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反思科學強國的崎嶇路（VII）（風聞調研委員會）_風聞

我1980年秋去美國留學，1996年回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名國家發展研究院）任教授，2004年起在復旦大學兼職（先後為經濟學院，新政治經濟學中心，中國研究院），2012年起兼職上海春秋綜合發展研究院，和觀察者網兼職。其間在六大洲十餘所世界主要大學和研究中心訪問，尤其關心科學強國的經驗和體制。我把主要的觀察和建議寫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也為國慶反思做一個小結。

（一）大學的分佈和城鄉結構。

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類似美國的1900年。即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但是不掌握科學（在德國）和金融（在英國）的主導權。中國今天的歷史機遇，類似美國的1945年，即二戰末期歐洲的經濟破產，大批戰敗國（以德意為首）的科學家被美國俘虜和收買，使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所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全面升級，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和軍事強國，實力在競爭者蘇聯之上。美國登月計劃的成功標識着美國科學強國的目標實現，才能在冷戰格局下維持美元的金融霸權，五角大樓才能能力不斷髮動戰爭，控制海洋的主要通道，在英國衰落之後，重建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虛擬經濟架空美國實體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生態，金融，和社會危機。美歐經濟的衰落，有可能使大量西方的科學人才流向東亞。但是阻礙中國科學升級的主要障礙，是中國不合理的教育佈局和落後的科研體制。如不改革，中國科教體系的落後，可能綁架中國經濟的增長趨勢，加大地區差距，給美國的霸權主義留下喘息的餘地。

我1980年秋到得州市立的休斯敦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休斯敦是得州第一大城市，人口約2百萬。大學在市中心。校區旁邊是黑人區，黑人區的租金便宜，所以華裔留學生多數住在黑人區邊緣的公寓，和大學只有一街之隔。但是黑人區的犯罪率非常高。學生回家猶如過三八線，要在晚上11點以後結伴七八人以上才敢快跑過街進公寓。跑的慢的會被失業的黑人青年拿槍堵住，拿出20美元買毒品才讓你走路。所以，華裔學生非常團結，無論你是來自台灣，香港，或大陸，都互相幫助才能生存。我買菜必須徒步經過黑人區，比國內長征經過的貧困區還要令人絕望。門口做的老人完全沒有任何笑意，破舊房屋週期長滿荒草。比第三世界的平民區還要可怕。我在美國第一年，絲毫沒有感到美國是世界最富強的國家，而是這樣貧富懸殊的國家怎麼會不滅亡？後來去過的校園，第二可怕的是洛杉磯市中心有名的私立南加州大學（USC）。週末請我去學術講座，要警察給教學大樓開門。因為犯罪率非常高。有的中國留學生炫富開豪華車來上學，結果被搶劫不算還把通車的女友打死。但是第二年我轉學去得州首府奧斯汀，只是幾十萬人的中等城市，黑人比例遠小於墨西哥人。墨西哥人重視大家庭，願意做低薪工作養家，所以犯罪率比大城市小的多。女學生上計算機半夜騎自行車回宿舍都非常安全。這裏就是美國的第二世界，或者是中產階級的天堂。後來我大女兒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上學，學生宿舍和校區只有一河之隔。但是半夜回家都得打電話叫警察護送。芝加哥大學周邊的犯罪率也非常高。我奇怪芝加哥大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怎麼會對美國如此高的犯罪率和貧富差距視若無睹。

大城市的高房價直接造成大批無家可歸的人住在市中心街道上的帳篷裏，成為美國社會的特有風景線。其中紐約約8萬人，洛杉磯約6萬人，硅谷周邊城市包括舊金山約3萬人。中國的超大城市也出現城中村，羣租，和地攤經濟等貧富分化的大城市病。

歐洲也有類似的現象，巴黎，倫敦的貧富差距和犯罪率非常高。但是小城市和鄉下莊園的生活環境就好的多。美歐的城鄉關係和中國是相反的。所以歐美好的大學都設在鄉村和小城市。中國把好大學集中於大城市，是中國中央集權的歷史造成的。中國的大城市是軍事重鎮和政治中心，商業附屬於政府，大地主都住在城市而非鄉下。西方只有工匠和商人住在中小城市。王公貴族住的是鄉下莊園，美國則是牧場。所以，中國的超大城市化和大學佈局，是造成教育特權和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原因。不改就難以發展科學強國。

世界上最早的大學，首先創立在意大利的小城市。劍橋，牛津的旁邊就是草地和牧場。沒有鐵路車站，騎自行車就可以自由出行。德國的哥廷根大學是小城市。不來梅是五十萬人口的海港，歷史上漢薩同盟的發源地。市內有奔馳汽車廠。但是市中心不許開汽車。只能坐有軌電車和騎自行車。所以城市非常安靜，生態環境非常好。

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美國就是一個聯合國，內部包括三個世界。第三世界大城市的貧民窟，犯罪率比土耳其，埃及，伊朗這樣的大城市高的多，只有拉美的大城市貧民窟可以相比。稱得上發達國家的是北歐和德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第二國際的社會福利國家。但在歐盟東擴和北非難民湧入後也難以持續。

在這些大學做研究的效率和北京大學比，我不客氣的説北大的效率只有百分之幾。高房價綁架北大的運作體制是最基本的原因。

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我在普里戈津研究中心工作22年，作為最前沿的研究科學家，並無教授終身制的鐵飯碗。蘇聯瓦解前，美國的基礎研究經費充足，我的年薪從博士後的1萬多美元增加到研究科學家的3萬多美元。但是里根上台大幅削減科研經費，我的工資降到研究生水平，每年不到1萬美元，還得靠普里戈津的面子，每年為我請一位億萬富翁吃飯，算是給我的慈善捐款。好在奧斯汀房價便宜，家庭基本生活靠我愛人做州政府環保部門的公務員還能維持。1996年回北京大學，按正教授待遇分給我的一套三室一廳80平米在五樓沒有電梯的宿舍，每月房租不到10元。實行房改把房子按資歷賣給我7萬元，是我出國前工作11年全部工資的12倍！到退休前，我已經無力把每次回國帶的書箱提到五樓，只能下決心退休離開北大回上海。我的房子在2013年賣了400萬，卻發現在北京和上海的市區已經買不到任何可以放下我的書箱的房子，也失去大城市的户口。最後只能在上海郊區的農民新村租房住，大批書籍還存在北大經濟學院圖書館的地下室內無處可運。北大 同事還説我房子賣早了，因為後來房價升到上千萬，房租超過幾千元。回顧歷史，九十年代推行房改，國企和大學不再提供職工宿舍是為了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和推行包產到户的初衷類似。社會實踐的結果是加大社會負擔數以千倍。西方經濟學空談市場優化資源分配，我們觀察到的是缺乏規劃監管的市場，扭曲資源分配到金融危機加生態危機的邊緣。

我想指出的是，我沒有否定國內大城市基建的巨大成就。但是土地拍賣的定價機制和拆遷居民的補償機制有嚴重的經濟學錯誤，才會讓基建的社會效益讓少數投機資本和城郊居民分得不合理的比例，滾動抬高全國的房地產價格。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統治國內主流經濟學和經濟主管部門的典型案例。以後在分析金融問題時再另行分析。

北大正教授如果不去炒房和走穴，北大發的基本工資和農民工一個量級，每月也就幾千元。新招聘的年輕教授年薪高達幾十萬元，哪裏去找錢就成為各級校長院長的首要任務，唯一出路是把大學的行政單位劃小，把系升級為院，專業升級為系，創造大量官位可以出去辦班，賣文憑，拉贊助。犧牲的是科研教育質量，尤其是新興的跨學科研究失去成長空間。學生被迫問家長要錢買各種各樣的雙學位，MBA，EMBA, 學一堆過時或無用的知識，使大批文憑貶值，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年輕人不敢結婚生育，國外人才想回國，都被子女教育的高收費走後門之風而難於安家就業。我的觀察，中國教育佈局和體制的落後，是綁架中國經濟教育，醫療，養老，婚育新四座大山的基本問題。靠地方政府摸石頭過河只能加劇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成為經濟化實向虛的巨大隱患。只有中央的頂層設計，進行全國一盤棋的結構調整，才能實現習主席房住不炒，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大批接納國外優秀的科學人才，實現中國科學的強國夢。

有人以為取消户口制度就能讓農民工進城接盤高房價，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他們可以去印度，拉美的大城市貧民窟看看。他們沒有什麼户口制度，但是流浪者和乞丐滿街都是。

我幾個下海創業的學生，給我找到出路。他們創業的路徑，從我家北大宿舍的客廳，到上海，深圳，成都，最後到江西，雲南得到大發展。他們帶我去考察過的大有發展前景的地方，包括四川，雲南，新疆，內蒙，海南，還有我去過或打算去的吉林，黑龍江，福建，寧夏，發展的空間都比沿海大城市寬廣。缺的不是資本和人才，而是中央和地方有遠見的幹部。能否在這些地區試驗一個科學創新的特區，克服現有體制的障礙。

（二）科學和行政的關係。

我的導師普利高津是俄裔猶太人，但是不信教。他1917年生於十月革命，後移居比利時。畢業於非主流的布魯塞爾大學，畢生研究物理學的時間箭頭問題，先後改造了物理學基礎的熱力學，統計力學，和量子力學。他1959年42歲接任歷史上以愛因斯坦-波爾辯論量子力學著名的索爾維研究所的所長，1969年52歲時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系創建普利高津熱力學與統計力學研究中心，1977年60歲時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直到2003年86歲去世前一個月還在做研究。普利高津中心存在的34年中，他每年只秋季來2個月，春季1個月。全職教授只有3人，加1個秘書同時監管財務學術會議的會務，十幾個研究生。他本人發表的論文數以千計，從不在學生的獨立論文中署名。平均每年組織1-2次專題的國際研討會。在奧斯汀的跨學科研討會內容涵蓋物理，化學，生物，人類學，歷史學，哲學，和藝術，長期吸引上至得克薩斯大學總校長，下至教授，研究生，以及愛好科學的大資本家和慈善家來聽。中心每個教授只有一間辦公室，研究生和博士後共享3間辦公室。每年發表的論文和國際影響超過國內百人規模的院系和研究所。

多次邀請我去講學的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相當於德國科學院）下設唯一的經濟研究所設在只有10萬人口的東德小城耶拿，歷史上以產生過歌德，席勒，黑格爾等文學家，音樂家，哲學家和科學家而著名。經濟研究所只有三個教授，一個所長。每個教授任期7年，全世界招聘。每人一個獨立創新領域，選擇的領域都有爭取未來諾獎的雄心，而不是重複已有的領域。每個教授帶幾個研究生加若干博士後和訪問學者。每個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獨立選擇，學習課程自己到臨近的大學選修，沒有標準課程，但必須原創。研究所只有1個有博士學位的秘書負責學術組織工作，1名廚師。研究所只有一個樓包括辦公室，宿舍，客房和公用的廚房和洗衣房。只有1台小電視可以看新聞。另一個獨立院落就是圖書館和餐廳。每個人一天三餐的菜單在一週前就得預定。女廚師嚴格科學執法，超過標準的雞蛋和熱量都不會供給，除非你自己去外面餐館購買。

美國和中國最熱門的經濟學領域是宏觀和金融，但是第一屆經濟研究所的主題是演化經濟學，沒有宏觀和金融，但是多次請我去講非線性的宏觀和金融理論。我問所長為什麼不單設宏觀和金融的研究室，回答是宏觀和金融政策都是利益集團決定的，不是經濟學家決定的。他只有培養好學生，如果學生中將來有人蔘政，就盡到經濟學研究的責任了。國內媒體上經濟學家議政非常熱鬧，實質和美國差不多，只是中國的部門利益高於西方的寡頭集團，央行的權利不在央行行長，而是政治局決策。所以，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都脱離經濟的實際，而成為新聞媒體的附庸。

黨中央在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之前的西北坡，指揮全局的主席副主席沒有幾個人。如今一個學院的機關就龐大到超過西北坡的黨中央，究竟是什麼原因？我以為中國革命的進步標準在人民戰爭的軍隊數量，幹部級別為省軍級，地師級，縣團級等等。教育部對大學院系的排名不是在科學上的貢獻和世界的學術地位，而是教授編制的人數和各種行政指標。國外統計研究項目的進展報告主要是開題和結題的報告，中途進展最多隻有年度報告。中國的統計卻是月度報告。單單對付上級部門的各種沒有實質意義的報表，就需要一個甚至幾個部門的職員。這導致大學行政部門大量使用合同工，只保留少數老職工的穩定職務。這是年輕人沒有就業安全感的體制原因。更奇特的是中國大學的行政部門管理教授的方式比國外的小學生還瑣碎。各種財務報銷，會議旅行都需要層層報批。這是前述中國科研行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大學行政成為吃飯財政的一部分。我的觀察，國內重點大學的冗員如果分流三分之一，效率會更高。分流出去的教授和行政人員如果向日本那樣充實地方的非重點大學，也能大大提高地方教育的素質，增加地方發展的動力。

（三）科學的文化和學風

國內的年輕人把考上北大作為人生跳龍門的捷徑，卻看不到國內的儒家的禮節文化嚴重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我給大家講幾個親身經歷的故事。否則國內朋友難以理解中國科學文化和科學學風的差距何在？

我1980年到休斯頓大學物理系時，英語沒有聽説能力，但是物理各科的書面考試和博士資格考試，我都是第一名。主管研究生的教授對我非常欣賞，希望我當他的博士生。當年物理學界發生一件大事。美國研究原子彈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費根鮑穆（Feigenbaum）在最簡單的一維邏輯斯蒂差分方程的迭代過程中，發現一個普適常數，引起轟動。因為歷史上每種物理規律都有一個普適常數來代表它們的標度，例如萬有引力常數，相對論的光速，量子力學的普朗克常數，等等。但是物理學家爭議的是，這究竟只是一個數學模型還是物理的實體規律。費根鮑穆被邀請到休斯頓大學物理系做講座，講座後主持人按例邀請講演人簡單的晚宴，請了兩位有關領域的教授和我作為有潛力的研究生作陪，可以深入討論有關問題。後來我到普里戈津研究中心和德國經濟研究所，發現這是普遍的模式。我回北大後多次建議類似的接待模式，目的在培養研究生的提問和對話能力。但是始終不能採納。

北大和中國主流大學把接待知名學者，尤其是諾獎科學家，都講究高規格接待，校長或副校長親自主持接待儀式，大事宣傳來賓的榮譽，但是根本不瞭解也提不出科學的問題。接待的宴會一大批教授出席，講究資歷和規格，飯桌場面極其鋪張浪費，但是根本沒有青年教師提問學術問題的機會，更別説讓研究生坐在來訪的科學家身邊優先提問了。其後果是讓真正的科學家低估中國科學家的實力和水平。在世界的學術論壇上沒有話語權。

諾獎經濟學家蒙代爾是歐元之父，在匯率理論上有一個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我多次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接待過蒙代爾。他提出要專門在北大講一次蒙代爾和弗萊明之間的爭論問題，這是對北大經濟學水平的最高禮遇。我組織了北大的研究生研討了匯率理論，準備好提幾個尖鋭的理論問題，讓蒙代爾欣賞中國學生的潛力。不料講座開始臨時更換主持人。學校領導要來佔據C位，讓媒體記者壟斷提問權，討論和主題毫無關係，但是和當時國際熱點問題有關的問題，希望用蒙代爾的口來為中國的匯率政策辯護。結果蒙代爾非常生氣。覺得北大毫不尊重他的科學態度。我只能找別的理由安慰他。後來類似的問題發生在北京市政府，花重金組織一批諾獎科學家舉行北京論壇，但是作陪的官員完全不懂講演的內容，也不請專業的學者作陪討論。更奇怪的是官員似乎不懂外交禮儀。因為西方傳統貴賓會帶夫人出席。主人也要帶夫人同席，而且男主人應當照顧女賓。結果北京官員按中國習慣把夫人們分開，不讓女賓參加對話。派我不是去和學者對話，而是照顧女賓。出了大笑話而全然不知。把科學研討會辦成國內的商業展銷會。國內科學界的官本位文化的傳統，至今沒有人批評。只看到有一次彭桓武先生在高規格國際研討會的中途起身退出，忿忿地説了一句“淨是些套話空話”。希望我的批評不會得罪疲於奔命的行政官員，因為他們的工作量實在大的可以，基本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才有如此多貪腐的案例。如果理順科學和行政的關係，恢復聶榮臻元帥給科學家當後盾和後勤部長的優良作風，以及張愛萍在火箭試驗的關鍵時刻，讓錢學森而非行政領導做風險極大的決策，中國的兩彈一星不會成功。改革開放時期片面和美國的商業模式接軌，丟掉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優良傳統，是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了。

（四）科學與民主的矛盾

啓蒙時代陳獨秀有一個口號《德先生與賽先生》，至今在北大奉為經典，卻全然沒有理會其中的矛盾。民主決策的含義是少數服從多數。這隻在沒有競爭和利益衝突的問題上可以實行，例如工會組織假期旅遊，民主決策沒有問題。但是在勞動分工高度細化的工業社會，民主決策根本難以實行。舉例言之，航母戰鬥羣必然是集中指揮的“獨裁”體制，兩個飛行員駕駛的戰機必然是有主副飛行員的“威權”體制。交響樂團的指揮必須瞭解每個樂手的角色和水平，否則根本不可能協調整個樂隊。哪支軍隊，哪個企業，哪個樂團會用民主程序選擇領導人，還有能力打仗和競爭？

科學的決策永遠是少數人的判斷高於多數人，問題是哪些少數人有話語權和決策權？科學史的經驗是不同學派的理論家提出不同的理論競爭，由不同實驗的檢驗競爭來選優汰劣。牛頓力學有數以千計的成功應用，但是只要有一個檢驗以太存在的實驗得到否定結果，相對論的革命就得以出現，牛頓力學就成為低速條件下的相對真理。沒有德國權威物理雜誌的主編普朗克當伯樂，排學生去瑞士專利局調查默默無名的愛因斯坦的論文，相對論在美國或中國的匿名審稿程序下，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更別説成為物理學的新範式了。

但是，中國科學的管理體制，似乎完全不懂分工和科學競爭的關係。小農經濟封建割據的傳統，嚴重束縛中國科學，尤其是跨學科的尖端科學的發展。我下面給大家提供我親身遇到的案例。

前面講到中國的市場化把院系越分越細，以創造大量新的官位可以在社會上拉贊助，後果卻是科學協作的大倒退。西方國家的物理系包括各種分支，例如固體物理，核物理，等離子體物理，凝聚態物理，天體物理，地球物理，生物物理，甚至新的經濟物理等等。我大女兒就讀的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與電機工程系，研究的領域從國防的反應堆，發動機，計算機，到好萊塢電影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腦科學，等廣泛的領域，在中國至少要跨越科學院，工程院，和社會科學院三個分院的十幾個研究院，幾乎沒有交叉合作的機會。更荒唐的是，中國的清規戒律只增不減。國外跨學科的學者，在多個院系任教是通例，我的老師普里戈津和發現大爆炸宇宙學的赫曼都分別在物理學院和工程學院兼職，經濟學家羅斯托更是在經濟系，歷史系，和公共管理學院兼職。成為大學聲譽的主要支柱。國內卻不允許跨學科兼職和任教。我回國後，曾經先後在物理，數學，經濟，歷史，哲學，藝術等學院報告在國際前沿的研究成果，其中我講文化人類學，文化經濟學，和科學方法與體制論，都是國內首創。但是北大教授的民主決策認為這些課題都是非主流，不能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基礎課，怕我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動搖學生投資各種西方時髦學科的生財之道，只許我給全校學生上公共課，但是低估學分。使旁聽生的比例遠超正規生的比例。而投靠北大的學生多是富家子弟，出國比科研的興趣大得多。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後面。北大物理學和數學的基礎非常雄厚，自動上門的優秀數學系和物理系的學生，來報考我的研究生，卻是數學資格考試不及格。原因是出題的老師是學農業經濟的，只知道經濟學的標準解題方法，看不懂高才生的簡潔證明方法。我自信我的數學水平比多數經濟學名家高得多，但是我發現的高才生卻能發現我的錯誤，解決我沒有解決的問題。這正是嚴濟慈和普里戈津他們最期待的學生，卻被北大教授的民主程序拒絕我查考卷和請專家評議的要求，目的是保護北大的師道尊嚴。我在北大發現三個學生，解決了諾獎經濟學家沒有解決的重大金融數學問題。我先後帶他們去德國講學，立刻被德國研究所的所長稱為天才。但是回國答辯幾乎不能畢業，因為答辯委員會的其他老師聽不懂。這和普里戈津中心的傳統相反，你只有做出老師不懂，但是國際競爭承認的成果，才能畢業。普里戈津常説：科學只有學生教老師，沒有老師教學生的道理，否則科學就沒有進步了。這和***韓愈的“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是完全相反的文化傳統。

我後來發現復旦大學比北大開明。物理學高才生破解經濟問題，北大不給研究生待遇，復旦研究生院物理學家出身的院長親自組織跨學科評議破格免試錄取，兩年就發表三篇論文，是國際上最優秀的金融數學成果。但是新的問題又來了。復旦評職稱受傳統學科限制，用數學物理方法解決經濟理論問題，放在經濟學院，管理學院，政治學院都通不過。如果不是我的學生愛國，早給西方金融大鱷或對沖基金挖走，在中美金融戰中，中國的一手好牌會因為人才流失而損失慘重。在市場化改革取消國家科委之後，這樣的科技體制和戰略問題就沒有國家級的參謀部門過問。現在要打破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和金融戰，是新任國家領導值得重視的時候了。

最難以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選擇科學的學術帶頭人。大家知道，中國革命歷史上，能打仗的將帥都治軍嚴厲，人際關係不好。紅軍一度實行民主選舉，結果能打仗的包括創造井岡山根據地的毛澤東被選下台。羣眾關係好乾部的老打敗仗。文革中被批判的幹部多是能擔責，而後期民主選舉上台的多是好好先生，才使文革後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奇怪的是，北大院長的選擇方法是組織部門組織民意調查，羣眾關係好的不等於有科學研究的判斷力。這是選拔工會幹部而非選拔科學領軍人的辦法。

中國自己的體制不能識別優秀的科學家，就依賴國外的體制。這在自然科學短期似乎可以縮短與國外的差距，國內提職稱主要看國外主流期刊發表的論文數。其代價是犧牲中國向蘇聯那樣發展自主科學體系的歷史機遇。如果規定原創的科研成果先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刊物上發表，後續改進性的工作才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保持中國科學家的原創地位，才有可能衝擊諾獎。

中國放棄學術評價權，在社會科學就成為災難。國內學者要提職稱，必須唱衰中國經驗，中國模式，才能在西方主流期刊發表。這使中國主流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和新聞學，成為西方的附庸。也迫使我們做原創研究的成果，必須出口轉內銷。國內社科期刊，包括北大自己辦的學刊，根本不敢發表在國外已經發表過的，批評西方主流理論的工作。這也回答一些網友的疑問，為什麼我多年分居國內外，不能全職在國內做基礎研究？因為國內的科研體制沒有跨學科研究的創新空間。希望十年內能改變中國的科教體制，幫助年輕一代的人才崛起在世界科學之林！

（五）科技教育改革試驗的路線圖

和金融改革與處理房地產泡沫相比，科技教育體制改革的財政負擔要小得多。改革方向國外也有非常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鑑。問題的核心是破除中國一千多年來的科舉制文化和改革開放後捲土重來的官本位體制。如果恢復黨在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要破除官本位也不是難事。須知中國近年的軍改非常成功。我對中央領導下抓住教改這個牛鼻子，破除新四座大山，抱有期待和信心。下面我來簡單討論一下改革可行的路線圖。

（1）抓住高考制度改革的牛鼻子

鄧小平出山首抓高考改革的歷史經驗非常重要。因為中國人的價值觀和公平觀都從科舉考試開始。這隻會減少而非增加招生的財政負擔。我的建議如下：

(a) 取消各省錄取分數線的差異，各地區考生平等競爭。允許自學成才的青年以同等學歷報考。對待業和已經工作的青年希望接受再教育和轉行的人，允許報考，未錄取者繼續保留現有職位。高考原則上不應有年齡性別限制。但是在考生成績相同的情況下，允許教授優先錄取年輕和貧困地區的考生。同時各省保留部分比例的名額（例如20%）給有傑出才能，以及英勇立功的學生，免試保送有關大學。這些高考新規是縮小地區差距，徹底剷除學區房，根治腐敗的有力措施。

(b) 取消大學排名，改為系科專業排名。錄取權由大學改為系科。這就把人才的識別權從行政部門轉到科學家和前沿的教授手中，給大學潛在的伯樂而非官員賦權。

(c) 放寬大學生轉學和流動的學生政策，鼓勵因材施教，自我選擇。建議試驗重點大學的一年級新生作為大學預科，改變一考定終生的不合理體制。在大學第一年的競爭性考試中，只保留三分之二的學生繼續攻讀原報考的大學，鼓勵三分之一不合格的學生主動轉學非重點大學或大專。配套改變目前公務員和國企員工的薪酬制度，按年齡資歷給大學生和大專生同等待遇。非公企業參照辦理。以改善工匠，工人，技師和白領職員有平等的發展空間。工業，農業等實體經濟才能加快科技強國的發展。

(d) 報考經濟管理，行政管理，金融管理的研究生，碩士生，以及招考公務員，必須有兩年基層工作經驗，堵塞校門到機關門的空談誤國之路。堵塞人員提升的人情關説和腐敗温牀。對有一帶一路和扶貧經歷的青年優先錄取。

(e) 鼓勵各地發展科學，技術，藝術，文化的特色中學，建立特色中學教師和相關大學的科學家，教授發展合作關係，舉辦地區和全國性的中學生競賽，優勝者保送相關大學深造。入學後平等參加大學一年級的競爭淘汰，以避免人情關説的腐敗壓力下移到中學。各地創建的特色中學，可以帶動中小學教育發展創新型教育，尊重孩子的興趣和特長，改變家長和學生的人生觀和教育方式。

（2）配套房地產改革，改變大學佈局

(a) 國家主導教育和房地產的配套改革。目前房地產危機主要發生在三四線城市，大學生沒有穩定就業，就不敢結婚生育，內地沒有好大學就不可能帶動經濟發展。這必須中央統籌做結構調整，地方政府無能為力。我的建議是恢復國家科委，或中央新建國家戰略委員會，職能在國務院和發改委之上，地位類似當年毛澤東親自點聶榮臻元帥主持兩彈的國防科研，才能下全國一盤棋。

(b) 中央在內地選擇若干教改試驗特區。例如吉林，雲南，新疆，四川，福建。選擇地區考慮未來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國開行設立專項基金，不受央行和財政部約束，直接服從黨中央的長遠規劃。然後在房地產龍頭企業中招標競爭，低價接管現有房地產的爛尾樓，改造成和附近大學配套的結婚學生宿舍。政府提供獎學金給高考錄取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鼓勵他們在學習期間結婚和生育，條件是，畢業後至少要在有關領域，例如前沿尖端的生物學，電子學，國內重點高科技企業，國內生物科技試驗園，一帶一路基層管理公務員等等，服務3-5年，然後才能有個人的自由選擇。

**(c) 配套改革的經濟效益。**估計這一配套改革的投資也就幾萬億元，但是可以產生的效益會超過幾十萬億。類似1990年代的國有銀行改革，最後結算，應當是只贏不賠的經濟社會改革。

（3）穩步推進基礎體制建設

要改變運動式現代化留下的體制漏洞，才能從根本上反腐防腐，同時解決地方債務問題的體制漏洞。我建議的措施如下：

(a) 建立地方政府換屆的審計制度。因為下屆領導班子多數是上屆領導人提名，不審計就無法公平測量下屆領導人的政績，也無法防止下屆領導人為上屆領導人護短。如此才能理清地方債務的歷史源頭，為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係，奠定財政會計的定量基礎， 實現長治久安。

(b) 銀行和司法系統必須進行配套體制改革。所有1萬元以上的借貸和財富轉移關係都必須經過銀行轉賬。沒有銀行轉賬記錄的財產官司法院拒絕受理。如此才能根治洗錢，高利貸，和灰色交易。城市和鄉村普遍實行實名的房產登記，擁有三套以上房產的必須申報購房的資金來源。這些大數據為將來配套的房地產管理改革，大學生的獎學金評定標準，打下定量管理的基礎。

(c) 在自願基礎上試行日本模式的兩階段教授退休制度。例如重點大學的教授提前到60歲退休，然後到大城市以外的非重點大學繼續任教到70歲。有成就的科學家沒有年齡限制，國外任教到90歲，甚至楊振寧先生到100歲，都可以。地方大學的生態環境好，生活成本低，住房條件好。如果有關部門配套其他激勵政策，調整大學教育佈局的工作不難穩步推進。

(d) 地方大學配套發展中小學教育和醫療，國家重點鼓勵海歸人才到地方大學創業。為此，國家科學基金會要改變偏向資助大城市重點大學的政策，轉為資助有才能的科學家到內地創建新的跨學科研究中心。也就是國際通行的科技政策，資助不是跟單位，而是跟人才。從根本上加快科學強國的發展，擺脱目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人浮於事的局面。

以上建議，請政府和民間的有識之士批評。本文只是拋磚引玉而已。期待中國科技教育的改革，十年有成！

【附註】本文是科學強國系列的小結。寫於美國中部時間2023年10月19日22時46分。遵守《風聞調研委員會》的規定。網友們有何問題和疑問，請發在《風聞》欄目批評指正。事先抱歉，本人精力有限，也許不能一一回復。請網友們推薦評價好的議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