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迷笛事件背後的當代困境_風聞

文 | 劉夢龍

南陽的迷笛音樂節事件，如今也算告一段落了。這件事走到最後，輿論已經脱離了事件本身，成為滿含歷史積怨的魔法對轟，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但這件事確實反應了很多問題，事件本身的發生，事件發酵後，圍繞地域矛盾的輿論風暴，許多問題都是偶然中帶有必然，是值得反思一下的。

我們先來説這一事件本身。事情發生後，很多人把矛頭對準了當地老百姓。你説那些蠻不講理，隨心所欲的低素質村民該不該批評，該不該處理，我認為是應該。但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這件事要論責任，其實，主辦方確實有難以推卸的疏漏之處。

很多人同情主辦方，覺得各級工作人員忙到精疲力盡，最後出了一個紕漏，讓一批聞訊過來撿洋落的低素質人員衝了會場。我們從生活經驗來説，社會中一直有不少不講規矩的低素質人羣，特別是一些老人，蠻橫無理，無法無天，搞出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而對這些人，在基層執法中又幾乎沒有辦法處理，往往只能和稀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法不責眾，倚老賣老的局面，是一個老大難問題了。

但我為什麼説當地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有疏漏？因為這種情形，本可以避免的。**當地組織活動的部門，不可能或者説就不應該，不知道本地民情。**你既然想拿下這個項目並長期化運作，就要能保證活動的順利運行。你在辦這個活動的之前，就應該打好這個預防針。

具體怎麼落實，就是從鎮到村，從幹部到最基層，都應該提前交底，做好羣眾引導。當代鄉村自有自己的一套社會規則，實際上有能力給你保障秩序，包括管住那些基層覺得自己管不住的老頭老太太。

一方面要讓村民知道這是本地的大事，上級重視，社會關注，不要惹事，不要給家鄉抹黑。另一方面，也應該給周邊一些好處，比如一些文化政策帶來的資金傾斜，像改善交通，整理河道，提高人居環境，也有利於以後文化節的長期開展。總之正反話都要講到，使鄉村兩級都嚐到甜頭，形成一種共同利益，自然太太平平。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種説法太市儈了。堂堂一級政府，為擴大本地影響力，帶動文旅經濟發展，好不容易主辦這樣一個音樂節，是一件有利於地方的大好事。結果，老百姓沒有簞食壺漿，主動支持就算了，居然還要去收買。

**但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當代基層工作很多時候面臨的一種現實。**很多時候，老百姓是把政府的工作看做只屬於政府自己的工作。哪怕是修路鋪橋，改善人居這種直接利益民生的事，抓到機會，都要好好的討價還價一番。而像文化宣傳這類帶有務虛性質的工作，基本就是政府玩政府的，自娛自樂，老百姓看個熱鬧，沒有什麼參與度，更談不上主動性。

類似的情形，大家在生活中並不鮮見。比如各種創城，創衞，到處可見的志願者，其實都是套着志願者馬甲的基層幹部。政府的各類活動和宣傳，哪怕是防詐，防疫，便民服務，這類完全為羣眾服務的，都要追着老百姓的屁股去做。幹部精疲力盡，老百姓也不覺得需要感激，只是覺得幹部很煩。

無形中，基層政府很多時候就和羣眾已經成了各過各的，兩個涇渭分明的不同世界。這種情形，其實是市場經濟環境下，傳統的集體結構逐步瓦解，一般羣眾成了離散的個體，不再生活在一個具體，和政府直接相關的集體中。作為按照市場規則運轉的個體，對集體利益既不敏感，也不願意為了集體利益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只能是無利不起早，必須把集體的利益具象為個人的利益。這時，還按原來集體組織那套去動員羣眾，要求其自覺，是做不到。

當然，自然是排斥真空的，舊集體組織結構的瓦解並不代表基層不存在一個組織。這就是我説的，比如基層因為種種顧慮，管不到也管不動的老頭老太太，其實也有人能管他們。城市由於人的離散程度更高，這種情形不太明顯。而在農村，這種情形就比較明顯。各種有威望的“鄉賢社達”，扮演着基層代理人的角色，用一套傳統鄉村社會的辦法，在政府和村民之間起着協調的作用。

**這種協調配合往往要支付一些或大或小的額外成本。**比如給村裏修條路，就可能要在本地買沙子，僱幾個本村人做後勤，雨露均霑。這就是一種干涉成本，一種利益共同化。

説到底，政府的深謀遠慮在鄉村老百姓看來，萬鍾於我何加焉，雙方屁股已經不在一條板凳上了。像南陽的這個音樂節，可能是當地宣傳文化部門主抓，基層配合，但沒有太多動員本地羣眾。

**這估計和迷笛音樂節的主題本身有關。****它屬於搖滾這樣的亞文化，距離普通人是比較遠的，而對農村羣眾來説，更是難以理解的。**不指望本地人會摻乎，也不缺遊客，搞一些青年志願者就夠了。主辦方或許把重心準備都放在的對外宣傳和遊客接待上，結果在基層引導方面出了疏漏。

實際上，如果這次在南陽辦的是類似過去那種同一首歌式的傳統歌舞表演，我覺得還真不會出這麼大的簍子。因為老百姓也覺得會很正式，看熱鬧的有，事後撿一撿紙皮，昧掉些失物之類的也會有，但絕不敢太過造次。

偏偏南陽這次辦的是搖滾，它的場面天然就比較隨意乃至混亂，參與者的情緒也是比較飽滿的，恐怕衣裝也不會太正式。這在一些老一輩村民看來，就是在自己地頭辦個大堂會，還不太正經那種，現場亂哄哄的，當然要趁亂去撿洋落。

這種事怎麼説呢，當年經濟相對更不發達的時候，部隊演習，這邊槍聲還沒停，那邊就有老鄉上趕着去撿炮彈皮了。其實放在當年不奇怪，只能説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老人，思想沒有與時俱進，還保留了一些舊時代的老毛病，最後惹出了大簍子。

當然，我相信有這一次教訓，**當地從輿論到運作都會更有經驗，是可以做到亡羊補牢的。**實際上，説到底，這始終是個別人的個別行為，也是落後於時代的。社會的總體素質隨經濟水平的發展，始終是在進步的。而當地的一般羣眾，下一次遇到這類活動時應該也會格外注意，自覺維護好地方形象。

然而，這件事在後半段，輿論重心已經脱離了事件本身。本來最近這些年，已經逐漸偃旗息鼓，針對河南人的地域歧視，又被重新激發起來，形成了網絡狂歡。當地人也奮起反擊，則乾脆把一切對本地的批評都打成是污衊。雙方發展到最後，完全成了一種各説各話的魔法對轟，只能不了了之。

南陽是帝鄉，光武帝劉秀就起於南陽。隆中對所説，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出的就是南陽。歷史上的南陽盆地是連接關東和中原的要道，商旅雲集，物產豐富，人文薈萃，英傑輩出。河南的文化積澱是毋庸置疑的，像河南衞視春晚這樣的地方台，這幾年出的河南春晚，幾乎年年都有羣眾認可的精品，在地方台中是獨樹一幟的。我們還是應該承認，八方風雨匯中州，中原大地哪怕遭遇了近代多少苦難，依然不愧是人文底藴深厚，河南是真有文化的地方。

其實，如果站在傳統社會的角度看，河南像南陽這樣的地方，今天依然可以説富足。**可在商品經濟的時代，由於地理區位和戰略佈局的需要，作為傳統農業省份的河南又確實落寞了。**我們從財政轉移支付角度就能看的很明顯。河南在全國轉移支付中居第二位，但一算人均，在全國卻是倒數第七，它之下的六位，從福建到浙江，則都是淨財政上繳省份。不僅是經濟，包括教育等資源，河南是公認在全國戰略佈局中，承壓比較大，犧牲也比較大的省份。

這種情況下，河南本身經濟發展優勢不大，人口壓力又重，勞務輸出便難免，這些工作往往也是以中低端為主。當然，過去，有個別河南務工人員的素質可能也不高，其實也是當年的普遍現象。只是河南的外出務工者更多，加深了這種印象。這差不多就是對河南地域歧視的大背景，不僅僅是嫌貧愛富，也帶有一種對外來者的排斥。

實際上，地域歧視全世界都有，在我國也是長期並廣泛存在的。當然，河南是一個特別突出的受害者。這種對外來人的排斥，本質是在強化一種階層和羣體概念。由於我國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背景，可能還包括了一些新城市人以此來彰顯自己城市人的定位。

地域歧視固然長期存在，也無法完全根除，但對河南這樣廣大區域的集中攻擊，是必須得到及時打擊的。**因為它本質上是在消解中國這個共同體。**隨着經濟的發展，全民的素質都在提升，像過去一些固有印象和外來務工者的歧視也逐漸消亡。那種對河南地區的歧視已經逐漸淡去了，而這次南陽的音樂節事件，在輿論上實際上起了一種沉渣泛起的效果。

一些網絡流傳的抹黑段子，明顯是老段子翻新，比如所謂典韋在宛城丟了八十斤的戟，井蓋也是八十斤。這種某地人偷井蓋的段子，已經很多年沒人説了。這種輿論傾是很糟糕，卻被掩蓋在輿論狂歡之下。

近些年來，流行的山河四省，山河大學這種調侃，多多少少帶有同病相憐的味道。而南陽這樣的地方，無論歷史底藴多深，在當代似乎總顯得清冷，可能也確實想有一些更具現代色彩新的突破。迷笛音樂節這樣的潮流文化，能在南陽這樣的傳統文化重鎮落地，是我所想不到的。

但我們也説實話，一些省份由於種種原因，確實處於各項資源獲取不太平等的地位。他們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由於要在國家體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不免付出了一些發展的代價。對他們本該鼓勵，尊重，卻因為這些經濟上的後進，而被小覷，調侃，這是不對的。因為經濟上的後進，導致話語權不足，最終導致的教育等資源上的匱乏，是很不公平的。

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近年來由於世界整體經濟的不景氣，國內也承受了很大壓力。社會轉型期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使我們的社會，在輿論上經常越發極端。當代的不同階層的不同人羣，已經越來越不屑掩飾自己的不同，並果斷去爭取自己的利益，這又加速了內部矛盾的生成。

南陽音樂節這場亂子，反應了我們在社會治理層面上的不少歷史遺留問題。我們不應該坐視這種分裂，分化發展下去。市場經濟的長期發展，已經表現出了一些資本主義的明顯弊端，是需要得到糾正的。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快速進步的時代。但這種進步之中，應該是協調的共同進步，這才叫社會主義。我們這個時代當然需要進步，**但更需要公平，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一樣的。公平才能團結，團結才能強大。**如果我們只靠一小部分發達地區，一小部分富裕人羣，那麼我們的社會將不可避免走向分化與分裂。一幢裂開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更無法去迎接大變革時代的暴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