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突襲是以色列的情報失敗嗎_風聞

10月7日，哈馬斯突然發難，一天內就密集發射了5000多枚火箭，還在多處越境攻擊，不僅短暫佔領了一些以色列邊境村鎮和派出所，還俘獲了100多名以軍官兵和平民。以色列毫無準備。這肯定是情報失敗，但又不完全是。

以色列情報系統有傳奇式的聲譽，但這主要是以色列建國前後到60年代的光榮事蹟。

猶太人是從19世紀末開始成規模迴歸巴勒斯坦的，但直到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一直是少數。

歷史上猶太人就零星迴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牆外的橄欖山上的墓地俯瞰耶路撒冷老城，是猶太人最神聖的墓地，耶路撒冷老城內的猶太區也是四大區之一，其他三區是天主教、穆斯林和亞美尼亞東正教的地盤。但巴勒斯坦路途遙遠，有文獻指出，在中世紀，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不過百。

由於早起基督教義裏加害於耶穌的敍事，歐洲猶太人長期受到迫害，經常流離輾轉。猶太人在被羅馬人驅離巴勒斯坦之後，除了周邊地區，首先聚居在當時發達的羅馬，然後轉向伊比利亞。在摩爾人時代，猶太人的日子其實很好過，在穆斯林的摩爾人手下當二鬼子。但天主教在伊比利亞“再征服”後，猶太人日子難過，開始向尚且蠻荒的中歐逃難，以後繼續輾轉到了東歐。只有在地廣人稀的東歐，猶太人才被容許擁有土地。

19世紀末，東歐爆發了反猶屠殺（pogrom），大批猶太農民被迫逃亡，《屋頂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説的就是這個時代。

與此同時，英國貴族和浪漫文人（如拜倫）出於救世主情節，鼓吹以基督教義為基礎的猶太復國主義，因為聖經裏説到猶太人迴歸第二聖殿是天堂大門開啓的前奏。西歐的猶太富商（尤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也開始贊助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出錢購置土地以安置猶太移民。

這些因素促成了早期歐洲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史稱阿利雅。

以色列國父大衞·本-古裏安是波蘭猶太人，1906年移民以色列。一戰期間的《貝爾福宣言》承認了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合法性，開啓了又一波猶太人迴歸的高潮，這一波的主力來自東歐，果爾達·梅厄（烏克蘭猶太人）、伊扎克·拉賓的父母（烏克蘭猶太人）、阿里爾·沙龍的父母（白俄羅斯猶太人）都是這個時代移民以色列的。

在英國託管時代，猶太人有自己的定居點，但也大量與阿拉伯人混居。他們不管從語言還是生活習慣上，都與阿拉伯鄰居無異，在把巴勒斯坦從英國人手裏解放出來這一點上，他們甚至是共同的。但他們的心是向着猶太復國大業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有點像抗戰和國共內戰時代的地下黨，在堅定的信念和生存的驅動下，把對手滲透得篩子一樣。對於對手的基本情況和思維方式的熟悉則極大地加強了情報判讀的準確性。

但這一波猶太人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就大體斷線了。

1948年，世界上有兩個民族大遷徙，一個是印巴分治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大遷徙，另一個就是以色列建國後猶太人和穆斯林的大遷徙。印巴分治的苦果今天依在，以巴分治也是一樣，加沙、約旦、南黎巴嫩最早的巴勒斯坦難民就是以巴分治中來到這裏，而遍佈西亞、中東到北非的猶太人則遷徙到新生的以色列，促成以色列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爆發性增長。

來自西亞、中東和北非的猶太移民和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一起，佔據了逃難的阿拉伯人的居所和田園，現在成為難解的死結。按照聯合國決議和國際法，巴勒斯坦難民有權回到自己的家園。按照以色列法律，這些居所和家園被徵用，而猶太人遺留在西亞、中東、北非的家園已經被當地人佔有，所以是“對等置換”，不需歸還。

這只是以巴之間諸多矛盾的一個，但矛盾的存在使得以巴族裔高度分割，跨族裔的交流和融合不再可能。

以色列建國以來，猶太人從尋求歷史公正的一方變為施加現實中新的不公正的一方，在阿拉伯世界和更多地方激起強烈反對。以色列成為失去人心的一方，越來越縮入小院高牆，與目標環境越來越深地隔絕。

然而，優秀的間諜不僅需要出色的人品、才華和融入敵對環境的本事，還需要在長期逆境中堅持理想和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優裕而安逸的環境裏滋生的反而是對弱勢對手的不屑和隔膜。以色列更高的生活水平、長期和平和“永遠勝利”正是有這樣的問題。

幾方面的因素造成摩薩德的情報獲取和情報判讀都成為霧裏看花。摩薩德的聲名依然顯赫，但實際情報能力顯然大不如前，否則以色列就不會在1973年贖罪日被差點打滅了香火。

不過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不能完全怪罪於情報失誤。不管是巴巴羅薩、珍珠港、911還是贖罪日，情報局永遠不缺各種線索，關鍵在於解讀。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之前，以色列從政到軍到民，都沉浸在1967年“六天戰爭”大勝的狂歡中，根本不認為阿拉伯軍隊膽敢再次進攻。

在軍事上，巴列夫防線本來只是哨兵線，在自我陶醉中真的被當作固若金湯的防線了。以軍在巴列夫防線後方建立了快反坦克旅，在反擊埃軍小分隊渡河滲透中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快反增援模式，一旦遇到大規模進攻，則在以空中優勢將來犯坦克消滅在沙漠之中，後方增援過來的預備役師也將在摩薩德的足夠預警中及時趕到，掃清戰場。但由於根本沒有料到埃軍真的大舉進攻，快反的坦克分隊在整個運河前線到處突發的增援呼叫中零打碎敲地消耗掉，而空軍則意外地被埃軍防空導彈保護傘打得懷疑人生，巴列夫防線迅速瓦解。

戈蘭高地則因為本來就是短兵相接，敍軍坦克一下子就頂到以軍腦門了，戰鬥也是異常艱難。

這是從戰略到戰術的全層次誤判，情報誤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現在，以色列的傳統頭號敵人埃及已經鑄劍為犁，敍利亞沒有了埃及已經孤掌難鳴，真主黨和哈馬斯在歷史上只能騷擾，但不能對以色列構成生存級的威脅，哈馬斯火箭彈在2021年被“鐵穹”大量攔截，更使得以色列產生強烈的安全感。

內坦尼亞胡是“安全內閣”，他的安全方針是把以色列的絕對安全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絕對不安全之上。內坦尼亞胡本來就是右翼，現在必須與極右翼合作才能執政。極右翼的伊塔馬爾·本-格維爾更加極端，公開宣揚“我們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他倒不是生來就是極端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其實是在世俗猶太人家庭長大，16歲後才成為虔誠的猶太教徒，以後走向原教旨主義，有可能是皈依者狂熱。為了實施他的極端猶太復國主義理念，他要求成立獨立於以色列國防軍和警察的國民警衞隊，用於國內鎮暴等內衞作戰，並得到內坦尼亞胡的支持和批准。

但不管是內坦尼亞胡還是格維爾，安全挑戰主要來自於境內的阿拉伯人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而不是境外的哈馬斯和真主黨。在他們看來，哈馬斯和真主黨已經是拔掉牙齒的狼，不説不敢打，至少成不了事，尤其是在以色列有了“鐵穹”這樣的防火箭彈利器之後。

以色列建國時，大量阿拉伯人並沒有逃走，他們被賦予以色列國籍。他們的後代現有210萬，構成以色列人口的21%，但出生率卻高於猶太人。假以時日，以色列可能成為阿拉伯人佔多數的國家。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明顯同情他們的巴勒斯坦鄰居。

約旦河西岸則複雜得多。以色列控制區域是連貫的，但巴解控制區域星星點點分佈在以色列控制區域之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需要通過以軍哨卡。猶太人定居點還在不斷蠶食巴勒斯坦人的區域，約旦河水的分配也高度偏向猶太人。

巴勒斯坦人的不時暴動很自然。警察壓不住，國防軍不宜用於國內鎮暴，格維爾要求組建國民警衞隊的想法並不出格。這才是以色列的頭號安全威脅。

直到10月7日。

哈馬斯重新證明了戰鬥力，而且以以色列大吃一驚為開場。時間上恰好在1973年10月6日贖罪日戰爭50週年的後一天。

與贖罪日戰爭一樣，以色列的情報失敗不完全是情報失敗，更是政治判斷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