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齊澤克論以巴衝突：要責怪哪一方？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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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衝突，要責怪哪一方？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一個令人稱奇的扭曲出現在對哈馬斯十月七日攻擊事件的許多反應當中: 一旦有人提到，有必要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即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佔領和對加沙地帶的鐵桶式圍困時，鋪天蓋地的反應就是，那個人會被指責為支持哈馬斯恐怖主義或為之正名。我們意識到這一禁律有多不可思議嗎？我認為這是一場道德災難。

我説的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不是指那種偽裝成一種深刻智慧的徹頭徹尾的昏聵: “敵人就是那些人：他們的故事你聞所未聞。”我們是否也已準備好確認，希特勒只是一個敵人，因為他的故事還沒有被我們聽到過？難道不是我對希特勒知道和“理解”得越多，希特勒就越是我的敵人嗎？更不用説這樣的事實了：我們講給自己的故事並非真相，通常是為佐證我在現實中對他人實施的恐怖行徑的正當性，而生造出來的謊言。 

真相就在那裏，在現實中我們所做的事情當中。在所有種族清洗中，每個侵略者都把自己刻畫成了回應侵略行為的受害者。當以色列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Yoav Gallant)表示，以色列正與“人類動物”作戰時，他就喪失了自己的人性。

在卡塔爾過着舒適生活的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攻擊事件發生當天表示: “我們只有一句話要對你們説: 離開我們的土地。離開我們的視線……這片土地是我們的，聖城(耶路撒冷)是我們的，（這裏的）一切都是我們的……你們無處可去，也沒有安全可言。”

一清二楚，又令人作嘔。但難道，以色列政府沒有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説過類似（哪怕不那麼殘暴）的話？ 

以下是以色列現政府的第一條官方“基本原則”: “猶太人對以色列國土的所有部分擁有專屬和不可剝奪的權利。政府將在加利利、內蓋夫、戈蘭和朱迪亞-撒馬利亞的以色列國土所有部分推動和開發定居點。”抑或，正如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所言，“以色列並非其所有公民的國家”，而是“猶太人的國家，而且只是猶太人的國家”。

有這樣一條 “原則”編入其國家法律，以色列怎麼能指責巴勒斯坦人拒絕與其談判？這一“原則”不排除任何嚴肅談判嗎？除了暴力抵抗之外，難道它沒有給巴勒斯坦人留下任何其他選擇嗎？以色列國家從未為巴勒斯坦人的社會地位提供任何希望或積極願景; 他們被嚴格視為一個需要通過武力和法律來對待的麻煩。

那麼，面對巴勒斯坦人可能遭遇的第二次浩劫，要責怪哪一方呢？我們應責怪以色列國防軍還是它的特工部門？

電影製作人德羅爾·莫雷赫（Dror Moreh）的《守門人》(The Gatekeepers ，2012)是一部紀錄片，記下了對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六位負責人的採訪，他們都警告了政治家可以有多危險。採訪了他們之後，莫雷赫告訴《經濟學人》 ，他認為內塔尼亞胡“對以色列國家的存在構成巨大威脅”。

他接着表示: “我從他們的眼中看到，我們的領導人真的不想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沒有我們需要的領導人的膽識、勇敢、意志和勇氣。我沒有隻要求以色列領導人負責。我認為巴勒斯坦領導人也患有同樣可怕的疾病。我認為，阿巴·埃班（Abba Eban）有關巴勒斯坦人是怎樣從不錯過任何一個錯過機會的機會的説法適用於雙方。” （阿巴·埃班，生於1915年，卒於2002年，1966至1974年擔任以色列外長。——譯註）

以色列國防軍也是如此：請記住對那些不想在西岸服役的“抗議者”（refuseniks）的譴責。在以色列，上一屆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一個最純粹的政治過程，是世界範圍內民族主義-原旨主義鬥爭的一部分，一種甚至與這個合法國家背道而馳的民粹主義。

1989年，大屠殺倖存者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寫道: “以色列國家的持續勝利，不能永遠仰賴向‘受害者’展示同情。”偉大的反共變節人士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換了一個説法: “假如權力會腐敗，反之亦然; 迫害行為會腐蝕受害者，儘管可能是以更微妙、更悲慘的方式。” 這一點對正在進行的這場戰爭的雙方來講，都是成立的。

第一代以色列領導人公開承認，他們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權利無法建立在普遍正義的基礎上，而且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那只是兩個集團之間的一場征服戰爭，不存在調停的前景。

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戴維·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寫道: “每個人都能看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關係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沒有人看出，這些問題沒有解決方案。沒有解決方案！這裏是一個深淵，沒有什麼能把它的兩端連接起來……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希望這片土地是我們的; 阿拉伯人作為一個民族，希望這片土地是他們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一羣來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越過邊界，洗劫了納哈勒奧茲（Nahal Oz）集體農場。在這家農場田間巡查的年輕猶太成員羅伊（Roi）揮舞一根棍子，策馬追向他們。他被巴勒斯坦人抓住，帶回加沙了地帶，同一天，聯合國歸還他的遺體時，他的遺體已遭肢解。

第二天，時任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在他的葬禮上致悼詞稱: “今天，我們不要責怪兇手。我們有什麼權利反對他們對我們的致命仇恨？過去八年來，他們生活在加沙的難民營中，而就在他們眼前，我們把他們和他們的祖先曾經生活過的土地和村莊變成了我們自己的遺產。我們必須探尋羅伊的家世，但不是到加沙的阿拉伯人那裏，而是在我們自己的頭腦裏。我們怎麼能閉上雙眼，拒絕正視我們的命運，正視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所有殘酷。難道我們忘記了，這羣生活在納哈勒奧茲的年輕人肩負着加沙大門的重擔嗎?”

我們今天能想象一個類似的聲明嗎？只消記得我們距離幾十年前的局面有多遠就好。當日，我們談論“土地換和平”協議，談論兩國方案，當日，哪怕是今天以色列最堅定的支持者也在向以色列施壓，要求其不要在西岸建立定居點。一九九四年，以色列如同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前那樣，建起了一道牆，將西岸與以色列隔開，由此承認了西岸是一個特殊實體。

所有這些進步，無論多麼有限，眼下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歐洲必須在這裏重新找到自己的聲音，而不只是加入全球抗議之列。它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做到了這一點已有幾十年了，總是隨時準備洞見局面的複雜性，並傾聽各方意見。將這一角色留給普京和中國會是一種恥辱。

（作者是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本文原題“Who is to blame?”，見於英國《新政治家》雜誌，2023年10月19日出版。譯者聽橋，無法確保理解準確，並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