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陳毅同志《憶三年游擊戰爭》有感_風聞

不愧是我黨歷史上最艱難的三年游擊戰爭的指揮員，他的一些經驗教訓總結放到如今依然是真知灼見。

“　四 　　

鬥爭是艱苦而殘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一個正確的方針和統一的意志、鞏固的團結具有頭等的意義。 　　

正確的方針是以對政治形勢的正確分析為依據的。當時對政治局勢的基本認識是：紅軍撤走，敵人進佔蘇區，這是一個大失敗，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卻。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裏？回答不盡相同。有人認為：“主力紅軍會派隊伍回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主力正在進行艱苦的長征，無暇顧及我們；即使站住了腳，也要發展新的根據地。這種情勢下，我們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勝利和成功，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隊伍回來是不可能的。有人説：“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個大蘇區？”這也不可能，形勢有了新的發展，已經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們所説的希望就在於革命高潮必然要到來。形勢的發展已經出現了新的矛盾，這便是日益增長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北，一定要進攻華北，一定要進攻全中國。一個全面的民族戰爭或早或遲，是一定要到來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們紅軍還有強大的力量。抗日戰爭爆發，革命又會走向新的高潮。 　　

基於這種政治估計，敵後游擊戰爭的鬥爭方針，就不可能是進攻的，而是退卻的。退下來，轉變過來，保存革命力量，長期堅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時候保存黨的骨幹，牽制一部分敵人，提高羣眾的鬥爭信心，給時局以若干影響，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這樣堅持到抗日戰爭爆發，那時，有幾個人就可以成立幾百人的隊伍，有幾百人就可以成立幾千甚至上萬人的隊伍。那時，只有我們共產黨的武裝才是抗日的主幹。在黨的領導下，和北方的主力紅軍夾擊，打垮日本帝國主義。事後看來，這一分析是正確的。基於這種分析，當時對游擊戰爭的前途是樂觀的。記得我們曾經對同志們講過：“有那麼一天，國民黨會派軍樂隊歡迎我們下山的。” 　　

這是對形勢的基本認識，是説明問題的出發點。由這一點出發，便可以説服同志們忍耐艱苦，堅持鬥爭；由這一點出發，便確定了：長期堅持，保存自己，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 　　

當然，這種從大處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論點，也不是每個同志都認識了的，因此，貫徹這一方針就不能不充滿着鬥爭。 　　

這時，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動主義的情緒，主張拚。他們認為：“蘇區失敗了，我們躲在這裏打埋伏是可恥的。拚掉幾個算幾個。”這種主張形式上很“左”，實際是右的，他們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們不懂得，這些留下來的同志雖然數量不多，但這是革命的“血本”，是經過大風暴鍛鍊過的革命的種子。保存下一個戰士，將來局面開展了，可以當連長、營長；保存下一個縣委書記，將來可以搞一個省委，怎麼能放在炮筒子裏轟掉呢？其實，這樣做正符合了敵人消滅我們的意圖：他們最希望你來拚，拚掉一個少一個。 　　

另一種人則是神經衰弱，被暫時強大的敵人嚇倒了，經受不住失敗的考驗而悲觀失望，喪失了信心。他們藉口怕暴露，而主張消極的打埋伏，找個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來，不露面，不做工作，不進行戰鬥，坐等新形勢的到來。由於鬥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義的道路，搞點吃的，搞點錢，喪失了共產黨的政治面目，變成了土匪。或者動搖逃跑，叛變革命。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現。他們不瞭解，我們到這裏來打埋伏，不是為了逃命，不是消極的保存，而是為了發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須發展，必須要有鮮明的政治目標，響亮的鬥爭口號，插一杆紅旗在山上，才能動員廣大羣眾，堅持長期艱苦的鬥爭，貢獻自己的力量，給形勢以影響，推進革命高潮；任何悲觀消極，不但不能保存，而且會導致滅亡。…… 

​……在遊擊鬥爭開始的一段時間裏，是赤白尖鋭對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區的村莊，凡游擊隊力量所及之處，搞起赤色區域，和反動派控制的白色區域對立……在當時條件下，這是錯誤的。因為遊擊鬥爭是長期的，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搞一次赤色村莊，羣眾就受一次摧殘。結果游擊隊成了禍害之源，成了“火神”（游擊隊一來，敵人就燒房子、殺人），這是不能長期鞏固與人民的團結的。……

……首先，我們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務的。因為我們的鬥爭方針既不是開闢大蘇區，又不是消極埋伏，因此進行戰鬥的原則也很明確：不常打，也不是長期不打。要打能發動羣眾的仗，打能擴大政治影響的仗，打能得到物資補充的仗，打沒有損失或很少損失的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