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彈雨中舉起相機:戰地記者究竟多危險?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10-20 15:35
《國家人文歷史》

近日,巴以衝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親臨前線的戰地記者們把戰爭的場面傳遞給千家萬户,他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至截稿前,至少已有15名戰地記者在這場衝突中喪生。

加沙戰地記者為大家直播現場情況。來源/微博視頻截圖
對戰地記者而言,危險本就是如影隨形,越靠近前線,拍到震撼人心的場景的可能性便越大,也越能寫出接近戰爭真實的報道。在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前輩們已經做出了表率,立下了“行規”。正如他們中的代表羅伯特·卡帕在回顧自己戰地攝影生涯時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在二戰戰地記者眼中,戰爭不應該只是遙遠地平線上列陣前進的軍隊,還應該包括士兵與平民們在炮火下的所思所想,他們的精神狀態,甚至還有血肉橫飛的屍體……
狂轟濫炸下的戰地記者
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然而,在此之前,零星戰火已在全球多地燃燒,一批戰地記者早已奔赴戰場,用他們的打字機與照相機記錄着時代的脈搏,並試圖從中管窺未來的走向。
與先前時代相比,空中力量的大規模運用使得二戰成了一場“總體戰”,前線與後方間的差別不復存在,戰地記者即便身處後方,仍免不了遭受戰火的洗禮。1937年4月,西班牙內戰中,支持佛朗哥政權的德國空軍對格爾尼卡的平民展開狂轟濫炸,這一暴行拉開了現代戰爭針對非軍事目標進行大規模空襲的序幕,畢加索憤而創作了油畫《格爾尼卡》作為控訴。而在大半個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一位戰地記者則真實捕捉到了大規模空襲所造成的慘象。

《格爾尼卡》。作者/畢加索
對赫斯特新聞社的王小亭而言,這已是他親歷的第三場戰爭了。他於1900年生在北京,似乎註定要與戰爭打一輩子交道。自20年代踏入新聞攝影這一行後,他拍攝過北伐戰爭的場景,也曾在九一八事變後赴東北的白山黑水報道抗戰進程,可真正讓他被世界知道的,是1937年8月28日下午抓拍的一段新聞膠片。

王小亭
那天午後,多國記者聚集在太古大廈樓頂,準備拍攝轟炸場面,他們事先收到消息,日本海軍飛機將於下午2點左右發動空襲。當日下午3點,日機遲遲不至,記者相繼散去了,只有王小亭仍在等待。
下午4時許,王小亭看到日機現身,在上海南站上空盤旋、投彈。當時站台上擠滿了焦急等待開往杭州列車的難民,待王小亭駕車趕到現場時,已是血肉橫飛:“鐵道與站台上滿是死傷的人羣,斷肢到處都是……當我停下來重裝膠捲時,注意到我的鞋子已為鮮血所浸透。”
就在此時,王小亭注意到一個人從軌道上小心翼翼地抱起一位孩子,將他放到站台上,然後轉身去照料另一位受傷的孩子。此時彈如雨下,離開了大人的孩子在站台上無助地哭泣,面前滿目瘡痍,四周皆是斷壁殘垣。王小亭舉起攝像機,將剩餘的膠捲都用在了孩子身上。

《中國娃娃》。攝影/王小亭
王小亭的膠捲先是搭乘美國海軍艦只來到馬尼拉,之後抵達紐約,9月中旬起,在美國各大影院電影開場前播放。美國人開始意識到日本侵華的切實存在,並喚起他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可惜的是,言語支持是一方面,採取行動是另一方面。10月5日,羅斯福總統就中國局勢發表演説,呼籲國際社會行動起來阻止侵略時,響應者寥寥。
隨着二戰的全面爆發,美國人驚恐地發現,上海遭受的苦難,又降臨到了華沙、鹿特丹、倫敦等城市。1940年夏天起,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收聽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德華·默羅帶來的現場廣播,從中瞭解英國抗戰的進程。
早在30年代中期,當美國社會總體上對歐亞大陸的風雲變幻持漠不關心的態度時,默羅已經開始注意到令人不安的苗頭。他曾積極為納粹上台後失去教職的知名德國學者們奔走呼告,爭取援助,也一手創建了被外界戲稱為“默羅家男孩們”的駐歐報道團隊。
在1938年3月收到駐維也納記者威廉·夏伊勒的口信後,默羅從倫敦借道華沙,飛赴維也納,向聽眾現場直播德奧合併的進度:“我是愛德華·默羅,在維也納進行廣播……現在是早上2點30分,希特勒尚未抵達維也納……”下了節目後,默羅到一家酒吧消遣,親眼目睹一位猶太人“站了一會兒,然後從口袋中掏出一把老式刮鬍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嚨”。
遭受空襲的倫敦。來源/history.com
兩年半後,默羅再度見證了戰爭的慘烈。自1940年9月7日起,德國空軍開始空襲倫敦,企圖摧毀英國人的抵抗意志。每天晚上,默羅都爬上屋頂,聆聽警報的長鳴聲、飛機的轟鳴聲、高射炮火的怒吼與炸彈的作響,觀察着被白色探照燈與橘色火光點亮的夜空,嗅着騰起的火藥味與焦土味,説出以下三個字“這裏是倫敦”(This is London),接着稍加停頓,以吸引聽眾的注意力,然後再向他們講述自己的見聞,最後以英國人常説的“晚安,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作為結語。
把握戰爭脈搏的戰地記者
在美國聽眾心中,默羅沉靜的語調宛如英國的化身,象徵着這個國家即便遭受深重苦難,在納粹德國猛攻面前仍屹立不倒。因此在默羅於1941年回國時,受到了盛大的歡迎,羅斯福總統親自發電報祝賀,國會圖書館館長的致辭也反映出默羅廣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你將倫敦燃燒的場景在我們的家中重現,我們感受到了赤焰。你將倫敦的死傷情況放到我們家門口,我們明白,那些死者是我們的死者,是人類的死者。”
與默羅一樣,厄尼·派爾也對他所見的英國社會欣賞有加。1940年12月抵達倫敦的他原以為自己目力所及,將只看到一片瓦礫。因此,當他看到威斯敏斯特橋、滑鐵盧橋等泰晤士河上的橋樑仍舊佇立,車輛往來其間暢行無阻時,大感震驚。
在發給國內的報道中,他講述了英國朋友歡迎自己時使用的幽默句子,以此證明他們在面對德國空襲時的勇氣:“你能來真是太好了,我們彼此間已經講了各自的空襲故事太多遍了,大家都不愛聽了。現在我們有了位新聽眾了。”他也向美國讀者描述了聖保羅教堂“為烈焰所包圍,卻安然無恙”,以及倫敦人“從經驗中發展出了一套應對空襲的絕佳效率”的場景。

烈火濃煙包圍的聖保羅教堂
派爾於1941年3月回國,過了兩個月,羅伯特·卡帕與福布斯·羅伯遜來到英國,他們受蘭登公司委託,準備創作一本關於英國如何應對納粹德國空襲的書,由羅伯遜主筆,卡帕負責配圖。這並非卡帕首次將相機鏡頭對準戰爭中的後方社會。1936年,卡帕赴西班牙報道佛朗哥政權與共和國間的內戰。兩年後,他又奔赴中國武漢。他所拍攝的西班牙與中國軍民堅毅抗戰的神情成了這兩個民族不屈不撓的象徵。

在屋頂值勤的共和國軍士兵。來源/worldpress.com
行走在倫敦的街頭巷陌,卡帕捕捉到英國人在空襲下正常生活的狀態。他最喜歡逗留的是倫敦東區的滑鐵盧路,跟拍普通的英國家庭如何洗菜、做飯、喝下午茶、舉行宗教儀式,展現出他們從容不迫的樣子。此外,這個地名不禁讓人想起一百多年前那場決定歐洲命運的戰役。因此卡帕和羅伯遜把他們的著作命名為《滑鐵盧路戰役》,突出英國社會的心態將最終決定戰爭的結果。
在這次拍攝任務結束後約一年,卡帕又回到英國。這次,美國已經正式加入二戰,可卡帕暫時只能在後方進行拍攝。儘管走南闖北,曾因參加左翼學生運動而流亡至柏林,後又從巴黎逃往美國以躲避納粹德國的兵鋒,可卡帕還是擺脱不了他出生時的匈牙利身份。鑑於匈牙利已追隨德國向美國開戰,向來痛恨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卡帕被劃為潛在敵僑,需經情報部門甄別,方能隨軍行動。在此之前,他只能報道駐英國的美軍基地。
在此情況下,卡帕只能滿足於拍攝美軍的航空大隊,他們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支與德軍正面交手的陸軍部隊。卡帕用相機捕捉他們在基地中的生活場景,包括打牌和起飛出擊,以及從轟炸任務中歸來後的樣子。他儘管善於玩牌,與士兵打成一片,可大家還是不喜歡卡帕的工作,覺得在基地中拿好相機、等着他們歸來的卡帕彷彿一隻食腐的禿鷲,期待拍到他們流血犧牲的慘象。
一次衝突清楚地顯示出士兵們對留在後方的戰地記者的不滿。卡帕向着迫降的轟炸機飛奔過去,邊跑邊拍:一位弟兄被人抬下來、交給等候着的醫生,他還在呻吟,接下來的兩位連哼也不再哼了。最後下飛機的是飛行員,他似乎安然無恙,只是前額有一個小傷口。卡帕跑過去拍特寫,士兵們站在跑道中間嚷道:“這就是你等着要拍的麼,攝影師?”卡帕聞言,關上相機,扭頭就回倫敦去了,內心痛恨自己的工作:“這種攝影是喪事承辦人才乾的活兒……”
九死一生的戰地記者
卡帕何嘗不明白,只有和士兵們在前線共同經歷炮火的生死考驗,才能贏得他們的信賴與尊重,拍出揭示戰爭本質的照片。西班牙內戰時,他用自己的出生入死換來了一張張珍貴的照片,而他摯愛的女友也死在那裏。
因此在終於獲得報道前線戰事的許可後,1943年春,卡帕跳上運兵船,前往北非,開啓了新一段波瀾壯闊的旅程。卡帕的內心充滿了建功立業的渴望,到達北非後的第一個晚上,他夢見“就在突尼斯的城門口,我追上了裝甲師,跳上了領頭的那輛坦克……我成了拍攝到抓獲隆美爾鏡頭的唯一攝影師……在市中心,一顆炮彈爆炸了……我的臉被燒焦了”。
正如這個夢所反映的那樣,榮耀與冒險貫穿卡帕整個二戰生涯。做完這個夢的第二天,他在小解時誤入德軍埋設的地雷陣,嚇得一步也不敢動,褲子也不敢提,讓司機請工兵帶着探雷器來解圍。之後,在1942年11月便伴隨美軍登陸北非的派爾開着吉普車找上了他,讓他拍了不少兩軍在埃爾瓜塔爾山脊上戰鬥的畫面。
可卡帕還是不大滿意,稱“沒有一張反映戰鬥的緊張程度和戲劇性,那是我用肉眼所能感覺到、追蹤得到的”。當他在英國拍攝過的轟炸機部隊轉場到北非、邀請他一起飛行時,從未學習過如何跳傘的卡帕欣然應允,和他們飛了五次任務。
日後,卡帕對這五次任務輕描淡寫,可其間的艱險可見一斑:德國戰鬥機“抖動閃閃發亮的翅膀衝下來,變大,變成醜陋的噴火怪物。它們的子彈以鎖線裝訂機的精確度,在我們的機翼上撕開口子”,他所乘的轟炸機差點兒摔下去,幸好“仍然有三個引擎在強有力地運行着”。
參加轟炸行動的經歷一點兒不影響卡帕繼續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他接下了另一個拍攝任務:跟拍跳傘進攻西西里島的第八十二空降師,並隨機返航,成為第一個向外界發佈盟軍進攻西西里照片的攝影師。
諾曼底登陸期間,卡帕認識的一位軍官邀請他跟隨團部行動,他們將在第二波攻擊行動中上岸,這樣卡帕既能拍攝到一手戰況,又不至於暴露在過大的風險中,可卡帕最終選擇跟隨第一波衝灘部隊上岸,“每一次子彈都直追我的脊背”。卡帕拍攝的奧馬哈灘頭的場景成為外界感受這場慘烈登陸的一手資料,甚至導演斯皮爾伯格拍攝《拯救大兵瑞恩》時仍在借鑑。在戰爭結束前夕的萊比錫,卡帕上一秒還在拍攝一位正在開槍射擊的士兵,下一秒這位士兵便倒在了血泊中。

來源/Democrat and Chronicle
長期在死亡邊緣徘徊,以及親眼目睹如此多的死亡,給戰地記者們的身心造成了極大傷害。
王小亭之子回憶道:“父親每天早出晚歸,有時回來很興奮,有時回來話都不願講。他每天拍攝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經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心裏非常難過。”
派爾兩次回國休養,以治癒精神上的創傷。
即便是酷愛冒險的卡帕也曾精神崩潰。1943至1944年,在通向羅馬的羣山峻嶺中,盟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卡帕親眼看到“每個散兵坑裏至少有一個死去的士兵,他們四周是浸濕過多次的筆記本破封面……字跡淡去的家信的片段。“那些敢於離開洞穴的士兵的屍體,堵住了我的去路。他們的血已經幹了,變成了鐵鏽色,和他們周圍的深秋落葉的顏色摻和在一起”。再也忍受不了的他“一邊跌跌撞撞地繼續向山頂而去,一邊像白痴一樣反覆地自言自語”。
更大的一輪打擊在1945年4月降臨。12日,默羅來到了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見到了身帶數字編碼、骨瘦如柴的倖存者們,以及“像柴火般堆起的屍體”。在發回國內的報道中,默羅表示“無法用語言形容自己所見的大部分場景”。幾天後,卡帕和一羣從北非起便跟蹤報道戰事的記者在午夜時分被叫醒,得到了派爾在太平洋伊江島陣亡的消息,“我們全都起了牀,默默地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
戰爭就是如此殘酷,活下來全靠運氣,無怪乎卡帕他們聽到消息後喝得酩酊大醉,既是為自己的倖存,也為那些倒下的袍澤。默羅參加了二十五次轟炸任務,毫髮無傷。英國戰地記者蓋伊·拜厄姆曾在皇家海軍服役,在軍艦被擊沉後,遊過沉船泄漏的重重油污獲救。作為BBC戰地記者團的一員,拜厄姆先後參與了諾曼底與阿納姆的兩次空降行動,卻在1945年2月報道空襲柏林時隨機陣亡。派爾的足跡遍佈北非、歐洲,最後倒在了太平洋的一座小島上。
二戰戰地記者的謝幕演出
在經歷了無數個與死亡擦肩而過的時刻後,對戰地記者而言,二戰終於結束了,是時候遠離戰爭、安心享受生活了。默羅的事業持續走高,只是他再未親臨現場報道過一場戰爭。但在50年代,默羅倒是敢於在麥卡錫聲望如日中天時對他進行嚴厲的斥責,畢竟與謊稱參加過二戰轟炸任務的麥卡錫不同,默羅親身體會過坐在轟炸機上,看着高炮雲團在四周炸開的樣子。
卡帕結束了他在戰時與一位英國女士的浪漫關係,前往柏林拍攝那裏的斷壁殘垣。在這座城市,他與演員英格麗·褒曼好上了,靠着攝影掙來的錢,卡帕追隨褒曼遠赴重洋,到了好萊塢,卻始終不喜歡那裏輕浮的氛圍。兩人以分手告終。
卡帕改不了喜歡旅行與冒險的心性。1947年,他與同為戰地記者的作家約翰·斯坦貝克一道訪問蘇聯,創作了《俄國日記》一書。轉年,他又報道了以色列建國與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場景。1954年在日本期間,卡帕受邀前往越南,報道法國在當地的殖民戰爭。這次,一枚地雷奪去了卡帕的生命,他當時正在為拍照尋找更好的角度。

卡帕最後的照片之一。來源/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在二戰戰地記者中,倖存到最後的或許是瑪莎·蓋爾霍恩。她曾與海明威一道報道西班牙內戰與中國抗戰,也像派爾和卡帕一樣在二戰的多個戰場奔波。在赴諾曼底採訪的請求被駁回後,她假扮成一位護士,跳上一艘駛往法國的醫護船。她終日的奔勞引來了海明威的不滿,在他心目中,戰地記者應該是男人的事業,而她則討厭僅僅作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名頭與存在,兩人最終離婚。

蓋爾霍恩與海明威在中國
離婚後的蓋爾霍恩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戰地記者的工作。她報道過越南戰爭與60和70年代的巴以衝突。1989年,她以81歲的高齡報道了美軍對巴拿馬的入侵。歲月不饒人,她的視力逐漸消退,她甚至看不清自己的手稿,癌症的病痛也折磨着她,最終,她在1998年自殺。
至此,所有二戰戰地記者均已隱入煙塵。
攝像機、打字機與播音話筒給了戰地記者以無上的權力,使得他們有權影響公眾對戰爭的感知。戰地記者在報道戰爭時能否有自己的立場?他們拍攝血腥的戰爭照片,在道德上是否合宜?戰地記者是否是一羣愛出風頭的人?類似的爭論持續至今。

中國戰地記者焦翔(左二)在敍利亞
但無論如何,嚴守職業信條、冒着生命風險報道戰爭的戰地記者,都應得到交戰雙方乃至全世界的尊重與保護。他們為我們及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傳遞着來自戰場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