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讀】西方反華勢力如何炮製涉疆謊言？有人分析了3萬篇外媒報道_風聞

【俠客島按】

近年來，西方反華媒體、智庫、非政府組織和政客相互勾連，炒作涉疆“強迫勞動”謬論，抹黑中國形象。

“強迫勞動”謬論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其話題操控策略、傳播路徑是什麼？背後潛藏哪些目的？新疆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吐爾孫·艾拜對15個國家和地區3萬餘篇涉疆報道進行統計分析，梳理出來龍去脈，很有價值，我們摘發如下。

新疆尉犁縣，農民春播作業。圖源：新華社

一

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佈所謂“中國新疆人權關切”的評估報告，基於西方提供的虛假信息，攻擊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其中，提及所謂“強迫勞動”謬論時，從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職業技能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教培中心”）結業學員的安置就業兩個方面，對中國進行抹黑。

其實，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新疆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攻擊長期存在，但在不同時期，話語模式和敍述框架有所不同。早期主導敍述框架為所謂“對少數民族同化”，後演變為所謂“對少數民族勞動權利的侵犯”。同時，中國對教培學員的安置就業，成為所謂“強迫勞動”的新攻擊點。

實際上，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是中國政府推動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一政策在全國穩步推進，新疆響應國家號召，採取措施拓寬農牧民轉移就業渠道。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在援疆省市的支持下，新疆轉移就業工作順利推進，促進全疆富餘勞動力到沿海發達地區務工增收。

2001年，全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人數14萬人次，2007年達145萬人次、就業總收入達40億元。2014年至2019年，新疆年均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達276.3萬人次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3.47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31萬元。

2020年後，西方反華勢力轉變話語模式、敍述框架，將新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描述為“強迫勞動”，並進行炒作。

為從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環境和土壤，將暴恐活動消除在未發之前，新疆堅持“標本兼治”方針，依法設立教培中心，開展幫教工作。這屬於國際通用的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西方發達國家均有類似機構。但是，中國新疆的教培工作卻引起西方反華勢力的攻擊，並誣稱其為“集中營”。

西方政客、媒體、智庫和各類組織聯手，炮製“100萬維吾爾族被關押在教培中心”的謊言。“中國人權捍衞者網絡”向聯合國提交報告，誣稱“約有100萬穆斯林被關在教培中心，約有200萬人被迫參加相關項目”。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發佈報告，鼓譟“中國拘留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西方反華勢力使用駭人聽聞的詞語和捏造的故事，對中國治疆政策進行抹黑攻擊。

新疆喀什地區嶽普湖縣包裝材料產業園，工人為生產編織袋準備物料。圖源：新華社

二

西方反華勢力採取輿論先行、經濟制裁和圍堵緊隨其後的策略，逐步實現“強迫勞動”謬論的工具化和政治化。其演變過程和操控策略可分為3個階段。

話題醖釀****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

2018年12月，美聯社率先報道，稱新疆和田市一家公司與新疆教培機構合作，教培學員制作的服裝銷往美國。《華盛頓郵報》《阿拉伯新聞報》等媒體轉載，美國相關部門隨後要求阿迪達斯、瑞典跨國服裝零售公司、美國户外娛樂產品公司等企業檢查產業鏈，禁止進口所謂“強迫勞動”產品。

“強迫勞動”作為新話題被提及並引入媒體，傳播範圍和主體以美國及其媒體為主，攻擊對象是教培學員安置就業工作。此時，“強迫勞動”謬論的核心特徵是輿論攻擊，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相對有限。

話題發酵期：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

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發佈《“出售”維吾爾族》的“研究報告”，稱所謂“強迫勞動”涉及全球82家品牌和公司，主要表現形式有“勞動人員在隔離的宿舍居住、行動受到監視、不能參加宗教活動、接受意識形態和語言訓練”。隨後，人權組織和媒體制造輿論，要求英美等美西方國家政府調查企業產業鏈，要求與使用維吾爾族勞動力的中國企業切斷關係。

2020年3月，瑞士棉花良好發展協會（BCI）以新疆的棉花生產“侵犯勞工權利”“違反人權”為由，向各大品牌提議，禁用新疆棉花。美國國會議員隨即提出所謂《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案》，要求企業證明任何從新疆進口到美國的產品都未使用“強迫勞動”。

2020年12月，歐洲議會通過涉疆決議，誣稱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要求歐洲各國制裁新疆官員，抵制新疆的所謂“強迫勞動”產品。

2021年3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人權與跨國公司問題工作組特別機制專家散佈所謂“強迫勞動”謬論。同年6月，G7領導人發表聲明，稱將通過國內手段和多邊機構保護個人免受“強迫勞動”，確保全球供應鏈不使用“強迫勞動”。

2021年8月，澳大利亞參議院通過法案，將新疆的產品抹黑為“被奴役的人員”製造。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年度國情諮文演講中首次正式提議，禁止“強迫勞動”製造產品進入歐盟市場。12月，拜登簽署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

此時，“強迫勞動”謬論的核心特徵，是攻擊範圍進一步擴大，並形成“法律”依據，攻擊的目標延伸到新疆的番茄、光伏、太陽能產業。話題操控的主體多元化、聯盟化，美國聯合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部分歐洲國家形成聯盟，對中國進行抹黑攻擊，通過所謂“法案”，為經濟圍堵提供輿論和“法律”依據。

話題工具化和政治化時期：2022年1月至今。

2022年1月至4月，有8家媒體發表了24篇炒作新疆話題的報道，主要炒作者是英美媒體。6月，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生效，歐洲議會隨即通過議案，禁止由“強迫勞動”製造或運輸的產品進出口。國際勞工組織標準實施委員會發布“報告”誣稱，中國新疆的勞工政策具有歧視性。德國反華人員鄭國恩、英國教授勞拉·墨菲發佈2篇“研究報告”，稱新疆聚氯乙烯工廠存在“強迫勞動”。

2022年9月14日，歐盟委員會通過提案，建議歐盟採取措施，禁止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產品。10月6日，美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交涉疆問題決定草案，企圖利用聯合國人權機構干涉中國內政。

截至目前，美國國土安全部已審查4000批、價值超過13億美元的涉及中國企業的產品，將中國22家機構列入黑名單。

此時，“強迫勞動”謬論核心特徵，是從“輿論化”和“法律化”階段進入“實踐化”，攻擊藉口是中國新疆的勞動力轉移就業，攻擊對象是所有在新疆生產的產品和新疆企業，及與新疆企業存在貿易關係的各國公司。輿論戰變為經濟戰，西方對中國的經濟打壓全面升級。

新疆哈密，一台採棉機在採摘新棉。圖源：新華社

三

“強迫勞動”謬論背後，是長期謀劃和操控策略。其策略有五點——

**其一，“罪行化”中國政府。**反華勢力誣稱轉移就業是為剝奪維吾爾族文化身份並進行“同化”，稱中國在新疆犯下“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但實際上，維吾爾族人口從1953年的360.76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1162.43萬人，增長3.2倍（同期全國人口增長率為2.4倍）。

其二，妖魔化轉移就業扶貧政策。“強迫勞動”謬論稱：維吾爾族員工被迫離開家鄉在內地工廠務工，拒絕政府資助的工作任務的少數民族公民面臨着被任意“拘留”的威脅。實際上，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國家扶貧政策的組成部分，2021年全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總量3072萬人，其中新疆317.4萬人。

隨着穩定就業人數增加，全疆各族羣眾經濟收入持續提高，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從2017年的45476元，增至2020年的53593元。包括轉移就業人員、教培中心結業學員在內的新疆各族勞動者，根據自己意願選擇職業和區域，依法簽訂勞動合同並獲取報酬，享受各項社會保險福利，不存在任何強迫行為。

其三，污名化轉移就業具體幫扶措施。“強迫勞動”謬論稱，政府選派工作人員監視維吾爾族員工，進行語言和愛國主義教育；反華勢力將企業所在地民宗部門對維吾爾族員工的慰問誣稱為監控，將心理疏導室誣稱為窺視維吾爾族員工思想動態的場所。

事實上，維吾爾族年輕化程度高，受教育程度偏低，每10萬人中達到大學文化程度的僅8944人，語言能力偏低，將影響他們長期就業和收入的提升。出於關心員工的角度，企業為維吾爾族員工提供免費語言培訓，政府通過選派雙語幹部、民宗部門定期走訪等方式，協調企業和維吾爾族員工之間的關係。

其四，曲解對轉移就業人員的服務管理工作。“強迫勞動”謬論稱：“維吾爾族員工乘坐封閉隔離的專用列車前往內地，工作處於依賴地位，薪資低於漢族職工，並受數字監視工具的監視。企業對他們進行軍事化管理，生活在嚴格隔離的區域，禁止從事宗教活動。他們在新疆的家庭成員受到‘威脅’。”實際上，為了更好地服務轉移就業人員，為其外出務工提供便利，新疆各地政府主動聯繫鐵路部門預定車次，這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

中國在法律、政策和實踐層面充分保障各族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實行同工同酬，不存在對任何民族的歧視。法律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維吾爾族員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同等權利，企業無權也不會限制其自由。企業甚至為其提供專門的清真餐廳和舒適的住宿環境，通過開展各類文體活動豐富他們的日常生活，加深員工之間的感情。中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維吾爾族員工完全可以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企業規章制度以及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從事宗教活動。

其五，媒體採取傾向性引用策略對中國肆意攻擊。

我們對13家媒體的189篇報道進行分析，發現在炒作“強迫勞動”謬論時，海外媒體主要採納ASPI和勞拉·墨菲發佈的“研究報告”，以及“世維會”及其下屬機構的言論。相當部分報道引用反華政客言辭論證觀點，缺乏實地調研和第一手資料，更沒有對維吾爾族員工的訪談，並未提供切實可靠的信息。

西方媒體通過片面引用所謂匿名信源、反華分子的不實言論，使用駭人聽聞的新聞標題，將偏見隱藏其後，達到誤導受眾和傳播謬論的目的。所引用和報道的材料缺乏對現場和實際情況的調查，缺乏可驗證性，傳遞的信息充滿惡意揣測和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