促進實現共同繁榮。“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實施使參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增加4.1%，“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將增加4.97%。此外，“一帶一路”相關投資可以幫助多達3400萬人擺脱中度貧困，使760萬人擺脱極端貧困。英國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表明，到2040年，“一帶一路”倡議將使全球GDP每年增加7萬億美元以上，多達56個國家的GDP將因“一帶一路”而每年增長逾100億美元。

“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與共建國家及地區經貿關係的促進效果明顯，“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共建國家間的貿易額不斷攀升，貿易增長水平大大高於世界貿易增長水平。2022年，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貨物貿易總額13.8萬億元，佔我國外貿總額的比重從2014年的26%提高到32.9%。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存量從2014年的924.6億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2138.4億美元。2014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及地區新籤承包工程總額850.3億美元，完成營業額為641.2億美元，在2022年這兩個數據為1296.2億美元和849.4億美元，多年保持在高位，促進了一大批交通基礎設施和通訊、電力設施項目的開通和投產。

資金融通方面，“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在全球範圍內得到響應。截至2023年1月，亞投行成員國達到106個，累計批准分佈在33個國家和地區的項目202個，融資總額超過388億美元，撬動資本近1300億美元，覆蓋能源、交通、電信、城市發展等諸多領域。

“一帶一路”與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開始形成有效的相互促進和聯動。“一帶一路”在最初幾年發展中，多以相關國家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以政府間合作帶動多層次全面合作的方式展開。截至2023年8月，中國已經與152個國家和32個國家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覆蓋我國83%的建交國。2022年以來，“一帶一路”倡議逐漸與區域合作機制之間形成耦合，多邊色彩愈加濃厚。例如，多數RCEP成員國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一帶一路”與RCEP的相互嵌套，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貿易關係快速增長、合作方式創新的重要渠道，確保了2020年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後，雙邊經貿關係繼續保持穩定增長。2022年中國對東盟進出口增長了15.0%，遠高於同期中國外貿增速（7.7%）以及對歐盟（5.6%）和美國貿易（3.7%）的增速。這成為“一帶一路”與區域發展機制聯動的案例之一。

（三）增進人文交流互學互鑑

截至2023年6月底，“一帶一路”倡議吸引了全球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參與，為共建國家和地區創造了42.1萬個工作崗位，幫助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快經濟發展。近年來，中國企業通過“一帶一路”走出去的本地化程度已大幅提高，這為合作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美國麥肯錫公司對在8個非洲國家的上千家中國公司進行的實地調查表明，這些公司中“89%的員工是非洲人，為非洲創造了近30萬個就業崗位”。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團隊的報告也顯示，在尼日利亞的20家中國製造業企業中，當地僱員比例平均為85%，就業本地化的趨勢明顯。“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跨越地理限制、突破文化差異、融合發展需求的開放式、全球性合作平台。

人才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和關鍵支撐。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家各部委相繼開展“人才行動”，如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擴大相互間留學生規模，開展合作辦學，中國每年向共建國家和地區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深化共建國家間人才交流合作。教育部印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提出開展人才培養培訓合作，包括實施“絲綢之路”留學推進計劃、“絲綢之路”合作辦學推進計劃、“絲綢之路”師資培訓推進計劃及“絲綢之路”人才聯合培養推進計劃。《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實施“絲綢之路文化之旅”計劃和“絲綢之路文化使者”計劃，大幅提升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文化交流規模,包括著名智庫學者、漢學家、翻譯家來華交流、研修。商務部多年來不斷加大資源投入，豐富課程設置，創新培訓方式，累計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培養各類人才10萬餘名。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加快了我國教育對外開放事業發展，也促進了我國與共建國家和地區的人才交流合作。10年來，我國高校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日趨頻繁深入，“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來華留學人數持續增加。2018年，共有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的49.22萬名留學生來華留學，其中，“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來華留學生人數共計26.06萬人，佔總人數的52.95%。2021年，在與中國簽署共建合作文件的150個國家中，中國是該國國際學生十大生源地的國家有24個，中國留學生接近16萬人，約佔這些國家國際學生總數的16%。這些在“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留學的學生及從“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來華留學的學生，對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合作與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方面，這些國際學生可充分發揮自身跨文化溝通優勢，加之對當地文化、法律法規、商業模式等情況的瞭解，能夠幫助我國企業減少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交流障礙，並對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危機挑戰及時提出預防和解決方案，降低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同時，部分優秀國際學生憑藉其國際視野和創新精神，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創立了一大批新興的創新企業，帶動了當地就業。同時，很多來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來華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利用所學知識和技術，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將中國發展經驗應用於實踐，大大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此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很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對迅速崛起的中國的認知存在偏差和不足，在“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留學的學生及從“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來華留學的學生可積極主動與之開展文化交流，為其釋疑解惑，向他們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進彼此之間的信任，讓“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充分了解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主張及目的，結成“一帶一路”國家的“同窗友誼”。

（四）加深雙多邊機制對接合作

“一帶一路”是為了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和平、發展、治理三大赤字和困境而提出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則，其戰略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包括歐亞大陸在內的世界各國在政治上互信、在經濟上融合、在文化上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作為中國主動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積極嘗試，“一帶一路”不斷加深多邊機制的對接與合作。

在“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過程中，通過把共建“一帶一路”同各國發展戰略、區域和國際發展議程有效對接、協同增效，並通過雙邊合作、三方合作、多邊合作等多種合作形式使更多國家和企業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全球互聯互通夥伴關係不斷鞏固拓展。除了上文提到的RCEP之外，在政策指引下企業間和民間在多邊合作方面的成就也卓有成效，例如2017年和2018年由國開行牽頭成立的中國-中東歐銀聯體和中國-阿拉伯國家銀聯體等機構。“一帶一路”所塑造的全球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具有內部的平等性和外部的開放性。這也意味着，“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開放包容且具有較大發展性的合作模式。

對於全球化發展來説，“一帶一路”創造了一種新型全球化發展模式，在既往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之際，為全球化深入演進、打造包容性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強勁動力。2008年經濟危機後世界經濟長期陷入低迷，國家間及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是既往全球化陷入全球化逆流的主要原因。“一帶一路”通過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從更多維度拓展了全球化的內涵，突破了既往經濟全球化下以市場、生產及資本全球化為主要表現的不均衡性。通過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一帶一路”從理念及實踐層面推動打造更加均衡普惠的包容性全球化。

從完善全球治理的角度來説，“一帶一路”倡議及其落實是中國在新時期參與全球治理的方案，也是中國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最佳公共產品。基礎設施投資是全球治理當中的重要課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週期長，見效慢，收益不確定性較大，需要政策與公共部門的長期持續努力。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存在資金、技術嚴重不足的問題。“一帶一路”通過中國經驗與本地現實相結合，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的方式，創造性地推動亞投行、銀聯體與主權信貸結合，成功推動了多項標誌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完工，發揮出重要社會效益，也填補了國際公共產品在基礎設施投融資及建設方面的空白。

“一帶一路”倡議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僅惠及發展中國家也向發達國家敞開對話合作的大門，本質上是新時期開放合作的全球性公共產品。近年來，隨着發展中國家崛起，國際力量格局深刻調整，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下發展中國家代表權、發言權不夠，對國際規則制定的影響力與其實力不匹配，不僅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甚至會加劇國家間矛盾與衝突。改革目前的全球治理體系已刻不容緩，但在既有機制改革乏力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以增量方式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新理念、新機制、新動力。

作為承載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具體實踐，“一帶一路”也是打造人類利益共同體的最好方式。“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拓展可以使更多國家間實現不同程度的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近年來西方國家推動的“全球門户”和“B3W”，就其本質而言，是對“一帶一路”理念的一種呼應，同時也提供了合作的可能。由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國際力量格局深刻調整過程中，國際社會有望實現“一帶一路”與其他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的對接與合作，避免可能使世界陷入災難的修昔底德陷阱及金德爾伯格陷阱。

三、CCG關於“一帶一路”多邊化機制化發展的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已成為當今世界範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台。“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意義，同時也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一項國際公共產品。對中國來説，開展“一帶一路”雙邊合作既便利可控也有顯著優勢。而從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及國際合作來説，隨着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到共建“一帶一路”，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召開作為重要時間節點，在“一帶一路”發展進入第四個階段後着力推動“一帶一路”多邊化機制化發展則將使其更具全球性意義，不僅可更好發揮“一帶一路”作為全球治理新型平台積極作用，極大發揚多邊主義，同時可有力回應一些國際社會對其負面評價，併為世界經濟復甦及全球化轉型發展注入強大信心和強勁動力。

未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可加強多邊合作，逐步從具體項目合作到機制化、組織化對接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共同體。一方面，可拓展與各國、政府間機制、國際組織相關倡議、計劃和項目之間業已存在的相關合作，尋求建立“一帶一路”與全球相關方之間的最大利益公約數。另一方面，可創新合作方式，如設立“一帶一路”多邊常設機構“秘書處”、在相關國家間輪流舉辦“一帶一路”峯會甚至成立共建“一帶一路”國際組織等，提升“一帶一路”多邊國際合作的可操作性和執行效率，增強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主人翁意識和命運共同體意識，提高“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可繼續強化和創新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企業、智庫、高校、行業協會及非政府組織等之間的人文交流形式，加大技術人才交流，推動“一帶一路”內生的“軟實力”不斷壯大。

**（一）參照中國－東盟中心模式，推動建立“一帶一路”**多邊合作中心

參照中國－東盟中心模式，在北京設立各有關國家參與的“一帶一路”國際秘書處等多邊參與的常設機構。中國－東盟中心自建立以來，明確定位自身為“一站式信息和活動中心”，中國及東盟各國均派有代表，在中國和東盟及其他地區設有分中心，施行理事會－執委會－秘書處三級管理方式，分別對應決策、諮詢和執行工作，開展中國－東盟貿易、投資、教育、文化、旅遊和信息媒體活動，為中國和東盟的戰略伙伴關係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應上述模式，可推動建立“一帶一路”多邊合作中心，例如中國－中亞、中國－中東、中國-非洲等合作中心，建立精幹高效的三級管理模式，在有關國家城市設立分中心，就“一帶一路”國家雙多邊重大戰略對接合作提供指導並開展具體的工作。

（二）成立“一帶一路”多邊指導委員會或國際顧問委員會，強化國際公共產品屬性

中國從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開始，就一直將“共商共建共享”作為倡議的基本原則，並始終秉持這一原則。從這一思路出發，未來可搭建組織架構、決策管理和諮詢工作的多邊機制，並將其常態化，如成立“一帶一路”多邊指導委員會或國際顧問委員會，邀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社會各界人士、前政要等出任其成員，從頂層設計出發，打造“一帶一路”國際治理的諮詢和交流機制，提升互信，加強思想交流和決策參考，強化“一帶一路”國際公共產品屬性。

（三）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組織，加強與現有區域機制與國際組織的聯繫

參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為“一帶一路”多邊合作提供政策研究及諮詢協調。成立於1961年的經合組織是其成員國進行政策實踐比較研究，尋求共同問題解決方案的多邊機制。“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組織既可參照經合組織運行方式，各國政府可以相互比較政策實踐，尋求共同問題的解決方案，甄別出良好的措施和協調的國內、國際政策，通過一視同仁的監管措施形成激勵手段，促進政策進步，也可以尋求與經合組織之間的對接、對話和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契合歐亞互聯互通戰略，更為雙方發展戰略對接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一帶一路”建設未來的順利推進，要充分利用現有多邊/雙邊合作機制，創新合作方式，深化和利用好現有合作平台，有效進行重大規劃和項目對接。金磚國家在重振全球發展動能、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上具有高度共識，與“一帶一路”倡議有諸多契合之處，可就“一帶一路”多邊化發展加強與金磚國家對接合作。可吸引聯合國系統下國際組織機構對接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項目，開展主題合作，推動聯合國成立“一帶一路”合作機構，充分發揮聯合國的橋樑作用和國際影響力，最大限度利用增效作用，促進“一帶一路”參與國之間的對話。可吸引聯合國系統機構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將“一帶一路”相關理念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議程對接起來，使“一帶一路”理念成為這些國際組織的相關議程。

（四）對接美歐印，構建四方國際合作或多邊合作平台

可考慮與目前既有的“重建美好世界”（B3W）、“全球門户”（Global Gateway）計劃以及“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概念接觸合作，探索建立中美歐印“四方+”國際合作平台的可能性。

2021年，美國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歐盟提出“全球門户”計劃。在今年9月舉行的G20峯會上，印度、沙特和美歐等國也提出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概念。此前，發達國家在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就陸續提出很多類似的互聯互通項目，包括2015年日本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係、2017年印日的“亞非增長走廊”構想、2018年歐盟的“歐亞互聯互通”戰略、2019年美日澳的“藍點網絡”計劃，以及2022年七國集團提出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等。

當前，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巨大，西方推出B3W等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與“一帶一路”並非不可調和，而是存在大量合作空間。在2023年中國外長王毅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會談當中，博雷利也表示，歐盟的“全球門户”計劃同“一帶一路”倡議並不對立，而是互補關係，都旨在促進全球發展。

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是具有廣泛共識且較為迫切宏大的國際合作領域，“一帶一路”可與西方提出的B3W等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對接合作，通過優勢互補、良性競爭及第三方市場合作等共同提升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俄烏衝突持續之下，未來烏克蘭等重建工作對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巨大，也可就此加強合作。

（五）輪流舉辦“一帶一路”高峯論壇，提升各國對“一帶一路”參與感、親切感及認同感

依照G20、APEC機制的峯會方式，在相關國家輪流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由在我國首都北京舉辦的重大主場外交活動轉為在不同國家輪流舉辦的國際峯會。通過峯會，促進各國定期聚焦“一帶一路”相關議程，開展廣泛交流和協商，並通過協議、規劃、機制、項目等方式，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循序發展。由此，可進一步體現“一帶一路”倡議的多邊性，提升各國對“一帶一路”認知度、參與感、親切感及認同感。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國也可更多發揮引領作用，如引導議程設置，對協商議題深入研究並提出建設性意見建議等，通過機制設置在推動“一帶一路”多邊化同時確保較高話語權。

（六）成立“一帶一路”國際開發銀行合作聯盟，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

“一帶一路”開發需要巨大的資金支持，目前比較確定的資金來源有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組織新開發銀行等。在此基礎上，“一帶一路”建設還需打造國際資金池，完善金融管理水平，探索擔保、審核、風控和保險新機制。在融資體系方面，應注重建設多元化的融資體系以及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可倡議由亞投行牽頭，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開發銀行進行合作，成立“一帶一路”國際開發銀行合作聯盟，打造以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為主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信貸共同體，形成國際多邊開發銀行共同貸款、共同發包、共同招標的國際化、規範化、公開透明的運作體系。在充分發揮各國政府融資作用的同時，鼓勵各國民間資本進入，引導商業股權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七）遵循國際規則，尋求穩慎加入巴黎俱樂部的路徑或深化合作

“一帶一路”建設涉及鉅額融資。在中國財政部與26國財政部簽署的《“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中明確提出，“倡導建設透明、友好、非歧視和可預見的融資環境”。未來根據這些原則，應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投融資的透明度和公開性，以改善“一帶一路”投融資局面，緩解地緣政治和新冠疫情的影響。當前，全球金融秩序出現動盪，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有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中國作為新興債權大國，在努力推動可持續的信貸。巴黎俱樂部是主要債權國常規溝通機制，為面臨支付困難的債務人尋求協調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中國可考慮加入巴黎俱樂部，遵循透明、可行、可持續的國際貸款規則，成為負責任的債權國。此舉也有助於防範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債務風險，保障全球金融穩定。此外，中國此前曾以非成員國身份參加了部分巴黎俱樂部的活動，與其成員國保持較為順暢的溝通。在此前溝通合作的基礎上，可繼續深化溝通交流，以攜手幫助部分“一帶一路”國家應對債務問題。

（八）建立“一帶一路”國際企業聯盟，搭建多層次國際合作與公共服務平台

“一帶一路”作為一個國際合作平台，其參與主體是多層次多元化的。“一帶一路”國際企業聯盟可採取“開放式”的加盟方式，吸引企業響應並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在“一帶一路”政策和項目實施中開展產業、邊貿、科技、物流、旅遊以及文化等業務交流和信息溝通，通過組織諸如製造業峯會、中小企業峯會、跨國公司與中小企業合作論壇、“一帶一路”跨國企業年會等國際論壇，交流產業、投資、合作、風險防範等方面的議題，推動新的項目合作並達成共識公約。

搭建“一帶一路”多層次國際合作與公共服務平台，藉助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機制開展交流合作，推動相關標準規則建設，可有效提高合作效率，也可為“一帶一路”項目開展提供切實助力。該國際合作與公共服務平台可包括企業平台、人才平台、金融平台、智庫平台等方面。

基於平台建立廣泛的協調與合作關係，為“一帶一路”提供有效及全面的功能性服務。一是基於平台，加強有效風控功能，建立預警或信息共享機制，提供非傳統安全方面的信息預警或共享服務，構築“一帶一路”建設的“防火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存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突出，針對這些問題建立實時且詳盡的風險監控和預警平台，對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至關重要。二是基於平台，發揮各種國際、地區的標準化組織的作用。以標準化促進政策通、設施通、貿易通，支撐互聯互通建設，助推投資貿易便利化。三是通過平台整合各方力量。眾多致力於不同領域的NGO以及各種社會力量對“一帶一路”各類項目實施過程中的相關議題有巨大的影響力，重視並加強與各種NGO和社會力量的對話溝通，將能夠有效挖掘“一帶一路”的民間合作潛力，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

（九）建立“一帶一路”專業人才網絡服務平台，聯合開展多邊人才培養專項

“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實施，需要各類專業人士、專業服務的支持，只有選擇適合的專業夥伴，充分發揮專業人士的優勢，才能有效地管控各類項目風險。目前，國際上對主要的專業人士都有成熟的資質要求，同時也形成了一批跨地區的專業人士國際組織，在相關專業羣體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一帶一路”專業人士聯絡服務平台可聚焦“一帶一路”建設的專業人士，借鑑國際經驗，建立“一帶一路”專業人才數據庫和系統的服務體系，方便企業及其他機構尋找合適的國際化人才，幫助專業人士尋找合作伙伴或發展平台。平台還可以與共建國家的專業人士社團建立長期戰略性合作關係，共同促共建線國家的共贏發展。

多邊人才培養專項的具體工作包括：推出更多“一帶一路”留學人才計劃，培育國際化專業化複合型人才；可與更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簽訂學歷學位互認協議並開展合作，通過設置合作培養項目、增加獎學金、公派留學等方式鼓勵更多中國學生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及地區留學。

同時，鼓勵和擇優選擇更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人員來華留學。來華留學工作數量和質量並重，加快海外中國學校和中國國際課程的建設。重視“留學中國”的品牌價值，適當引入市場化方式，允許高校特別是具有較高國際聲譽的高校自主定價，釋放高校招收自費留學生的潛力和積極性。可通過提升獎學金加強對“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的優秀學生來華留學的吸引力度，並建立優秀來華留學畢業生共享機制，為優秀來華留學畢業生發揮作用提供平台，也為各地儲備優秀國際人才。

（十）構建多邊智庫聯盟，定期舉行全球性智庫論壇峯會

可考慮搭建多層次多元化的智庫平台、聯盟和合作機制，如多邊智庫論壇，輪流舉辦定期多邊智庫峯會或論壇。2015年，為配合“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聯盟成立，目前已經擁有國內成員單位141家，國外成員單位122家，涵蓋共建國家的重要智庫。多邊智庫聯盟不侷限於“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可吸收全球有重大影響力的智庫加入，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就“一帶一路”以及其他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展開深入研討，並定期舉行智庫峯會或論壇，形成品牌化活動，為各方決策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同時，通過開展“二軌外交”，可推動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溝通、交流，有助於消除“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經濟和政治壁壘，促進政府間共識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