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上國運的紙老虎_風聞

（文章轉自網絡）

以色列，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以色列正在進行一場壓上國運來一場豪賭。

以色列極度缺乏安全感，作為美國全球三大支點的核心，國家命運與美國深度綁定，

當美國強盛之時，大可以對巴勒斯坦人好一點，用懷柔的手段慢慢的擴大實際佔據的領土。

但當美國相對實力衰弱，更甚至要從中東撤出，阿拉伯世界開始大和解，以色列就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對立面，其緊張可想而知，千年來的不安全感立刻激發，就像被一隻猛虎追趕一樣，必須拼命往前衝，也顧不上吃相了。

但這種拼命掙扎，肆無忌憚的濫用暴力，恰恰加劇了以色列的危機，讓以色列變得更加脆弱。

一國對於自我實力的認知，會直接影響到對內對外決策。

當蘇聯解體，美國發動海灣戰爭打垮了號稱世界第三的伊拉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盛的霸權，與美國全球戰略、美國猶太人深度綁定的以色列，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於是才有了對巴勒斯坦人的緩和，推動巴以和解，同意巴勒斯坦建國。

但這絕不意味着以色列放棄完全佔據巴勒斯坦甚至更廣闊領土的想法，只是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力量，想要慢慢來，而且以色列也很需要巴勒斯坦人承擔低收入勞作。比如在加沙地帶北部建立的埃雷茲工業園區，就曾有200多家工廠，僱傭了5000多名巴勒斯坦工人，而現在的以色列境內，就有大量沒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從事建築工、清潔工、洗碗工等體力勞動，這是以色列繁榮的基礎。

但利弊一體。蘇聯的瓦解令以色列的國際環境大為改善，得以與眾多第三世界國家加強經貿往來，更重要的是，迎來了遠超幾十年前的蘇聯猶太人移民潮。

1989年底以色列總人口不過456萬人，而僅1990-1997年就湧入了71萬蘇聯猶太人，以色列境內來自蘇聯的猶太移民總人數突破100萬人，2019年大選中，來自蘇聯的移民中有77萬選民，佔全部選民的12%，對應15-17個議會席位，成了影響以色列政局的關鍵力量。

蘇聯移民的人口素質太高了，有一半人在移民前從事學術研究或管理工作。僅1990-1993年來到以色列的蘇聯移民，就有57400名工程師、12200名醫生，而1989年的以色列全國也不過只有30200名工程師和15600名醫生。得益於猶太人注重教育以及蘇聯對猶太民族的優待，這批人在蘇聯還從事諸多尖端領域的研究，極大推動了以色列的科技進步和高科技工業發展，奠定了以色列在軟件開發、圖像處理、半導體等領域的雄厚基礎。

近年來，在《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以色列創新總指數居常年穩居全球前20，研發支出強度、創新競爭力、科技企業融資環境等子項經常排名全球第一。現在的以色列14%的公民從事技術和非技術的高科技職業，科技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兩成，科技服務業也就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明顯高於傳統服務業。2021年高科技出口佔總出口額的54%，其中半導體產業佔16%，不足千萬人口，就有超過3萬名芯片工程師，超過200家芯片公司，也因此吸引了全球高技術企業投資。

依託強大的人才優勢，以色列得以實現徹底的經濟轉型，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從公有制為主體轉為私有制，大力促進科技創新和創業，以色列成了“創業的國度”。I大量蘇聯猶太移民的湧入，不但增加了消費需求，引來了大量外部投資，還大大刺激了以色列的建築和房地產業，以色列開始大規模修建住房和定居點，很多小城鎮迅速發展，以色列內蓋夫地區中心貝爾謝巴，之前不過是一個非常貧瘠的小鎮，大量蘇聯猶太人湧入讓這座小鎮人口迅速增加到25萬以上，這才有了現在的繁榮景象。

但是，又要説但是了。

蘇聯猶太人帶來的不僅僅是好處，在美國空前強大震懾四方的時候，還不要緊，但是當地區局勢惡化，就不一樣了。蘇聯猶太人受俄羅斯民族的影響，加上第四次中東戰爭險勝的記憶，特別擔心國家戰略縱深不足，而以色列當初把蘇聯猶太人更多安置在靠近加沙乃至約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聚集區，在擠佔巴勒斯坦人生存資源和空間的同時，也加劇了巴以矛盾，令深處第一線的蘇聯猶太移民更加看重安全。

種種原因之下，蘇聯猶太移民格外渴望為以色列建立更加厚實的戰略屏障，彌補戰略縱深的不足，甚至把“定居點”當成了實現“大以色列夢”的支點。蘇聯猶太移民特別重視安全，選民人數足夠多，以色列國內沒有佔據絕對優勢的黨派，黨派眾多、力量分散，於是蘇聯猶太移民就成了左右政局的力量。

隨着安全局勢惡化，尤其在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2006年以黎衝突、2009年針對加沙的“鑄鉛行動”之後，更強調安全，右翼的家園黨開始集中代表蘇聯猶太移民的意志，在2009年大選時提出的競選口號最優先的就是解決以色列的安全問題，而不是移民的利益。

強硬的猶太移民選票對利庫德集團和內塔尼亞胡越來越重要。2013年就是因為家園黨加入利庫德集團，才讓聯盟領先其他黨派成功組閣，而2018年家園黨不滿內塔尼亞胡與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黨首利伯曼辭去國防部長職務，2019年選舉時更是拒絕與利庫德集團聯盟，導致組閣失敗，還導致以色列在2019到2020年一連進行了四次選舉。

或許是為了表達忠誠，移民反而更加極端。就像現在以色列國安部長本·格維爾，本是伊拉克籍的庫爾德人，是被猶太夫婦收養才成了以色列國民，但本人卻比以色列人還極端，更是極為仇視阿拉伯人，甚至公開呼籲幹掉拉賓總理，這次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直接起因就是本·格維爾以部長身份闖入阿克薩清真寺宣誓主權。

介紹完以色列內部蘇聯猶太移民，也就更能理解為什麼內塔尼亞胡如此強硬。但強硬是有代價的，看起來強大的以色列不過是紙老虎罷了，如果再不找好機會順坡下驢，很有可能遭受難以挽回的重創。

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包圍，安全很重要，但更關鍵的還是經濟，經濟才是以色列能夠立足的根本，

而以色列的經濟結構極為脆弱。以色列超過7成GDP屬於服務業，核心是科技服務業，因為科技含量高、是創業之國，所以高收入的人羣多，帶動消費能力大幅提升，也就讓服務業利潤更高，從而帶動其他服務業從業者水漲船高，形成了非常良性的循環。

以色列雖然農業發達，但主要生產的是高附加值的農產品，通過出口賺取豐厚利潤後再購買糧食，和平時期還好，一旦局勢動盪，以色列甚至都無法保證自身糧食安全。

而以色列在蘇聯解體之後推動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依仗私營和外來資本，好處是以色列成了外國資本投資的樂土，外資僅對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就從2015年的33.2億美元增至2021年的256億美元。但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的繁榮，建立在外資、人才、科技創新和全球化的基礎上，高度依賴一個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

2000年後巴以局勢惡化，就導致以色列2001、2002年連續兩年負增長，旅遊業也出現鋭減。只是好在蘇聯高素質移民的融入令以色列趕上了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佔據優勢的半導體融入時代大勢，獲得了極為豐厚的回報，之後巴以局勢穩定，也讓以色列渡過難關。

但這次呢？2000年9月爆發的巴以衝突持續20多個月，總共造成雙方2000人左右死亡，1萬5千餘人受傷，而這一次烈度遠高於此前任何一次衝突，一週多時間，雙方死傷人數已經超過2000年兩年總和，更嚴重的是以色列全國都面臨安全威脅，被稱為以色列硅谷的特拉維夫也未能倖免。

這必然會極大動搖外部投資者的信心，比如英偉達已經宣佈取消原定本週在特拉維夫舉行的人工智能峯會，

高科技人才呢？以色列現在本土人才供應已經出現不足，非常依賴全球高素質移民，研發投資更是依賴外部和私人投資，2020年以色列政府研發投資佔研發總投資的比重竟然只有9.6%，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

產業結構就更加危險了，以色列本國的科技企業基本從事高利潤的人力資本和知識經濟，把技術變為現實的本國工業製造相對薄弱，高度依賴跨國公司。

一旦因為安全得不到保障，外部投資、移民大幅下降，甚至存量資產、產業、人才流失，以色列的經濟必將遭到重創。

10月初衝突一爆發，以色列謝克爾兑美元的匯率應聲下跌，16號就跌到1：4，創下了2016年以來的最低值，這也印證了以色列的外資依賴程度。

而局勢的惡化，必然增加軍費開支，更是雪上加霜。

而這一次一旦經濟受創，再想擺脱危機可就難了。畢竟再沒有上百萬高素質的蘇聯猶太移民，半導體產業全球化被打斷，各國都在試圖自建體系，以色列本來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半導體產業計劃，一旦衝突長期持續，人才、資本流失，又遭遇智能革命和全球產業大變革，錯過關鍵的幾年，再想追上可就難了。

繼續強硬？就算清理掉哈馬斯又能如何，倖存的巴勒斯坦人中一定會產生第二個、第三個哈馬斯，至於搞種族滅絕，就別開玩笑了，那更是自尋死路。

號稱最聰明民族的猶太人，卻不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讓別人無路可走，自己也註定同樣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