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6年睡公司，她已移居新西蘭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10-16 13:39
作者 | 明宜
來源 | 最人物
丁紅，人稱紅姐，常穿一雙拖鞋。
紅姐的拖鞋很普通，是街邊小店裏最常見的那種，顏色不限，塑膠材質，一雙15元左右。幾年前，拖鞋就成了紅姐出門穿着率最高的鞋子，到今天，她已經成功穿爛了好幾雙的鞋底。
但紅姐的拖鞋也不太普通。它不止踩在地板或水泥路上，還踏過各類原始的地球表面，比如沿海的石壁，山火後的森林，荒郊的蘑菇地……在裝備齊全的一行户外同伴中，它往往是最顯眼的存在。
紅姐今年43歲，暫居新西蘭，是國內最早受到關注的不消費主義者。不消費主義源於歐美，意在通過減少購買，抵制過剩消費對地球環境的破壞。不消費主義者，則是一羣為節約資源，收集、再利用各種過剩物資來維持基本衣食住行的人。
實際上，在紅姐極低物質消費的生活中，腳上的拖鞋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角。
多年前，她北漂6年不租房，引起轟動。後來，她35歲出國留學，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當地華人的二手物品中轉站。
如今，她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從大自然、閒置物品，甚至廢棄物資中獲取食物和衣服等生存必需品；日常生活和錢的關聯越來越小。
曾有朋友震驚於紅姐自給自足的能力，説她是新西蘭的李子柒，紅姐不置可否，但相比於前者的精緻感，她覺得自己倒更像洪七公。代替那根打狗棒的，是一支牙刷。今晚走到哪裏，紅姐就在哪裏席地而睡。
在很多人眼中，紅姐是個怪人。現代社會里，既然消費顯得天經地義，是否還有必要去想象別的可能？如果疲於消費主義的快樂，又該如何實踐一種拋開消費的生活？
紅姐給出了她的答案。
10月，新西蘭正值初春。
在上一個深秋蘑菇季裏，紅姐採回了各類的牛肝菌和雞腿菇。這個季節，她則會去尋找她最珍愛的蘑菇之一，馬勃菌。一顆巨型馬勃菌的大小堪比成年人的腦袋，切開後顏色白嫩如豆腐，散發出一陣陣鮮香。
來到新西蘭後，大自然成為了紅姐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她不再購買蔬菜。除了週末去樹林採摘野菜和水果，去海邊挖貝類和海藻，她還在公司門口的花壇裏種上了豌豆、葱、辣椒、生菜和番茄等植物，每天去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它們澆水。因此，周圍朋友常調侃地稱她“被本職耽誤的植物學家”。
紅姐採野菜中
一年中除工作外的大部分時間，紅姐出沒在山間、森林、原野、海邊，以及公司附近的綠地、朋友家的農田和花園。
但20多歲的紅姐，怎麼都不會想到自己十幾年後過着這樣“原始”的生活。
時間回到千禧年初，紅姐剛從大學畢業。工作後，錢包一下子變鼓，加上浸泡在動漫行業追逐潮流的氛圍裏，紅姐自然而然地成了熱衷打扮的二次元少女。她在上海工作，生活三點一線，公司、出租屋、商場，最大的樂趣離不開買一堆光鮮亮麗的衣服和鞋子。
從幾乎任何角度來説，紅姐都不算一個幸運的女孩。她生於黔南偏遠小城，家境貧寒，父母近乎文盲，這使她後來的藝術生涯阻礙重重，也更加劇了她工作後的自我補償心理，“一年換18個造型，毫不誇張。”
紅姐至今認為，自己人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就是小學時，父親從廠裏帶回來一盒粉筆。這意外點燃了她對畫畫的熱情。上課時，她在課本和作業上塗鴉。下課後，拿着那盒粉筆，她畫滿了村子裏步行能到達的所有牆壁和地板。
當然，這些在父母眼裏都是“不務正業”。很長一段時間內，想起那盒粉筆，父親都悔不當初，家裏也常年戰火連天。直到多年後，紅姐從美院畢業，憑實力進入上市公司，成為一名遊戲美術，證明了自己真的能靠畫畫吃飯，戰火才漸平息。
但紅姐自己，卻陷入了迷茫。
一開始，憑畫畫進入大公司、獲得高薪工作，讓她非常驕傲。但隨着工作越來越順手，她意識到有些地方不太對勁。商業市場雖然便利，卻無法在表達上給她自由。從前，她對畫畫有滿腔熱情，但如今，她已經失去了創作欲。
紅姐無法接受，因為這一直是她生命裏最重要的事情。
內心徹底坍塌的那個瞬間，是紅姐突然發現，當甲方提出要求，她可以交付一件完美的商業作品，但對方沒有需求時，她什麼都畫不出來。
日復一日，備受煎熬，重度抑鬱找上了她。期間，紅姐辭了職，在上海搬了家。那時她已陷入嚴重的自殺情緒，列下了遺願清單。曾經再喜歡的衣服、鞋子、包包，此刻都失去了顏色。搬家也讓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囤積了多少毫無意義的東西。
早年在上海工作時的紅姐
當來來往往的搬家師傅們扛着這些“破銅爛鐵”，塞滿一輛大貨車，而她需要為此支付兩三千元的搬家費時，紅姐終於決定，把能扔的全部扔掉。不便宜的，都送給了需要的朋友。
最後，她只留下一個揹包，15kg，裝着她的全部家當。
2008年，紅姐辭職離開上海。失去精神支柱的她，已在自殺情緒裏掙扎一年未果。最後，她在內心達成和解，同意自己去死。
終點已經明確，紅姐決定在那一刻到來前完成剩下的心願，開啓一場死亡之旅。
她直奔遺願清單的第一站、心中的聖地意大利，逛遍了當地的美術館。那時，紅姐已經很久沒有畫畫了。但置身於佈滿藝術品的場館內，被無數文藝巨匠的繪畫密集地包圍，她還是忍不住流淚。
在烏菲茲美術館裏，《維納斯的誕生》面前，紅姐覺得自己“心尖都在顫動”。她又去了法國，拜訪王爾德在巴黎的墓地。墓碑前，她留下了一封情書、一朵百合花，和一個口紅印。
紅姐感到，自己的靈感在被一點一點地喚回。
旅行並不能治癒傷痛，但它讓紅姐心中的地圖擴大。當不斷有新的填充物進來，傷痛的佔比就開始縮小。最終，即使始終無法治癒，也不會要命了。
紅姐在羅馬機場過夜
回國後，紅姐幫一個北京的朋友頂上職缺，重新回到職場。這一次，她決定不再租房。通勤麻煩、經常加班是客觀原因。最重要的是，她説不準哪天就會突然辭職，去下一個目的地。況且，她的行李只有一個揹包，幾乎不需要單獨的存放空間。
工作日，紅姐一般卷着防潮墊、毯子、枕頭，睡在會議室桌子上。公司裏食堂、浴室配置齊全，她只需週末把髒衣服拿去朋友家清洗，來不及曬乾的衣褲就晾在椅背或者電腦主機箱上。
後來她跳槽到位於盤古大觀的另一家公司，沒有浴室了，但正好緊鄰着奧體中心。紅姐就在網上花200元買了一張二手游泳年卡，去對面的英東游泳館淋浴間洗澡，順便還能遊個泳。
北漂不租房，省下的不止是一大筆房租，還有通勤消耗的時間、精力。
當其他人熬到週末，累得只想癱在牀上，她利用週末和節假日去爬尼泊爾珠峯南坡，穿一雙拖鞋遊遍東南亞五國，之後用四個月徒步、搭車橫穿美國，又北上加拿大。
旅途中，她帶着同伴睡在機場、火車站、廣場、陌生人家的沙發、公園的條凳。無論在哪裏，她都只揹着那個不超過15kg的包。
旅行時，為了不背洗髮水，紅姐（左）和同伴剃了光頭
其實一開始，沒什麼人發現紅姐住在公司。畢竟一整棟樓裏，上千人來來回回，通宵加班的也不在少數。後來時間長了，紅姐覺得沒必要隱瞞，大家就都知道了。驚訝的、羨慕的、小聲議論的，什麼聲音都有。
那時，她還沒把自己掰扯清楚，儘量縮小存在感，不太敢跟人深交。紅姐一直以為，在別人眼裏，自己是個不好打交道、態度冷硬的人，但有一件事卻觸動了她。
離開公司三年後的某天，紅姐突然收到一個前同事發來的微信。在職時，兩人來往不多，辭職後基本不再聯繫。
發微信的不是本人，是同事的老公。略一詢問，才得知同事前幾天突發疾病，沒能搶救回來。對方説道，“我不知道她在單位有些什麼朋友，但她在家時常常提起你。我想來想去，覺得有必要跟你説一聲。”
紅姐沉默了幾分鐘，“像被雷劈傻了”，然後嚎啕大哭。她這才發現，一路走來，身邊一直有人關心、相信她。
在北京工作時的紅姐
不再消費的念頭很早就出現了。第一次在上海搬家時，紅姐已經意識到，太多東西對人生都不是必須的。“死”過一次後，她徹底失去了消費慾，不再買任何會增加行李重量的東西。
她逐漸發現，僅靠周圍人的過剩物資，已經可以滿足自己大部分的生活需求。於是，紅姐開始穿朋友們的閒置衣物，收集周圍的二手物品，打包聚餐時沒吃完的剩菜和公司清冰箱時沒人領回的食物。
有時，她會遭遇朋友的誤解，在收到的舊衣包裹中發現一件新買的衣服，或者在打包回來的飯盒裏發現新點的菜。紅姐就半開玩笑地吐糟，“撿人垃圾不用還，收人禮可是要還的！”
一來二去，朋友們漸漸理解了，紅姐只是“想讓那些已經變成垃圾和廢物的東西延續一下生命”，不用覺得不好意思，或者面子上過不去。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8年。也就是在北漂的這段時間，紅姐終於“找到了組織”。她偶然看到一個關於Freegans（不消費主義者）的紀錄片，講一羣人為了保護地球環境，主動選擇和消費主義對抗。
她頓覺相見恨晚，原來，自己早就已經不自覺地過上了不消費主義倡導的生活。
幾乎不消費的生活，讓紅姐的銀行賬户基本只進不出。回頭一看，存款比她想象的更多。
2016年，紅姐35歲，現實讓她意識到，身為一個35歲未婚未育，也不想創業當老闆的女性，在國內職場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了。賬户裏的存款既然也花不出去，不如拿來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出國留學。
紅姐飛去了新西蘭。她很快就發現這是個極其正確的選擇。
紅姐留學時動畫作品獲獎，受邀到維塔總部（電影《指環王》《阿凡達》的製作公司）參觀
首先是年齡的瓶頸消失了。學校裏更年長的同學比比皆是，比她大的單身姐姐、兩個孩子的爸爸、70多歲的奶奶……紅姐的存在合理到沒人會問她半句“為什麼”，她發現，“35歲，人生才剛剛開始”。
其次，新西蘭的環境對紅姐的生活模式非常友好。來到這裏後，紅姐覺得，它就像一個躲在地球邊角、與世無爭的桃源。生態多樣、氣温適宜，植被覆蓋率很高，四季常青。
這裏沒有發達的網購和快遞，也沒有信息爆炸的互聯網。當地人生活簡單，節奏緩慢。在紅姐留學的小城鎮，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甚至是從附近加油站買回的報紙。
紅姐繼續保持着她幾乎不消費的習慣。但因為新西蘭和國內的環境有很大差異，她需要在招數上進行因地制宜的更新。比如在國內時，由於合餐制的飲食習慣，她經常能從餐館裏打包剩菜，但新西蘭的餐館多為分餐制，少有過剩的食物。
於是，紅姐轉向從大自然中獲取食物，開始研究起野菜、蘑菇、海貨和種植。到新西蘭後，她只在前兩週買過一顆捲心菜和韭葱，之後就沒在蔬菜上花過錢了。
她日常吃的大部分蔬果是從野外來的。在新西蘭，要找到這類採摘地點其實不太困難。這是一個到處都能看到大片綠色的國家。如果不善於辨認，也可以查看市議會或志願者提供給市民的公共土地果樹地圖。
基督城City Council製作的免費果樹地圖（smartview.ccc.govt.nz）
一年四季，野外的收穫各不相同。紅姐常去採野菜的林子距離她住的宿舍1公里，“裏面什麼都有”。春天是蕨菜、薺菜、春美人和香椿的時節；夏天，蘿蔔苗、油菜、薄荷和西洋菜最盛；深秋是絕佳的蘑菇季，多到“出去一趟都想給錢了”；冬天還可以找到大片的野韭菜和銀杏果。
再往前走走就是海邊。平均每個月有兩次最低潮，崖邊會露出密密麻麻的貝類、海藻。空閒的時候，紅姐就一邊散步，一邊看看周圍有什麼能吃的東西熟了。每次出門，她都不會空手而歸。
她也在公司門口的花壇裏種上了菜。那裏原本是老闆養的花，後來總是沒人澆水，花都枯完了，就變成了紅姐的地盤。一開始，她有些擔心影響門面，專挑好看的蔬菜，種在縫隙裏。
結果根本無人在意。有一天，公司種的一顆大蘆薈被偷走，紅姐很生氣，因為平時都是她在照顧。老闆反而安慰道，“這下你不就有更多地方種菜了！”接着還主動給她買來兩個新的花槽。
紅姐種在公司門口的蔬菜
除了蔬果，紅姐也幾乎沒有買過日常用品。在新西蘭，人們對贈送或交換閒置物品習以為常，且有豐富的線上、線下渠道。紅姐的衣服、牀上用品、電飯煲、高壓鍋、微燉爐、碗和盆，甚至做飯的調料，都是從一些商店門口的免費貨架上、Facebook的本地市場裏撿來的。
漸漸地，她自己也變成了一個二手物品中轉站。朋友閒置的、淘汰的東西，會先問她需不需要。多餘的用品，她又轉而送給一些來新西蘭打工度假或短暫居留的朋友。
來到新西蘭的第一年，紅姐就對蘑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原因很簡單，“太多了，而且太香了”，“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她發現自己以前關於蘑菇的“常識”，很多都是錯誤的。比如，她不止一次聽人説，“顏色鮮豔的蘑菇是毒蘑菇”，但實際上，蘑菇是否有毒和顏色無關。而且，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幾種蘑菇都是白色或米色的，如死亡帽、毀滅天使。
紅姐找到的各種蘑菇
見得多了，紅姐逐漸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吃菇方法論：
拿到一個未知蘑菇後，首先需要確認它的名字。可以直接詢問吃過的當地人，或者自己調查。紅姐一般先用關鍵詞搜出食用菇圖片列表，和實物比對，再翻出原文鏈接。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的牛肝菌，其實是一個真菌大類的總稱，在它之下有50餘屬400餘種更細的類別。其中大部分可食用，但也有網孢牛肝菌、新苦粉孢牛肝菌等有毒品種。因此必須找到這種蘑菇最具體、精準的學名。
確認名字後，紅姐會開始搜索世界各地是否有“中招”案例，摸清它是否有毒，以及需要注意的處理和食用方法。
紅姐剛挖的牛肝菌
如果這些都過關了，還有最後一個重點步驟，是查找有沒有和它外觀相似的毒菇，以確定沒有將兩者混淆。
所以，那些看上去最普通的白色蘑菇，紅姐反而不太敢輕易嘗試。它們沒有突出的特徵，難以確定名字和品種。
本着“寧可錯過三千，不能吃錯一個”的原則，紅姐翻閲了十幾本專業論文，到處拜師土著，至今沒有敗績。後來，她在Facebook上加入了幾個蘑菇羣，羣裏有攝影師、生物學家等蘑菇愛好者，一年四季，都有世界各地的獵菇人在羣裏“炫耀”自己的戰利品。
研究得越深，紅姐越謹慎。她反覆強調，作為普通人，沒有足夠的知識積累，千萬不要輕易嘗試野生蘑菇。這些年來，經常有人把紅姐當蘑菇百科，發來一張圖片就問她，“這個能不能吃？”
紅姐只覺得無奈，菌類如此複雜，憑着幾張照片，“誰敢幫別人妄下判斷呢？”如果實在要問，她就答：“所有蘑菇都能吃，不過有些蘑菇一輩子只能吃一次。”
即使已經9.9成確定，紅姐還是會發到蘑菇羣裏再鑑定一下
在蘑菇圈，直接詢問別人蘑菇採摘地點是很不禮貌的事情，絕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分享。但紅姐有自己的辦法。
比如交換情報。有一次，一位羣友採到了四顆巨型馬勃菌，吃不完，想找人分享。紅姐趕緊發去私信。對方問了她的地址，主動開車給她運了過來，然後把她拉到一邊悄悄問：“上次見你找到好多牛肝菌，你下次能不能帶我去？”
還有一次，紅姐憑藉一個女孩發在Instagram上的蘑菇視頻，認出了裏面某棵樹的位置，找到了對方私藏的馬勃菌窩點。
女孩不得不服。那片林子有7公里，裏面有成千上萬長得一模一樣的樹，能瞟一眼就從一棵樹確定座標的人，整個基督城也沒有幾個。
紅姐和她的巨型馬勃菌
在受到紅姐影響的人羣中，紅姐被公認為“國內最早的不消費主義者”。
但在紅姐心裏，自己從未把某某“主義”的標籤貼在身上。有人説她是不消費主義；也有人覺得她不是完全不消費，更像極簡主義；還有人説她是環保主義。
紅姐覺得怎麼説都行，因為自己原本沒有照着某個“主義”而活。誠實地説，她是陰差陽錯地活成了現在這樣，直到討論的聲音多了，才發現自己恰好符合了人們對於一些標籤的想象。
談到消費，紅姐最大的感觸是，有些時候，消費關閉了人們生活中一扇又一扇的門。
“現在的社會，絕大多數人都只需幹一件專業的事，賺足夠的錢，然後就能買到需要的物品。但花錢買東西太容易了，新鮮感消退後，很快又陷入空虛。因為你不知道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它怎麼出現，怎麼改變，又怎麼和人類產生互動。久而久之，你就失去了生活的實感。”
“因為除了自己賺錢的這一小塊領域，我們對很多和我們自身生命相關的事物都一無所知。有時我會想，雖然消費看起來是最便捷的方式，但它其實切斷了人們和這個世界的很多真實聯繫。”
紅姐
對於如今的生活，紅姐的感受，像電影《阿凡達》裏，潘多拉星人和生命樹之間的奇妙聯結。
起初，在不消費和使用過剩資源時，她沒有刻意去想“環保”這件事。但隨着和自然的連接越加緊密，雙方的“利益”也變得密不可分。
沒有經過理性的邏輯思考，紅姐僅僅是發現，從某一刻起，自己在做任何事之前，都會先考慮它是否對自然不利。“如果你明年今日還想在同一個地方找到同樣的東西，就必須尊重大自然的生態鏈。”
她説，沒想過影響誰或改變誰，只是真的從中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快樂，於是分享給更多人。她常常引用德國Freegan先鋒人物海德瑪麗的一句話：
“對有些人來説，我的活法是一種挑釁。但對另一些人而言，我的活法是一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