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鉅額年薪回國想讓窮人看得起病，他最終卻用手槍打穿了自己的心臟_風聞

知識分子2023年10月16日 08:00:41 來自湖南省0人蔘與0評論

圖源：pixabay

撰文 | 李清晨

責編 | 李珊珊

● 　● 　●

2023年，是心臟外科先驅驅勒內·赫羅尼莫·法瓦洛羅(René Gerónimo Favaloro，1923—2000)誕辰100週年。

38歲那年，法瓦洛羅從阿根廷赴美，成為一名大齡實習醫生，5年後，他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隱靜脈的冠狀動脈搭旁路移植術，徹底更新了人們對冠心病的認識，開闢了冠狀動脈外科時代的新紀元。

然而，功成名就後，47歲那年，法瓦洛羅決定放棄美國醫院開出的200萬美元的年薪——考慮到70年代至2020年，美元通脹超4倍，這是個超過今天800萬年薪的薪酬——回到了他的祖國阿根廷，那個正逢經濟崩潰、社會動盪的國家。

辭職信中，法瓦洛羅寫道：“如您所知，阿根廷沒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醫生。命運再次讓我擔負起艱鉅的任務，我將獻出我生命的最後三分之一， 在我們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建立一個胸心血管中心。”

他説：“您知道的唐·吉訶德那個西班牙人嗎？如果我不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工作，而選擇了一條相對容易的路， 我的餘生都會活在靈魂拷問裏……”

然而，回到了阿根廷的法瓦洛羅卻幾乎成了另一個堂吉柯德。在他所深愛的，那個經濟環境風雨飄搖的祖國，這位燃燒着理想主義熱血的外科醫生需要面對的是比風車更變幻莫測的經濟規律和深不見底的幽暗人性——經常，當他以“不允許任何一個人因為付不起錢而無法看病”為目標，建立基金，拼命籌錢希望救助更多國民時，他的同行、同胞們卻仍在抓住一切機會在病人身上謀利……

77歲，回國第30年，法瓦洛羅選擇了放棄，他用一把左輪手槍擊穿了自己的心臟。遺書中，他寫道:“我經歷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時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個乞討者，我夠了。”此時，他的基金已經負債7500萬美元，醫療機構不能正常運轉，甚至也沒有經費參加學術活動，他幾次求助於政府均未獲回應。

法瓦洛羅死後，阿根廷為他降了半旗，總統特意發文表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損失”。美國著名的心臟外科前輩丹頓·阿 瑟·庫利深情地寫道:“我們失去了一位最優秀、最值得尊敬的醫生，儘管他自己拒絕‘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之父’這一稱號……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愛國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醫生，一位悲憫的英雄。”

筆者曾用了十餘年的時間蒐集整理心臟外科歷史方面的文獻，在這個現代外科領域裏最後一個成熟的專業裏，可謂名醫輩出，然而，即便如此，在我看來，法瓦洛羅的傳奇故事，也是其中最為精彩的一頁，這一頁，即使列於早期羣星閃耀的心臟外科大師的傳奇之中， 也毫無愧色。

下文即為紀念這位傳奇般的天才醫生、愛國者、悲劇英雄。

命運使我成了一名鄉村醫生

1923年7月14日，法瓦洛羅出生在阿根廷拉普拉塔的一個普通家庭，那一年醫學界剛剛嘗試二尖瓣切開的手術，心臟外科正處在茫然的探索之中，我們不難想象，在跳動的心臟上開刀風險該有多大。

1949 年，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的克拉倫斯·克拉佛德(Clarence Crafoord，1899—1984)教授應首席教授何塞·瑪麗亞·梅內蒂(Jose’ María Mainetti)的邀請，來法瓦洛羅所在的醫院進行肺切除和主動脈縮窄修復的手術，法瓦洛羅很幸運地作為助手參加了那些手術。

當時，人類已經建立了第一批血庫，心臟造影術已經被髮明，藍嬰手術的出現，讓人們看到了心臟外科的曙光，心臟外科專業吸引了當時最優秀的一批年輕人，法瓦洛羅也在參與了輔助克拉佛德的手術之後，對心臟外科產生了興趣。

克拉佛德早在1944年就因世界首例成功地修復主動脈縮窄而在業內成名，在胸心外科領域頗多建樹，直到多年以後已經在心外科領域聲名鵲起的法瓦洛羅還記得克拉佛德的風采。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法瓦洛羅還當面向克拉佛德提起這件往事，只是當時的克拉佛德不大可能對一位還不起眼的異國小同行有太深刻的印象。

成績優異的法瓦洛羅原打算留在大學醫院裏從事胸外科的工作，但當時阿根廷的執政者是庇隆，他在1946年後採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集權措施，包括掌握部分醫生的前途命運以壓制反對者。如果法瓦洛羅想要在大醫院進行胸外科的學習，就必須簽字效忠庇隆正義黨。

法瓦洛羅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身邊的不認可庇隆行徑的同行被迫離職，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決定不簽字。後來提及此事時，他説:“命運使我在1950年5月潘帕斯草原西南部的一個小村莊裏成了一名鄉村醫生。”

他在潘帕斯建立了一個診所，兩年後，他的兄弟胡安·何塞(Juan José)從醫學院畢業，成了他的重要幫手。他們兄弟二人一起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從無到有地建立了手術室、化驗室，併購置了當時最好的X光設備……實在無法想象這兩兄弟是如何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度過繁忙的12年的。診療活動之餘，法瓦洛羅還大力對當地民眾進行健康教育，普及產前檢查，培訓接生婆， 普及基本衞生保健常識。當時的拉丁美洲醫療條件比較落後，僅小兒腹瀉的死亡率就高達20%左右。通過他們兩兄弟的努力，極大地改善了當地 的民眾的健康水平。

38歲，他重新做回了實習醫生

當然，即便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鄉村醫生，法瓦洛羅也一直與醫學界保持着聯繫，定期去外地遊學，閲讀最重要的醫學期刊，因此對醫學領域的進步情況瞭如指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心血管外科早期風起雲湧的進步令他激動不已，心肺機的發明已經可以讓外科醫生在心臟停跳的時候進行精細的操作，到了1960年，儘管診所的工作在逐漸步入正軌，但他還是決定遠赴美國進行胸心血管外科的學習和訓練。

1962年，他將診所交由兄弟打理，經由梅內蒂教授的介紹和引薦， 法瓦洛羅攜妻子瑪利亞·安東尼婭·德爾加多(María Antonia Delgado) 一起前往美國克利夫蘭。

當時克利夫蘭醫院的唐納德·埃弗勒(Donald Effler，1915—2004)已經開始應用將乳內動脈移植入心肌隧道以改善心肌血運的手術（可視為心臟搭橋手術的雛形），並用冠狀動脈造影術（由克利夫蘭醫院的弗蘭克·梅森·曾根所發明）對病人進行術後評價，報道了良好的效果。

法瓦洛羅見到埃弗勒以後，用蹩腳的英語勉強説明了來意，埃弗勒表示，沒有取得在美國的行醫資格——主要是通過考試拿到外國醫學教育委員會的證書(certificate of the Educational Council of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ECFMG)，他就只能參觀學習，沒有收入。

但僅僅兩週過後，法瓦洛羅就獲得了參與手術的機會，他的技術得到了美國同行的認可，畢竟他在來美國之前，就已經積累了上萬次手術的經驗——按照他本人的説法，到他去美國之前，他的診所就已經保存了11000多份手術記錄。

為了表達自己學習的誠意，38歲“高齡”的法瓦洛羅放下老醫生的身價，像一個實習學生一樣承擔了手術室裏的全部雜活，插尿管、推病人、清洗心肺機等醫療器械。在當時，他們的手術室裏一天最多隻能安排一次心臟手術，因為僅僅清洗心肺機等準備工作，就得消耗 2個多小時。晚上他還要積極學習語言，同時準備 ECFMG 的考試。

僅僅半年以後，法瓦洛羅就拿到了在美國的行醫資格。為了方便學習，法瓦洛羅在醫院附近租住了公寓，這樣他就有足夠的時間到造影室跟梅森學習造影和讀片，他意識到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診斷技術。

梅森辦公室的門大部分時間都是敞開的，他總是願意與他的同事和來自世 界各地的年輕學習者交流觀點。很快，法瓦洛羅就在日見精進的工作中與埃弗勒和梅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63年，法瓦洛羅成為初級專科醫生；1964年，成為高年資住院醫師；1966年，他已經是克利夫蘭醫學中心胸心血管外科的正式工作人員。那些年，正是心臟外科學科初創的激情歲月，少壯派外科醫生是這個領域裏的急先鋒，大家都像電力充足的鐵人一樣玩命工作，法瓦洛羅去手術室時，內心總是同時懷着恐懼和挑戰的複雜情緒。

心臟搭橋手術台上，高光時刻開始了

心肌血運重建技術正是在這些年逐漸由間接途徑進步到直接途徑，1967年5月法瓦洛羅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隱靜脈的冠狀動脈搭旁路移植術，並確立了正中開胸、血管端側吻合等技術細節。

8天后梅森對病人進行了造影複查，結果右冠狀動脈已完全重建，看到這樣的結果， 他們高興極了。

由於當時的條件所限，他們只有3間供心外科使用的手術間，很多病人需要等上幾個月才能接受手術，有些病重的就乾脆住在醫院附近的一家酒店裏。有一回法瓦洛羅在早上7點剛剛到醫院，就有住院醫生説，那家酒店裏有一個病人可能要不行了。法瓦洛羅迅速趕了過去，破天荒地帶領 團隊對這位病人執行了急診的造影檢查，確認了是急性心肌梗死後，果斷急診開胸做了冠狀動脈搭旁路移植手術，結果病人因此獲救，心肌大部分得到了保留，類似的病人在此前根本不可能獲得及時有效的搶救。

1970年，第6屆世界心臟病學大會在英國倫敦舉行。法瓦洛羅應邀參加一個關於冠狀動脈手術專門討論，由於會場太小，而想聽會的人太多， 有些醫生甚至就直接坐在了會場中間的通道上，還有沒地方可坐的就站在會場兩邊，討論進行到一半時，側門居然被外面的醫生給擠塌了。

法瓦洛羅的學術報告征服了在場的多數學者和醫生，他們開始相信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可以預防冠心病病人的心源性猝死並延長其壽命。

當法瓦洛羅在演講中提到，“到1970年6月，我們已經進行了1086次心臟搭橋手術，總死亡率4.2%。”有一位叫查理·弗裏德伯格(Charlie Friedberg)的醫生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如此低的死亡率”是難以置信的。

法瓦洛羅大笑三聲後説道:“我歡迎你們任何想要去克利夫蘭醫學中心的人檢查我們的病案和原始數據。”後來，一些醫生確實在返回祖國的途中拜訪了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在實地考察學習之後，他們徹底服了。

那次世界心臟病學大會的主場會議結束之後，英國外科醫生唐納德·羅斯(Donald Ross)邀請法瓦洛羅在倫敦國家心臟醫院進行一些示教手術。法瓦洛羅欣然前往，手術創新之外，法瓦洛羅也不吝向其他同行傳道授業。這英國第一例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就是在唐納德·羅斯的幫助下完成的，歐洲多位傑出的心血管外科專家都觀摩了這次手術。這次會議讓法瓦洛羅一戰成名，也為在全球範圍內使用冠狀動脈搭旁路移植術打開了大門，冠狀動脈外科時代的新紀元正式開啓了。

法瓦洛羅和梅森等人在這一時期的貢獻，徹底更新了人們對冠心病的認識，10多年以後介入心臟病學的出現，其實正是由梅森發明的冠狀動脈造影技術上的延續，從此之後，拉開了心臟外科與心臟內科之間在心臟血運重建領域裏長達30多年的激烈競爭，這恐怕是當年這對好朋友所始料未及的事。

“他對祖國的熱愛，

使我們美國損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醫生”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法瓦洛羅將在美國繼續開展相關研究時，他卻出人意料地做出了返回祖國的決定，他認為回拉丁美洲乃自己的職責所在。

197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法瓦洛羅給埃弗勒寫了辭職信，含淚封緘了信封，然後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信中寫道:

如您所知，阿根廷沒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醫生。命運再次讓我擔負起艱鉅的任務，我將獻出我生命的最後三分之一， 在我們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建立一個胸心血管中心。

相信我，如果我能在未來幾年看到新一代的阿根廷醫生在全國各地的不同中心工作，能夠以高質量醫學知識和技能解決人民的疾苦，我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傢伙。

我當然知道這一選擇將要面對的所有困難，因為我之前已經在阿根廷工作過了。47歲的年紀，合乎邏輯和現實的選擇是未來留在克利夫蘭醫學中心。我很清楚我走的將是一條艱難的道路。您知道的唐·吉訶德那個西班牙人嗎？如果我不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工作，而選擇了一條相對容易的路， 我的餘生都會活在靈魂拷問裏……

法瓦洛羅是一個內心強大殺伐決斷的外科醫生，但在靈魂深處，他是一個極為敏感多情的男人，臨別前的最後幾個月，無論走到哪裏都會有人試圖説服他留下，尤其是梅森，一直苦苦挽留，他認為法瓦洛羅的離開就是對共同事業和兄弟情誼的破壞，只有瘋子才會做這樣的決定。法瓦洛羅不忍傷了梅森的心，最後對他説:“如果你實在捨不得我，那你跟我一道回阿根廷。”據説，梅森還真的認真地考慮過去阿根廷。

為了避免離別時説再見的難過，法瓦洛羅在1971年的春天就放出風去，説自己將在7月回國，但6月中旬他就藉着去波士頓講座的一次機會與妻子瑪利亞一道回國了。

美國著名心外科先驅德懷特·埃默裏·哈肯(Dwight Emary Harken，1910—1993)醫生在得知法瓦洛羅已離開美國時曾不無惋惜地説:“他對祖國的熱愛，使美國損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醫生——他是整個世界上最 優秀的外科醫生之一。”

多情的法瓦洛羅也始終覺得自己永遠是克利夫蘭醫學中心的一員，在他正式回國執業以後，也還多次返回造訪，尤其是在1985年梅森因肺癌而進入人生的最後階段，法瓦洛羅還趕回去與這位一生的摯友見了最後一面。

1971年他回到阿根廷進入一傢俬立醫院，最終將其建設成為南美的醫療重鎮和教學、研究中心，他投入全部積蓄成立了法瓦洛羅基金，以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窮人。

他的目標是，不允許任何一個人因為付不起錢而無法看病。他之所以會如此關注窮人的醫療問題，可能與他早年的經歷有關。

他的叔叔是一位家庭醫生，法瓦洛羅中學時期在放暑假時會同這位長輩待上幾個星期，當時有很多病人都是窮苦人，叔叔不辭勞苦地為這些病人服務，這樣的職業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做手術治病救人和進行醫學研究之外，法瓦洛羅更是熱衷於教學， 他希望自己作為一名教師而不是外科醫生被後人記住，他認為自己一生的 主要貢獻都在教學領域，年輕人的進步成長就是對他最大的褒揚和慰藉。 在法瓦洛羅給埃弗勒留下那封辭職信27年之後，他在一篇回顧本專業重 大進展的文章中寫道:“我認為我當年的決定是正確的，而今我們的醫療中心已培養了350多名研究生，他們已遍佈拉丁美洲，成為當地的醫療骨幹。”

1997 年他在一篇自述中提到:

我們的社會變成向錢看了，權力金錢和享樂變成了最重要的東西，醫 學界也跟着受了影響，大部分醫生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很多人為物慾所累。 有時候當我參加學術爭論時，我搞不清楚有些人是在為醫學上的真理而爭論，還是在捍衞自己的錢包或者維護自己所在的公司，説這些話我很難過， 但這是真的。……有些事比錢更重要，我為許多付不起錢的人做過手術， 我不過是在手術室裏浪費了一點時間，並沒有直接從錢包裏掏出一分錢， 這種事沒什麼值得驕傲的。在醫學界我們應該競爭的是如何去幫助別人， 而不是看誰賺的錢多……他曾發明過一種方便暴露和解剖乳內動脈的開胸拉鈎，但他並未申請專利以謀利，有家醫療器械公司將這一拉鈎以2000美元一個的價格銷售了50萬套。

看到這裏，大家似乎就能理解法瓦洛羅為什麼會在那封辭職信裏自比唐·吉訶德，他要對抗的世界，是遠比唐·吉訶德要面對的風車更變幻莫測的經濟規律和深不見底的幽暗人性，法瓦洛羅拼了命似的每天上台做手術，到處化緣籌措基金，可本國的病人、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慕名而來的病人如潮水般湧來，很多人根本支付不起醫療費用，更有許多同行趁機在病人身上謀利，這樣的內外交困，很快讓法瓦洛羅基金負債累累。

2000年7月29日，77歲的法瓦洛羅告別了這個世界。他的突然離世， 震驚了世界。當天，阿根廷總統德拉魯阿在一項總統文告中説:“法瓦洛羅熱愛祖國，放棄了在美國專業發展的機會和財產回到祖國，用他卓越的專業技術和才智為自己的人民服務，將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科學研究和心臟病病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損失。”美國著名的心臟外科前輩丹頓·阿 瑟·庫利深情地寫道:“我們失去了一位最優秀、最值得尊敬的醫生，儘管 他自己拒絕‘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之父’這一稱號……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愛國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醫生，一位悲憫的英雄。”

最傳奇的進修醫生與他風雨飄搖的祖國

阿根廷，這個法瓦洛羅深愛着的祖國，甚至用全國降半旗的高規格來哀悼這位傑出的心臟病專家的去世。

警方在他自殺的洗澡間找到了一把9毫米口徑的左輪手槍，法瓦洛羅，這位通過心臟手術救人無數的外科醫生，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居然是用 手槍擊穿了自己的心臟。

他在留給侄子的遺書中寫道:“我經歷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時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個乞討者，我夠了。”此時他的基金已經負債7500萬美元，醫療機構不能正常運轉，甚至也沒有經費參加學術活動，他幾次求助政府均未獲回應。

雪上加霜的是，親如手足多年合作的弟弟胡安·何塞也恰在此時因車禍而受了重傷，相愛多年的結髮妻子 瑪利亞也因病去世……在扣動扳機之前的那一瞬間，他想必已經徹底心碎了。

哀莫大於心死，拜庇隆正義黨所賜，此時的阿根廷經濟已經從一個富得流油的發達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崩潰社會動盪的發展中國家——這也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一個由發達國家跌回發展中國家的例子。

一個燃燒着理想主義熱血的外科醫生，偏偏活在一個處處與理想主義相悖的國家和時代， 也許他是故意以這種激烈的死亡方式喚醒祖國對這項事業的正視，然而，螳臂當車的勇氣，挽救不了這個國家的頹勢。

畢竟，一項醫療技術的發展深受其所在國家的經濟實力的制約。冠狀動脈搭橋手術是一項複雜昂貴的醫療技術，它的每一個環節都包含着人力、物力的投入，既然整個手術系統的誕生和發展，都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的經 濟水平為背景，那麼這個手術系統的成本，從宏觀上説，就是歐美發達國家中普通個體生命的價格。我們通常所説的生命無價，可以是哲學的思考， 可以是倫理的考量，也可以是詩意的詠歎，但獨獨不能是現實世界裏拯救 一個生命的成本，因為這個成本，從來都是有價的，並不是任何人、任何國家都承擔得起。

法瓦洛羅希望將這個生長於歐美的醫療程序引入他那個經濟環境風雨飄搖的祖國，可是當他希望專門將這個技術服務於窮苦的病人，並且由政府支付醫療費用，這是超現實主義的做法。由此而產生的困境是經濟規律決定的，單靠理想主義的激情和願望並不能克服。對阿根廷政府來説，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法瓦洛羅悲劇式的隕落與阿根廷的戲劇化的國運，都應成為中國人思考醫療問題的借鑑。醫療問題從來都不純粹 是一個科學問題，如宗教、歷史、習俗，甚至政治意識形態等諸多非科學 因素，還將繼續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影響醫療體系的發展。

據統計，法瓦洛羅在69歲前，共做了13900次“搭橋”手術，所以，如果他拒絕“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之父”這一稱號的話，其他同行也確實無法僭越這一殊榮了。2010年也即法瓦洛羅去世後的第十年，全球每年有超過100萬例心臟外科手術，其中70%以上是冠心病的外科治療，受益於冠狀動脈外科手術的人，當以千萬計，僅以中國為例，年搭橋手術量超過1000例的醫療中心就已達到7家……

饒是如此，法瓦洛羅似乎仍難以含笑九泉，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仍有許 許多多的人會因為貧窮而失去手術治療機會。

遵照他的遺願，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做過12年鄉村醫生的地方，這 個一生思慮周全的人，連自己的墓誌銘都已提前在遺囑中寫好:

不必談論我的軟弱或勇氣，外科醫生向死而生，死神之於外科本就如影相伴，而今我與他攜手同行。

為了永遠地紀念這位偉大的醫生，如今的克利夫蘭醫學中心的王牌學科胸心血管外科還專門設立了一個以法瓦洛羅之名命名的國際進修醫師獎 (René G. Favaloro, MD. Intenational Fellow Award)，用以表彰和鼓勵表現優異的外國進修醫生。他的人道精神和傳奇事蹟必將被很多人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