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 “一帶一路”隱藏的最大玄機, 讓“債務陷阱論”不攻自破｜文化縱橫_風聞

唐曉陽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學系

【導讀】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峯合作論壇於今天舉行，引發全球關注。2023年是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十年來，中國與五大洲的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合作碩果累累。有評論指出：**相比西方主導的傳統國際秩序，“一帶一路”更有可能推動世界各國共贏。那麼，**中國所倡導的全球秩序，到底新在何處？

非洲是新舊兩種全球化秩序的交會之處。觀察中國與西方對非援助政策的差異，最能看出新舊全球化的區別。本文通過對比中國和西方處理非洲債務問題的區別，分析為何中國的做法更有可能真正幫助非洲。

本文作者、清華大學教授唐曉陽指出：舉債是發展中國家獲取初始資本、開啓現代化之路的必要手段。西方國家在債務上設定嚴苛的政治條件，藉助相關機構和融資規則，實現對非洲國家全方位的約束和牽制，將債務問題作為維持地緣政治勢力的工具。中國的對非融資合作則展示出一種“開放的可能性”。有三大特點：一是不附帶政治條件；二是融資形式務實多樣，將商業需求與國家戰略靈活結合；三是在債務考評上更強調實際情況與動態發展潛力，而不是以西方金融機構設定的單一發展模式為考評標準。

中國的對非融資政策展示出的“開放的可能性”，正是發展中國家亟需的。如果純粹被動接受西方國家的那條既定的發展路線，無法掌握駕馭資本的能力，這些發展中國家難以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同，無法培育出發展的自主性。中國的援助****不追求普遍規則、不框定發展路線，堅持以互利的持續發展為標準開展試驗，這才能真正幫助非洲國家找到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轉型之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5期，原題為《超越債務問題——非洲的開放性發展融資之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超越債務問題

——非洲的開放性發展融資之路

**▍**非洲債務問題的經濟學解釋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關於非洲債務的討論就從未中斷。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國際市場原料價格下跌，大多數依賴原料產品出口的非洲國家收入鋭減，財務狀況急劇惡化，陷入債務危機。此後，多邊金融機構和以西方國家為主的雙邊債權人制定了以重債窮國倡議（HIPC）和多邊債務減免倡議（MDRI）為代表的一系列救助計劃和債務減免措施。共有39個重債窮國（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國家）參加了HIPC/MDRI倡議，當這些國家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的經濟改革措施後，就能獲得大幅度的債務減免。債務問題緩解後，藉着國際上大宗貨物價格上漲，2005年至2015年間非洲國家依靠資源出口迎來了一個短暫的經濟黃金時期，顯著改善了非洲國家的財務狀況。然而好景不長，近年來，非洲國家的債務問題再次成為國際關注焦點。贊比亞於2020年11月宣佈違約，加納於2022年11月宣佈違約，其他多個非洲國家如肯尼亞、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等也面臨着較大的債務壓力和違約風險。這些非洲國家陷入財政困境，難以開展新的融資，正常的支付和發展活動停止，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經濟的運行。

為什麼非洲國家的債務問題數十年來延綿不絕，難以徹底解決？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根源在於非洲政府財政資源使用不當，資金沒能用於可以滿足市場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項目。[1] IMF則指出由於缺乏管理能力，政府盲目借債，沒有合理搭配貸款期限是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頻發的重要原因，進而強調要改善債務國的財政治理水平。[2]此外，經濟學家還指出，過分依賴單一自然資源出口和工業化失敗等因素所導致的長期經濟結構失衡是造成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頻發的深層原因。[3]因此，西****方債權人經常將政治經濟和財税制度改革作為減債免債政策的附加條件。然而，非洲國家的財政與經濟狀況並沒有因為這些債務救助與制度改革政策而好轉，反而有不少國家的債務問題進一步加劇，甚至陷入了週期性債務危機。[4]這一現實引發了研究者們對上述債務成因及對策的質疑與再思考。[5]

另一類觀點恰好相反，他們認為債務問題惡化並不是因為非洲國家沒有遵循市場經濟原則，而恰恰是發展中國家被迫採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後果。[6]全球資本市場有很強的順週期性，在流動性充裕和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的時期，依靠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也會處於經濟繁榮期，信用評級高，融資成本降低，吸引這些國家在市場上大量借貸。可當全球經濟停滯，資源類商品價格下跌，財政壓力加劇，市場融資成本卻高漲，使再融資更為昂貴。相比發達國家，非洲國家經濟體量小，外匯儲備有限，抗市場波動能力弱，更容易發生債務危機。[7]而且非洲國家在世界資本市場中處於邊緣地位，對其走勢缺乏影響力和話語權。當發達國家為了保證自身利益而採取加息緊縮政策時，所帶來的匯率與利率疊加飆升都會對以外幣計價為主的非洲債務造成巨大的衝擊。[8]

由此可見，債務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難以從單純的經濟學研究中找到答案。經濟學的分析必須置於對市場機制的理解框架中，可自由市場的理論假設是否適用於非洲等發展中地區存在着巨大的爭議。與其説是經濟學爭論，不如説是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針的分歧。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及國際組織採取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來解釋非洲債務問題不僅體現了其本身秉承信奉的原則，更是向發展中國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塑造了這些國家的借貸行為。

**▍**非洲債務問題的政治內涵

雖然債務問題很少直接改變一國的執政權力和政策綱領，但它深刻關聯着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各個方面。**藉由債務危機與新自由主義配套的全球資本市場運作規則，西方國家成為非洲發展中國家融資規則的制定者。**與冷戰時期不同，21世紀西方政府提供的帶有明確政治意向的援助性雙邊優惠貸款大幅減少，商業銀行與國際債券成為非洲國家融資的主要渠道。1990年西方發達國家所持的雙邊債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外債總額中佔47.1%，多邊機構貸款佔25.5%，而商業貸款僅佔27.4%；可到2020年，國際債券與商業銀行貸款上升到56%，達3300億美元（包括1350億美元非國家主權擔保貸款），而雙邊貸款下降至19.5%。[9]但這並不意味着西方政治影響減弱，相反，因為國際資本市場的資金主要來源於西方國家的投資人和金融機構，非洲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循西方發達國家金融體系的規則。從借款的評級定價到債券的發行銷售，再到其後的一系列西方評級、財務、法律、交易機構所採用的標準，都強化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影響力。

藉助相關機構與規則，西方得以對非洲國家實現全方位的約束和牽制。**接受西方主導的金融市場規則後，借款國的經濟安全和發展利益都處於西方掌控中，缺乏保護。**例如，西方常常不顧非洲國家的債務成本肆意加息減息，頻頻打斷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非洲國家對此無能為力。在新冠疫情緊急情況時期，國際社會雖通過了G20緩債協議以幫助低收入國家渡過難關，但西方私人部門債權人幾乎無人提供類似措施，紐約和倫敦金融業的商業合同和法律為保護投資人權益，甚至還阻止基金與銀團參與減債緩債。[10]更不用提禿鷲基金等西方專業機構蓄意利用現有法律漏洞，在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時低價收購其債券，再通過惡意訴訟牟取高額賠付，嚴重阻撓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恢復。[11] 如果發生政治衝突，美西方的“長臂管轄”和制裁政策將對相關國家的經濟財政構成巨大的威脅。

正因為債務問題與國際政治的深刻聯繫，我們才能理解為何近十年來國際社會圍繞中國對非洲的借貸產生了一系列爭議。西方媒體和政客不斷炒作中國在非洲製造“債務陷阱”，有“隱形債務”或阻礙了非洲債務重組。[12]但相比於瑞信、硅谷銀行等歐美金融業暴雷事件，非洲國家違約債務總額並不大。2020年贊比亞違約時，外債不過170億美元；2022年加納違約時外債總額為284億美元。[13]而截至2022年底，硅谷銀行和瑞士信貸的總債務餘額約3500億美元。[14]西方熱衷非洲債務話題絕非出於對非洲的關心，而是由於中國與非洲之間發展融資的合作採用了與西方不一樣的模式和路徑，勢頭迅猛，大大削弱了西方在非洲的影響力。西方對中國“債務陷阱”的攻擊究其根本是想奪回其地緣政治的勢力範圍。

**▍**中非發展融資合作的特點

中國對非合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提供貸款時****不附加政治條件。這秉承了中國一貫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但西方對此卻極為不滿，因為這嚴重影響了它們制裁非洲國家的效果。正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宣稱：“對美國的政治目標的最大幹擾是中國有意……保護非洲一些最惡劣的政權免受國際制裁。”[15]**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中國進出口銀行對安哥拉的貸款。**該國在2002年內戰結束後亟須大量資金重建，但難以滿足IMF及西方國家提出的財政透明、監督檢查等優惠貸款條件。安哥拉財政部在2004年聯繫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了20億美元的信貸框架協議，以石油銷售收入為擔保，獲得資金投入基礎建設。這一融資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為安哥拉國民經濟快速恢復做出了貢獻。[16]

**另一個特點是融資形式務實多樣，將商業需求與國家戰略靈活結合。**仍以安哥拉的信貸框架協議為例，石油擔保貸款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常見產品，但由於內戰後安哥拉信用評級很差，西方商業銀行開出了10%以上的貸款年利率。**中國簽署的協議巧妙地將其與基礎建設相掛鈎，給安方20億美元的買方信貸額度，安方可在此額度內簽約中國企業為其建設道路、學校等設施。**由於降低了風險，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大幅降低貸款利率，並大幅延長還款期。同時，這一貸款並非政治性援助貸款，而是商業借貸,一方面貸款利率根據國際市場變化而波動，另一方面也滿足了中國企業的商業利益、促成石油合作機制以保障中國能源安全。安方對這一協議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和讚許，因為這一信貸方式不僅降低了借款成本，也提高了項目建設效率且降低了貪污風險。一位當地學者評論道：“這是安哥拉普通百姓第一次真正看到自己國家的石油收入被用在自己的生活中！”[17]此後十年間，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安哥拉、蘇丹、赤道幾內亞、剛果和埃塞俄比亞簽署了總額超過100億美元的類似貸款。

當石油礦產價格下跌與非洲債務壓力導致資源換項目貸款受到限制時，中國銀行和企業也積極探索中方投資參股或BOT(建設－經營－轉讓)形式承包工程等新型融資方式，並在許多國家加強大型基礎設施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這些嘗試都體現了中非融資合作的獨特之處，在於並非完全跟隨市場波動，但也不背離市場規則；充分發揮整體協作優勢，但又不依賴政府指令。

與此相關，中非合作**第三個特點是在債務可持續性的評估與改善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做法。**早在2007年，時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就指出如果因為非洲國家債務沉重就控制甚至中斷放貸，反而會導致受援國發展能力受影響，更難如期還債，陷入惡性循環；西方金融機構使用的債務分析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動態發展潛力，沒有充分考慮新貸款可能帶來的積極因素。[18] 無論是資源換項目還是工業配套綜合開發的融資都與借款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可以增強其償債和負債能力，形成良性循環。因此，中方沒有拘泥於IMF與世界銀行的債務分析框架，而是更注重非洲國家的實際情況，針對具體項目的效益考評放貸。

《“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也提出“當一國被評為高風險甚至債務困境時，也並不意味着其債務就一定不可持續”。**即使在近五年非洲經濟發生困難時，中方也沒有簡單地將債務壓力歸因為過度貸款，因為非洲仍然迫切需要基礎設施投資。**債務問題的癥結在於借款後創造的收益增長低於預期，這打破了財務平衡，使融資無法持續進行。與此相應，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債務重組問題上沒有采用IMF和巴黎俱樂部所常用的減記方式(haircut),而是堅持按自己的慣例延展還款期或降低利息。雖然減債與緩債對債務國財政的救助效果類似，但減債意味着對債務國能力不足的確認與放棄，而緩債則藴含着對其重新恢復活力的期待。在2023年6月雙邊債權人與贊比亞達成債務重組協議時，中方還特意加上一條前所未有的條款，如果贊比亞經濟表現超過預期，債權人可以要求更多的還款。[19] 這一條款與其説是維護債權人利益，不如説體現了中方對動態發展潛力的重視。中國自身也經歷過“三角債”、企業債、地方債、金融危機等多重挑戰，每一次的應對都並非遵照西方機構所提出的政策模型，而是在實踐中摸索，對症下藥，最終取得意想不到的發展效果。當西方金融機構將理論假設的普遍標準和線性機制奉為圭臬時，中國金融業更關注資金催化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和具體實踐，而現有理論僅作參考。

當然，在探索中的中非融資合作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從項目的選擇評估、機構間的協調溝通到信息的統計披露等方面都仍在完善過程中。可事實上，中國式發展融資對非洲最顯著的意義恰恰在於其開放的可能性，而不是“完美”的確定性。因為這些與西方主導模式所不同的做法動搖了原本單一的權威理論框架，提供了關於資金借貸和發展機制新的思考維度。但這一分歧又不是冷戰式的二分選擇，中方並未提出另一個確定的方案，而是對西方主導模式的反思和調整，其中既有對市場已有經驗的吸收，也有不斷的創新試驗。這些特點説明中國式探索並非着眼於此消彼長的政治競爭，而是在尋找兼收幷蓄又切合實際的發展路徑。

**▍**反思開放性發展融資的本質

在超越了僵化的權威模式和簡單的二元政治對立後，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融資與發展之間的動態多元關係。**資金的使用是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因素，體現了一個國家發展的成熟程度。**現代化發展以生產力可持續增長為主要指標，而生產力之所以能持續增長離不開資本的推動。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資本為了追求價值增殖，將貨幣（M）投資於生產商品（C），再進行交換後以換取更多的貨幣（M’）,即M-C-M’。然而由於資本對增殖的追求沒有確定的終點，而且由於競爭壓力，資本會推動投資生產與交換獲利不斷進行，即M-C-M’-C-M’’-C-M’’’-……這帶動了生產與市場不斷擴大，刺激了生產力持續增長。世界歷史的實踐和政治經濟理論都證明如果缺少資本增殖機制的不斷驅動，生產力增長將只是短暫間歇的現象，無法長期維續。[20]因此，在現代化過程中，資金的引入為發展提供了動力。在自有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融資借貸能為發展中國家快速籌集到投資生產所需的初始資金，形成資本增殖機制以促進生產力發展。

不過，單憑資本自身對利潤的追求並不能確保生產力增長。投資生產環節M-C需要完成合格的產品，交換獲利環節C-M’則需要銷售以實現資金回收，順利完成併成功循環才能實現增殖，並推動生產力增長。而要保證兩個環節的持續循環又要求勞動力、技術、機械設備、電力，以及物流、市場、服務等因素的配合。可是，**與長期逐漸積累的自有資本不同，當非洲國家數以億計乃至十億計地借貸資金時，其社會和經濟體系能否支持配合大規模的投資生產和市場流通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如果協調得當，社會經濟結構有效轉型，生產率就可以呈指數級別增長，國家也得以飛速發展，資金獲得超額收益。可如果改革轉型遲緩，資金投入後無法變為產品或無法收回資金，不僅難以持續發展，更會揹負鉅額債務。

因此，借貸負債本身無所謂好壞，它既為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機會，又帶來了風險。尤其是亞非後發國家要加快工業化進程，趕上世界發展潮流，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外來資金助力提速。[21]**但正由於這些國家沒有成熟穩定的市場生產體系，其借貸資金的效益評估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管理模式。**雖然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始終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但工業化和市場化沒有確定的普遍規則，而是需要社會各要素、各利益相關者在特定場景下相互配合，共同促成生產和流通活動，使資金可持續增殖，生產力也相應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迥異的政治社會條件和歷史文化背景決定了這一轉型的路徑必然是不確定和多樣的。

當認識到發展融資在本質上就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和開放性後，中國和西方各自採用的借貸方式反映了面對不確定發展過程的不同對策。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依然希望通過更繁雜的模型，例如債務扇狀圖和壓力測試分析，來窮盡不確定性，以便將動態變化納入現有評估體系，並應用確定的規則。而**中方機制的重點不是將不確定性轉化為靜態的概率加以預測，而是通過不斷實踐和試驗來促成動態的轉型發展，也即“摸着石頭過河”。**正因為中國自身的發展過程充滿着出乎預料、超越理論的實踐，所以形成了一個獨特但又開放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中西方的核心分歧其實是不同國家的發展道路應被視為規則明確的既有體系的延續，還是開放變化體系下的重新構建。

**▍**資本法則與發展自主性

誠然，任何個人、機構或國家進入現代市場經濟和工業化進程都意味着要遵循普遍的資本規則和嚴格的生產紀律。如《共產黨宣言》所説，資本增殖作為推進現代化生產的根本動力有強大的普遍性訴求，其對利潤的追求既是一切生產和市場活動的基本原則，同時通過其持續的增長“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在這一基本法則的驅動下，高度細分專業化和大規模分工合作的工業市場經濟數百年來的趨勢就是“把人訓練成機器”。不僅指被僱用的勞動者，即使是資本家，乃至國家政府也成為資本驅動的生產與市場機器的一部分。如同馬克斯·韋伯所説的現代社會的“鐵籠”，所有身在其中的個體都遵循統一的法則，從而實現持續高效的機械生產。

不過，雖然歐美工業國家也處在資本和現代化的“鐵籠”中，可由於這一機械體系起源於西方，因此被認為是其主動塑造的。然而，對非西方國家而言，資本主義則完全是外來的枷鎖，並曾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產生過激烈衝突。只是在資本主義強大持續的生產力增長面前，所有的排斥抗拒無一例外地失敗。非西方國家認識到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接受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關的規則，全面接入世界現代工業與金融體系。

但純粹被動的接受不僅可能導致非西方國家與外來規則不適應，還可能因為這些國家缺乏對現代化體系和規則的社會認同，進而影響社會經濟轉型進程以及長期持續發展的能力。許多亞非國家之所以在得到資金後生產力也難以提升，反而陷入依賴借債的惡性循環中，正源於當地社會對市場規則和工業體系缺少共識，無法形成有效的相互配合與協作分工，結果資金無法產生預期的經濟效益。[22]反觀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非常強調在自身政治社會框架中吸收接納市場體系，在與外界的經濟交往中逐步變革，並對外來規則進行改造與創新。[23]這一過程的關鍵在於將資本規則及相關的各種法則融入了社會自主發展的意識中並適配於本土的歷史文化，不僅僅是異質外加的桎梏。這也使市場經濟轉型在這些國家產生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在沒有外界推動的情況下也能自發持續進行。

與此形成反差，**非洲國家的市場化轉型過程長期受西方掌控與影響，在各類限定性條件下制定政策，施行改革，缺乏自主性。**在此背景下，無論是獲得援助性貸款還是通過市場融資，無論是提供社會福利還是進行私有化，對非洲國家來説都是簡單地接受外來規則，成為世界資本和工業體系新附屬，**難以對資本與工業體系的整體意義與本質形成深刻認識，更遑論引領當地社會構建新興的體系與規則。**這也成為非洲債務問題層出不窮的深層原因，許多國家的借貸都僅限於短期局部利益的計算，甚至拆東牆補西牆，用借來的資金髮工資搞競選，而沒有用於國家整體轉型目標。結果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經濟社會結構鬆散、對市場規則缺乏認同且無法駕馭，在國際金融體系面前越來越被動。

在此背景下，**中方與非洲融資合作的開放實踐機制提供了促成非洲國家自主發展的契機。****中方沒有也不追求普遍規則，而是以互利的持續發展為標準開展試驗，因此非洲夥伴的主動認同成為合作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方面，中國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可又不能像日韓等國一樣完全接受西方的規則和體系，因此必須在原來的基礎上構建全球南方國家廣泛認同和參與的資本市場體系。另一方面，**非洲國家在自主發展過程中會擺脱對西方的被動依賴，逐漸熟悉現代資本與產業運行的規律，從本國曆史文化需要出發構建市場經濟體系，實現有本地認同的持續轉型。**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成功轉型會顯著提升中非合作的規模與水平，它們所自主形成的經濟金融體系也會與中國的體系相輔相成，共同構建開放兼容的新興全球規則。

▍結語

債務在各種傳統文化中都與枷鎖和負擔相聯繫，因此債務問題經常會被視作非洲發展的障礙，別有用心的媒體和政客也會炒作非洲債務問題來攻擊中國。筆者通過分析資本與發展的聯繫，指出在以資本為根本驅動力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中，借貸其實是經濟運轉和發展的關鍵因素,能為企業和國家的增長提供初始資金。甚至可以説，是否善於借債、善於用債是現代金融經濟成熟的重要標誌。作為對比，“富國俱樂部”OECD成員國2021年外債存量總和為84.42萬億美元，外債/GDP比例的中位數是114.5%，而非洲國家2021年外債存量總額為7936.36億美元，外債/GDP比例的中位數僅為41.6%，遠低於發達國家。[24]但由於非洲國家缺乏駕馭資本的經驗與能力，相對較少的債務反而成為非洲幾十年來無法擺脱的鐵鏈，而發達國家的鉅額外債則不斷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繁榮提供動力。這説明債務本身對國家的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會，關鍵在於國家能否自主掌控資本規律，使其為本國發展目標服務，而不是被資本規律所裹挾，迷失了自我的發展方向,讓借貸淪為資本獲利的手段。

不過，自主發展目標並非簡單的政府規劃，而是要引領社會向市場經濟與現代工業轉型，全社會對於發展方向的認同與協作不可或缺。**發展的自主性需要在遵循貌似普遍客觀的資本經濟法則的同時明確本國的文化政治目標，從而帶動社會各方共同構建現代化生產生活體系，將外來的機械法則融入本國有機內在的歷史進程。**在資本所驅動的市場經濟中獲得自主發展既非排斥市場，也非徹底自由，而是規則的調適吸納與體系的整合重構。將****非洲債務一筆勾銷絕不是其債務問題的根本解決途徑，必須激發非洲國家各階層對經濟發展的共識，推動工業化轉型，增進資金使用效率，掌握自主駕馭資本的能力。

因此，**西方與中國不同的融資方式並非兩種政治模式的簡單競爭，其深層意義在於對經濟發展的思考視角差異。**西方國家原生性的資本主義使其對資本規則和現代工業體系的多樣性與可能性缺乏認識，試圖機械地將這些法則普世化。中國等後發國家經歷了外來規則內在化的過程，雖然依舊依靠資本和市場的驅動，可對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重新塑造經濟體系持開放態度，並積極嘗試創新。對非洲國家來説，比較這兩種方式是其深入思考債務問題和調整政策的契機。但這並不意味着選邊站隊，而是指如何認識在現代金融體系中自主發展的可能性與重要性，並在多樣的融資合作實踐中瞭解熟悉資本規律。在此基礎上，債務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由非洲國家自發形成社會共識，引領各界各行業協同轉型。如果中方的理念和實踐能幫助非洲國家拓寬視野，主動思考，並最終摸索出一條符合其長遠發展需要的債務管理道路，這將是中國發展經驗對非洲最重要的貢獻。

註釋

[1]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4, p. 25.

[2]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22年版，第69頁。 

[3] 繆延亮、胡李鵬、李欣：《防範債務風險的國際經驗》，《債務的邊界》課題組：《債務的邊界》，中國金融出版社2022年版，第130頁。 

[4] William Easterly,“How Did D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Become Heavily Indebted? Reviewing Two Decades of Debt Relief,”World Development, Vol. 30, No. 10, 2002, pp. 1677～1696. 

[5] Ralf Hepp,“Can Debt Relief Buy Growth?,”Fordham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dp2008～22,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