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先生投淨業湖説_風聞

説梁濟先生，大概很多人不知道我説的哪個梁濟先生，但如果説梁漱溟先生之父梁濟先生，人們都知道了，原來是梁漱溟先生之父啊。但這對梁濟先生不公平，雖然梁濟先生似乎沒有兒子梁簌溟先生名頭響亮，但梁濟先生一生的志業都是自己做的，沒有沾兒子絲毫的光，所以不需要用梁簌溟先生來介紹梁濟先生。

清朝滅亡前後也就是辛亥革命時期為時局自殺的人不少，如武昌起義前陳天華、姚宏業等，武昌起義後梁濟、王國維等。起義前自殺多是為了激勵人們迅速覺醒，興起革命，儘快推翻滿清政府，實行共和，推行自由和民主之道；起義後自殺，多有殉清之意，同時也對革命有所恐懼。但不論是起義前、起義後，但從文化價值的考量來看，梁濟先生的自殺對文化價值的考量最為深切。

梁濟一脈可能是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後，至於是否是忽哥赤後裔曾封為雲南梁王的巴匝剌瓦爾密之後不一定，但不管怎麼説，梁濟一脈是成吉思汗後裔的可能性極大，也就是説祖先是蒙古族人。更可以肯定的是到梁濟、梁簌溟父子已經完全漢化，滿腦子都是儒家思想，成為漢族的士大夫，不然梁簌溟也不會被説成是最後一個儒家。

1918年11月18日清晨，梁濟先生在他60歲生日前三天成功實施了他在清朝滅亡六年之後，也籌劃了六年的自殺計劃，自投北京城北淨業湖。

梁濟先生的自殺是倔強的自殺，他完全可以不自殺，因為他並沒有受到多少清朝的恩德；梁濟先生的自殺是文化價值的自殺，因為他表面上是為殉清而自殺，實質上是為殉文化價值而自殺，從文化價值角度説他自有必須自殺的理由；梁濟先生的自殺是理性的自殺，他為自殺籌劃了六年，一切可以不自殺的理由應該是都思考過了，而且他對身後事的種種預料及安排都完全正確和有條不紊，尤其令人驚異的是他的自殺可以説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而這個巨大的工程在他六年來精心的掩蓋下竟然絲毫不為人知，這就使他的自殺更具有文化價值的意義。

説他的自殺更具有文化價值的意義還有一條就是他並不希望自己的自殺默默無聞，像窮途末路不得不死一樣，而是希望自己的自殺多少能起到一點對世道人心的警醒作用，這從他留下的大量的文字以及身後事詳盡的安排能看出來。他的希望從形式上説達到了，產生了不小的回應，但由於中國社會死氣太重，他的死又能產生多少的警醒呢？所以從實質上看他的希望沒有達到。從主觀目的上看他的自殺比王國維的自殺更具有文化價值意義，王國維恐懼為多，他是對現實絕望而又寄希望於未來。

當然，不論怎麼説自殺都是非理性的事，而他偏偏把非理性的事做成理性的事，拿六年的時間來做，足以證明他非常的倔強，而從這裏也找到了梁簌溟先生的倔強的源頭。他們父子倆居然把不太好的倔強性格做成了很好的倔強品格，很偉大。

梁濟先生的自殺只能從文化價值來理解他的心路歷程。

他真的有殉清的一面，而且是真心的，不然不會從清朝滅亡之日才準備自殺，但這只是表面的。因為他説過，漢、唐、宋、明滅亡都有人自殉，其實連元朝滅亡也有漢人自殉，那麼為什麼清朝滅亡沒人自殉呢？這説明為一個朝代滅亡自殉是一種文化價值要求，並不是單獨要求為某一個朝代自殉，他就是要補上清朝滅亡沒有人自殉的文化價值的缺環，所以實質上他是為文化價值自殉。至於有這種要求的文化價值是不是真有價值，那是另一個問題。

從這裏來看，他的自殺似乎是為舊的、過去的，但他説過他的自殺是為舊的，但也是為新的、未來的。

儒家文化戀舊情結很明顯，動輒唐堯虞舜、三代以上、大同之世，但這只是手段，其實儒家文化更主張變革，革故鼎新，寄希望於未來，這才是精神實質。孔子曾説過：“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也就是説周朝借鑑了夏、商兩個朝代，各有損益，周朝是多麼的文明絢爛啊，我遵從周朝的各種制度。他也並不是認為越古老越好，一味兒的復古倒退。那他為什麼不讚美他所在的當時，而要動輒讚美過去，讚美西周，因為他所在的東周春秋時天下大亂，很令他失望，實在沒什麼值得稱道的。

儒家有一個作新民理念，《大學》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新就是革去其舊，棄惡從善。作新民講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是一個過程，要不斷日新，不斷去舊迎新，越來越新，無有止境。

作新民理念影響很大，康梁變法別稱百日維新來源於此，梁啓超自名為新民子，著有《新民説》，毛澤東、蔡和森等組織《新民學會》，現在以新民命名的各種報章雜誌仍然很多，足見儒家並不是頑固落後的，更不贊成頑固落後。

所以梁濟先生自殺是為舊的也是為新的，都是自殉文化價值的當然之意。

假設，北洋軍閥在清廷退位之後，説大一點能夠順應歷史潮流真正實行共和，實行自由民主之政，國富民強，説小一點能夠施行仁政，社會安定和平，人人安居樂業，棄惡從善，梁濟先生也可能不自殺。但現實是軍閥混戰，社會動亂，貪污腐敗，民不聊生，不要説自由民主，連尊嚴也沒有，更有甚者文化價值遭到肆意踐踏，文化價值的載體社會基層組織、書籍、建築、文物遭到普遍的摧毀，人心不是不古而是肆意為惡，有不少地方比清朝時期還要壞。對此，梁濟安得不自殺，又豈能沒有對清廷的小小的懷念。

儒家文化還有一個積極的方面就是家國情懷，救世濟民思想，以天下為己任觀念，像張載的四句教，范仲淹的憂樂觀不能不對他產生影響，但他又畢竟只是一個亂世中又老又窮的書生，面對如此時局，不死而何。

他自殺前，有幾句和他兒子梁簌溟的對話，他問：“這個世界會好嗎？”梁簌溟説會往好裏發展的。他説：“能好就好啊。”他所謂的世界應該不是指現在的世界，而是中國社會，他也顯然並沒有相信兒子會往好裏發展的話。這也説明他自殺主要的不是為清朝的滅亡，而是現實社會里看不到希望。

説他的自殺更具有文化價值的意義，這就不得不説他所在的《京話日報》核心團隊的集體自殺行為。

1918年5月2日梁濟的兒女親家、《京話日報》老闆彭翼仲在煙台海面投海自殺被人救起。這是梁濟自殺半年前的事。

梁濟自殺11天后，《京話日報》當任主筆吳梓箴效法他，在同一地點投湖，應該是自殺成功。而其實吳梓箴在這之前曾經企圖觸電而死，因為不會玩電沒有死成。

關於《京話日報》同人的幾起自殺事件的原因，除了時局，還有個人前途及經濟困頓外，有人結合老闆彭翼仲及《京話日報》賦予他們的屬性，提出了啓蒙武器的貧困説。

《京話日報》主要同人大多當過清朝的中下級官員，當然也是讀書人，具有家國天下情懷。不過他們的知識及認知應該還是以儒家的積極面為主，同時接受一些西學東漸來的新知識和認知，其水平應該大大高於一般人，而不會高於康梁，更達不到胡適、陳獨秀們，雖然如此，他們已經認為自己有能力更有責任對社會進行啓蒙，啓蒙是老闆彭翼仲辦報章雜誌的主題，同人自然也是這個主題。

他們的啓蒙應該具有三層意思，一是像兒童學習新知識一樣，囫圇吞棗的介紹一些新知識，二是像張載《正蒙》一樣，在傳統文化範圍內進行一些心性方面的啓蒙，三可能性較小，但也可能有少量的淺層次的庸俗化的啓蒙思想家的啓蒙思想。

據説彭翼仲他們啓蒙的武器就是立憲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主要不是革命而是保皇，其積極性主要是反對專制、保守、頑固、沒法治，甚至不民主，這在當時也是比較先進的思想，市場不小，所以影響很大。彭翼仲們自然從這裏獲得成就感，以為自己在開化民智，向作新民發展。但用立憲思想做武器啓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得有一個專制帝王，這在1912年前是可以的，在1912年就不行了，於是出現了啓蒙武器的貧困。

專制帝王沒有了，他們的立憲啓蒙武器無用武之地了，而他們的知識及認知又不允許他們與時俱進，人性方面的通達權變又不如康梁，於是他們不僅啓蒙武器貧困，思想也貧困了，成了思想落伍的人。原來居於思想的中高端，可以啓蒙他人，現在流於思想的低端，連接受啓蒙都難，這在他們這些讀書人來説，是難於接受的，感到人生崩塌了，沒價值了。

他們當然是有價值的，除了梁濟先生自然是很有價值，彭翼仲們也是很有價值的，他們曾經居於思想的中高端，啓蒙別人，尤其是他們曾經是也始終是有思想的人，要知道無數的人是始終一點思想也沒有的。

是為紀念梁濟先生，也紀念梁濟們。

附帶一句，梁濟先生一生的志業自然是與兒子梁簌溟先生無關的，但我之所以知道歷史上有梁濟先生這個有價值的人肯定是因為他的兒子，但這只是別人知道梁濟先生的機緣，是他不被歷史埋沒的機緣，而不是他兒子對他一生的志業有幫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