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歸錫安之路—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心路歷程（五A、錫安在哪裏）_風聞

系列重貼接近結尾，正要説到猶太復國主義在重建本民族的生存權和安全的過程中，踐踏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和安全，造成致命錯誤，遺害至今，就傳來加沙北部阿赫利阿拉伯醫院的慘劇。這將是猶太復國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恥辱之一，與納粹屠猶共同載入歷史的恥辱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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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猶太復國主義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大國政治，主要是英國（現在轉位美國）的支持或者默認，但忽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利益。猶太人在巴勒斯坦擠走巴勒斯坦人，建立了猶太人的國家，當然激起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彈。

從以色列建立的第一天起，這塊本來應該流淌奶與蜜的土地就變成流淌血與火的土地。聯合國關於以巴分治的決議規定了猶太人區和阿拉伯人區。由於猶太人定居分佈不規則，以色列的版圖高度不規則，很多地區十分狹窄，很容易被阿拉伯敵對力量切斷。對猶太人和猶太教至關重要的耶路撒冷則是國際共管區，不屬於猶太人或者阿拉伯人，甚至不和猶太區相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沒有把聯合國太當真。對於以色列來説，決議只是一個圈地的許可，沒有不屬於以色列的地方，只有以色列打不下來的地方。阿拉伯人則根本不承認這個決議，一心要把猶太人趕下海去。在以色列的獨立戰爭中，哈格納、伊爾貢、勒海攜手作戰，共同抵禦阿拉伯人的進攻，將猶太人支離破碎的定居點大體連成一片，但被圍困的東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獨力難支，最後投降了，東耶路撒冷歸約旦管轄，只有“不太重要”的西耶路撒冷落到以色列手裏。從一開始，以色列的版圖就和聯合國規定的有很大差距。獨立戰爭之後，大批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被迫逃離或被哈格納驅離故土。大批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居住的猶太人也被迫離開，來到以色列。

1956年，埃及在民族主義領袖納賽爾的領導下，收回了蘇伊士運河的主權。英法出於重建戰前殖民主義秩序的目的，出兵干涉。為了將以色列最大的威脅埃及的軍事存在推離以色列的南部邊境，以色列呼應英法在運河區的軍事行動，發動了西奈戰爭。以軍分兩路出擊，一路直逼蘇伊士運河，另一路沿紅海東海岸長途奔襲Sharm-el-Sheik，這是西奈半島南方頂尖控制以色列唯一的紅海出海口埃拉特的戰略要點。此役是獨眼將軍達揚的成名之戰，沙龍的傘兵在米特拉山口之戰中大膽偷襲不成改為無謂強攻也顯示了沙龍日後的風格：大膽果斷，剛愎自用。在聯合國的美蘇聯手壓力下，英法被迫中止在運河區的軍事行動，以色列被迫撤出西奈。

納賽爾要做薩拉丁第二的雄心並沒有泯滅，在納賽爾的領導下，埃及和敍利亞合併成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向蘇聯一邊倒，以爭取蘇聯的軍援和在聯合國的政治支援，大量先進的蘇軍裝備運抵埃及和敍利亞，納賽爾準備向以色列發動最後的致命一擊。在確切情報面前，以色列決定先發制人，在67年的6天戰爭中，橫掃埃及、敍利亞和其他阿拉伯參戰國的軍隊，阿拉伯軍隊遭到空前的慘敗。以色列佔領了西奈全境，約旦河西岸大片地區，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佔領了耶路撒冷。這是近兩千年來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的聖地（希伯隆Hebron，伯利恆Bethleham，拿撒勒Nazareth等聖經地名都位於西岸）第一次控制在猶太人手裏，以色列控制的版圖達到空前規模。這一仗實際上是時任總參謀長拉賓打的，但西方輿論常常把功勞記在時任國防部長達揚的頭上。

面臨慘敗，納賽爾鬱悶而死，接任的薩達特再接再厲，重整旗鼓，聯合敍利亞，在73年猶太人神聖的齋月期間，再次從西奈和戈蘭高地兩個方向同時向以色列發動突然進攻。這一次以色列由於輕敵，被打了一個冷不防，差點陰溝裏翻船。戈蘭高地上的以色列第七旅死拼硬頂，頂住了敍軍的猛烈進攻。在西奈方向上，埃軍攻破了巴列夫防線後，沒有及時擴大戰果，而是築壘據守，以軍第三師在沙龍的指揮下，突破大苦湖，包抄埃軍第三軍後方，並威脅開羅。在戈蘭高地方向埃敍的攻勢於是崩潰。以軍雖然反敗為勝，但以色列最高統帥部受到嚴厲指責，總參謀長埃拉澤黯然離職，不久鬱悶而死。

齋月戰爭後，埃及放棄戰爭，和宿敵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以色列則歸還被佔領的西奈，這就是著名的《大衞營協議》，薩達特和貝京都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大的戰爭威脅解除了，全球的猶太人都歡欣鼓舞，以為和平終於到來。然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沒有得到解決，新生的猶太國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進入了最困難的時期，主要敵人從伊斯蘭國家變為非國家的泛伊斯蘭力量，至今不得解脱。

巴解組織在難民營中誕生，從恐怖襲擊起家，這時發展成一支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成為以色列的頭號敵人。巴解組織在約旦搞“國中之國”遭到約旦鎮壓之後，轉移到黎巴嫩，建立了新的“國中之國”，繼續和以色列戰鬥。為了消滅巴解組織，以色列在82年發動入侵黎巴嫩的戰爭，在時任國防部長的沙龍的指揮下，一路打到貝魯特，並且在貝卡谷地取得了對支持巴解組織的敍利亞的驚人勝利。然而，以色列軍隊在貝魯特陷入了苦戰，和巴解打得難解難分，給黎巴嫩人民帶來了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在國際調停下，巴解組織撤退到突尼斯，以色列撤軍至南黎巴嫩，多國維和部隊進駐貝魯特，但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和法國傘兵兵營遭到恐怖襲擊、241名美軍和58名法軍喪生之後，多國部隊也相繼撤離。黎巴嫩陷入內戰，真主黨在南黎巴嫩崛起，取代巴解組織，繼續和以色列戰鬥。

與此同時，巴解組織並沒有放棄，而是在以色列佔領區裏發動大規模的起義（Intifada），人們不惜用石塊和全副武裝的以色列軍警戰鬥。隨着血淋淋的巴勒斯坦少年的軀體在世界電視和新聞圖片中的展現，以色列的形象逐漸由被迫害的猶太人的最後避難所變成迫害巴勒斯坦人的惡勢力。反對以色列暴行的聲音從阿拉伯世界超越了意識形態和地域，在歐洲也得到了呼應。更使以色列揪心的是，非國家性的泛伊斯蘭力量越戰越強，在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中，真主黨民兵竟然和“戰無不勝”的以色列軍隊打了一個平手。

在戰術上，以色列幾乎贏得了每一場戰鬥；但以色列從來沒有贏得過戰爭，因為和平從來沒有到來。以色列的勝利，雖勝猶危。以暴易暴的路越走越窄，和平的路也是越走越昏暗。在《大衞營協議》之後，巴解組織和約旦也和以色列簽訂了和平協議，敍利亞對和平協議也是若即若離，似乎和平在即。但Intifada之後，巴解領導人的政治號召力越來越弱，民眾對以色列的憤恨和敵對有增無減，巴勒斯坦自殺炸彈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以色列被迫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這一次，巴勒斯坦人開始生活在ghetto中了。繼阿拉法特去世，新的巴解領袖阿巴斯基本上淪落為西方的傀儡，失去了對巴勒斯坦人的道德和政治號召力。哈馬斯上台和與法塔赫的衝突更加加劇了巴勒斯坦的無政府狀態，和平的希望越來越黯淡。

惡意煽動和挑撥無知是不能持久的，持久的政治現象必然有深層的文化動因。一些學者將其歸結為所謂世界性的、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中的“新反猶主義”。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作為一個概念，是1860年德國猶太學者Moriz Steinschneider提出的，確切的譯名應該是反閃米特主義，如此命名是因為猶太人是閃米特人的一支。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閃米特人基本上就是猶太人。在世界認識到納粹暴行之後，anti-semitism成為過街老鼠，是一項極大的惡名。現代阿拉伯人爭辯説，阿拉伯人不可能是anti-semisits，因為阿拉伯人是閃米特人的另一支。這是詞語歧義所造成的混亂，在學術界和實際生活裏，anti-semitism的對象只有一個：猶太人。所以阿拉伯人的這個辯解並不能成立。然而，新反猶主義的概念本身也飽受爭議，最大的爭議就在於所謂新反猶主義是不是把反猶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混為一談。

傳統概念的反猶主義起源於歐洲。最初的反猶主義是宗教性的，由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教義衝突開始，具有宗教迫害的性質。在這一期間，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大體還是得到寬容的，並逐漸融入了主流社會。文藝復興之後，反猶主義的宗教性質淡化了，但種族偏見和種族歧視的性質強化了。猶太人的“原罪”就因為是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也不頂用了，已經融入主流社會的也被劃入另冊。當代的所謂“新反猶主義”具有和歷史上的反猶主義全然不同的特徵，宗教和種族不再是動力，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成為主要原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當代的新反猶主義源於反種族主義和反民族主義，起源於人們對以色列演變為猶太民族壓迫巴勒斯坦民族的工具的憎恨。換句話説，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是針對猶太人的“猶太性”，是因為猶太人“不是什麼”而不是“做了什麼”，而今天的新反猶主義則是因為猶太人“做了什麼”而不是“是什麼”。另一個重要區別是，歷史上的反猶主義以對猶太人個人的憎恨為特徵，或者説是基於歐洲對猶太人的歷史偏見，包括傲慢、詭秘、狡猾、唯利是圖、只忠於自己、不惜侵害主體羣體的利益。他們具有巨大而神秘的實力，甚至操縱政府、銀行和媒體，不惜挑動戰爭為己牟利。新反猶主義則以對以色列和抽象的猶太民族的憎恨為特徵，和這些歷史偏見無關。恨烏及屋，這些憎恨也延伸到對猶太人的反感，因而使歷史偏見有了死灰復燃的機會，這是歐洲的傳統反猶主義重新露頭的原因所在。將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主義等同起來，迫使反對以色列政策的人們敢怒而不敢言，實際上是將反猶主義庸俗化了，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所在。在猶太人有識之士中，也有類似的聲音。儘管他們被稱為“自虐的猶太人”，他們依然堅持，用“政治正確”和反猶主義的大帽子掩蓋以巴衝突的實質，到頭來只會滋生真正的新一波反猶主義。

從猶太人的角度來看，不管起因如何，起源於中東但波及世界（尤其是歐洲）的現代反猶思潮無疑是反猶主義，新反猶主義甚至在言行上都和傳統反猶主義有驚人的相似，甚至祭出已經被證明是為作的《猶太長老訓令》之類的東西來證明猶太陰謀論。除去聖經中以色列是上帝賦予猶太人的土地的説法不談，猶太人迴歸以色列是迴歸故土，猶太人本來就是以色列的本地人，不是外來的殖民者，更何況以色列人口的近一半來自非歐洲國家，主要是中東國家。猶太人是種族迫害的受害者，回到以色列本來是為了逃避種族迫害，將以色列指責為種族迫害國家是不顧歷史事實。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國家，不能將反對以色列和反對猶太民族分割開來，所以反對以色列就是反猶主義。

這些辯解其實是站不住腳的。猶太人曾經在這塊土地上居住過，但要是因此就聲稱是本地人，尤其是比後來的阿拉伯人更有正當居住權的本地人，這就牽強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歐洲人驅趕猶太人豈不就是正當的了？何況猶太人並不是本地人，而是從烏爾（今伊拉克境內，也有説法是今土耳其境內）過來的，為什麼那裏不是猶太人的故土而是以色列呢？用聖經（或者任何別的經書）作為依據就更不妥了，每個宗教都把自己的經書看作神聖的，但用“我的上帝比你的大”來解決人世間的問題時，那就是自找沒趣了。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政教分離是最起碼的，否則就要天下大亂了。以色列是為了杜絕民族壓迫而建立的，但以色列現在成為民族壓迫的工具，這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悲哀。

反猶主義是文化層面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或者反以色列主義是政治層面的，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反猶主義的根源在歐洲，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根源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的反猶主義是恨烏及屋的結果。穆斯林教義和傳統裏本來沒有反猶主義的內容。在伊斯蘭教的《可蘭經》裏，猶太人和基督徒都被稱為“經書裏的人”（Dhimmis，或People of the Book）。“經書裏的人”屬於二等公民，必須服從穆斯林的律法，在某些權益上受限制，但不是被壓迫的對象。如果歷史上的穆斯林對猶太人有今天這般仇恨，以色列建國之前，阿拉伯世界就不會有那麼多猶太人留存下來了，也就談不上建國時的大批猶太難民了。反猶主義概念和現在阿拉伯文化裏盛行的反猶宣傳來自歐洲，最初恰恰是19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帶到中東的。消除反猶主義和消除反猶太復國主義或者反以色列主義是兩回事，而一些猶太人組織不和真正的反猶主義作鬥爭，而是想利用反猶主義的惡名和猶太人在歷史上遭受的不公和壓迫，將對以色列的正當批評和指控套上反猶主義的大帽子，否認反以色列行為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為的因果聯繫，為以色列套上金剛不壞之身，將一切反以色列的行為歸結為非理性、非道義和非正義的，這才是爭議所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滋長了世界性的反美主義，以巴衝突怎麼可能不滋長反以色列的情緒呢？恨烏及屋也是可以想象的。通過強調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國家，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一切作為，堅持將反對以色列和反對猶太人等同起來，猶太人或許自己對引發新反猶主義也有一份責任？

今日反猶太復國主義最激烈的阿拉伯世界不是從一開始就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初興的19世紀末、20世界初，正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開始甦醒的時候，阿拉伯世界處於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飽受壓迫。為了早日獲得獨立，阿拉伯民族主義力量和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聯合，並在猶太人中尋找支持，驅除奧斯曼帝國。領導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的麥加王國國王侯塞因派自己的兒子費薩爾王子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魏茨曼談判，達成費薩爾-魏茨曼協議，強調猶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近親血緣關係和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目標，費薩爾王子還在英國允諾幫助阿拉伯民族獲得獨立的條件下，允諾支持貝爾福宣言，幫助猶太人迴歸巴勒斯坦。由於英國從貝爾福宣言立場的後退，費薩爾-魏茨曼協議很快就無疾而終。但最終要的是，費薩爾-魏茨曼協議從一開始就沒有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巴勒斯坦人堅決反對把自己的家園作為籌碼，堅決反對把自己的家園變成猶太人的國家而從阿拉伯世界中分離出來，堅決反對把自己在自己的家園裏變成少數民族和弱勢民族。巴勒斯坦人本來對猶太人移民是樂見其成的，猶太人帶來的技能和資金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但有阿爾及利亞和羅得西亞的例子在先，少數民族在歐洲強權的支持下反客為主，多數民族反而成為弱勢民族。當猶太人移民有反客為主的趨勢時，巴勒斯坦人開始激烈反對。即使在今日世界裏，即使所謂的移民國家，當大批移民湧入、開始反客為主的時候，很難想象會不遭到強烈的反移民力量的反擊。

阿拉伯世界的反猶太復國主義首先是世俗的，是從反帝反殖出發的。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説，外來的猶太人無疑是獲得帝國主義支持的殖民者。他們雖然是少數，但主宰了國家的一切，並有計劃地排擠巴勒斯坦人，為猶太人爭得土地。事實上，有證據表明，哈格納在以色列建國前後受命有計劃地驅趕巴勒斯坦人，尤其在對新興以色列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域。

儘管猶太復國主義在理論上不具有種族歧視或者種族隔離得成分在內，以色列的憲法也明確規定保護包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所有人的權利平等，一些以色列的法律和政策在客觀上造成了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效果。以色列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是迴歸法，規定全世界所有猶太人只要自己要求，都有權定居以色列。在二戰中納粹屠猶的陰影下，這是為猶太人提供安全的庇護所的有利措施。但是同樣的法律不適用於被巴勒斯坦難民，即使他們放棄暴力、效忠以色列也不行。然而，如果猶太人有權利迴歸故土，為什麼巴勒斯坦人沒有同樣的權利呢？如果理由是以色列不能讓巴勒斯坦人成為多數族羣而必須保護猶太人國家的特質，那這種以種族（或者族羣）劃分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種族主義。有意思的是，納粹德國也曾有過這樣的“血統法”，容許所有德國血統的人在移居德國，同樣的優惠條件則不對任何其他民族的人開放。在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地區，巴勒斯坦人沒有以色列的公民權，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必須服從以色列的管制和政策。更有甚者，2003年通過的以色列公民法規定，以色列公民和來自約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結婚後，不得居住在以色列，他們的孩子在年滿12歲之後也必須回到巴勒斯坦區，而不能繼續在猶太區居住。種族歧視的最大特徵就是以種族而不是以個人的作為來界定事物的許可。不管怎樣辯解，這不能不説是具有種族歧視的因素在內。以色列的身份證上表明猶太人或者非猶太人身份，在現實中，這一欄對於個人在以色列的生活、工作具有極大的影響，不由得使人聯想起猶太人曾經被迫屈辱地在衣服上標上黃色的大衞星的歷史。以色列的居民註冊法也要求居民註明自己的種族，和南非以前的種族註冊法如出一轍。

以安全原因而隔絕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的區域，通過路障、檢查站和封鎖線組織巴勒斯坦人自由通行，這不是近來才開始的，但在沙龍政府建立隔離牆後，以色列的種族隔離達到了新的高峯。在以色列建國過程中，猶太人武裝曾有計劃地排擠、驅趕巴勒斯坦人，以奪取戰略要地，或者擴大地盤。這在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種族清洗。在36-39年阿拉伯大暴動期間，哈格納協助英軍鎮壓阿拉伯民眾，也有阻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意圖。不管如何辯解，以色列的做法在事實上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互相隔離的飛地中，阻止了巴勒斯坦人在整體上爭取良好生活環境的權利，巴勒斯坦人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權，這不是泛泛地指整個以色列和被佔領地區，而是被猶太人區分割開的巴勒斯坦區之間都無法自由通行。相比之下，猶太人能夠自由通過巴勒斯坦區，可以在原本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地區定居，在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可以得到以色列軍隊的保護。不能自由通行，自然也不可能自由移居，即使是在互相分割的巴勒斯坦區之間。巴勒斯坦人進入猶太區要受到檢查和限制。這些或許都有安全上的理由，但在事實上構成了種族隔離。

阿拉伯世界的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另一來源是泛阿拉伯主義，這是50-60年代中阿拉伯精英階層將阿拉伯世界整合成一體的一種努力，意圖恢復薩拉丁時代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帝國的輝煌。以色列將一個連貫的阿拉伯世界腰斬成互不相連的兩半，這不僅是對阿拉伯統一理想的輕慢，也是阿拉伯統一的核心阻力。猶太極端分子關於從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夢囈也成為泛阿拉伯主義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罪證。

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在世界的唾罵中最終倒下，現在以色列的種種做法被拿來和南非種族主義相提並論，當然導致猶太人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力量的極大不滿。他們列舉以色列和南非的種種差別，但這種摳字眼式的辯解不能掩蓋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種族主義實質。在辛普遜案件那樣的環境下，這樣的辯解或許可以獲得法庭“證據不足”的判決。但是在世界輿論面前，還是難逃指責。一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比較坦率，指出這些隔離政策不是以種族作為動機，而是兩個民族爭奪同一片土地的結果，是自衞反應。其實南非種族主義政權何嘗不是一樣呢？如果南非白人一個生活在水星，一個生活在火星，怎麼會有種族隔離的事呢？當然是爭奪同一片土地才有這樣的衝突。

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人士則辯解説，猶太人與其説是一個種族的概念，不如説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從理論上説，凡接受猶太教和猶太律法的人，都能成為猶太人。猶太人在種族上不都是歐洲人，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所以種族歧視或者種族隔離的指控不成立。老實説，這種辯解的説服力和克林頓在莫妮卡事件中辯解口交不是性交一樣蒼白無力。另一個説法則是：阿拉伯人自己也是靠血與火奪取這片土地的，就是這樣，還分裂成22個國家。猶太人為什麼就不能有自己的一個國家呢？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人的國家對巴勒斯坦人不公，但不讓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是更大的不公。這個説法也站不住腳，用不公來糾正不公，最終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猶太人要回歸的是錫安，是和平的天國，而和平是不能靠不公來贏得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和猶太居民具有相同的公民權，以色列議會中也有一定數量的阿拉伯人議員，這經常被作為對以色列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指控的反駁證據。按人口比例來説，伊斯蘭世界裏猶太人最多的國家是伊朗，至今仍有2.5到3.5萬猶太人居住在伊朗。伊朗議會里還有為猶太人（以及拜火教徒）保留的席位，這能説明伊朗是和以色列一樣的尊重人權和民主的國家嗎？恐怕至少在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眼裏不能。

很多現代阿拉伯國家有有過之無不及的種族歧視政策，尤其是針對猶太人。但猶太復國主義是建立在道德高地基礎上的，以色列是為了糾正對種族主義和社會不公而建立的，別人的荒唐不是開脱自己的錯誤的理由。事實上，西方社會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民主和人權社會的延伸，不能接受以色列在民主和人權上的雙重標準，以色列的作為成為西方世界的羞恥，對以色列的批評和指責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

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公民權，但依然要服從以色列的管制，遵守以色列的法律的政策。如果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不屬於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長期佔領就是非法的，在以色列軍隊的保護下向這些地區的移民和建立定居點更是非法的，是徹底的殖民主義行徑。如果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府的作為不是政府之間的做法，而是警察和黑手黨之間劃地為牢的做法。

南非種族主義政權長期以阻止共產主義在南部非洲的蔓延為自己辯解，蘇東波後這個理由不再存在，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只好黯然收場。以色列以阿拉伯民族的敵對和阻止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蔓延為自己辯解，這個理由看來在很長時間內依然成立。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會繼續延續很長時間。由於一切都歸結於民族自衞，猶太人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為理直氣壯。相比之下，南非白人即使在種族主義政權全盛的時代，內心也是有愧的，從來都不那麼理直氣壯。這也是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將延續很長時間的另一個原因。

事實上，猶太復國主義即使在在宗教情結很重的猶太人中間也有異議。猶太教的説法是，聖經固然説猶太人最終將在上帝的幫助下回到錫安，但用人間的武力來實現回到錫安，這是對上帝的不恭。猶太人不能用武力使猶太人整體升入天國，塔爾慕德規定猶太人必須服從本地的政府而不能叛亂，猶太人更不能通過自己的罪孽來推延救世主的降臨。不過，這在猶太人中是少數，而且僅限於阿希肯納齊猶太人，在賽法迪猶太人中絕少這樣的思想，所以這樣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或許是社會性或者心理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更使以色列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力量焦慮的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潮開始在西方學術界和輿論界悄悄興起。美國前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卡特著書《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種族隔離》，從道德高度上對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進行了嚴厲批判，在西方輿論界引起轟動。南非的黑人圖圖大主教也頂着猶太遊説集團的巨大壓力，強烈譴責以色列的種族主義政策。面對卡特，猶太復國主義的辯護士們還可以大肆指責，批評政治家本來就是“天賦人權”。但面對德高望重的圖圖大主教，這一次輪到猶太人敢怒而不敢言了，只能用誤解誤導來開脱。

著名的美國政治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倡導者，所著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在政治理論界引起極大的重視，被稱為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之後的又一重大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右翼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米爾斯海默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著名教授沃爾特合作，發表了《以色列遊説集團和美國外交政策》一文，指責猶太遊説集團不顧美國利益，左右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文章原為美國的主要外交政策刊物《大西洋月刊》的特約稿，但編輯部在猶太遊説集團的巨大壓力下，竟然撤回預約而拒絕刊載。上層精英如米爾斯海默和沃爾夫也只好轉而到《倫敦書評》發表，依然引起轟動。兩人再接再厲，在一年後將文章擴充成一本500頁的書，一舉成為今年《紐約時報》書評的最暢銷書，並在網上書店亞馬遜裏成為僅次於最新的哈里波特之後的最暢銷書，這是耐人尋味的。

米爾斯海默和沃爾夫指出，以色列對美國已經不是戰略資產，而是戰略負擔。以色列無法保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相反，美國一直在無條件地保護以色列的利益，併為此付出政治和道義上的巨大代價。在近年美國的歷次中東戰爭中，雖然以色列積極求戰，但美國每次都必須和以色列保持距離，以保證美國的總體政治目標不致受到損害。美國所遭受的恐怖主義襲擊和美國在穆斯林世界所受到的憎恨在很大程度和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有關。即使像伊朗核威脅這樣的問題，如果不是以色列的關係，美國也本不是目標。支持弱者不是理由，以色列的軍力在67年六天戰爭之前就每次都擊敗阿拉伯人，而那是美國援助到來之前的事。以色列的民主和人權並不是美國人所理解的那樣，其種族隔離的作法是違背任何民主和人權國家的宗旨的。對過去的虐猶罪行的補償一説也不成立，巴勒斯坦人和虐猶沒有任何關係。書中列舉了大量以色列遊説集團不顧美國利益，操縱輿論，操縱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例子，並指責以色列遊説集團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不顧美國利益，借用白宮和五角大樓裏新保守主義力量之手，將美國拖進了伊拉克戰爭，將敍利亞和伊朗列入進攻目標也是同出一轍。

如果説卡特的道德批判是從左翼自由派的立場出發，那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就是從右翼保守派的現實政治出發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方面的重磅炸彈對打破在美國和西方在反以色列言論禁區上起到極大的作用。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不僅被褪下了道德高地的華彩衣甲，而且其現實政治層面上對美國和西方的危害也被提上台面。

伊斯蘭教義對反猶太復國主義當然也是一個因素。按照伊斯蘭教義，猶太人和基督徒是dhimis（意為“經書上的人”），他們收到伊斯蘭律法的保護，但他們屬於二等公民。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反客為主，以猶太人律法主導社會，無疑是蔑視伊斯蘭的權威，這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伊斯蘭教和古蘭經本身不能説是反猶的。即使按照猶太學者的定義，反猶主義不是一切對猶太人的批評和指責，而是把猶太人單獨列出來作為批評和指責的對象，而不顧同樣的批評和指責也適用於其他族羣，這才是反猶主義。作為一神教，古蘭經當然把安拉和伊斯蘭的教義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所有其它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猶太教）都是“歪門邪道”，不信安拉的人都是該斥責的。從這一點來説，談不上反猶不反猶，伊斯蘭對所有異教都是一視同仁的。和基督教的聖經不同，古蘭經提到猶太人並不算多，對猶太人有褒有貶，但都是對具體的猶太人羣體而不是針對泛泛的猶太人民族。像基督教一樣，伊斯蘭教也把猶太人分為“好猶太人”和“壞猶太人”，甚至語言和故事都和聖經新約相似。“好猶太人”也是可以上天堂的。對古蘭經斷章取義的解釋當然有，基督教中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不能算是伊斯蘭教反猶的證據。由於耶穌只是伊斯蘭教中的聖徒之一，伊斯蘭教義對猶太人出賣耶穌並不像基督教那麼義憤填膺，所以猶太人也沒有了背叛耶穌的原罪。相反，基督教認為自己是猶太教的繼承，上帝與世人的契約由《十誡》轉譯到耶穌，所以基督教和猶太教有對教義的正統性的爭論。伊斯蘭教沒有這個問題。在伊斯蘭教義裏，古蘭經是作為猶太人塔納卡（Tanakh）和基督教聖經的原版，塔納卡和聖經是後來人玷污和扭曲的偽作，所以也沒有正統性的問題。

由於基督教把猶太教的經書塔納卡（Tanakh）作為聖經舊約，猶太人的內容在基督教中佔十分重要的地位。不知道是否出於猶太人對正統性的爭議，基督徒對猶太人有一種莫名的詭異或者恐懼。但是在歷史上，伊斯蘭教沒有把猶太人像基督教那麼當一回事，猶太人只是“經書中的人”的一部分。猶太人拒絕教化，但信仰堅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讚揚，比如著名的阿拉伯文學鉅著《一千零一夜》裏就有這樣的敍述。即使猶太歷史學者也承認，歷史上伊斯蘭教對猶太教的壓迫遠不及基督教，猶太人在伊斯蘭世界除了要遵守伊斯蘭律法和服從伊斯蘭權威以外，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基本不受強迫改信宗教、放逐或者殺戮的威脅。伊斯蘭主導的西班牙摩爾人時代是猶太文化的黃金時代。伊斯蘭世界當然也有壓迫猶太人的事，但伊斯蘭世界對猶太人的態度基本上和舊時代對待外鄉來的流浪手藝人沒有太大的兩樣，是容忍和利用的對象，氣不順的時候自然會拿他們出氣，但只要不挑戰本鄉人的權威，就不是刻意迫害的對象。強迫改信伊斯蘭教的事情當然不是沒有，西班牙猶太人哲學家Maimonides將亞里斯多德的理性哲學和猶太教的教義相結合，給猶太教引入了理性思辨的成分，對猶太教和猶太文化起到極大的作用。但在日漸原教旨主義化的穆斯林政權壓力下，被迫改信伊斯蘭教。但不久後，出逃到埃及，並公開恢復他的猶太教信仰。埃及當局基於伊斯蘭律法，要對叛教的Maimonides處以死刑，但在阿拉伯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薩拉丁的宰相的親自説情後，留了一命，理由是對伊斯蘭的改信是不能強迫的。這也成為後人對不能強迫異教徒改信伊斯蘭教的先例而遵守。古蘭經中，穆罕默德曾有過對猶太人的嚴厲斥責，但那也是有原因的。穆罕默德在多神教的阿拉伯世界中宣傳合猶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的伊斯蘭教，古蘭經被認為是上帝和子民的契約的真本，塔納卡和聖經則是被篡改的贗品。但穆罕默德依然把猶太人和基督徒作為天然的盟友，期望他們自然地接受包容並取代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斯蘭教。當麥加的猶太人出於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絕接受伊斯蘭教時，穆罕默德當然很生氣，憤怒斥責之，後果很嚴重，在今天被斷章取義地用作伊斯蘭教在本質上反猶的證據。事實上，聖經新約中，耶穌對拒絕接收他的教誨的猶太人也是同樣憤怒，也是同樣地斥責，但不能因此説基督教救世本質反猶的。

反猶主義是來自歐洲的舶來品，最先是奧斯曼帝國從治下的希臘東正教那裏過來的，後來則是19世界來到中東的歐洲傳教士傳來的。19世紀也正好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猶太民族主義初興的時候，反猶主義最先為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阿拉伯基督徒所接受，然後才“伊斯蘭化”的。

今天的伊斯蘭世界裏充滿了反猶宣傳，從極端的宗教領袖，到不負責任的媒體和政治家，言辭之極端、激烈為歷史上罕見。阿拉伯世界的學校裏，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將猶太人斬盡殺絕的血腥叫囂。這是徹底的反猶主義，但這一切開始於以阿衝突，是恨烏及屋的結果。這是猶太人的不幸，猶太人要回歸錫安，尋求現實的和平和心靈的安寧，結果招來更多更深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