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11位與諾獎失之交臂的生命科學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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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郭曉強
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發現mRNA疫苗方面做出突破性成果的兩位科學家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韋斯曼（Drew Weissman），從近幾年來他們屢次榮獲科學大獎來看，這次獲獎可謂眾望所歸，略感遺憾的是，同樣為mRNA疫苗研發做出重要貢獻的科學家庫利斯（Pieter Cullis）未能分享這一成果。
由於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選擇規則（每次最多不超過3人分享）和自身獨特的評價標準，因此總會有科學家也做了重要工作但不能獲得諾獎的青睞。儘管這些與諾獎擦肩而過的科學家是否該得獎有些屬於有爭議的，有些則更公認為是貢獻不夠位列前三而已。從事科學研究的真正目的，絕非為了獲取諾貝爾獎，但諾貝爾獎特有的光環加持效應，可使科學家更容易得到公眾關注。因此，瞭解那些未能分享諾貝爾獎、但也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對於推動科學發展也有重大價值。由於未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數量比獲了獎的更多，因此這裏設定三個標準，介紹2000年到2023年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十一位生命科學家。
選擇標準：（1）科學家做出貢獻的工作已頒發諾貝爾獎；（2）科學家已得到科學界普遍認可並獲一系列重大科學獎項，且和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部分重大獎項有交集（即共同獲獎）；（3）科學家在諾貝爾獎頒發時仍在世，但未能獲獎。
1. 洪內奇維什（Oleh Hornykiewicz，1926.11.17—2020.5.26），奧地利生物化學家，1960年在帕金森患者大腦中檢測到多巴胺缺乏；1961年首次為帕金森病患者使用左旋多巴治療並取得理想效果。
洪內奇維什丨圖源：沃爾夫獎網站
洪內奇維什相關諾貝爾獎：2000年生理學或醫學獎。本年度獎項由卡爾森（Arvid Carlsson）、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和坎德爾（Eric R. Kandel）三位科學家分享，獲獎理由是“神經系統信號轉導方面的發現”，其中卡爾森在大腦中發現多巴胺作為神經遞質並調節運動能力，為帕金森病的左旋多巴治療提供理論基礎。1979年，洪內奇維什和卡爾森由於“為左旋多巴控制帕金森病開闢新途徑”方面的貢獻分享沃爾夫醫學獎。洪內奇維什還獲得蓋爾德納國際獎（1972年）和沃倫-阿爾伯特基金會獎（2014年），被譽為“現代帕金森病治療之父”。
2. 增井禎夫（Yoshio Masui，1931.1.1— ），日裔加拿大細胞生物學家，在細胞週期調控方面做出先驅性貢獻，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在蛙卵中發現成熟促進因子（maturation promoting factor，MPF）的蛋白質，從而深化對細胞分裂過程的理解。
增井禎夫相關諾貝爾獎：2001年生理學或醫學獎。本年度獎項由哈特韋爾（Leland H. Hartwell）、亨特（Tim Hunt）和納斯（Sir Paul M. Nurse）三位科學家分享，獲獎理由是“細胞週期關鍵調節因子的發現”。1992年，增井禎夫和哈特韋爾、納斯由於“細胞週期調控領域的貢獻”，分享加拿大蓋爾德納國際獎；1998年，增井禎夫、哈特韋爾和納斯憑藉“細胞分裂週期的關鍵調節因子的發現”，進一步分享美國拉斯克基礎醫學獎。
3. 瓦爾沙夫斯基（Alexander Varshavsky，1946.11.8—），俄裔美國生物化學家，20世紀80年代闡明泛素介導的蛋白質降解分子機制，並發現該過程在細胞生長和分裂過程發揮着關鍵性調節作用。
瓦爾沙夫斯基相關諾貝爾獎：2004年化學獎。本年度獎項由切哈諾沃（Aaron Ciechanover）、赫什科（Avram Hershko）和羅斯（Irwin Rose）三位科學家分享，獲獎理為“泛素介導蛋白質降解的發現”。1999年，瓦爾沙夫斯基和赫什科憑藉“細胞內蛋白質降解的泛素系統及其在細胞中眾多功能的發現”，分享蓋爾德納國際獎；2000年，瓦爾沙夫斯基、切哈諾沃和赫什科由於“調節蛋白質降解的泛素系統”發現，而分享拉斯克基礎醫學獎；2001年，瓦爾沙夫斯基和赫什科由於“細胞內蛋白質降解的泛素系統及其在細胞調節中關鍵功能發現”，分享沃爾夫醫學獎；2001年，瓦爾沙夫斯基和赫什科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路易莎·格羅斯·霍維茨獎；此外2014年，瓦爾沙夫斯基還獲得科學突破獎（生命科學）和阿爾巴尼醫學中心獎等。
4. 羅德（Robert Roeder，1942.6.3— ），美國生物化學家，1969年鑑定出3種真核生物RNA聚合酶，70年代末開始鑑定出多種真核轉錄因子，從而推動真核細胞轉錄機制的理解。
羅德相關諾貝爾獎：2006年化學獎。本年度獎項授予羅傑·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以表彰其“對真核轉錄分子基礎的研究”。2000年，羅德和羅傑·科恩伯格由於在轉錄機制方面的研究和闡明真核細胞轉錄基本機制方面的成就，分享了蓋爾德納國際獎；2003年，羅德由於發現“轉錄基因的蛋白質機制”，獲得拉斯克基礎醫學獎；此外，羅德還獲得路易莎·格羅斯·霍維茨獎（1999年）和阿爾巴尼醫學中心獎（2012年）等。
5. 加洛（Robert Gallo，1937.3.23— ），美國病毒學家，1984年鑑定出人類免疫病毒HIV-1，並證明其是AIDS的致病原因。
加洛相關諾貝爾獎：2008年生理學或醫學獎。本年度獎項的1/2由巴爾－西諾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和蒙塔尼（Luc Montagnier）分享，以表彰“他們發現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德國科學家豪森因發現一種致癌病毒而分享該年的另1/2醫學獎）。1986年，加洛和蒙塔尼由於“HIV-1作為AIDS病因的發現”，分享拉斯克臨牀醫學研究獎；1987年，加洛和蒙塔尼由於“引發AIDS病毒的鑑定和分離”，分享蓋爾德納國際獎；此外1982年，加洛由於“第一種人類RNA腫瘤病毒的發現及其與某些白血病和淋巴瘤的關係”，而榮獲拉斯克基礎醫學獎。
6. 諾勒（Harry Noller，1939.6.10— ），美國生物化學家，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核糖體結構生物學。
諾勒相關諾貝爾獎：2009年化學獎。本年度獎項授予拉馬克裏希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施泰茨（Thomas Steitz）和尤納斯（Ada Yonath），以表彰“核糖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2007年，諾勒和施泰茨由於“核糖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分享蓋爾德納國際獎；此外2017年，諾勒獲得科學突破獎（生命科學）。
7. 麥哲托夫（Ruslan Maksutovich Medzhitov，1966.3.12— ），烏茲別克斯坦生物學家，1997年發現第一個哺乳動物先天免疫受體TLR-4。
麥哲托夫相關諾貝爾獎：2011年生理學或醫學獎。本年度獎項1/2由巴特勒（Bruce Beutler）和霍夫曼（Jules Hoffmann）分享，以表彰“他們在先天免疫激活方面的發現”（另1/2獎項由美國科學家拉爾夫·斯坦曼獲得，令人唏噓的是，他在獎項公佈的3天前逝世）。2011年，麥哲托夫與巴特勒、霍夫曼由於“先天免疫分子機制的發現”，而分享邵逸夫生命科學和醫學獎。
8. 舍勒（Richard Scheller，1953.10.30— ），美國神經生物學家，20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發現揭示細胞囊泡運輸和神經遞質釋放的分子機制。
舍勒相關諾貝爾獎：201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本年度獎項授予羅斯曼（James Rothman）、謝克曼（Randy Schekman）和蘇德霍夫（Thomas Südhof），以表彰“他們發現細胞內主要運輸系統——囊泡運輸的調節機制”。2013年，舍勒與蘇德霍夫由於“神經遞質快速釋放分子機制和調節機制的發現”，分享拉斯克基礎醫學獎。
9.索非亞（Michael Sofia,1958— ），美國化學家，開發成功丙肝治療藥物索非布韋（sofosbuvir）
索非亞相關諾貝爾獎：2020年生理學或醫學獎。本年度獎項授予阿爾特（Harvey Alter）、霍頓（Michael Houghton）和賴斯（Charles Rice），以表彰“丙肝病毒的發現”。2016年，索非亞與萊斯等由於“丙肝病毒複製子系統與藥物開發”，分享拉斯克臨牀醫學研究獎。
10. 張鋒（Feng Zhang，1981.10.22— ），美籍華裔神經生物學家，2012年證明基因編輯系統CRISPR-Cas9在真核細胞內的可行性，後續對基因編輯系統進行改進和拓展。
張峯相關諾貝爾獎：2020年化學獎。本年度獎項由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杜德納（Jennifer Doudna）分享，以表彰“一種基因編輯方法的開發”。2016年，張峯與卡彭蒂耶和杜德納等由於“作為真核細胞基因組編輯工具CRISPR-CAS的開發”，分享了蓋爾德納國際獎；2016年，張峯與卡彭蒂耶和杜德納等由於基因編輯方面的貢獻，分享阿爾巴尼醫學中心獎。
11. 庫利斯（Pieter Rutter Cullis, 1946— ），加拿大生物化學家，在脂質納米顆粒領域做出奠基性貢獻，該技術對mRNA 疫苗傳遞至關重要。
庫利斯相關諾貝爾獎：202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2022年，庫利斯與卡里科和韋斯曼由於高效新冠肺炎mRNA疫苗基礎技術方面的貢獻，分享蓋爾德納國際獎。
本文選取的十一位科學家，均在生命科學領域做出了重要科學貢獻，並得到科學界一定程度認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分享諾貝爾獎。這裏不展開分析具體原因，僅為增加公眾對他們的理解和認識。還有部分科學家由於中途放棄或早逝等原因，使其成就不僅沒得到諾貝爾獎垂青，甚至也沒得到科學界普遍讚譽，如綠色熒光蛋白基因克隆完成者普瑞舍（Douglas Prasher）等，這裏不再贅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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