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曾給教培台階下，教培卻把台階當迪吧_風聞

文 | 延觀風

明天，教育部規制課外培訓的行政處罰新規就要生效，此前房地產鬆綁、從強調遏制資本無序擴張到提振民營企業信心等政策轉向期間，都有傳言稱教培行業可能死而復生。新規的推出生效釘死了教培的棺材板，也引起了又一番陰陽怪氣的輿論風波，對資本無序擴張的清算被偷換為對知識和教師的敵意，教培行業做過的惡已經被歲月史書洗清，為教培哭喪已經成為了鼓吹寬容資本為所欲為的新風尚。

在《主流經濟學不為中國發展買單》一文的最後，我們簡要談到了公有制的勞動力再生產體系面臨的私有化壓力，以及給普通勞動者造成的沉重負擔。我們有必要反擊某些勢力的哭喪和歲月史書，回顧或明或暗的私有化進程如何侵蝕公立的再生產系統，借教育之名損害全體普通家庭和國家發展的利益。

（本文聚焦於中小學基礎教育的私有化問題，下面所有提到的“教培”均指基礎教育學科培訓，並不包含各種興趣特長拓展領域）

對公立教育的糾結，教育私有化的伏筆

教育具不具有公共屬性？一些極端的個人主義論調認為，教育的成果完全依附於受教育者人身，是不折不扣的私人消費/投資品。但教育對於現代社會合作、穩定乃至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已經成為了各個國家、各個社會學科的共識，一個接受教育的人對社區和社會產生巨大的正外部性，

在中國，教育的公共屬性已經刻在我們的歷史基因當中。“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教育是和平年代實現這一偉大信念最有效的制度基礎；“天下英才入吾彀中”，國家通過教育和科舉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智力資源，把不同知識稟賦的人分配到合適的社會崗位上去，同時維持知識階層的國家向心力；“鯉魚躍龍門”，教育是家庭對後代最深的期盼和最好的禮物，對優質後代教育的需求遠遠壓過物質消費。

黃巢把門閥世家丟進了棺材，日益完善的科舉制在棺材板上釘死了釘子。科舉制取得了教育成果公共化的歷史進步，但依然有着教育成本私人支付的侷限性。新中國承擔起勞動力代際再生產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成本，建立了規模最大、覆蓋最廣的公立教育、選拔和分配體系，完全擺正了公共教育與教育公共性的關係。

而且新中國的跨越式發展對社會總體智力資源存在極高的要求，公立教育必須追求“對社會有用”的培養結果，“高三是我人生知識儲備的巔峯”，這句玩笑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公立教育的強度。反觀西方國家，公立教育是敷衍窮人的消費性福利，自由、快樂但無用。

在我們國家，始終沒有得到深入討論的反而是教育私人屬性的一面以及其影響。教育成果確實具有完全的人身屬性，所有家庭對於公共教育都帶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心態。**高階層家庭最不喜歡公立教育，因為他們將教育視作本階層的再生產的過程，**意圖用金錢降低公共競爭帶來的再生產不確定性，他們是最有動力推動教育私有化的一批人。

中低階層家庭則重視未來收入乃至階層的上升，他們認可也需要不與家境掛鈎的公平競爭機制這一公共教育的核心理念，又想儘可能利用家庭資源為孩子在競爭中獲得一些“不那麼公平”的優勢。**矛盾的心態決定了絕大多數普通家庭永遠都對公立教育處於糾結的不滿意狀態，**但這種不滿反而被某些力量利用，助力了徹底破壞公平競爭核心的教育私有化進程。

生存壓力下的教師“自救”

在資本大規模介入之前很久，教育體系內部就已經產生了將公有平台變現為私人收入的衝動，其中部分原因來自公共資金投入不足的客觀壓力。公立教育可以免費或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羣眾提供教育服務，但總要有足夠的資金支付教育服務的成本，否則教育服務的生產必然不可持續。

“公共教育經費達到GDP的4%”的口號喊了20年，直到2012年後才讓這一指標維持勉強高於4%。即使這個數字是擠出利潤的產物，也遠遠不足以滿足人民羣眾對高質量且均衡的教育資源的需求。

之前我們闡述過我國體制通過福利內循環壓低公共服務提供者自身再生產成本、從而避免公共服務成本膨脹的模型，但在越來越市場化的經濟現實中，教師在體制內的福利分配優先度低於公務員和行政性事業單位，很早就失去了住房、醫療等大額福利。

同時，教師需要承擔大班額的教學管理，不僅教學任務課時長、任務重，工作“性價比”低於社會上的很多職業。物質激勵的缺乏導致社會不得不更多依賴奉獻等“師德”要素期待（或者要求）教師提供高質量、高道德附加值的教育服務。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和教師都在尋找途徑適當補償教師的超額付出。雖然自媒體熱衷於炒作動輒數十萬的教師年薪福利，但這些終歸是少數超級學校的特權，大多數學校往往只能在統一規定的費用標準之外收取雜費、自習費補貼教師。

校外授課也是早已存在的現象，甚至成為了教師補充收入的主要來源。老師以個人形式給本班學生補課，或者到一些課外輔導機構兼職。有些老師把校外授課限定在給學科成績不好的學生“補課”的範疇，但也存在把課堂上該講的內容留到補課班上、倒逼所有學生參加補習的惡性現象。但在教培把補課變成工業化的市場之前，手工作坊式補課造成的額外負擔整體非常有限，還遠不能實現教育矛盾激化的質變。

“國退民進”從減負開始

2010年代前，公立教育仍然大體上佔據着中國的教育事業生態位。彼時的基礎教育選拔錄取機制是成績和家境平行又相互交織的“雙軌制”，除了買學區房就近入學，**很多優質初高中按小升初或中考成績按分段收取擇校費，竟也在個人努力和拼爹之間形成了一種奇怪又微妙的平衡。**而且那時公立學校的在校時長很長，學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被公立教育管住了，家長至少不用發愁工作日怎麼看管放學的孩子。

在既得利益階層的期望下，在御用文人的反覆鼓吹下，在地方政府減少財政包袱的動機下，教育行業“國退民進”一度成為了政商兩界的共識，2002年版《民營教育促進法》寫入允許取得合理回報的條文，就是衝開堤壩的一孔蟻穴。

“國退民進”，第一步當然要國退，給“民”進留出空間。一方面，在分配教育資源的競爭中凸顯金錢的作用，不斷弱化分數競爭權重。2014年，初中免試劃片的全面執行完成了質變，因為初中是高強度學習競爭的起點（現在還變成了高中職高分流的起點），喪失靠成績競爭選擇初中的權利無疑讓大量普通家庭的孩子真的輸在了起跑線上。

另一方面，學生的時間也必須私有化，讓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參加私人部門舉辦的課程。免費或廉價公立教育涵蓋的教學時間、看管時間越來越少**，本質上是打着減負名義的教育福利縮水，**小學放學時間竟然早於正常下班時間，中學的晚自習、週六日課程要麼取消，要麼被要求越來越短，甚至越來越少的作業都要家長批改，既強制家長產生找個地方看管孩子或者集體學習的強烈需求，為民營培訓機構製造了一片廣闊的藍海。

至此，舞台已經備好，大幕已經拉開，一場“國退民進”的典範戲碼即將上演。**人民羣眾對公立教育的糾結和不滿成為了私有化的藉口，但私有化的結果卻從未符合任何普通家庭的期待。**這裏包含了各種形式的私有化路徑，展現了誰才是在“進”的“民”，以及宣示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被惡意抬升後，勞動力供給能以什麼樣的速度萎縮。

產業化的超級學校和私立學校

實驗小學、重點中學是我們這代人再耳熟不過的詞語，地方管理部門通過將資金、待遇、硬件等條件向少數學校傾斜，進而促進地區優質師資力量的集中，打造財力雄厚、規模巨大、師資生源俱佳的超級學校。

近十多年來，這些學校或通過與民營資本合作開辦分校、掛牌學校走向產業化、集團化（公參民），或向純私立學校輸出優秀師資，以或暗或明的方式進行了教育私有化。

（本文討論的私立學校僅指私人舉辦的以參加中高考為導向的那部分，不包括以出國讀高中或本科為導向的國際學校，畢竟人家都已經不屑於和我們普通人同一賽道了）

產業化超級學校和私立學校的經營邏輯相同，通過寄生方式汲取公立教育最優秀的師資，再放到市場上定價售賣。而他們競爭的法寶無非“壟斷”二字而已。

服務業不能提供勻質的、標準化的產品，其產出質量天然有着多重維度的差異性，因此市場的集中壟斷難度要比商品市場容易得多。師資是最重要的教育資源，**產業化超級學校/私立學校非但不能擴大優質師資的供給，反而極大加速了地區內師資的集中壟斷。**筆者親眼見過一傢俬立中學打包挖走地區幾所公立重點初高中的幾乎所有最強帶班團隊，拿不出同等高薪的公立學校根本留不住優秀的老師。

在初中免試劃片全面鋪開後、雙減規範前，私立學校還享有**自主組織考試招生的特權，**超級中學也利用其民辦部分繞開劃片入學限制掐尖錄取。壟斷的師資，自主錄取的特權，讓這些私有化的學校形成了“成績好-生源強-財力強-師資好”的閉環，強迫學生和家長不得不與進行黑色幽默的“雙向奔赴”，否則就只能去被吸乾了資源的普通公立學校。

衡中就是產業化超級中學的終極形態，高強度的教學模式、監獄般的管理方法反而只是它最小的惡。所謂“衡中”其實是公立的衡水中學和私立的衡水第一中學（現改名衡水泰華）的聯合體，以合規或不合規的手段掐走了河北省絕大多數的優質生源和師資，憑藉嚴密的壟斷締造了成績居高不下、分校遍地開花、合作企業美股上市的高考產業神話。

壟斷之後當然就是抬高定價，產業化超級學校也採取按分段錄取的價格歧視，但動輒數萬的學費讓區區3萬的全國人均收入。成績不夠拔尖、又拿不出高昂學費的家庭只能流向被吸乾資源的普通學校、縣城農村學校，它們可以複製嚴苛的管理模式，但極難在師資流失的條件下逆天改命。名牌大學農村生源比重的下降，早已在超級中學農村學生的稀薄中註定。

學區房：富人再生產的雙贏

在質量不可能均勻化的教育服務上，“就近入學”是對房地產的定向利好，放手任由房東決定入學資格的售價，打造自欺欺人的“減負”和“公平”。

如果説超級中學的擇校費模式尚且屬於購買消費性的服務，普通家庭還可以通過孩子的成績替代部分擇校費，或者咬咬牙湊出擇校費，那麼具有強烈金融屬性的學區房就已經讓教育徹底脱離了福利、服務甚至消費的屬性。學區房要求家庭同時支付房產的價值、教育資源的附加值以及進入金融牌桌的入場費，普通家庭身上的大山瞬間膨脹了幾十上百倍。

當然，對於付得起牌桌入場費的家庭來説，學區房是階級保值的最佳工具。他們依靠既有家庭財富讓子女排除成績競爭的風險，直接進入優質平台接受教育，受教育的過程還是產生投資淨收益的過程，人和財富的再生產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精英階級真真正正做到了雙贏。

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學區房嚴重破壞了全社會的公平激勵導向。教師的教學勞動被吸入房地產的金融遊戲當中，但在房地產狂歡中僅僅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微薄回報。而對於教育的對象學生來説，知識改變命運越來越虛幻，**紮實掌握知識這一與社會整體利益相符的行為不再被賦予充分回報，**反而是子宮彩票的中獎者才有資格獲取優質知識，新中國打開的無產階級靠能力與努力向上流動的大門，隱隱有被關上的趨勢。

在美國，不同收入家庭的集聚形成了獨立與行政區劃的學區，**學區房無疑在中國複製出了階層-教育-階層隔離循環的苗頭。**筆者上學的時候，學校中、班級中有着各種家境、各種成績的同學，同樣的校園、相對接近的教學內容和共處的經歷塑造了我們的共同記憶。即使去向天南海北，人生各有不同，這些微觀共同記憶都構成了黏合社會的共情基礎。

學區房則破壞了共同記憶的紐帶，在同階層聚集的校園裏，另一階層的人消失了，他們的生活與話語被摺疊起來，社會共識的基礎正被一點點侵蝕。

教培不容歲月史書

學區房將初中以下教育的分配過程私有化了，教培行業則試圖將教育本身的過程私有化。全面減負的時間正值互聯網資本大量外溢擴散，原本手工作坊式的課外補課在資本加持下迅速填補了令家長焦慮抓狂的教育真空。

**所有的教育私有化進程都不曾如某些理論或專家鼓吹的那樣擴大優質教育的供給，教培也不例外。**表面上，教培創造了大量教師崗位，完成了大量課時的教學活動，但在更高層面把公立教育的全線後退考慮進來，社會基礎教育總供給並沒有得到提升——

本來在學校的教學或自習時間被轉化為到教培機構上課，本來應由學校老師佈置的作業強度被轉化為課外教輔習題，本來應由學校老師完成的講授答疑被轉化為教培的上課內容。同樣的教育供給，不同的價格罷了。

嚴格來説，教培創造的是培訓供給而非教育供給。應試技巧固然佔據了中國公立教育的重中之重，但學校仍然負有道德品行、人格塑造等“育人”義務，教師管理、同學互動、班級氛圍都在學生的成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教培則完全專注於功利的應試培訓，無論人力資源構成、課程內容和班級組織模式都不可能完成育人的任務，打着“全面發展素質教育”名義的減負改革反而讓學生離人的教育越來越遠。

與早年的手工作坊式課外補習相比，教培行業完美髮揮了投資方的互聯網精神，**教育本身的意義被消解，高度異化為服務資本增殖唯一目的的手段。**教培的核心指標是拉新率續費率，以及客單價與獲客成本的比值，窮盡一切辦法從家長兜裏掏出大額預付款，以此講好PPT故事，完成帶有龐氏色彩的融資擴張循環。

很多機構的營銷費用能佔到銷售額的90%甚至100%以上，各種製造焦慮、誇大宣傳、虛假承諾的營銷話術層出不窮，產生“培養你孩子的競爭對手”這樣臭名昭著的標語，並不令人意外。

**沒有實質增長的教育供給+惡意營銷引發的踩踏式需求擴張，結果必然是壟斷性的暴利。**根據央視的《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年教培竟然超過房地產，成為中國家庭身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

雖然瘋狂燒錢擴張讓教培行業看似負利潤，但實際淨利率普遍達到20%，遠超除了金融互聯網之外的幾乎所有行業，這意味着大多數家長在其他行業盈利中分享而來的收入，被加速集中到教培資本手中。

如果家長焦慮地希望孩子去卷但付學費有壓力怎麼辦？別擔心，教培機構已經“貼心地”找好了教培貸渠道，機構全額收到了大筆預付款，小貸公司拿到了循環打包融資的基底資產，學員實現了接受教培的夢想，大家都有美好的未來——直到教培機構捲款跑路那一天，才會揭示誰是唯一的輸家。

為了服務於龐氏化的根本經營模式，教培還在其他領域大肆違規侵犯消費者利益。教師資格造假、虛假誇大宣傳師資力量和培訓效果、霸王條款、退費困難，無一不指向了儘快掏出家長口袋裏盡多的錢，形成一個進可繼續擴張退可捲款跑路的巨大資金池。2016年教培資本化初興之時，跑路現象已屢見不鮮，可見其嵌入骨子的龐氏基因。

替教培哭喪者最愛的話術是“一個文件毀滅一個行業”，彷彿國家是野蠻無知的干預者和破壞者，毫無徵兆地碾壓了一朵白蓮花。

事實上，從2018年到雙減前，國家和教育部就連續發佈《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關於健全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機制的通知》《規範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引導規範教育移動互聯網應用有序健康發展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三令五申反覆強調禁止無證執業、過度營銷、虛假宣傳、大額長期預收款等行為，地方也跟隨出台了很多規範性文件，試圖遏制逐漸瘋狂的教培資本化運作苗頭。

**國家給教培台階下，教培卻把台階當迪吧，販賣焦慮、高額預付等問題愈演愈烈，對政策的禁令、官媒的批評警告置若罔聞。**20年疫情更是激發了教培的集體性瘋狂，市場規模達到4100億元，這背後是多少家庭在惡性競爭下焦慮且無奈的沉重負擔？怙惡不悛，那就不能怪國家在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前刮骨療毒了。

教育改革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教育私有化的大戲明確揭示了，在公立再生產體系下排除利潤的產品一旦進入市場定價，不僅不會有效擴大供給，反而會人為製造稀缺、維持稀缺、擴大稀缺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因此在市場失靈的再生產領域，**國家每退一步，民營資本絕不滿足於只進一步，普通民眾相應就要退好幾步。**2017年開始，在房價去庫存暴漲、教育私有化空前加速的壓力下，勞動力的代際再生產成本已遠超普通家庭的承受範圍，

羅伯斯庇爾在審判路易十六時慷慨陳詞：“路易必須死，正如共和國必須生”。同樣，教培等教育私有化趨勢必須死，正如**教育必須重生為育人而非逐利、普惠而非特權的公立再生產模塊。**從三條紅線到重拳打擊教培行業和公立學校私有化現象，既是對其違法違規行為屢禁不止的最後應對，也是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努力。

但問題遠未徹底解決。批判雙減政策的常見説法是：取消明面上的課外培訓不能消滅家長的補課需求，各種家庭式、一對一式補課不僅規避了監管，還使價格變本加厲。嚴格限制課外培訓和重新擴大公立教育供給、把學生的教學強度和學習時長重新吸納回廉價的公立學校，本應是同步進行的改革。遺憾的是，政策轟轟烈烈地實現了前者，後者卻毫無作為。

無論是參與中高考競爭的需要，還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學生都必須維持一定甚至是相當的學習強度。只要有壓力，真空就無法維持，隱蔽高價補課不應歸咎於打擊教培，**而是教育部門依然一味強調減負的“國退”，拒絕讓公立教育重新完整覆蓋家庭教育需求、承擔起高強度教學的權利義務，**讓正常的學校教學無法擠出課外培訓的存在意義，強迫家長的需求流入“黑市”。

從更寬層面來説，**解決教育的問題從來不能僅僅侷限於教育。**尤其在教育被賦予了極高公共選拔意義的我國，教育的需求不止受教育本身，**還要求有一個符合教育結果的出口，**基礎教育的出口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出口是社會經濟地位。如果出口的供給稀缺，那麼前端教育的競爭自然要頭破血流，比如名牌大學名額投放比例很低的河北河南山東高考。

而追根到底，基礎教育的指揮棒不是高考，是就業，是社會環境為每個分段學生畫出的人生軌跡。在大學錄取比重越來越高的背景下，中國家庭越來越卷基礎教育，是家長的錯嗎？當然不是，是因為分配導向不再傾斜於知識或個人努力，而是看誰有機會依附於強勢的公私平台，而這些平台在挑選外人的時候對學歷的要求水漲船高。

家長強烈反對高中職高強制分流，生怕孩子成為去職高的40%，是家長歧視職業教育嗎？當然不是，是因為藍領工人長期無法獲得與其高強度勞動付出相匹配的報酬、福利保障和晉升空間。如果當工人也能憑勞動獲得體面的生活，家長何必恐懼孩子去職高？大經濟學家擔心職高分流毀了孩子，卻似乎不覺得工人被鎖定為低收入者有何不妥。

所以，出手遏制教培是正確的，但絕不是充分的。現在中國家庭學校減負就找教培，教培被限制就找一對一，壓縮物質消費甚至變賣房子車子等固定資產花錢補課的家庭不在少數，**實際上完全符合“內卷”的學術原意——不斷投入資源博取邊際遞減的收益，即獲取好於父母輩的生活質量的機會。**悲哀的是，窮人越為了卷資源投入金錢，資源就越向資本羣體集中，他們卷的邊際收益就越加速衰減。

教育改革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如果不重新擴大優質廉價公立教育的供給、建立讓多數人可以憑藉勞動獲取匹配且足額回報的分配機制，那麼教培的陰魂將繼續扭曲教育的本質，折磨中國的普通家庭，加重勞動力供給的跨代際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