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明明開始大和解, 為何巴以戰爭還詭異爆發?｜文化縱橫_風聞

吳冰冰

北京大學中東研究中心

【導讀】不同於以往“螺旋式上升”的巴以衝突發展模式，本次巴以衝突發生迅速、規模極大，且仍有大概率繼續升級。在俄烏戰爭尚未結束的大背景下，巴以衝突會給全球安全局勢帶來何種挑戰，各界高度關注。

**巴以衝突的原因、進程和後果必須放在中東地區和全球兩個尺度上思考。**一方面，在“中東地區大和解”的歷史進程下，巴以衝突會給中東地區大和解進程帶來何種影響？會給中東目前正在浮現的權力格局帶來何種衝擊？在大國競爭和新型國際體系的演化背景下，大國在中東地區有何利益訴求？如何影響到中東內部政治格局？巴以衝突爆發是否會對此帶來根本性衝擊？另一方面，上述問題的答案，也必然影響到我們對於巴以衝突走向的判斷。

本文以“中東地區大和解”這一態勢為出發點，分析中東地區內部政治格局和外部政治環境，對巴以衝突為何日益走向激化作出解釋，為我們理解巴以衝突的起因和走向提供支點。作者指出，中東地區格局一直受到各大國的戰略訴求影響，目前看來，中國、俄羅斯、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和佈局雖然有所調整，但影響力和實力對比的格局尚未出現根本性變化。中東地區內部有三個權力中心和兩大熱點問題，三個權力中心分別是伊朗及其盟友體系，包括敍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門；土耳其、卡塔爾及其支持的遜尼派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以色列和阿聯酋以《亞伯拉罕協議》為基礎形成的盟友體系。三個權力中心構成的中東戰略格局，決定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戰略競爭態勢。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沙特-伊朗全面戰略競爭和巴勒斯坦問題這兩個核心熱點。隨着海灣阿拉伯國家謀求經濟轉型、伊朗對引進外資恢復經濟的需求，雙方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並在這一需求下走向和解。**巴勒斯坦則因為美國和以色列推動的“中東四方”機制和《亞伯拉罕協議》而逐漸被孤立，以至於和平進程不再被中東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重視。**這導致以色列和平解決巴以衝突的意願大大降低、巴勒斯坦內部分化且愈發對和平進程感到失望甚至絕望。

**本文節選自《文化縱橫》2023年8月刊，原題為《中東為什麼大和解》。**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東為什麼大和解

一場歷史大和解正在中東地區上演。2023年4月6日，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長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宣佈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和平的漣漪波及之處，敍利亞外長訪問沙特、也門衝突各方會談、卡塔爾和巴林恢復關係……一時間，中東地區湧現出一場“和解潮”。20年前，伊拉克戰爭爆發，整個中東陷入動盪，伊朗崛起，沙特發力，形成雙峯對峙局面；2010年開始，“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與分化進一步加劇。如今20年後，隨着沙伊這對“宿敵”的歷史性和解，一個新的中東地區秩序可能正在慢慢浮現。是什麼促成了中東的大和解？

▍中東大和解的大國背景

美國的中東戰略調整、烏克蘭危機、中國的中東外交再定位等地區外部因素，共同塑造着中東地區的戰略格局。

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使得中東成為美國戰略的重中之重。過去30年，美國採取“軍事化”手段，通過大規模地面戰爭，在中東地區先後發動了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結果深陷泥潭。奧巴馬政府實行“亞太再平衡”政策，決定從伊拉克撤軍；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與塔利班簽署和平協議；2021年8月，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經過三屆政府的努力，美國最終實現了全球佈局的調整，在中東完成了戰略收縮。但這一收縮是有底線的。作為其全球戰略的三大重點（“印太”、中東和歐洲）之一，美國不可能完全放棄中東。**從阿富汗撤軍，只意味着美國在短期內不會再發動大規模地面戰爭。當前，美國在中東正在進行戰略調整，通過採取“非軍事化”的手段，來保持在中東的影響力。

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俄羅斯外交出現“向東看”的態勢，即將亞太和中東作為外交佈局的重點。**俄羅斯有意加大力度推進“國際南北運輸走廊”的建設，打造從俄羅斯經中亞和高加索到印度洋的新通道，以對沖美歐對俄羅斯的制裁和封鎖。中東在俄羅斯外交佈局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特別是伊朗和土耳其，成為俄羅斯外交的優先方向。

中國長期與中東地區保持着密切的經貿往來。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東國家成為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隨着經貿關係的深化，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在從單一的經濟維度，向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的多維度轉變。2019年11月，中國主持召開了第一屆中東安全論壇，2022年通過視頻方式舉辦了第二屆，有意為中東各方探索新的安全治理思路和方案搭建平台。在此過程中，中國提出了“中東安全新架構”。“中東安全新架構”反映了將發展與安全問題綜合統籌的理念，聚焦於海灣安全對話平台和巴勒斯坦問題，努力為影響中東戰略格局最為核心的熱點安全問題創造緩和與解決的條件。

總的來説，大國在中東影響力和實力對比的格局，正因各國政策和佈局的調整而有所改變，不過尚未出現根本性變化。

**▍**中東地區的內部新變化

當前的中東戰略格局，依然呈現為三個權力中心：伊朗及其盟友體系，包括敍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門；土耳其、卡塔爾及其支持的遜尼派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以色列和阿聯酋以《亞伯拉罕協議》為基礎形成的盟友體系，美國正推動沙特加入這個盟友體系。三個權力中心構成的中東戰略格局，決定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戰略競爭態勢。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沙特-伊朗全面戰略競爭和巴勒斯坦問題這兩個核心熱點。

（一）沙特-伊朗全面戰略競爭與跨海灣對話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中東戰略格局的一個拐點。在這之前，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大的挑戰是伊朗和伊拉克。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便被美國視為最主要的挑戰，一直受到打壓遏制；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年，美國發動海灣戰爭，對之進行軍事打擊。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設計了“雙重遏制”政策，即在中東地區對伊朗與伊拉克同時進行遏制，且重點遏制伊拉克；此外還有“兩伊平衡”的設計，即使被遏制的兩伊雙方互相牽制。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雙重遏制”政策事實上瓦解。海灣阿拉伯國家開始感受到伊朗的巨大壓力，將之視為主要威脅，雙方的緊張衝突持續升級。這種緊張關係在中東多個熱點問題中凸顯出來：在也門，沙特支持也門哈迪政府，伊朗支持胡塞武裝；在敍利亞，伊朗支持敍利亞政府，沙特以及卡塔爾等國支持敍利亞反對派；在伊拉克、黎巴嫩等國，雙方也處於對抗的狀態。2016年1月沙特決定與伊朗斷交，這一對抗狀態達到巔峯。

正確地理解沙伊矛盾，是解決中東問題的一把鑰匙。2023年3月沙伊簽訂復交協議後，很多媒體分析都認為，中國解決了伊斯蘭兩大教派千年的矛盾衝突。事實上，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教派差異一直存在，但被解讀為激烈的教派衝突，則主要是2003年之後的現象——**為了在觀念上孤立伊朗，約旦提出“遜尼派三角vs.什葉派新月”的觀點，將中東地區的地緣戰略競爭扭曲為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之間的固有矛盾。**如此一來，衝突就是無解的，不僅與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無關，甚至是永恆的地區主題。

但實際上，與伊朗關係密切的不只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和伊拉克民眾動員力量（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PMF）等什葉派組織，也包括相當部分的遜尼派，比如巴勒斯坦伊斯蘭吉哈德運動。2023年2月13日，伊朗總統萊希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老朋友是未來合作的最好夥伴》的文章，指出伊朗“負責任地站在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一邊”。言下之意，伊朗的朋友遍及整個阿拉伯世界，並不以教派為限。

不同於教派對抗這一話語體系，**伊朗話語體系的核心，是對全球和地區霸權主義的“抵抗”。**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之初，巴勒斯坦伊斯蘭吉哈德運動的創始人法特希·沙卡基（Fathi al-Shaqaqi，1951~1995）就認為，伊朗人民可以推翻美國支持的巴列維政權，巴勒斯坦人民也一定有能力通過抵抗來反對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正是基於這種理解，伊朗、敍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吉哈德被視為中東地區的“抵抗陣營”。這既不是基於教派身份，也不是基於民族屬性，而是在全球與地區戰略格局下的政治和戰略選擇。

阿聯酋學者穆罕默德·巴哈倫（Mohammed Baharoon）指出，要把“大競爭”的概念轉變為“大互補”的戰略，才能為地區國家之間的緩和創造條件。這就需要把對沖突的理解進行降級，打破教派衝突和民族矛盾的思維方式與話語體系，把對教派衝突的理解迴歸到國家間的地緣戰略競爭和各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矛盾。這是認知的重要改變，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步驟。落實到操作環節，當前的首要問題是搭建一個跨海灣對話平台，便於雙方討論彼此之間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也門問題等緊迫的熱點問題。這是實現地區緩和的重要步驟。中國提出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設立“海灣地區多邊對話平台”，用意即在此。

（二）跨海灣主要國家的政策調整

在這一輪中東大和解中，最受世人關注的是中國所發揮的作用。在國內不少媒體的論述中，中國彷彿神秘之手，在沙伊和解中發揮了“第一推動”的作用，而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則儘量避免提及中國，極力抹消中國的影響。那麼在中東問題上，中國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應當看到，在沙伊和解中，中國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但中國是順勢而為，前提在於中東地區內部出現了有利的形勢變化。

一方面，沙特、阿聯酋等阿拉伯國家出現新的發展理念。2016年，沙特提出“2030願景”，並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新的國家發展理念。自20世紀70年代獲得大量石油美元后，沙特就一直在探索經濟多元化路徑。長期以來，沙特主要通過金融投資的方式推進經濟多元化，即將“石油美元”投到歐美企業獲得金融收益，降低財政對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賴。這種方式對於實現經濟多元化的效果有限。當前，沙特提出新的國家發展理念，即以工業化和供應鏈建設為重點來推進經濟多元化。沙特意欲打造以高新科技為基礎的製造業，包括新能源、數字經濟和國防工業等，同時推進供應鏈建設，建設大型的物流中心。

阿聯酋則有意打造全球高新技術轉化中心、交通運輸中心和金融中心地位。阿聯酋通過能源產業積累了高達1.5萬億美元的主權基金，為了應對能源轉型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對傳統石油產業的衝擊，其利用鉅額資金全力打造全球性的高新技術轉化中心，特別是包括光伏、風能、鋰電、氫能等新能源技術。阿聯酋地理位置優越，航空工業和海運、港口都非常發達。2023年5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訪問沙特，提出沙特、阿聯酋、印度等國合作，建造一個連接中東和印度的鐵路網。在國際貿易中，阿聯酋貨幣迪拉姆也得到越來越大規模的使用，阿聯酋有意以此為基礎，將自身建設為全球性金融中心。

新發展理念的落實需要和平的外部環境，這是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選擇與伊朗通過談判解決矛盾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出現重要轉向。**由於長期受美國製裁，伊朗經濟面臨比較大的困難。魯哈尼政府（2013~2021）的思路是，改善民生和促進青年就業，需要引進大量外部投資，而只有通過伊核談判緩和對美關係、推動美國取消制裁，才能創造有利的經濟環境並增加投資。因此，魯哈尼政府將伊核談判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但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退出伊核協議，並啓動極限施壓，魯哈尼伊核談判優先的外交政策宣告失敗。

萊希總統2021年就職之後，提出亞洲優先的外交政策，並重視伊朗的周邊外交。2016年1月，沙特決定與伊朗斷交；2019年9月，在沙特阿美石油設施遭到襲擊後，雙方開始進行接觸。2021年4月~2022年4月，雙方在伊拉克圍繞關係正常化進行了五輪談判，此外還在阿曼圍繞也門問題進行了三輪談判。正是基於亞洲優先的外交理念，伊朗將與沙特最終外交突破的地點選在了北京。通過2023年3月6日~10日的談判，兩國最終在北京達成了協議。

事實上，不止伊朗轉向亞洲。隨着2021年美國撤出阿富汗，以及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中東地區與周邊區域，特別是亞洲的跨區聯動越來越緊密。卡塔爾成為阿富汗問題的重要參與方，土耳其主導“突厥語國家組織”作為在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強化影響力的平台，同時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申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截至目前，伊朗已正式加入，埃及、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巴林、科威特成為對話夥伴國。中東地區呈現出整體轉向亞洲的態勢。

（三）巴勒斯坦問題仍在，且呈現激化態勢

相較沙伊和解促動的和平潮流，及其引發的強烈關注，巴勒斯坦問題似乎處於某種不聞不問不理狀態。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也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已經邊緣化，大部分中東熱點問題都與之無關，即便解決了巴勒斯坦問題，也無法助推其他問題解決。但事實上，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是中東地緣戰略競爭中的核心問題。

所謂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根源在於以色列方面。**以色列的政策目標，是通過與阿拉伯國家發展關係，促使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保持超脱或中立立場，在使自身擺脱孤立狀態的同時，孤立巴勒斯坦。**2020年8月13日，阿聯酋與以色列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將實現兩國關係全面正常化；9月，阿聯酋、巴林和以色列在美國白宮簽署《亞伯拉罕協議》，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2月，摩洛哥也宣佈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2021年，阿聯酋、以色列、美國和印度組成“中東四方”（Middle East Quad），並在2022年7月召開線上峯會，正式將之命名為I2U2。這種合作機制被稱為小多邊機制（minilateralism），是少數國家圍繞特定議題形成的排他性合作安排。《亞伯拉罕協議》及“中東四方”的安排脱胎於特朗普的“中東戰略聯盟”構想，目的在於推動海灣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立緊密的安全合作，以對抗伊朗和土耳其在地區的影響力。這一構想最初被命名為“阿拉伯北約”。

**隨着巴勒斯坦日趨孤立，以色列以“兩國方案”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意願逐漸降低。**2022年11月，極右翼勢力在以色列大選中崛起，“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成為議會第三大黨，並且在大選後組成的政府中獲得重要影響力。**在極右翼勢力影響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更具攻擊性，巴以之間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事實證明，《亞伯拉罕協議》並沒有促進巴以之間的和平，反使衝突更為激烈。

這一局面反過來加劇了巴勒斯坦內部的分化。2007年之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控制的西岸和哈馬斯控制的加沙之間已經處於分治狀態。面對以色列日益拒絕妥協的態度，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吉哈德等政治勢力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大。哈馬斯等巴勒斯坦政治勢力堅持抵抗路線，2021年5月爆發了加沙與以色列的武裝衝突。基於新的政治現實，哈馬斯開始恢復因“阿拉伯之春”而與伊朗、敍利亞等國惡化的關係。2022年10月19日，哈馬斯高級代表團訪問敍利亞，這是2012年哈馬斯決定撤出敍利亞之後的首次，標誌着雙方關係的恢復。中東的“抵抗陣營”得到強化。

《亞伯拉罕協議》簽訂、以色列極右翼政治勢力上升、巴勒斯坦內部分化加劇以及中東“抵抗陣營”強化，都説明了巴勒斯坦問題在中東地緣戰略競爭中是一個核心問題。**儘管以“兩國方案”為基礎，通過談判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但在推動巴以和平進程方面，國際社會目前缺乏動力。**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世紀交易”，實際上是單邊支持以色列；拜登政府至今也沒有提出自己的中東和平計劃。因此，要促進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解決，必須要為“兩國方案”提供新推力，為中東和平進程注入新動力。2023年6月13日，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對華進行國事訪問，這是2023年第一位訪華的阿拉伯國家元首。在阿巴斯訪華期間，中國提出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三點主張，首先是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這是“兩國方案”的根本；其次是緩解巴勒斯坦經濟民生的嚴重困難；最後是堅持和談。

同時必須看到，**面對以色列極右翼勢力的咄咄相逼，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青年也對和平進程感到失望甚至絕望。在這種氛圍下，巴以衝突呈現出激化的態勢。因此，如何努力管控和緩解衝突，也是應對巴以矛盾的重要方面。**為了管控衝突，需要協調衝突有關的各個方面，既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也包括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吉哈德等政治勢力，乃至埃及、伊朗、土耳其、卡塔爾、敍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等對巴勒斯坦問題有影響力的地區國家和政治力量。推動和平與控制衝突是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

**▍**中國中東政策再定位

（一）中國中東外交政策的演變

**中國中東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也是對中東地區不斷進行再定位的過程。起初，中國對中東地區的定位是“周邊的延伸”，因為中東形勢影響着阿富汗、南亞、中亞等中國周邊形勢；到21世紀初，這種定位進一步演變為“大周邊”；今天，沙特、阿聯酋、伊朗等國開始成為中國外交的優先方向。**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中東問題的認知水平與能力建設也在提升。

兩伊戰爭期間，中國在中東地區採取一種“總體超脱，適度參與”的政策取向。面對兩伊戰爭，中國並沒有選擇積極斡旋停戰。一種觀點認為，中東地區過於複雜，矛盾重重，貿然參與不僅很難起到作用，還可能深陷泥潭，美國和蘇聯不都陷進去了嗎？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東地區並沒有特別重要，中東在中國的整體外交佈局中處於次要地位，中國不需要大成本投入參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樣的觀點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着經貿領域合作的持續深入推進，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諸多項目逐步落地，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提升至新的層次。“中東安全新架構”的提出，意味着中國對中東的定位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目前尚未提出其他地區的安全新架構，“中東安全新架構”凸顯出中東在中國外交佈局中的特殊地位。2021年9月和2022年4月，中國先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既關注發展，也關注安全，發展與安全不可分割。中東地區長期以來面臨嚴峻的發展重擔和安全困局，推動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成為落實“全球安全倡議”以及“全球發展倡議”的組成部分。這同時意味着，中東的安全與發展已經從一個區域性問題，變成了中國全球化新佈局中的戰略重點。

“中東安全新架構”的提出，表明中國對中東地區的認知水平和能力建設也達到了更高的層次。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主張通過外交手段，以談判方式政治解決中東熱點問題，但這僅僅是一種原則、立場、態度。“中東安全新架構”的提出，則意味着中國開始提供具體操作方案，將原則、立場付諸行動。而這有賴於抓住中東地區的關鍵問題和關鍵主體。

2022年12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會談時指出：“中方把發展對沙特關係置於外交全局尤其是中東外交的優先方向”，次日發佈的《中沙聯合聲明》也明確“雙方強調應繼續將中沙關係置於各自對外關係中的優先位置”。2023年2月16日，中國與伊朗發表聯合聲明，指出“發展緊密的戰略關係是中伊作為東亞和西亞兩個古老文明所做出的歷史性選擇，符合整個地區的利益。不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伊兩國均致力於加強雙邊關係，促進各領域全面戰略合作”。在此前的2019年，時任阿聯酋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訪華，兩國聯合聲明也明確表示“將發展中阿兩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作為優先方向，深化兩國特殊關係”。這些官方文件用清晰的語言，明確了沙特、阿聯酋和伊朗等國在中國中東外交佈局中的重要性。

（二）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國-中東合作

伊朗“亞洲優先”的外交政策，沙特、阿聯酋等國新的發展理念，中東國家積極加入上合組織並重視亞洲，都為中國在中東發揮更大作用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中東國家地緣戰略競爭的跨區聯動與外溢，以色列極右翼政治勢力上升，美國積極推動的“小多邊機制”，也是中國發展與中東國家關係中面對的新挑戰。**因此，中國應以冷靜而積極、審慎而主動的態度，引領對中東政策的再定位，並聚焦於提升認知水平、加強能力建設、擴大政策工具箱。

在推動中國與中東國家的合作中，“中國式現代化”理念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中國與中東地區的很多國家展開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但一方面，很多中東國家把“一帶一路”合作簡單理解為可具體操作的項目；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阻撓，以色列等並沒有正式加入“一帶一路”合作。在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國提出與阿拉伯世界攜手共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這就更需要平衡發展與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中東非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然而中東安全新架構不可能囊括中東的所有熱點問題，目前主要聚焦於跨海灣安全對話和巴勒斯坦問題兩個方面。在此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理念，可以説為中國與中東地區所有國家提供了一個可以共享的價值取向框架，所有中東國家都認可和接受現代化，都在建設基於本國國情、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中東地區所有國家都可以從“中國式現代化”中獲得經驗和啓示。“中國式現代化”理念，在中東地區可以把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東安全新架構連接在一起，從而覆蓋中東地區所有國家，為發展中國與中東地區國家的關係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