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天工作制是怎麼來的？_風聞

當下，“996”正成為熱議的話題，但這顯然與法律相悖。常規的是“五天工作制”。

五天工作制的設想，最初是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提出來的。

20世紀80年代，胡平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到國外出差，他發現聯合國每週工作四天半，歐洲、亞洲和北美的很多國家也都實行每週五天甚至四天半的工作制度，工時大都不超過8小時，這樣算下來，這些國家每週工時大都不會超過40個小時。

他統計了一下，當時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當時他就很困惑：為什麼別的國家每週工作五天還能發展，而我們工作六七天還不夠？生產效益那麼低，速度那麼慢？

本文為胡平講述“五天工作制”的由來。

來源：百年潮

原標題：我國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

胡平   口述   謝文雄  整理

 

五天工作制的設想，最初是我向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建議的，我當時擔任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他的支持下，研究中心專門成立了縮短工時課題組(組長為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室楊果，成員有後來成為中心總工程師的吳志純等，課題組的成果由我向科委有關領導彙報)，課題組最終形成了向國家提出的研究成果:《關於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報告》。

1994年3月，我國試行了“隔週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佈《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決定自1995 年5月1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40小時。我國五天工作制正式開始實施。我們燒開的“一壺水”，終於被拿出來“沏茶”了。

 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家科委直屬的綜合性軟科學研究機構，經國務院批准，成立於1982年10月。開始由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兼任主任，我為副主任。不久，我接任主任。對於研究中心的工作，我的設想就是:中心作為國家級的戰略研究機構，一定要急國家之所急。

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政策，而研究政策的目的全在應用。它不僅需要研究回答中央正在考慮的問題，而且更需要超前思考和研究一些中央尚未考慮，但遲早會考慮的問題。所以當時中心的思想非常活躍，也很解放，敢於提出各種問題，我們提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命題，如:新技術革命與中國的對策;國家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等等。但是現在看來，對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直接影響的，就是建議實行五天工作制。

世界上第一個提出每週五天工作制的人是美國汽車商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他就在他的汽車公司裏實行了每週五天工作制。他認為，假如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時間，就可以花費更多的錢，這對經濟發展是大有好處的。

然而，當時的其他企業界老闆卻不同意亨利·福特的做法，批評他給予工人太多的休息時間。不過，也有一些企業開始仿效，這就使每週五天工作制迅速在美國傳開。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出現大蕭條。美國人買東西的錢不多，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不多，這又導致了工作時間減少，從而推動了每週五天工作制的實施。在此情況下，美國通過了一週工作40小時的新勞動法規，從而將每週五天工作制以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

到1940年，美國人一天工作8 小時，一週工作五天，已經很普遍。一週的工作於星期五晚上結束。每週五天工作制在美國建立和普及以後，世界上一批發達國家也相繼採用。

新中國成立時，對勞動時間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僅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將幹部職工的工作時間限定在每天8小時至10小時，至於每週工作多少天，並沒有涉及。

由於當時國家正在掀起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建設，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很高，一些黨員幹部一直每週工作六天，加班加點，也沒有提出加班費的問題，這樣一週工作六天的勞動制度就延續下來。

由於沒有法律上的嚴格規定，在歷史的沿革中，我國形成了非常複雜的勞動時間規定:夏天可以提前一個小時下班，氣温超過38攝氏度就集體放假;每個月每人可以請三天帶薪病事假;一年除去七天的節假日外，還有十幾天的帶薪休假;女職工的產假各個單位給的時間也不一樣;工人加班也很正常⋯⋯

而且因為一週只有一天假，大部分人把所有的家務活留在週日幹:換煤氣、洗衣服、看老人、購買必需品等等，當時有個説法很形象:“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從1979年我在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時候開始，我就代表我們國家每年參加聯合國組織的有關科技方面的國際會議，所以經常出國，去過很多國家。

慢慢地，我就發現，很多歐美國家乃至一些不是很發達的國家每週僅僅工作五天，聯合國每週僅工作四天半。這樣算下來，這些國家每週工時大都不會超過40個小時。我統計了一下，當時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與短工時相對應的是這些國家生產的高效率和低能耗，以及教育、旅遊等第三產業的大發展。

當時我就很困惑:為什麼別的國家每週工作五天還能發展，而我們工作六七天還不夠? 生產效益那麼低，速度那麼慢?當時很多國內的研究把這些歸之為我們沒有競爭力、生產率低以及技術落後等等客觀原因，就是沒有涉及到人和管理的因素。

通過進一步瞭解，我發現甚至是世界上最貧窮的44個國家中也有近28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所以我就想:假如我們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會有什麼樣的社會效益，有什麼樣的後果? 

剛開始僅僅是我個人在思考這個問題，經過一段時間後，我正式向中心的領導班子成員提出這個問題，請大家議論一下:我們有沒有可能向中央提出一個報告，建議在我國實行五天工作制?

我説，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好處最明顯的就是可以讓那些被浪費了的人力、電力、設備減少1/7，那也是一筆很大的支出。大家對此表示贊同。1986年初，在一次國家科委的委務會上，我私下向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中心想做一個五天工作制的課題，研究在我國縮短工時，同時提高效率的可能性。

這不僅僅是國家給人民的一種福利，而且對國家也是一種增產節約的措施，可以提高管理水平。

宋健説:好啊，你們研究。研究好了之後到科委委務會來彙報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後，我回中心後宣佈:我們受國家科委的委託，要正式立項研究五天工作制。這樣，中心就成立了縮短工時課題組，制定了很多細則，並於1986年5月，開始着手開展關於在我國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

但也有人覺得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説“七天都幹不完，你還五天!”我理解反對意見的由來。當時，我國企事業單位工作加班加點十分普遍，生產力水平不高，似乎只有靠延長勞動時間來彌補效率的不足。

但工作時間並未有效利用:遲到早退、上班時間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接孩子都是常事。曾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的民主德國專家格里西指出，民主德國實行五天工作制，每週工作36小時，中國每週工作48小時，表面上看多了12小時，可實際的勞動時間與民主德國工人幾乎一樣。據調查，當時我國大部分企業的有效工作時間只佔制度工時的40%至60%。

寧願增加一天休息， 也不要增加一天工資

縮短工時課題組先後在全國上千個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並對其中抽樣到的299個大中型工業企業和223個商業企業的調查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同時，課題組還對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幾個城市進行了典型調查和案例分析，並開展了關於縮短工時的社會意向調查。

調查的內容包括發達國家短工時的效率、能效比，帶來的衝擊和已有的經驗;我國工作時間的利用程度;人們對縮短工時的心理接受度;學校、醫院等公共福利事業該如何應對;地區、企事業單位的不同情況;第三產業市場承接力;等等。經過調查，我們得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結論:

一、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工時較長的國家之一

縮短勞動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是世界性的發展趨勢和潮流。從20世紀40年代起，世界各國相繼縮短工時。到70年代，世界各國已普遍實現五天工作制，而且普遍實行了年帶薪休假制，並通過各種不同方式不斷地繼續縮短勞動工時。

目前美國和英國已經將每人年平均工時減少到1850小時，法國減少到1650小時，等等。當時我國勞動者的法定年工時量為2448 小時。

同時，根據世界勞工組織的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僅有的4個沒有實行年帶薪休假制的國家之一。如果我國實行五天工作制，法定年工時減為2032小時，並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確定每年20天的帶薪休假，則我國勞動者的年工時量仍超過發達國家一個半月以上。

從國外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經驗來看，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是社會進步過程中經濟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結果。在技術水平低下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量的增加。在經歷了“血汗制”，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擴大生產的規模。

而進入現代經濟和工業文明之後，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則是技術進步和內涵性發展的投資。勞動數量的投入已成為經濟發展中的次要因素。技術、勞動力素質和管理技術等，上升到相當重要的地位。

實行五天工作制，使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用於學習，提高專業技能，改善勞動力素質，使經濟活動中投入的勞動質量不斷提高，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要求。縮短勞動工時還使人們有更多的閒暇時間娛樂和消費，創造對服務業的新需求，從而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轉變。

國外的經驗還表明，推行五天工作制是需要一定的過渡時間的。隨着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這一過程越來越短。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和蘇聯用了20多年完成了這一過渡。

60年代以後東歐各國用了十幾年時間完成了這一過渡。我國目前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已超過東歐國家60年代的水平，從這點上看我國立即着手縮短勞動工時，在2000年以前全國實現五天工作制是能夠做到的。

二、我國具有縮短工時和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現實條件

要實行五天工作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我國目前經濟活動中所投入的勞動工時是否夠用?減少工時是否會使經濟指標下降?減少勞動工時後社會活動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增加閒暇時間後社會服務設施能否支撐得了?人們是否會利用新增閒暇時間進行學習和從事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動? 這些問題是我國能否實行五天工作制的關鍵所在，也是在我國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必要條件。

在典型調查和案例分析中，我們發現，造成工時利用率過低的主要原因是停工。因為實際的情況是，大量的請假缺勤是在停工時發生的。三線職工結構性冗員所造成的非生產性工時過多也與停工過多有關。因此，造成工時利用率低的更為根本的原因，是大量停工背後的能源、原材料供應不足和生產任務不足。

這説明了能源及原材料的投入與工時投入匹配不當，工時投入量相對能源及原料的投入量來説明顯過剩。這從一定意義上説，是由於技術進步，減少了對人工勞動需要的結果，但在更大程度上則是產品、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的表現，以及未能充分預料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所造成的結果。

無論是什麼原因，在這種人工大量閒置的狀況下，勞動效率必然低下，企業管理水平無法提高，企業結構性冗員有增無減。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是縮短工時的有利條件和機會。縮短工時是現實條件下提高效率，促進企業管理水平提高的有效出路之一。同時，縮短工時和提高工時利用率，反過來必然會促使企業對技術進步的要求進一步提高。

我們從對北京密雲機牀研究所、阿城繼電器廠等十幾家已經實施五天工作制的企業進行典型調查和案例分析中發現，這些企業在縮短工時之後，企業內部均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一、二、三線職工的比例趨向合理，職工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產值、利税等經濟指標在縮短工時後提的幅度較大。

由此看來，縮短工時對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有着十分現實的意義。我們在縮短勞動工時的社會意向調查中發現，人們對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普遍要求強烈。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加工資，但增加一天休息”兩者的選擇中，80%以上的人選擇了後者。這説明縮短工時的要求已成為比提高工資要求更高的普遍的社會要求。

調查分析表明，如果增加一天休息時間，人們所選擇的活動主要是:1. 教育子女;2. 料理家務;3. 學習和提高專業技能。而人們目前的閒暇時間主要用於:1. 家務;2. 看電視等;3. 業餘學習。這説明人們對縮短工時的強烈要求，其動因主要來自改善家務、加強學習和提高技能的需要。

這不會對社會服務設施帶來過大的衝擊和壓力，而且對服務行業的調查還表明，我國目前的社會服務設施利用率較低。不論是商業性服務設施、城市交通設施還是文化服務設施，都是短時的高峯超負荷，長時的利用不足，提供的服務時間也過短。

如果人們有更多的閒暇時間，社會活動會趨於多樣化，對服務設施的利用趨於均衡。服務設施的開放時間將會增加，人們也會逐步習慣於夜生活。人們在利用這些社會服務設施進行文化活動、消費活動、學習活動等多樣化的社會活動中，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創造更為合理的需求。

這樣，目前以對高檔耐用消費品過度需求為特徵的消費結構，將向多元化的消費結構轉化，使消費基金轉化為第三產業的收人。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社會活動中，必然會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

人們在家庭中更好地料理家務，會使他們在勞動中有更好的精力和體力，使勞動的有效性有所提高。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三、推行五天工作制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對策

為了充分估計實行五天工作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我們徵詢了大量專家的意見。專家們對縮短工時、推行五天工作制可能遇到的問題，歸納為如下幾點:

1. 儘管我國浪費的工時很多，但簡單地縮短工時解決不了相當普遍的“出工不出力”的怠工現象。有效工時不能提高，縮短工時還是要使經濟指標下降的。

2. 推行五天工作制的過程中先行企業和後行企業間會產生攀比現象，出現不利的社會情緒，導致工時的利用率進一步下降。

3. 在推行五天工作制的過程中，近期可以通過社會服務設施的利用率來解決第三產業的承受問題。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投資支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中長期還是難以承受新增閒暇時間所帶來的需求壓力。

4. 縮短勞動工時後，如果能源和原料的供給能力提高，產品、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緩解，訂貨大幅度增加，勞動工時的投入量是否會顯得不足，如果勞動投入量不足，需擴大就業來提高工時投入量，則我國經濟能否承受得了工資總額上漲的壓力? 

為了避免上述問題的出現，我們對多方面的情況進行了綜合研究，認為在推行五天工作制的過程中應採取如下對策:

1.以企業經濟指標遞增為條件，下放縮短工時的自裁權。政府掌握條件指標的設定權和調整權。

2.開展必要的社會調查工作。準確地把握新增閒暇時間所帶來的新增消費的意向，為正確引導和使用第三產業的投資和及時有效地調整縮短工時的條件指標提供可靠的數字依據。

3. 開展小樣本的隨機抽樣調查和分析評價工作，用以監察企業是否按條件要求縮短工時，並對不符合條件縮短工時的企業重懲重罰。

4. 做好有關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宣傳工作。指明五天工作制是2000年的目標，在此期間要根據我國經濟的現實狀況逐步實施。把國家的實際困難和縮短工時的政策向羣眾講清楚，説明國家要根據經濟、社會等方面所承受的壓力，隨時對工時進行調節。

對於每一企業和個人來説，在推行五天工作制的過程中，工時會有一個小波動的時期，但最終將全面實現五天工作制。在宣傳工作中注意不要把羣眾縮短工時的近期期望搞得過高。

這樣的措施實際上是把縮短工時與經濟指標的增長掛鈎，使新增閒暇時間所帶來的新增消費與經濟增長相聯繫。由於人們對縮短工時的要求強烈，增加閒暇時間對人們來説是很大的利益實惠，因此，這樣的措施構建了提高勞動效率、增產增收的利益機制。此外還擴大了企業的權限，增加了企業管理人員調動職工積極性，提高效率和效益的有效手段。

用經濟指標的增量作為條件，下放工時的自裁權，使狀況不盡一致的企業有較為相同的起點，在縮短工時問題上得到的機會和付出的努力大體相同，從而產生積極的競爭，而不是消極的攀比。

對能源及原料供給能力上升，經濟運行狀況好轉後的勞動力不足和工資總額上升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因為60年代末和70年代生育高峯期出生的人口面臨的是就業問題。

在推行合同制等用工制度的改革下，如果經濟形勢越來越好，效益不斷提高，工資總額問題不會成為需要擔心的問題。而需要擔心的是90年代能否充分就業的問題。

我國已經實行了合同制等用工制度的改革，今後增加就業所帶來的工資總量的增長，不會給國家財政帶來直接的壓力，只要企業能夠保證按經濟指標遞增的條件要求來縮短工時，就能保證新增就業所帶來的工資、消費的擴大與新增供給能力相適應。

從調查數據的分析結果來看，縮短工時後對勞動力的需求將主要出現在第三產業，這對就業的需求結構會產生合理推動作用，使產業結構向合理化、現代化轉變。

我們認為，只要把握住上述基本措施，不斷地根據調查數據調整縮短工時的條件指標和調整第三產業的投資結構，就可以保證短工時所帶來的新增消費與新增供給能力之間的平衡，新增對社會服務的需求與服務業新增能力的平衡，而且不僅是總量上的平衡，也包括結構上的平衡，使縮短勞動工時、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工作，得到良好的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

你們燒開的這壺水，遲早是要拿來沏茶的

在上述調查研究和統計分析的基礎上，課題組完成了“總體報告”(名為《關於在我國逐步實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議》)1份和分項報告21份。

總體報告的基本結論是:目前我國已具備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條件，實施五天工作制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有利的。建議有關部門立即着手研究縮短工時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力爭在2000年以前在全國實行五天工作制。

報告完成後，我和楊果在國家科委的委務會上向科委領導彙報了我們的研究成果，大家聽後很感興趣，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朱麗蘭對我説:老胡，你們研究的這個課題可是造福於民啊!你們很有新意，敢提這些問題，值得表揚!

宋健説:你們這個方向是對的，五天工作制是大勢所趨。世界各國都會逐步走向縮短工時，也不一定就是一週五天，也可能更短。之後，科委領導也提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關服務行業如學校、醫院、商場如何實行等問題。要求我們把那些容易引起人們懷疑的問題以及一些對策上的漏洞加以解決。課題組對這些問題請專家們討論解決之後，形成了正式的《關於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報告》，再次提交給科委。

不久，我就向宋健同志打聽國務院對於我們這個報告的看法，問有沒有決定何時實施。他回答説，領導上很重視你們這個報告，這個建議提得很好。你們就好比燒開了一壺水，這壺水早晚是要喝的。究竟什麼時候用來沏茶，要等合適的時機。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們提出的報告沒有原則性問題，具體內容也沒有問題。至於具體實施的時間，我當時的估計是一兩年以內。沒有想到，隨着1989年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報告被擱置了幾年。

1988年2月，我決定在研究中心先試行五天工作制，但是我得先向國家科委的領導請示，否則就會破壞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們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報告上畫了圈，但沒有説明同意與否，相當於默許。我們隨即報送給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蔣明寬，他也畫了圈，但同時對我説:老胡，這件事情你們可以幹，但是不要宣揚。

當我們報送給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時，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畫圈。他給我打電話説:老胡，你們這個做法，我告訴你，不能做。他説我們現在七天都做不完，你們還上五天班?你們上五天班對我們科委有什麼影響，對全國有什麼影響，你知道嗎?老實説，中國目前的狀況不是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問題，而是要進一步加強勞動強度的問題!

我説，我們已經開始準備實施了。他説，你要實施，我跟你沒完!我沒有把宋健和蔣明寬的意見告訴他。我説，你別生氣，你的意見我們會消化!回到中心後，我告訴大家，這件事不能公開宣傳了，因為有的領導同志堅決反對。

仔細考慮，中心實施五天工作制對科委的工作也會有影響，雖然我們是研究機構，有的工作可以在家裏做，試行五天工作制對研究中心影響不大。但是試行以後，中心內部要掌握，每個科室要安排好一個人值班，處理有可能來自外單位的聯絡。這樣，小範圍的五天工作制實驗悄悄開始了。試行開始後，課題組結合實際，對五天工作制進行了更加深入細緻的研究。

1990年底，我從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由孔德湧繼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勞動人事部等部門，向國務院提交了有關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報告，經過有關部門的努力，五天工作制最終得以實行。

五天工作制實行後，我國的第三產業也有了很大發展，人們可以充分利用週末的兩天放鬆、“充電”，旅遊業也蓬勃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