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視角看以色列的“珍珠港時刻”何以發生？_風聞

導讀**· 2023.10.09**

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據以色列軍方數據，當日超過700人喪生並有以色列人被劫持。在哈馬斯這次前所未有的襲擊中，其中一個突襲發生在以色列超新星（Supernova）音樂節現場，救援機構在場發現了250多具屍體。這次突襲旋即升級為戰爭，以色列於加沙地帶發動報復襲擊後，已有超過400人喪生。根據聯合國8日的聲明，加薩地帶已有超過123,0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撤離。

西方媒體紛紛報道，這場哈馬斯發動的突襲“前所未有”，烈度之強“始料未及”。而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既然巴以衝突由來已久，擁有一流情報機構的以色列對哈馬斯武裝應高度警惕，何以對哈馬斯的偷襲和“滲透”一無所知？

本文從國際安全理論視角解釋情報失靈的原因。作者認為，受限於人的認知偏好和有限理智，在一個複雜多元的情報體系中，各類情報真假難辨，且在其傳播中發生了損耗，因此決策者即使遇到了“好情報”，也無法有效鑑別並將其轉化為現實行動。文章以朝鮮戰爭和珍珠港事件為例，説明了“認知相符偏差”是如何導致情報失靈的。最後，作者跟據現有的公開資料，運用戰爭情報的三個基本假設，推測本次以色列“珍珠港時刻”中，可能存在決策層“認知相符”偏見以及情報機構對哈馬斯突襲情報信息的無意“過濾”，供讀者參考。

Many intelligence reports in war are contradictory; even more are false, and most are uncertain. （戰爭中報送的很多情報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錯誤的，並且多數是不確定的）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

不宣而戰、發動奇襲是戰爭自古以來的一種常見形式，由於對手防備不足和啓動戰爭動員的時滯性，通過突然襲擊獲得戰爭先機而重創對手的案例遍歷戰爭史。要實現成功的奇襲，首要便是戰爭情報的保密與反竊密，由此考驗了衝突雙方情報系統的能力。二戰時日本對美國發動“珍珠港”的偷襲作戰，留給了世界關於美國情報系統為何“失靈”的持久疑問，並泛起了時任總統羅斯福為了發起戰爭而刻意隱瞞情報的“陰謀論”。

10月7日上午，適逢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50週年之際，紀念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武裝集團）對以色列南部發動了其稱為“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突然襲擊，哈馬斯成功進入以色列南部，並在以國防軍成功交戰之前扣押了人質和裝備。這一輪軍事衝突的規模和強度“前所未有”，致使以方大量人員傷亡和扣押，針對如此大規模的人員和裝備調動，人們不禁懷疑，素來聞名於世的以色列情報系統，遍佈中東各國及各個武裝力量，加上與英美情報系統的信息共享，為什麼以色列甚至美國中情局都未能對這次武裝行動有所察覺？前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和以色列議會議長在內的官員稱這是以色列的“珍珠港時刻”，直言“整個情報系統都失靈了”。

10月7日，巴勒斯坦人在被擊毀的以色列坦克上舉着巴勒斯坦國旗擺姿勢（圖源：路透社）

從國際安全理論視角分析以色列“珍珠港時刻”的情報“失靈”，我們無意做“事後諸葛亮”的“高明”責問或是占卜問卦窺探“天機”的預測，而是試圖模仿醫生診斷疾病的思路——**核心是概率論的統計推斷，分析這一病徵最有可能對應的疾病，並藉助儘可能精確的工具（證據）提升診斷的概率準確度。**我們既無意、也沒有能力向讀者提供唯一的“標準答案”，只能列出可能的病因及分析，為後續基於檔案材料的詳細調查提供參考。

關於戰爭情報分析的三個基本假説

情報是什麼？關於情報的概念，有多種下定義的方法。有學者用拆字的方法，將“情報”兩字拆開，解釋為“有情有報告就是情報”；也有學者從情報蒐集的手段來給其下定義，説情報是通過秘密手段蒐集來的、關於敵對方外交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信息；還有學者從情報處理的流程來給其下定義，認為情報是被傳遞、整理、分析後的信息。無論如何，對情報的定義都體現出以下基本要素：

情報三要素

（圖源：作者自制）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戰爭作為人類最高形式和最強烈度的暴力衝突，凝聚了最為複雜精妙的戰爭思維對抗，思維決策離不開精確情報的有力支撐。當面對戰爭對抗中的突襲與情報“失靈”，從決策者到普羅大眾往往將責任歸咎於情報系統沒有提供及時的情報。“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正如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1]中所言：“政策制定者理所當然地信奉‘沒有政策失敗，只有情報失敗’這樣的説法，並且誇大後者的作用。”

左圖為Why Intelligence Fails書封，右圖為作者羅伯特·傑維斯（圖源：網絡）

本文的立論是：人們在怪罪情報系統“失靈”時，實際上並沒有承認人類認知和理智的侷限性，而讓情報系統“背了鍋”，現實情況或許更加符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中國傳統智慧：**情報總是有的，但是情報機構和決策領導層受限於自身的認知偏好和有限理智，在情報的生命週期中發生了情報損耗。最終，即使遇到了“好情報”，也無法有效鑑別並將其轉化為現實行動。**與人們怪罪情報“失靈”的反事實是：“好情報常有，伯樂不常有”，有用的情報與無用情報的混雜是常態。經過情報機構的篩選分析和決策者基於認知偏好的篩選後，有用情報作為“白噪聲”被過濾掉了。

由此產生了關於戰爭情報的三個基本假説：

（1）未經證實的戰爭情報是一個複雜多元體系，戰爭中報送的很多情報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錯誤的，並且多數是不確定的，有用情報被忽略是大概率事件。                                                                

戰爭情報在未經權威證實或是戰爭衝突行為發生之前，是高度複雜多元的混合狀態——有用情報和無用情報；正確情報、部分正確情報、部分錯誤情報、錯誤情報；完整情報、殘缺情報和推測情報，通過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不同行業等多樣化來源共同形成了一個情報信息高度混同的複雜多元體系。如果從“事後諸葛亮”的“上帝視角”俯瞰，有用情報及來龍去脈將十分清楚。但是在事前，身處複雜多元情報信息體系中的情報機構和決策者，則很難區分有用與無用情報，有用情報被忽略是大概率事件。

（2）情報的生命週期本身也是一個多部門交互、合作、博弈乃至對抗的過程，有用情報會在官僚機構的交互運作過程被“自然損耗”。

情報從蒐集、篩選、提煉、分析、報送最終進入決策的生命週期過程並非單向度的、線性化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流轉反饋、多元湧現、爭論修正，既涉及情報結構、輔助決策機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之間的橫向交互爭論，也涉及這些機構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交互爭論。在這一過程中，受制於不同的部門利益和取捨，會產生“碎片化”的組織間合作、博弈乃至對抗。在這一過程中“有用”情報被有意或是無意地被“過濾”掉了，並且所有當事者並不能在彼時彼刻意識到這一行為的真正意義和實際後果。

（3）由於“認知相符理論”所指出的人類的認知自負：決策層更加相信符合自己認知的情報，情報的預警與決策和行動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其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2]一書中引入心理學中的“認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概念來分析國際政治的現實。**所謂“認知相符”，是指人們在理解和認識客觀世界時會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當接收信息時，總是下意識地使新獲得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保持一致，而回避、抵制與原有認識不一致的信息。**概括起來就是：人傾向於接受符合自己固有觀念的信息，忽略與其固有觀念牴觸的信息，從而不自覺地形成了“信息繭房”。特別是對於身居決策高位的決策者而言，決策者更加偏好相信自己所願意相信的情報、符合自己認知期望的情報。而那些不符合自己認知的情報，則會被有意或是無意地忽略。**人們根據“認知相符”所採取的行動，仍然相信自己的觀念認知所支持的行動，而並非是實際所看到和聽到的信息的客觀反饋。**舉個現實中的例子，在2022年世界盃決賽中，阿根廷與法國進入全球屏息觀望的點球決戰中，梅西的點球運用了高超的“欺騙”技巧，讓法國隊的守門員一開始就撲向了足球實際射門完全相反的方向。這生動地反映了法國隊守門員的“認知相符”：在極度高壓緊張情況下，他並非是根據梅西所射球的實際方向展開防守，而是根據自己對梅西射球方向的預判，幾乎在球發射的同時奮力撲向了“錯誤”的方向。

2022年12月，在卡塔爾舉行的2022年世界盃決賽中，梅西在點球大戰中擊敗了法國隊的烏戈·洛里斯（圖源：路透社）

**這一“認知相符”偏差廣泛存在於戰爭決策中。**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前，由於美國決策層以及聯軍司令麥克阿瑟不相信剛成立的新中國會出兵介入朝鮮戰爭，對於中國發出的多次警告和實際的軍事準備選擇了“忽視”。中情局着重強調“鑑於中共面臨複雜而嚴重的國內問題，中國將不可能捲入朝鮮戰爭。”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堅持認為不會中國參戰：其在戰後國會質詢時表示，中國出兵前，他就認為這個國家缺少“現代戰爭必須具備的工業基礎，……人們過分誇大了共產黨中國打現代戰爭的能力”，中國“在經濟上是貧困的，一旦加以破壞，就會使大部分人產生不滿，社會也就不得安定，而國內的緊張將有助於破壞中國參與戰爭的潛力，……甚至不可能維持軍隊在國外作戰”。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美軍仁川登陸前幾天宣稱，“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如果幹預，那純粹是發瘋。據我看來，他們插手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此外，根據中情局的評估，美國決策層還懷疑中國是否具有和美軍作戰的軍事實力。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回憶説，杜魯門政府的高層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在軍事上不具備單獨進行干涉的能力”，即使中國單獨行動也“不會造成決定性的變化，實際上倒有可能遭受丟臉的失敗”[3]。

**美國決策層堅持了中國不會參戰的“認知相符理論”，對於來自中國政府的警告，以及關於中國將要參戰的多個情報來源置若罔聞。**1950年9月末到10月，中國已經多次通過外交渠道對印度表示擔憂，其擔憂的正是美國佔領朝鮮，並通過印度、英國等國將這一信息轉達給華盛頓。美國駐蘇聯大使報告，蘇聯和中國的有關人士告訴英國和荷蘭大使，如果外國軍隊跨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但是美國決策層都選擇性地迴避了來自中國的警告信息，並認為中國虛張聲勢。直到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6個軍共18個師奔赴朝鮮前線。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先頭部隊在利洞、兩水洞、黃草嶺地區與敵遭遇，從此揭開抗美援朝戰爭序幕。接着，志願軍在雲山戰鬥中首次與美軍交戰，重創美騎兵第一師。東線部隊將“聯合國軍”阻滯於黃草嶺以南地區。西線11月5日結束，東線11月7日結束，共殲敵1.5萬餘人，將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清川江以南地區[4]。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開始取得巨大勝利，就是因為麥克阿瑟此時仍然不相信中國已出兵朝鮮。1950年11月3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才要求麥克阿瑟對局勢的發展重新作出估計。麥克阿瑟的答覆荒誕不經，他聲稱“目前還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在北朝鮮進行干涉的真實性作出有力的估計”。他甚至提出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參戰是由於他們相信在中朝邊境作戰的只有南朝鮮軍隊。總之“不像是一場大規模干預”[5]。可見美國決策層當時“認知相符”的自負已到了何種偏差程度。

“珍珠港”事件情報

“失靈”的理論解釋

針對“珍珠港”中的情報“失靈”，美國人同樣對其情報系統充滿了巨大困惑。羅伯塔·沃爾施泰特 （Roberta Wohlstetter）是美國最富盛名的軍事情報分析專家，其在蘭德公司期間撰寫的《珍珠港：警告與決策》是對導致1941年日本轟炸珍珠港的一系列情報失誤的開創性研究。由於她的出色研究，其獲得了1985年的總統自由勳章。該書在1962年出版，沃爾施泰特查閲了39卷國會珍珠港襲擊事件調查聯合委員會的綜合報告，並且翻閲了當時大量的檔案、名人回憶錄，調查了美國情報界在襲擊前收到的警告，試圖弄清楚這一關鍵問題：美國的情報機構為什麼沒有能夠預見日本的突襲。

1941年12月，日軍零式戰鬥機正從翔鶴號航空母艦上起飛（圖源：維基百科）

沃爾施泰特的中心論點是，珍珠港爆炸事件是多重情報失誤的結果。美國收到在突襲之前收到了很多關於日本計劃襲擊美國領土的警告，但最終的轟炸卻讓他們措手不及。美國情報部門可以而且確實讀取了用代碼編寫的日本絕密信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裏，政府能夠預測並準備日本的外交和軍事部署，但未能認識到日本針對美國自身的迫在眉睫危險。兩個最為主要的因素造成了情報系統失靈：

（1）情報機構、不同軍兵種之間的部門間政治

襲擊最後幾個小時的最後一刻警告信號取決於快速反應和技術通信設備的速度。但共同負責保衞珍珠港的陸軍和海軍是競爭對手。沃爾施泰特形容海軍“嫉妒”在水面上飛行的陸軍，因為海軍認為這是其領地。陸軍需要飛行來進入夏威夷羣島的不同地區。對於誰負責哪種類型的偵察存在分歧以及溝通不暢，導致信息空白和巡邏組織不善。1941 年 12 月 7 日上午，與夏威夷空軍總部的通訊線路無法正常工作，也沒有陸軍飛機飛過上空。即使在軍種內部的不同部門，海軍戰爭計劃部門和情報部門之間，軍事上對理智主義的偏見也使得情報專家很難表達他們的擔憂。

“瑣碎的爭吵和高人一等的部門利益使各部門難以有效地交換信息，這種低效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沒有一個機構擁有所有的警告信號。只有通過共同努力，美國情報部門才能解開日本對美國威脅的謎團。他們沒有——也不會——這樣做。”

（2）華盛頓決策層的“認知相符”偏差使得他們不相信日本會對美國發動襲擊

華盛頓的決策者掌握了有關日本的充足信息，但他們沒有可能的攻擊目標的完整清單。襲擊發生前的名單中不包括珍珠港事件。這些決策者也不知道日期或時間；他們低估了日本的軍事能力以及他們在攻擊中承擔風險的意願。事實證明，缺失的信息至關重要。

最終，沃爾施泰特的結論是：**“珍珠港”的情報失敗不是因為缺乏信息，而是因為信息太多。**她指出，事後更容易將信號與噪音分開，但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美國情報機構在全球舞台上充斥着“噪音”，特別是美國的決策層秉持着“先歐後亞”的策略，將焦點放在歐洲戰場擊敗德國和意大利後才全力對付日本，珍珠港襲擊事件的預示信號被埋藏在歐洲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戰事信號之下，情報界不知所措。直到事件發生後，這些跡象才變得清晰起來。

以色列“珍珠港時刻”情報

失靈的可能原因

我們並非是研究巴以問題的資深專家，即使是資深專家，此時也對以色列的情報“失靈”充滿了困惑，我們也無法在短時期內深入色列情報系統內部從檔案文牘的事後審查中深刻分析其原因，只能基於現有所掌握的有限公開媒體資料、運用本文提出的戰爭情報的三個基本假設，推測本次以色列“珍珠港時刻”中可能存在的決策層“認知相符”偏見以及情報機構對哈馬斯突襲情報信息的無意“過濾”，同時也探討部分戰爭技術條件的變化如何使得戰爭情報更加難以開展。以下推測並非是定論，只能説是代表了某種可能性的有益推測。

10月7日，在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乘坐一輛以色列軍車，這輛車被滲透到以色列南部地區的槍手劫持（圖源：網絡）

（1）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和平關係持續向好的樂觀估計和現實渴求促成了關於巴以和平的“認知相符”偏差。

距離上一次中東戰爭（1982年黎巴嫩戰爭）已經40年有餘，在長期和平中以色列認為其正在修復與阿拉伯世界國家的關係，國內政治現實也迫切需要取得外交成績，促使以色列形成了巴以和平、短期內不會發生大戰的“認知相符”偏差中，真實的情報信息很有可能被當作“白噪聲”被過濾掉了。

在阿拉伯國家中，目前已有6個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包括分別在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建交的埃及和約旦，以及2020年以來在特朗普政府斡旋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近期在美國的斡旋支持下，以色列在推進與沙特阿拉伯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以色列也在考慮向阿拉伯世界作進一步的利益讓渡換取外交勝利。從以色列內政來看，內塔尼亞胡急需外交成績，他和藍白黨領導人甘茨組建的聯合政府成立以來，雙方在聯合政府預算案等問題上分歧難消。通過打外交牌爭取民意，適時解散政府、進行大選，甩掉藍白黨的牽制，是內塔尼亞胡想借此實現的一大目標。在這一背景下，以色列領導層可能會產生對中東巴以和平持續向好的樂觀估計和現實的迫切希望，不自覺地形成了廣泛被以色列決策層所共享的“認知相符”偏差。

這一巴以和平進程正在持續向好的“認知相符”偏差，有可能造成 “哈馬斯將突襲以色列”的有用情報，淹沒在了諸如“巴以和平共處”“巴勒斯坦可能會攻擊以色列其他地區”“哈馬斯會採取恐怖行動而非大規模襲擊”等各類有用情報和無用情報；正確情報、部分正確情報、部分錯誤情報、錯誤情報；完整情報、殘缺情報和推測情報的多元複合信息體系中。今年9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佈，以色列將取得“重大的突破”，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歷史性的和平協議。 達成和平協議將大大推進阿以衝突的結束，並將鼓勵其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同時也將促進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內塔尼亞胡説，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和平共處將真正使中東面貌煥然一新，並指出隨着和平的範圍擴大，最終可以實現與巴勒斯坦人達成“真正的和平”。同時，在此次大會上，伊朗總統卻表示：警告稱，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可能實現的正常化將構成對巴勒斯坦背叛。他説，“這將是在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背後捅刀子”。此次大會，內塔尼亞胡也批評，統治伊朗的狂熱分子將不惜一切阻撓這一歷史性的和平進程，這是和平道路上不盡如人意的一點。他譴責伊朗的恐怖主義行為，包括髮動代理人戰爭、威脅國際航運、將外國公民作為人質、殘殺和逮捕許多本國公民，以及提供無人機和導彈“給烏克蘭的無辜人民帶去死亡和毀滅”。2023年10月2日，伊朗總統萊希稱，在德黑蘭舉行的促進穆斯林國家團結的會議上發表演説：“對於穆斯林世界的任何政府來説，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關係正常化都是反動和倒退的行徑。” 可見，以色列的決策層並非對於穆斯林世界的反對勢力和恐怖主義沒有感知，但是其對於中東和平進程的樂觀和迫切程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這一“認知相符”偏差。

（2）以色列軍事實力和技術水平的絕對領先，陷入了安全“保險櫃”國土防衞思維陷阱，形成了以色列決策層認為哈馬斯沒有能力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進攻的“認知相符”偏差。

巴以衝突問題在冷戰時代是“美蘇對抗”在中東區域的遠程縮影，蘇聯解體後以及“俄烏戰爭”中俄羅斯深陷長期消耗戰，使得以色列認為巴勒斯坦背後缺少了超級大國的支持，哈馬斯的軍事實力與以色列國防軍存在巨大差距，而以色列由於絕對領先的技術優勢和軍事實力，已經實施了對於巴以區域和平的主導權。

以色列憑藉全方位領先的技術優勢也陷入了“保險櫃”國土防衞思維陷阱。錯誤地以為在加沙地帶與以色列領土分隔線豎立的極其複雜尖端的安全圍欄“牢不可破”，這一安全圍欄一度被介紹成是無法通過的“天塹”，工程耗資 10 億美元，採用了最新的高科技，能夠杜絕了敵人通過隧道滲透以色列領土的任何企圖。但是哈馬斯則採取了類似不對稱作戰的思路，採用了最簡單的手段繞過了障礙，他們駕駛推土機、貨車甚至汽車撞開了柵欄。這就相當於以色列打造了一個外表堅硬的“保險箱”，但是在單點上的韌性抗毀性較差，被哈馬斯利用成本低廉、自毀式的工程設備和汽車在單點上實現了毀壞，加上哈馬斯還使用了滑翔傘飛越安全圍欄，造成了以色列安全圍欄防線實際安全效用的下降，這也體現出現代戰爭中技術和軍事實力落後的國家，或許可以通過廉價的、分散的、機動的和軍民兩用的設備實現不對稱戰爭能力的可能。

（3）哈馬斯成功地實施了“戰略欺騙”戰爭行動，但是以色列認為哈馬斯不可能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備戰。

早在俄烏衝突爆發前夕，西方可靠情報已經明確指出俄羅斯有可能的軍事行動計劃，有西方觀察家斷言：由於偵察衞星、互聯網社交網絡以及移動通訊載體等的發展，現代戰爭的準備已經透明化，一方已不太可能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發動戰爭，這一理念被廣泛接受，目前不能確定以色列是否也認同這一觀念。

但是在與哈馬斯的對抗中，以色列曾經實施過成功的“戰爭欺騙”行動。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18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對哈馬斯實施了代號“鑄鉛”的軍事行動。此次行動歷時20多天，以軍運用戰略欺騙手段，發揮聯合作戰優勢，空中打擊、海上封鎖、地面圍攻、搜索清剿等作戰行動密切配合，哈馬斯武裝雖頑強抵抗，終因力量對比懸殊，遭到重創。此次作戰，從開局到收局，以色列牢牢把握戰爭主動權，實施了一次成功的城市反游擊戰。

以色列在2008年中所實施的“戰略欺騙”軍事行動，其突出特點就是：將戰略欺騙作為猝然襲擊的“障眼法”，戰前示弱、突然進攻，實現陸空多軍兵種協同作戰，對哈馬實施突然、猛烈、持續的打擊。從本次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行動特徵看，哈馬斯似乎學習了對手，對以色列實施了成功的“戰略欺騙”。

（4）以色列情報系統內及其軍隊的內政衝擊是否影響了職能發揮仍有待細緻調查。

本輪巴以衝突正值以色列內部混亂之時。今年總理內塔尼亞胡推動的司法改革削弱最高法院權力，而自身因牽涉腐敗而吃官司，在國內引發以色列歷史上最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美聯社報道，示威者指認內塔尼亞胡試圖攫取權力，令以色列社會發生分裂，並且在以色列軍隊內部引發騷動。為抗議政府強推司法改革，2023年7月，數以百計預備役人員威脅拒絕徵召，一些中下層軍官也參與抗議。這讓人懷疑面對多條戰線的以軍能否保持凝聚力、戰備狀態和威懾力。內政紛爭衝擊了情報系統和軍隊，是否影響了其職能發揮和情報處理，需要進一步的證據觀察。

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在加沙城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圖源：路透社）

分析至此，重温《孫子兵法》中關於情報制勝的千古名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我們會發現這一“知”：包含了人類認知決策從非理性到理性，從知行不合一到知行合一的至高境界，這一遙遠彼岸，路遠也難至，也正因如此，戰爭的災難性後果難以被預測、計算和控制。人類要對戰爭、對生命、對和平充滿敬畏，反對戰爭，珍愛和平。

註釋：

[1]Robert Jervis. Why Intelligence Fails: 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 (Cornell, 2010)

[2]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1976)

[3]鄧峯.美中情局:中國決不會出兵朝鮮. 美中情局:中國決不會出兵朝鮮. http://news.sohu.com/20091209/n268815617.shtml

[4]抗美援朝戰爭綜述. https://news.12371.cn/2014/10/24/ARTI1414117990810309.shtml

[5]牛軍. “美國對朝鮮戰爭政策的演變(1950.6—1951.6).” 美國研究 1(1991):25.

本文作者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戰略與安全研究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