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從反猶主義到猶太復國主義：認識帝國主義殖民史的一個視角_風聞

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僅是阿拉伯人民的死敵，也是猶太人民的蟊賊　　“猶太人中間大多數是工人，是勞動者。他們是我們的受資本壓迫的兄弟，是我們的為社會主義鬥爭的同志……富有的猶太人，象富有的俄國人和各國的富人一樣，彼此聯合起來，抑制、壓迫、掠奪和離間工人。”

　　——列寧

　　（1919年3月底《留聲機片錄音演説》，載於《青年近衞軍》雜誌1924年第2-3期合刊）

　　“我已有權利成為最堅定的反猶主義者”——説出這句話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理論創始人、以色列的“理論國父”西奧多·赫茨爾。

　　西奧多·赫茨爾

　　這看似十分矛盾，然而，放到帝國主義爭霸的時代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一切又“合乎邏輯”。

　　今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和國內那些拿國際法為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辯護的人，仍舊會時常提出所謂的“歷史權利”、“歷史聯繫”等等，這些話語不過是在重複赫茨爾在一百多年前的編造。

　　歷史上的猶太民族早已不復存在。公元前11世紀，猶太人侵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國家。但歷史上的兩個猶太國——以色列國和猶太國，已經分別於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亞述和巴比倫消滅。公元前2世紀，猶太人又建立了馬卡比王朝，於公元前1世紀被羅馬帝國滅亡。此後，絕大多數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散居到了歐洲、北非、西亞等世界各地。公元7世紀，巴勒斯坦地區已經徹底阿拉伯化，與原先的猶太人幾乎毫無關係。

　　在散居世界各地兩千年的漫長曆史中，原先的猶太人早已改從當地語言，與當地人通婚，過着共同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的文化薰陶，逐漸同化於當地民族。猶太人民並沒有猶太復國主義者提出的所謂“回鄉的渴望”。

　　如果一定要強調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之間還有什麼共同之處，那也僅僅是宗教、共同起源與民族性格等方面的某些殘餘。如果不是種族主義者的刻意區分，幾乎沒有人會注意到自己是不是“與眾不同”的猶太人。

　　在中世紀的歐洲，身為異教徒的猶太人無權承租土地，無法組織手工業行會，也無法與貴族通婚以提升社會地位……只能從事少數被封建關係所遺漏的邊緣行業，比如放貸業、私人理財業、替貴族徵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以及少數未被行會壟斷的商業。在歐洲底層羣體中，猶太人經商的比例的確更高一些。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歐洲發展起來之後，無產階級的矛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上升為主要矛盾。19世紀中頁開始，歐洲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為了瓦解無產階級的抗爭，新生的資產階級能夠想到的辦法之一，就是挑唆種族主義和民族矛盾，小商人佔比偏高的猶太人就成了被挑鬥的對象，儘管發明高利貸和作為職業放貸人的猶太人更符合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精神。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等著作中，專門論述過“猶太人”的問題，但馬克思認為“猶太人並非是一個特別的種族，並非一個民族集團”，而僅僅是從社會關係的角度闡述的。

　　然而，作為種族意義上的猶太人本身並不構成一個階級或者一個階層，儘管猶太人中的確有不少富商，但如本文開頭引用的列寧同志的講話所指出的：

　　“猶太人中間大多數是工人，是勞動者。他們是我們的受資本壓迫的兄弟，是我們的為社會主義鬥爭的同志……富有的猶太人，象富有的俄國人和各國的富人一樣，彼此聯合起來，抑制、壓迫、掠奪和離間工人。”

　　這種階級分化狀況，與其他民族、人種其實並無二致。不過，不知道是某種巧合還是受到民族性格殘餘的影響，猶太工人、勞動者在19世紀後半期參加革命運動的熱情的確更加高漲，他們在革命羣眾和領袖中所佔的百分比都高於猶太人在居民中佔的百分比。

　　在這樣的“巧合”下，反猶主義和鎮壓革命合流了。猶太工人和勞動者的反抗精神，使得反猶主義在19世紀末的歐洲變得猖獗。

　　資產階級在攻擊“異族”，阻止猶太工人與非猶太工人團結戰鬥的同時，猶太復國主義也“應聲而出”。猶太復國主義者出來論證所在國不是猶太人的故鄉，號召猶太工人同本國其他工人階級兄弟隔絕，去和猶太資本家實行階級合作，並把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國家當作唯一任務。

　　19世紀是歐洲民族主義學説興盛、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期，在整個歐洲尤其是德國，瀰漫着西方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空氣。受日耳曼教育的赫茨爾，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開始嶄露頭角。

　　就宗教信仰而言，赫茨爾並不是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徒，他感興趣的只是“民族”和政治，自我實現的途徑就是效命於資產階級和殖民主義的政治需要。

　　為了推動他所謂的“復國”大計，赫茨爾不惜跟最兇惡的反猶主義者交涉，並投其所好。

　　19世紀末，全世界猶太人口約950萬人，將近750萬人生活在歐洲，其中更是有500多萬人生活在俄羅斯帝國。沙俄無疑成了當時反猶主義的“重災區”，沙俄政府在1881年以後一再發動屠殺猶太人民的暴行。

　　然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頭子們卻反過來要求猶太人自己反思——“猶太人的存在”，“乃是反猶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因”。赫茨爾還奔走於俄、德宮廷和內閣大臣之門，賣身投靠。

　　猶太復國主義作家艾-邵拉基在《赫茨爾的生平》一書中，記述了赫茨爾在1896年3月4日的話：

　　“這些天，我的最好的支持者就是反猶主義者。”

　　“反猶主義者是有道理的，是對的。但我們不必妒忌他們，因為我們也將是幸運的。”

　　1903年8月，赫茨爾拜見了正在屠殺猶太人的劊子手——沙俄內政部長勃勒黑維，達成秘密協議：勃勒黑維可以讓俄國猶太復國組織合法化，並幫助猶太人移往巴勒斯坦；而赫茨爾則鼓動猶太人公開譴責反沙皇的運動，反過來抵制社會主義思想。

　　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了實現政治抱負，不僅替資產階級瓦解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充當工具，還主動地為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充當打手。

　　赫茨爾在他的《猶太國》一書中毫不掩飾地宣稱：

　　“我們要為歐洲築起一道防禦亞洲的牆。我們將成為保護文明不受野蠻人攻擊的前衞戰士。”

　　1902年1月11日，赫茨爾專門寫信向正在南非推行殖民計劃的英國殖民者塞西爾·羅茲尋求支持：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向您講清一件與您無關的事情，但這件事與殖民主義有關。我所希望您做的就是——請您告訴您的同伴們説：‘我(羅茲)已經審閲過這項計劃了，我認為它是正確的、可行的。’”

　　在19世紀晚期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狂潮中，面積廣茂而衰弱的土耳其帝國成了主要對象之一。英國殖民者於1875年控制了蘇伊士運河，1882年佔領了埃及，並將目光瞄向了地處歐、亞、非交叉點的巴勒斯坦。但是，英國殖民者又擔心它的蠻幹會招致列強瓜分土耳其，使自己不得獨吞。

　　此時，赫茨爾“主動請纓”，通過英國駐維也納大使館人員轉告英國首相：

　　“現在有一個辦法整頓土耳其的財政，由此可以把現狀維持一個時期，又可以為英國建一條新的通往印度的捷徑……這個辦法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自治的猶太附屬國……”

　　這個計劃正合英國之意，卻因為土耳其的反對擱置了下來。

　　20世紀初，與英國爭奪中東的德國，後來居上，向土耳其本土擴張，直插波斯灣，英國與其亞洲殖民地的海路通道面臨被掐斷的威脅。赫茨爾此前的提議立刻得到了英國殖民者的高度賞識與重視，英國政府立即允許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倫敦設立財政機構，從英美的猶太資本家那裏募集大量捐款，加緊向巴勒斯坦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土耳其參加了德國方面的作戰，英國乘勢派兵爭奪中東，在外交上則利用猶太復國主義者來配合，後者遂與英國政策融為一體，為英國殖民者的國家利益服務。

　　英國在中東作戰時，為了騙取阿拉伯人的支持，曾經於1915年下半年許下諾言：“承認並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但是，一戰戰局稍穩的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便在美國的共同支持下，拋出了臭名昭著的《貝爾福宣言》，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家園的計劃。一戰結束之後的1919年巴黎分贓“和會”上，貝爾福一口咬定巴勒斯坦“情況特殊”，不許其他帝國主義染指，更不許阿拉伯人實行民族自決。

　　1920年，英法達成妥協，瓜分了中東。法國得到敍利亞和黎巴嫩，英國得到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把這兩處分為兩個委任統治地，在巴勒斯坦承認猶太復國組織成立的“猶太代辦處”，並通過猶太代辦處進行大規模移民和佔地，開始逐步殺害阿拉伯土著、搶奪他們的家園和耕地。英國委任統治的第一年，就發生了八千阿拉伯農民被逐出五萬英畝土地的事件。

　　猶太復國主義者還以雄厚的資金沖垮阿拉伯人的民族工商業，使得當地90%的工業都被猶太資本家把持。他們拒絕僱傭阿拉伯人，或以極低工資僱傭，把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民逼入絕境。

　　與之同時，從20世紀初到巴黎“分贓”的近20年間，有6萬猶太人遷到了巴勒斯坦；而再從巴黎分贓到1948年5月的不到30年間，卻有50萬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居民佔比從1/12驟增到1/3。

　　為了獲取美國的支持，承認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英國答應在巴勒斯坦實行“門户開放”政策，因此，美國很早就開始了對巴勒斯坦的滲透。1926年，美國猶太資本庫恩-洛布、萊曼公司等財團就開始在巴勒斯坦大量投資。通過巴勒斯坦為跳板，美國石油壟斷集團到1947年就控制了42%的中東石油礦藏。因此，在英帝國主義衰落的過程中，猶太復國主義早已開始投入它的新主子——美帝國主義的懷抱，1940年前後，猶太復國運動的中心也從英國移到了美國。代表美國壟斷資本利益的本·古裏安提出了一個比“貝爾福宣言”更加猖狂的殖民主義和種族滅絕綱領，那就是要在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猶太軍，無限制移民。

　　1947年11月，在美國的操縱和脅迫下，聯合國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以色列率先宣佈建國。1947年12月，猶太復國主義者宣佈人力總動員，接着就開始了大規模攻佔和破壞阿拉伯城鎮和村莊，炸死阿拉伯平民，“要用一個強大的攻勢”使阿拉伯人口和土地面積減至最低限度。

　　在這場戰爭中，以色列將聯合國劃給猶太人的領土從1.45萬平方公里擴充到了2.085萬平方公里，無數平民慘遭屠殺，一百多萬阿拉伯人被趕出家園，他們的家園被坦克和推土機夷為平地……這場戰爭離不開美帝國主義的鼎力支持，不僅僅是戰鬥機和重型武器，僅在以色列“建國”前後一年時間內，美國的猶太資本家就給以色列送去了兩億多美元現金以及大量貨物。

　　以色列“建國”距今已經過去70多年。今年我們再來回看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一步步蠶食，就會驚訝地發現，這不過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忠實地執行本·古裏安在1940s提出的“新綱領”。

　　回顧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我們更應該發現：猶太復國主義者是資產階級鎮壓工人反抗的工具，是帝國主義殖民擴張與統治的打手；

　　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僅是阿拉伯人民的死敵，也是猶太人民的蟊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猶太人民不僅充當着猶太復國主義的炮灰，也同樣在遭遇着猶太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以色列是至今仍在實行每週六天、48小時工作制的少數國家之一；新自由主義的推行，使得以色列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更是大幅倒退。

　　相比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無差別暴力襲擊，經典的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矛盾才是以色列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只是它在國家機器宣傳和戰時動員旗號下被掩蓋了。

　　國際共運陷入低潮以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去政（革）治（命）化與極端宗教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在國際主流意識形態的表面鬥爭中，悄然地形成了合流，以至於全世界的人民越來越失去了用階級分析看待問題、用階級鬥爭解決問題的能力，越來越陷入內鬥。在巴以問題上，我們也面臨着類似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