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新：毛澤東如何指導編寫教科書_風聞

毛澤東的一生中曾創建和主持過學校，直接從事過教育工作。1921年底，已經是共產黨員的毛澤東在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中，鄭重地填寫了“教育學”三個字；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中，填寫了“教育事業”四個字。這表明他希望通過教育來改變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在作自我批評時説：“我沒想到我會當共產黨的主席，我本想當一名教書先生，就是當名教書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再次表露出他對教師職業的深情嚮往和當年那段教書歲月的美好回憶。直到晚年，他只接受一個稱號：導師。他説：“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對教育領域的關注頗多，其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特別是其關於教科書的編寫理念，對於今天的教育仍具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

　　為人教社題寫社名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及向國民傳導國家意志，培養政治認同，編寫一套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反映中國共產黨意旨的新教科書已是當務之急。為此，黨和國家高度關注教科書建設，制定了統一的教科書政策，籌劃成立統一的編審機構，組織專職的編寫隊伍。明確提出，“教科書要由國家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政策，而且技術上可能印得更好些，價格也便宜些，發行也免得浪費。”“教科書對國計民生，影響特別巨大，所以非國營不可”。（宋應離、張煥斌：《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2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1950年4月2日，毛澤東應教育部長馬敍倫之請，為《人民教育》雜誌創刊號（1950年5月1日）題詞：“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深情表達了他對教育事業的充分肯定、關心、尊重和期望。

　　1950年12月1日，作為專門編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機構——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欣然為人民教育出版社題寫了社名。

　　◆1950年12月，毛澤東為人民教育出版社題寫社名。

　　從1951年秋季開始，全國中小學生開始使用第一套人教版統編教科書。在這套教科書裏，全國的孩子共同認識了鮮豔的五星紅旗，“早上升國旗，人人要敬禮”，父輩們所學的“國語”“國文”統一改稱為“語文”課……

　　1953年5月18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文化教育工作的會議，他在談到教材編寫問題時説，（人民教育出版社）目前三十個編輯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寧可把別的攤子縮小點，必須抽調大批幹部編寫教材。確定補充一百五十個編輯幹部，由中央組織部負責解決配備。“所謂教學改革，就是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的改革。因此，應該改編教材，編輯教學法。”在談到歷史與語文教學問題時説：歷史與語文應分開教學，責成組織委員會討論解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8頁）

　　◆1951 年1 月15 日，毛澤東給馬敍倫的信。

　　此次會議決定，從全國抽調大批幹部編寫教材；成立語文和歷史兩個教學問題委員會，研究語文和歷史教學問題和教材編寫的方針原則。於是，中央組織部當時從各個學科領域陸續選調了一批有相當造詣的高級知識分子，充實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如葉聖陶、辛安亭、朱文叔、劉燻宇、胡繩、周建人、呂叔湘、戴伯韜、吳伯簫、陳樂素、張志公、鞏紹英、朱智賢、方宗熙等，由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葉聖陶繼續兼任社長、總編輯，從上海文化教育委員會調來、長期從事教育領導工作的戴伯韜擔任第一副社長、副總編輯，主持日常工作。從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各個學科的教材編寫隊伍基本成型，學術實力雄厚，逐漸成為全國中小學課程、教材和教學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擔起編訂教學大綱和全國中小學通用教科書的任務。

　　這一充實見效很快，1953年起，人教社便開始了自編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1954年至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第一套自編的全國通用的、體系完善的中小學教科書。隨着這一套教科書的漸次出齊，教科書的規制化也在這年達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高點，之後的20年，教科書體系再未能如此完善與統一。

　　教科書要“少而精”

　　毛澤東一貫強調課程、教材必須精簡。早年他在《體育之研究》中就指出：“吾國學制，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尤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頁）新中國成立後，他多次批評學校課業重，擠了政治，害了學生身體。1950年、1951年毛澤東先後兩次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敍倫，“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頁）。在此前後，教育部根據毛澤東關於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調整學生作息時間，精簡課程和教材，改進學校衞生工作，加強體育和娛樂，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種人民助學金等等。

　　“健康第一，學習第二”這一思想，貫穿了毛澤東一生教育思想的始終。195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問題時，毛澤東又指示：要注意學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身體好仍然位列榜首。

　　◆毛澤東

　　1957年毛澤東在與7省市教育廳、局長談話中提出：“課程不要那麼多，那麼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門就行了。”（吉林師大政治教育系教育專業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頁）教育的目標發生了變化，而這一變化，則直接影響到了教科書內容的擇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年8月，教育部連續發出兩次通知，要求精簡中學歷史、地理、物理、生物，小學語文、歷史、地理7門學科教科書，精簡過難的、次要的、頭緒過多的教材。不過，仍然加上了不打亂學科系統的前提。

　　後來，在一系列重要會議上，如最高國務會議(1957年10月13日)、南寧會議(1958年1月11日)、成都會議(1958年3月22日)、漢口會議(1958年4月6日)等，毛澤東都要“談談教育問題”，頻頻批評當時教育存在的問題，不斷給教育系統施壓，最著名的當屬1964年的春節談話。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到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楓、楊秀峯、蔣南翔、張勁夫、陸平、朱穆之、陳叔通、黃炎培、許德珩、章士釗。他們當中既有政府官員，也有學術界的元老、前輩，還有北大、清華等高校的負責人。座談會上，毛澤東肯定了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等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近視眼成倍增加。課程門類也太多，學生不能讀課外讀物。沒有娛樂、游泳、運動的時間，怎麼能行呢？”“課程可以砍掉一半”。鄧小平也對此表示認同：“學生緊張得不得了。我在家時，小孩子説，門門五分沒有用。課程過多，學生不能獨立思考，讀死書。”（《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頁）

　　◆1950年9月，毛澤東和教育工作者合影。

　　毛澤東認為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過正規的學校教育造就的。孔夫子“也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採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説他只上過兩年小學”。（《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頁）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毛澤東認為傳統的學校教育是死板而繁重的，難以培養出大師級的人物。他更傾向和推崇自學，強調自由的、平等的教育和學習模式。

　　這年3月，毛澤東對北京鐵路三中校長魏連一的來信批示説：“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頁)

　　同年7月3日，毛澤東在看了《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材料後，給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信中説：“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教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這個指示後來稱之為“七三指示”。

　　◆1950 年6 月，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期間，馬敍倫向毛澤東反映了學生健康水準下降的情況。毛澤東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圖為毛澤東聽取馬敍倫的彙報。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剛剛部分編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科書又開始了精簡。以地理教科書為例，1964年初，根據年教學大綱編寫的地理課本，初中《中國地理》上冊剛正式使用半年，下冊正在試教，高中的地理課本還沒有使用。根據“課程要砍一半”的精神，初中地理內容作了極大刪減。

　　1965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奉中宣部的指示暫停十二年制教科書的使用，繼續修改，至次年上半年完成。只是，此時的形勢已是風雨如晦，“文革”將要來臨了。

　　事實上，從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教育部根據毛澤東“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8頁）的指示，落實所有的教科書要“少而精”、以免學生負擔過重、以利於學生健康成長的要求，多次下發專門文件。規格不可謂不高，密度不可謂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課程和教科書的精簡上，並沒有達到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時至今日，仍值得我們深思。

　　教育和教科書要緊密結合實際

　　毛澤東一貫重視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結合。他説：“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他認為“我們的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政治化實際化”。（《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9頁）毛澤東非常反對那種“書本與生活實踐完全脱節”的現象。他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指出：“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他在談到農民痛惡學校的原因時説：“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説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頁）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教育脱離實際更是深惡痛絕，他説：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新中國首套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第一課插圖。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中蘇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漸加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1957年起，毛澤東關於教育，一改之前的態度，開始提出大量宏觀的和具體的意見。這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年3月7日，毛澤東在和7個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中小學教育問題時指出：

　　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蘇聯的教材，應當學的就要學，不應當學的就不要學。……不要照抄外國的，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並且還要有地方的特點。農業課本要由省裏編，地理可以編地方地理，文學也要有鄉土文學，歷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課程要減少，分量要減輕，減少門類，為的是全面發展。講猴子變人的社會發展史如果同歷史課有重複，歷史課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講起，講勝利，講困難，不過猴子變人還要講，階級鬥爭也要講。“關關雎鳩”這幾句詩一點詩味也沒有，《楚辭》《離騷》沒有人懂。語文課可選《水滸》《三國演義》、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現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難少一點也可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8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教育部發布了《教育部關於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的通知》，其中規定：可以在初中三年級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授課時數，原則上以每週2課時為宜。1957年6月15日，又發佈了《教育部關於在農村小學五、六年級增設農業常識和農業常識教學要點的通知》，規定：可在農村及城市郊區的小學五、六年級增設“農業常識”科，每週課堂教學1教時。鑑於全國各地區農業生產的情況不一樣，要編寫全國適用的教材是非常困難的。教育部擬定了《小學農業常識教學要點(草案)》，供全國各地在增設農業基礎課程、編寫農業常識教材時參考。1958年1月，又發出了《關於編寫中小學、師範學校鄉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編寫鄉土教材，中小學和師範學校地理、歷史、文學等科教學中都要講授鄉土教材。

　　◆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全國政協招待會上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朱文叔、編審陳樂素親切交談。

　　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掀起了自編教科書的熱潮。一是全國各地普遍編寫了農業常識課本和農業基礎知識課本，二是全國各地都廣泛編寫了鄉土教材。如1958年4月21日，吉林省教育廳根據教育部的要求，通知各市、縣組織力量編寫有關學科的鄉土教材。12月20日又成立了吉林省中小學教材編審委員會，由省委宣傳部長任主任委員，強化鄉土教材的建設。這樣既貫徹教科書必須聯繫實際的原則，也增強了教科書的針對性、適應性。對於幅員遼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中國來説，這些教材有利於照顧地區和民族差異，能使學生學到適合家鄉建設需要的知識；同時有利於培養學生熱愛家鄉的情感，建設家鄉的信念。

　　可以説，20世紀五六十年代，鄉土教材、農業常識課本和農業基礎知識課本的編寫，是教科書多樣化的嘗試，既適應了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情況複雜的國情，也豐富了我國教科書的種類，彌補了全國統一教材的不足。

　　教科書要突出德育、為政治服務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要求教育必須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為國家培養各種建設人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第41條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提出，“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寫進基礎教育的課本中去，進一步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公德。據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對中小學教科書的要求是：課文內容“必須有正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宋雲彬等：《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3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第1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課文的重要原則。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課本政治氣息濃厚，國家形象、領袖人物、無產階級的價值觀等反覆出現在中小學課文裏，如《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我們的新國家》《歌唱祖國》《朱德的扁擔》《任弼時同志二三事》《毛主席像太陽》《湘潭少年兒童隊隊員給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和工人》等等，確保了無產階級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傳播。

　　◆毛澤東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盲目效法蘇聯，中小學一度停開政治課，引起眾多非議。毛澤東對此也不滿意，他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頁）“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1957年3月，毛澤東就中學政治課問題寫信給周恩來、陳雲、彭真、陸定一等人，信中提出：“要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頁）

　　這年3月7日，毛澤東在和7個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時，也對教育、對教科書政治性的要求，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對與經濟建設形勢相適應的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等品質極為強調：

　　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學生要能耐艱苦，要能白手起家。我們不都是經歷過困難的人嗎？社會主義是艱苦的事業。我們以後對工人、農民、士兵、學生都應該宣傳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學校中要提倡一種空氣，教師與學生同甘共苦，一起辦好學校。應當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不要使他們像温室裏的花朵一樣。今後無論誰去招生都不要亂吹，不要把一切都講得春光明媚，而要講困難，給學生潑點冷水，使他們有思想準備。……教育部應當編寫一些課文，專門論述艱苦奮鬥的，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講。

　　要加強學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傳部長、一位教育廳長親自抓這項工作。

　　中學應當有政治課。政治課要聯繫實際，生動有趣，不要教條式的，要使中學生知道一些為人在世的道理。（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8頁）

　　教育部在1957年8月17日頒發了《關於中學、師範學校設置政治課的通知》，該通知規定：在中學各年級設置政治課，教科書必須聯繫實際、形式多樣。初中一、二年級講“青年修養”，初中三年級講“政治常識”，高中一、二年級講“社會科學常識”，高中三年級講“社會主義建設”。

　　該通知沒有來得及落實，後被8月27日教育部和團中央發出的《關於對中學和師範學校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聯合通知》所終止。同年11月，教育部又發出了《關於中學和師範學校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目錄》的通知，對於在中學和師範學校各個年級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的目的、內容、原則和方法做了詳細的説明，供各地參考。根據教育部的規定，中學《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分初中一、二年級，初中三年級，高中一、二年級，高中三年級四種，供一學年教學之用。隨後，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據此編撰了《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其主要內容是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輔以其它馬列經典、黨的文件等。

　　1963年，教育部組織專家編寫出版了《道德品質教育》《社會發展簡史》《政治常識》《經濟常識》《中國革命和建設》《辯證唯物主義常識》等中學政治課本，初步構建了中學政治教材體系。

　　總之，毛澤東一生都在做思想啓蒙工作，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文本——教科書，它承擔着傳承文化知識、開啓民眾智慧、體現國家意志、形塑意識形態、培養一代新人的重要任務。因此，毛澤東對教育和學校課程、教科書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的教科書編寫理念直接影響到當時學校的教育和課程、教科書的改革。他的一些觀點對革除課程和教科書不利於學生髮展的弊端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