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右”交織的迷霧中 認清全球右翼政治勢力_風聞

作者｜高明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前沿

2011—2012年，佔領運動受全球矚目。該運動被視為反映民眾意願的左翼進步運動。然而也有學者認為，佔領運動同時具有右翼民粹主義的性質，因為一些參與者打出了反猶太主義的旗號，流露出種族歧視的內涵。

**十年過去了。一方面，在佔領運動中只發展出些許火苗的右翼政治勢力已在全球範圍內鋪開，持續抬頭，法國有黃馬甲運動，英國有脱歐，德國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強勢崛起。****另一方面，左翼和右翼運動之間的界限已不再像20世紀時那樣涇渭分明，它們彼此重疊、交織、滲透，難以分辨。**比如，以法國底層民眾、勞動者為主要參與者的黃馬甲運動在反對油價上漲、延遲退休，批判西方代議制、主流媒體和全球資本等方面既體現出民生、民主的取向，獲得一些左翼進步人士的支持，也在打砸燒傷以及仇視外來移民等方面體現出右翼民粹主義的特點。

如何理解當下“左右”勢力犬牙交錯、撲朔迷離的全球局勢？如何在其中識別並理解右翼勢力的特點，探討阻止其發展的策略？本文批判性地梳理由瓦爾登·貝洛撰寫的《全球極右勢力之崛起》（Counterrevolution: The Global Rise of the Far Right，下稱《崛起》）一書，以及由納塔利婭·馬莫諾娃和喬姆·弗蘭科薩編輯並參與撰寫的一組題為《歐洲農村的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 in Rural Europe，下稱《主義》）的十篇特刊文章，提出分析當代右翼勢力的方法。

1****何為右翼，何為民粹？

右翼民粹主義並不是新現象，我們能在20世紀找到它的歷史淵源。右翼政治是對一系列相似而複雜的政治光譜的統稱。

保守主義這個概念比較籠統，認同保守主義的政治主體對人性持基本悲觀的態度，不相信平等、進步等現代理念。然而，他們並不崇拜過去，其核心價值和目標是維護既定秩序。民粹主義的內涵較為複雜，無論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都致力於識別或捏造出迥然不同的、相互競爭乃至敵對的社會階層之間的共同利益，以此為基礎用政治手段將他們團結在一起，形成代表人民的具有共同政治目標的“我們”共同體，一起對抗非人民的“他們”。由此，民粹主義政治派生出了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

左翼民粹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具有一定的民主內涵，拒絕身份歧視，提倡包容性、多元性乃至世界主義，代表人民的“我們”既包括本國人民，也包括外來移民、少數族裔等羣體。右翼民粹主義雖然也常常會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喊出反精英、反資本的口號，但他們並不致力於更改既定的政治經濟和權力結構，往往一邊實施有限的改良性民生政策，一邊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下層、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並將民眾尤其是中間階層的憤怒引向這些羣體，加深排外情緒和種族歧視。

右翼民粹主義有時也被稱為新法西斯主義。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雖然可通過西方民主制選出自己的政治領袖，但法西斯上台後往往以極權統治取代並破壞民主，依靠對國家的暴力控制，以及來自中下層民眾的情緒化的支持，維持其統治。而當代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領袖不僅依靠所在的政黨或正式的選舉通道確立自己在全國範圍內的個人威權，更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與民眾直接取得聯繫，樹立自己的威信。

《崛起》橫向對比了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右翼運動，梳理了案例中農村所處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該書從政治經濟、社會階層、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等多重維度入手，全面分析全球右翼政治勢力的性質。然而，該書的弱點也體現在多維度的分析方法上：多重分析維度之間的關係不甚清晰。

《主義》的十篇特刊文章也敏鋭地將分析重點放在了右翼民粹主義和農村問題之間的關聯上，指出歐洲的左、右翼政治勢力日益交織在一起，難分彼此。歐洲的農村地區、郊區或邊緣地區更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的積累邏輯在世界各地滲透得越深，就越會在地方上形成階層兩極分化，把中間階層和貧困的勞動者擠到社會經濟的邊緣位置，同時，加速小農經濟和在地工業的瓦解。

本文認為，**要從本質上理解全球右翼勢力的成因仍需從階層關係上入手，尤其是對農業領域階層關係的分析上入手。**但階層關係並非抽象物，它產生於三個維度構成的具體而立體的社會情境。這三個維度是，農業現代化歷史階段的性質、當代地緣政治經濟關係或國際分工，以及本地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觀念。

2**“階級驅動型”右翼民粹主義**

與馬克思、巴林頓·摩爾、尼克斯·普蘭查茲以及阿諾·邁爾等學者的觀點一致，《崛起》一書的作者貝洛也認為，左翼的革命運動和右翼運動有着辯證關係，革命運動的發生會伴隨右翼運動誕生，而右翼運動的發生也可能引來革命運動的誕生。然而，這一雙生的關係在“階級驅動型”右翼運動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在“政治-意識形態綜合型”右翼運動中較弱。階級驅動型右翼政治勢力發生的一般規律是，某一國度首先爆發下層階級對該國精英階層及其同盟的階級反抗。無論這一階級反抗是以暴力推翻政權的方式發生還是以温和抗議並要求改良的方式發生，都不夠有力，於是滋生了右翼政治勢力。這類右翼運動的典型國度為一戰後的意大利，二戰後的印尼、智利和泰國。

在這四個國家中，泰國右翼勢力的發生與其他三個國家的情況略有不同。二戰後，泰國農村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小農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泰國大米的銷售和世界市場接軌，但大米出口的利潤主要進了大地主、中間商和放貸者的口袋，未能惠及泰國小農。為此，20世紀70年代，以泰國東北地區農民為主體的下層農民自發組織了泰國農民聯合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泰國王室和大地主精英階層感受到了來自下層農民的威脅，逐步發展出“國家—宗教—國王”三位一體的意識形態，指使軍隊暗殺了泰國農民聯合會近20位領袖，用威脅和暴力手段打擊泰國農民聯合會的改良運動。1976年，泰國農民聯合會和泰國共產黨皆被掃清，代表王室和大地主利益的右翼軍政府上台，開始了長達16年的統治。

1997年金融危機後，泰國軍政府威信盡失。泰國大資本家他信成為泰國下層農民和中間階層中的邊緣人羣的代言人，2001年以壓倒多數贏得大選，形成威權主義政權。但自此之後泰國中間階層的政治態度產生了分化。大部分農民和一部分處於經濟社會邊緣的中間階層支持他信，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對他信中飽私囊的行為心知肚明，但他們認為，他信代表了泰國資產階級發展的正確方向，具有一定的改良性左翼民粹主義性質，比泰國的封建王室更具有歷史先進性。

如果説泰國右翼勢力主要指封建王室及其軍隊，而反封建才是泰國當務之急的話，那麼一戰後的意大利與二戰後的智利和印尼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一戰後，由力量薄弱的工商業小資產階級主政的意大利深陷經濟危機。資本密集型農業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但由於工業資本主義在意大利萌發得較晚，一戰後意大利的壟斷資產階級力量還不夠強大，其左翼政黨和工會組織的力量反而較為強大。強調紀律和組織的意大利工會和農會控制了意大利農村的勞動力供給、生產和銷售渠道乃至部分地區的糧食價格，幫助農業勞工提高了工資水平。面對強有力的意大利工會和農會，擁有大量土地的新型農業資本家感到他們的地位不保。

墨索里尼抓住了機會，利用城市中間階層和農村地主們的不滿攪動民族主義情緒，向大資產階級示好，擴充自己的隊伍。他的法西斯士兵中很多都是喪失了中產地位的中間階層的後代。意大利法西斯暴行首先從一些農村社區發展出來，然後進入城市破壞工人罷工，破壞工會，形成比意大利社會黨和意大利共產黨更強大的力量。

20世紀60年代，從荷蘭殖民中獨立出來的印度尼西亞尊蘇加諾為國父，他領導的印尼國民黨和印尼共產黨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兩黨在印尼推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印尼共產黨希望通過競選途徑掌握國家政權，為了獲得更多不同階層的選票，放緩了對地主、種植園主的土改鬥爭。但這一舉動並未帶來中間階層和地主們的選票，印尼的官僚、軍隊、地主、城市中產、伊斯蘭政治集團明確認識到，只有從肉體上全面消滅黨員人數高達幾百萬的印尼共產黨，才能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1965年，印尼的右翼勢力發動政變，卻污衊共產黨是罪魁禍首，還虛構了共產黨人製造恐怖活動的謠言，引起民眾反感，揭開了屠殺印尼共產黨的序幕。屠殺結束後，“叛徒、野蠻人”等詞語成為印尼共產黨的代名詞，反.共成為印尼的國家宗教，左翼在思想上也被印尼右翼集團消滅了。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代表中間階層的智利基督教民主黨雖成功頒佈了土改法令，卻難以深入推進。1970年，由智利共產黨、社會黨和激進黨為核心的人民團結陣線聯盟政府接過了土改任務，並以更激進的方式推進土改。對地主土地的沒收是以和平的方式開展的，然而這卻成為右翼保守勢力誣陷抹黑的切入點。右翼勢力為拉攏中間階層，顛倒黑白地污衊人民團結陣線以暴力方式沒收土地，並宣稱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為的是剝奪中間階層的私有財產，使他們貧窮化、無產化，以此將中間階層拉入反土改的陣營。人民團結陣線也努力爭取中間階層支持，向他們解釋，這些政策為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的是增進人民團結，增進現任政府和基督教民主黨之間的政治團結。以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為首的人民團結陣線政府不惜不斷提高城市中間階層的工資收入。但是，不願被沒收土地的農村小地主以及害怕自己無產化的城市中間階層並不認同，反而倒向智利的大資產階級。最後，正如印尼20世紀60年代所發生的那樣，智利資產階級唆使軍隊對人民團結聯盟政府進行了無情的屠殺。

**綜合來看這四個案例，致力於從當權精英手中爭取權利、改良生產關係的農村土改或農民合作組織容易激起大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的反噬。**但有意思的是，這四個國家的大資產階級並未赤膊上陣直接出面迎戰下層階級的改良實踐。他們利用以階級地位下滑的中間階層為主體的軍警和法西斯主義暴力團隊，清洗下層和左翼力量。在所有這四個例子中，中間階層都參與了血淋淋的街頭暴力或屠殺清洗。

3**“政治-意識形態綜合型”右翼民粹主義**

“政治—意識形態綜合型”右翼政治勢力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層面有着突出特點。這一類型不以下層民眾及其政黨組織的左翼反抗為對立面，而是對已然腐敗或喪失應對危機能力的國家政權發起攻擊。菲律賓、印度、歐洲和美國的右翼勢力屬於這一類型。

2016年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當選菲律賓總統，開創了一種新型法西斯主義：閃電戰法西斯主義。菲律賓的中間階層在馬科斯任期和杜特爾特任期表現出了典型的搖擺性。20世紀80年代中期，嚮往民主自由的菲律賓中間階層將威權主義者馬科斯趕下台，但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民主、人權、法治等理想對於越來越弱勢的中間階層來説，已變成令人窒息的緊箍咒。中間階層對杜特爾特的支持首先源自他對吸毒者的極端態度，杜特爾特鼓勵警察對吸毒者直接處以死刑，而無需經過正式的法律檢控。希望出人頭地卻又在現實中遭遇下滑的菲律賓中間階層對杜特爾特推崇至極，有着葛蘭西意義上的“積極贊同”。如今，杜特爾特雖然已下台，但新任菲律賓總統將杜特爾特的女兒任命為副總統，開啓了兩個右翼政治勢力聯合的時代。

二戰之後，以甘地為首的印度國大黨在議會中享有當之無愧且獨一無二的政治權威，地方精英地主作為中間環節，連接國大黨中央和下層民眾，他們負責組織引導下層民眾給國大黨投票。

在印度國大黨失去經濟和政治上的威信時，印度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綜合體復興了。成立於1925年以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為內核的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曾一度因刺殺聖雄甘地而臭名昭著，但從21世紀開始，他們躍升為代表、維護民主的力量。印度民族主義和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形成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綜合體。1998年，具有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背景的印度人民黨組織起政治聯盟，擊敗國大黨贏得了對印度議會的控制權。四十年間，原本世俗、民主、多元、社會主義的印度變成了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國家。印度人民黨黨魁莫迪學習英迪拉·甘地的方法，製造自己的權威，直接向民眾喊話，利用網絡社交媒體控制輿論，把自己塑造為支持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形象，吸引投資者，贏得中間階層的支持。

20世紀80年代，歐美左翼猛烈批判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指出資本更容易規避管制，普通民眾的經濟安全與社會地位日益削弱。但歐美政府並未拒絕新自由主義。與此相反的是，極右勢力為了打入工人階級內部，機會主義地打出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全球化這張牌，捍衞自己民族國家的利益。究其實質，他們所謂的“反對”全球化，只是藉助種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將社會問題歸咎於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捍衞本國白人男性工人及中間階層的利益，以此竊取原本屬於左翼的民眾基礎。

在這組案例中，右翼政治勢力並沒有一個成形且明顯的左翼對手，但這並不意味着，孕育出右翼勢力的社會中缺乏階層之間的矛盾。以莫迪為首的印度人民黨所推進的發展模式並未能增加下層民眾的就業崗位，反而受到中間階層及大資產階級的青睞。那麼，印度人民黨如何處理下層民眾因生活艱難而產生的情緒呢？將下層印度教徒的憤怒引向穆斯林、基督徒等少數族裔，其中甚至包括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族裔出身的知識分子，任由他們的財物被洗劫，生命被剝奪。

4****西歐右翼民粹主義

《崛起》的分析聚焦於亞洲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對歐盟國家右翼勢力的分析較為籠統，僅指出其利用外來移民當替罪羊保護本國白人利益，將歐盟國家的右翼勢力歸為“政治-意識形態綜合型”右翼民粹主義。《主義》的十篇特刊文章對不同歐盟國家的右翼勢力進行了深入分析，**在這些歐盟國家中，右翼民粹主義和左翼民粹主義運動總是同時出現，在政治上形成相互角力又相互交織的局面。**而這一點恰恰呼應了《崛起》一書所歸納的“階級驅動型”右翼民粹主義類型的特點。

在《主義》中的文章看來，**根據不同的農業發展階段、地緣政治、歷史淵源和價值觀念，歐盟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可以分為西歐型和東歐型。西歐型包括英國的英國獨立、鄉土英國聯盟、意大利的北方聯盟黨、瑞典的瑞典民主黨等，東歐型則包括波蘭的農民聯盟、羅馬尼亞未能被生態農村組織勸服的保守的農村老年和青年、斯洛伐克的反羅姆人團體、匈牙利的“為了更好的匈牙利”運動等。**這些國家均已被納入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簡稱CAP），都要接受歐盟食物體系的安排，在其中各據其位。

▲ 西歐國家中主要右翼政黨在國會中的席位比例（截止2022年9月）。其中，右翼政黨在匈牙利、波蘭以及意大利（意大利右翼聯盟於2022年9月大選贏得勝利）是執政黨。圖源：statista

20世紀經歷過納粹歷史教訓的意大利如今又迎來了北方聯盟黨這一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執政的局面。意大利南方地區在“歐洲-地中海”食物體系中為意大利北方地區和歐洲的其他城市提供新鮮的食物和加工食物，本土農業被大型跨國零售集團、大型超市和本國農業資本所左右。後者用他們雄厚的“購買力”不僅排擠了意大利本土農業零售商，還規定了意大利農業的生產方式，也規定了農產品出口的價格。於是，在意大利農村，由大資本支撐的、土地規模在50公頃以上的大型農場逐步取代了本土中小型家庭農場。因為大超市對食物質地和有機認證方面的苛刻要求只有大農場才有能力做到，中小型家庭農場無力承擔為達到要求而付出的成本。另一方面，意大利農場為確保生產利潤，更傾向於僱傭外來移民作為農場的廉價勞動力。

於是，意大利北方聯盟黨樂得將湧入意大利的避難者、外來移民的身份永遠限定在“難民”的層面上，僅給予非常有限的人道主義救助，抬高他們獲得居留權的門檻。當人們指責意大利政府無視難民已經擠爆救助站，生活工作條件極差的時候，北方聯盟黨就搬出人道主義的説辭，聲稱自己已經按照自由開放的原則準其進入，且提供了基本的難民救助站。

用難民身份遮蔽他們實質上的勞動力身份並轉移社會矛盾，只是北方聯盟黨右翼民粹主義內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針對很多中小規模家庭農場的消失或收入減少，北方聯盟黨用意大利在美食上的傳統美譽和意大利重商主義傳統打造了一套用意大利民族自豪感彌合社會矛盾的話語。然而，這個新重商主義僅用於為意大利食品暢銷海內外保駕護航，外國的“低端”食品想要進入意大利則是非常困難的。最終，意大利右翼民粹主義將推進農業資本化、工業化、科技化、規模化，利用移民廉價勞動力，以及意大利在食品和商業方面的優良傳統這三個方面捏合在了一起，轉移或掩蓋矛盾，維持着現有社會體系的運作。

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也沒能擺脱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影響。英國的農場主們發現自己正在經歷“去農業化”的過程，農場的生產越來越難以滿足歐盟制定的生產標準。於是，他們也和意大利南部農場主同行們一樣，想方設法壓低成本，僱傭廉價的外來工進行農業生產。從事農業生產的英國農場主們並不支持脱歐，他們需要從東歐及其他地區湧入的廉價勞動力維持生產。

但從事農業生產的農場主們的訴求並未成為主導性意見，英國的去農業化趨勢已經勢不可擋。尤其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瘋牛病和21世紀初的口蹄疫風波之後，英國的農業生產更受到嚴重打擊。英國貴族傳統流傳下來的地主兼大資本家，以及新興的城市富裕階層是主導英國農村政治經濟的兩股力量。這兩股力量正在對英國農村進行重新圈地，將之打造為供自己休閒享樂的田園勝地。這兩股力量及其政治團體，也即“鄉土英國聯盟”和比英國保守黨更為保守的“英國獨立黨”，才是極力脱歐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他們用浪漫、保守、白人優越感、等級、排外、源自英格蘭鄉村的帝國昔日榮光等建構起一幅“鄉土英國”的田園想象。在“鄉土英國”的版圖中，鄉土英國聯盟把自己勾畫為被城市的和外國來的“狗雜種們”欺負壓迫的無助形象，這一形象帶有新殖民色彩，借用並發展了昔日英國白人殖民者被所謂落後的殖民地有色人種包圍的刻板模式。事實上，鄉土英國聯盟也好，還是英國獨立黨也好，作為富裕階層的他們才是有權有勢的一方。英國右翼民粹勢力在“禁止狩獵”的話題上大做文章，反對獵狐禁令的遊行示威從20世紀90年代一直持續到21世紀。

在英國歷史上，工黨一直和保守黨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國農村地區是保守黨的地盤，工黨不予過問。但是，一再的妥協已讓工黨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希望工黨正如政治學者尚塔爾·墨菲所説，找到少數族裔等弱勢羣體和英國本國工人羣體之間的團結點，形成一個進步的左翼民粹主義政治聯盟。

地處歐洲北邊的瑞典近年來處於農業和林業的機械化、科技化階段。面對歐盟制定的環保要求，以右翼民粹主義著稱的瑞典民主黨只支持有利於經濟收益的環保政策。他們還打出保護個人財產這張牌，排斥損害經濟收益的環保要求，代表了瑞典林業公司和林業所有者的經濟利益。在社會福利的分配問題和移民問題上，瑞典民主黨認為，福利國家瑞典是瑞典人的瑞典，社會福利理應只有瑞典人有權享有，外來工無權享有社會福利。在經濟發展方式、個人經濟權利和社會福利這幾個方面，瑞典民主黨的基調贏得了瑞典農村的支持。而較為左翼的瑞典政治派別。

5****東歐右翼民粹主義

相對於東歐各國來説，西歐各國的經濟實力較強，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也處於較為上游的位置。**它們既想低價使用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的勞動力，維持生產，保住社會富裕階層的既得利益，又在面對本國勞工和中間階層與外來工及少數族裔之間衝突的時候，將本國人的怒氣轉嫁到外來人和少數族裔身上，**以昔日傳統和榮光的右翼民粹意識形態黏合本國中、底層人和大資本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相比之下，東歐各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就沒有太多的優勢了，它們獲得的勞動分工與西歐各國不同。

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後，自耕小農在數量和規模上日益萎縮。這些自耕小農原以自給自足、生態循環為特點，用植物或農作物養活牲畜，再以牲畜糞便澆灌植物或農作物。根據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要求，波蘭的生態農場以花卉苗木的生產為主，自我循環能力減弱，對外界的依賴性增高。同時，和其他歐盟國家遇到的情況類似，對波蘭的生態農場來説，生態認證的門檻也很高。波蘭的花卉苗木業也需要以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投入為基礎，以支持對生態認證的需要。在這個過程中，中小自耕農被排斥，生產陷入困境。但是，歷史上的波蘭有過左翼民粹主義和農民起義的傳統，當代波蘭也產生了自下而上的農民抗議運動，但是如今的農民運動打上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印記。

而對於波蘭的城市消費者來説，從西歐社會傳來的有機生態等時髦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波蘭的城市居民對這些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們中的很多人將生態食品理解為中間環節較少的直接以低價賣給消費者的農產品，有些人認為農產品只要口感好即可。在地食物這一生態農業的內涵對他們來説也很模糊，農產品的口感和質量往往比保護本地社區生計這一生態農業理念更為重要。於是，波蘭城市消費者對日益邊緣化的農業生產者的訴求是缺乏共鳴的，雙方的利益和訴求完全錯位。

原蘇聯解體之後，羅馬尼亞農民曾和波蘭農民類似，以家庭自耕農的方式從事農業生產，生產目標以自給自足為主，階段性地解決了羅馬尼亞的貧困和就業問題。2007年進入歐盟之後，越來越多的羅馬尼亞人向外移民，外資對羅馬尼亞農業和採礦業的直接投資也與日俱增。具有左翼民粹主義傾向的羅馬尼亞生態農村組織從本國文化傳統出發，認識到，羅馬尼亞農民對種子抱有非常深的情感，於是通過為自耕農無償提供生態種子，獲得了農民們的好感和認同。此外，生態農村組織反對大資本，反對全球化農業，支持自由公平的貿易的理念也和很多羅馬尼亞自耕農的立場相符。

然而，並非所有羅馬尼亞農民都接受生態農村組織的理念。仍有相當多的農民被生態農村組織忽視，這些農民非常保守、排外，他們反對性別少數羣體，反對歐盟，反對羅姆移民。他們希望改善教育和醫療資源匱乏的問題，提高生育率，修繕農村的基礎設施，因為這些才是和他們的日常工作生活最相關的問題，生態農村組織僅做到了免費提供種子，這還遠遠不夠。和一些波蘭農民一樣，這些保守右傾的羅馬尼亞農民對生態農業也沒有興趣。出於歷史原因，這些農民一方面不信任、不接受生態農村組織給他們謀劃的宏大目標，一方面，又對蘇聯時期抱有懷舊式的好感，不願輕易丟棄和社會主義相關的信條和價值觀等，這點則是對蘇聯歷史持否定態度的生態農村組織所不接受的。

與烏克蘭和匈牙利接壤的斯洛伐克是傳統的農業國，但是斯洛伐克缺乏自然資源，遠離工業中心，處於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邊緣位置。在蘇聯時期，斯洛伐克的主要產業是蘇聯內部生產分工中的食品加工業。蘇聯解體後，斯洛伐克的失業率上漲，經濟下滑。加入歐盟後，原本作為就業蓄水池的食品加工業萎縮，只有作為少數族裔的羅姆人從事這個行當。斯洛伐克人具有右翼民粹主義傾向，他們尤其歧視羅姆人，認為他們好吃懶做。在歧視中，羅姆人無法隨意到處走動，只能在自己的社區裏活動。不能正大光明地出來清理垃圾，又使羅姆人聚居的社區衞生情況更加糟糕，陷入惡性循環。

6****21世紀右翼民粹主義的挑戰

本文梳理了自20世紀一戰至今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的內涵特點。本文認為，只有在歷史發展脈絡、地緣政治或國際分工，及本土文化價值觀念這三個維度中把握住某地區的階層關係，才能理解該地區所發生的右翼政治運動。

綜合本文所介紹的四類右翼政治案例來看，發生於20世紀初期至20世紀70年代的右翼政治可被整體性地歸為一類。在這一歷史時期中，歐洲國家、北美國家、亞洲國家、拉美國家等各國和地區都或早或晚地邁入以農業資本主義為主要內涵的農業現代化進程中。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共同遭遇是，在左翼力量試圖將農業現代化引向更有利於農民的發展方向時，大資本感受到了威脅，農業中間階層經歷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下滑，左翼力量未能有效地團結中間階層，下滑後的中間階層認同了右翼民粹主義政治，間接倒向了大資本。各國各地由於自身的基礎條件不同，自己所處的地緣政治不同，其右翼民粹主義的發展形態不同。

如今，新自由主義日益滲入區域性、地方性的社會經濟文化中，歐洲、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所湧現出來的右翼民粹主義可以歸為另一大類。**資本以跨國公司的形態在全球範圍內遊走並追求獲利，各國或地區的農業發展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階段，在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分工中有着不同的位置，由此，各國或地區的右翼民粹主義雖仍以各自的歷史傳統黏合資本集團和瀕臨破產的中間階層，使他們結合在一起成為右翼團體中主要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由於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中，東歐各國處於較為劣勢的發展階段，他們的右翼民粹主義和西歐民粹主義不同，他們主要由破產了的和瀕臨破產的農民組成，將跨國大資本列為敵人，但是，這些農民卻也延續了保守、排外、歧視少數族裔的特徵。較為進步的東歐左翼力量面對蘇聯這一歷史包袱，東歐農業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之間的隔閡，以及民眾對少數族裔的仇視等問題，尚未找到合適有效的應對方案。

在《法西斯和專制主義》一書中，尼克斯·普蘭查茲梳理分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他認為，左翼在這段悲慘的歷史中最大的失誤在於，意大利左翼政黨和工會沒弄清工會的經濟鬥爭和左翼政黨的政治鬥爭之間的關係。當意大利工會和農民協會逐步在城市獲得罷工勝利，在農村推廣了農業合作社，控制了農村的勞動力供給、農產品的生產、流動乃至銷售的時候，意大利左翼政黨應該做些什麼呢？歷史證明，意大利左翼政黨和組織所施行的經濟路線與政治運動沒能很好地相互配合，沒能對意大利未來發展的局勢做出明智的戰略規劃。換句話説，羣眾組織的經濟鬥爭須和左翼政黨先鋒隊的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謀求超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政治目標，才有可能阻止法西斯的出現或徹底戰勝已經出現的法西斯。為普蘭查茲一書作序的狄倫·萊利則認為，意大利左翼最大的失誤在於：當時包括意大利工人階級在內的歐洲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多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國際主義目標為使命，所以，他們的視野和分析，並沒有投放到民族國家的範疇上來；而對於中間階層或小資產階級來説，無論他們的注意力還是理想卻都只聚焦於自己身處的民族國家，因此兩個階級無法形成聯合。細究之下，這兩種意見分屬不同的層面，並不構成矛盾，反而立體地勾畫出了彼時左翼的侷限。普蘭查茲指出了左翼自身行動規劃上的缺陷，而萊利補充了共產國際在宏觀佈局上的盲區。

概而言之，無論是贊同普蘭查茲，認為進步左翼的失誤在於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沒能統合在一起形成更富有遠見的戰略規劃，還是贊同萊利，認為左翼的國際主義視野忽略了民族國家範圍內迫在眉睫的鬥爭需要，**歷史已然告訴我們，中間階層，尤其是農村的中間階層與大資本相結合，是歷次右翼勢力抬頭的關鍵一環。**正如厄內斯特·拉克勞所説，與其説左翼的失敗源自經濟主義的藩籬，不如説，左翼太固執於階級構成的純粹性，沒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左翼民粹主義意義上的統一戰線，反而讓右翼團體成功促成了失意的中間階層與大資本之間的聯合政治。歷史不僅見證了中間階層的左右搖擺，更見證了右翼勢力的投機手段。

如果説20世紀的進步左翼政治最應從右翼民粹主義的危局中吸取的經驗教訓是，不應只關注世界範圍內的工人運動，而應聚焦民族國家範疇內的階層關係，將政治鬥爭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進步左翼政治力量最應從當下右翼政治危局中尋找的突破，恰恰要翻轉過來，借鑑意大利左翼政黨在一戰前後放眼全世界的方式，將本國或地區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中的區域性分工角色納入到分析視野中來，探討國內的社會發展，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發展、本國和移民的就業等問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佈局是全球性的，跨國資本是無國界的，所以一國之內的進步左翼力量也不能將設想方案囿於一國或一地之內。對於身處發達國家的劣勢羣體來説，需探索摒棄底層之間的傾軋敵視、暴力相向的關係，探索共情合作的可能性。對於處於較為劣勢的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來説，認識到本國或地區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謀求經濟上的自主性，減少對新自由主義體系的依賴是至關重要的任務。

*文章原刊於《國外社會科學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