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一代人的偶像，用一支筆、一張紙打開世界 | 紀念數學家楊樂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10-23 13:36
10月22日，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發佈訃告，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首任院長楊樂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10月22日14時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楊樂院士1939年11月10日出生於江蘇南通，1962年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六年制），同年考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就讀研究生，師從熊慶來教授，1966年畢業後留所工作。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7年出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1992年出任中國數學會理事長，1996年創建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中心，1998年出任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首任院長。
楊樂院士在函數值分佈論、幅角分佈論、正規族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在亞純函數與其導數的總虧量方面獲得了精確結果，揭示了虧函數的可數性；他與張廣厚合作發現了整函數與亞純函數的虧值數目與奇異方向數目之間的緊密聯繫，給出了最佳估計；獲得了亞純函數在涉及重值時普遍與精確的虧量關係。他在值分佈理論的出色成果是中國數學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享譽世界的一項代表性工作。楊樂院士對中國數學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
本文是《中國科學報》於2022年對楊樂院士的採訪報道。楊樂是曾是中國一代偶像，指引和鼓舞着幾代青年投身科學。因國家需要，他也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將一部分精力用於社會工作，但為中國數學事業建設的努力從未停歇。在採訪中，他説“我們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未來靠年輕人去書寫”。如今，斯人已逝，楊樂他們書寫的這一頁也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謹以此文紀念楊樂院士。
“偶像”數學家楊樂：半個世紀的進與退
撰文 | 李芸（《中國科學報》記者）
在中國，楊樂曾是一代人的偶像。
1977年，他的名字寫在《人民日報》頭版大標題中，被樹立為知識分子典型，一夜之間名動全國。“成為楊樂那樣的數學家”，是“60後”“70後”日記本里都寫下過的夢想。
3年後，楊樂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是當時最年輕的院士。
科學界的最高榮譽疊加家喻户曉的知名度，楊樂41歲就站上了人生的巔峯。
榮譽和光環往往成就一個人的率性與飛揚，但在楊樂身上卻很少看得到，他訥言內斂，低調温和。
現如今，在網絡上搜索“楊樂”，條目並不太多。5年前出版的《數海滄桑——楊樂訪談錄》是唯一一本關於他的傳記書。
別具意味的是，在書中，表彰、升職這些常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喜事，表述出來用的都是“被動語態”——“被宣傳”“被動員擔任副所長”。這多少可以看出楊樂的人生態度。只是，當你走近楊樂，瞭解他在中國數學那段跌宕起伏歲月中的選擇、堅持和進擊，你又會發現他的另一面，楊樂從來都是一個“主動”的人。
——知進退，內心篤定，清醒而自由。
成 名
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李文林和楊樂幾乎沒怎麼見面。
李文林仍清晰地記得疫情前，他們兩個近80歲的老人走在中關村的街道上。在車水馬龍的喧囂中，楊樂轉過臉對他説：“我們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聲音不大，卻直擊心扉。李文林一時間百感交集。
作為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數學所）共事多年的同事，楊樂説的“這一頁”，李文林曾親身領略過其耀眼光芒帶給他的驕傲——
那個年代出差要介紹信，李文林拿着有數學所落款的介紹信去住旅店，都會得到服務員追星般激動的詢問：“是陳景潤、楊樂、張廣厚的那個數學所嗎？”
那是1978年，中國迎來科學的春天。那年1月，刊登在《人民文學》上的長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被視作“春江水暖”的信號。
實際上，較之陳景潤，楊樂、張廣厚是更早被“官媒”宣傳的知識分子楷模。
1977年2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重要報道《楊樂、張廣厚研究函數理論獲得重要成果》。這是一篇新華社通稿，當天，楊樂、張廣厚的名字出現在全國各大報紙頭版的大標題中。
“特自豪，覺得楊樂他們為中國科學院爭了光，更有一種‘臭老九’翻身的喜悦。” 1965年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數學所，一個禮拜後就被派到農村參加“四清”的李文林，幾十年後憶起知識分子待遇的“冰火兩重天”仍按捺不住興奮。
青少年循着他們的足跡走上數學之路。北京郵電大學原校長喬建永是1978年參加高考的，他的志願清一色填的是數學。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也是在這一年進入大學，選擇的專業也是數學。
楊樂沒有想到宣傳會如此鋪天蓋地，此前只是當作任務配合接受過採訪，起因是他和張廣厚在美國數學訪問團前的一次精彩亮相。
1976年5月，中國邀請美國純粹和應用數學代表團來訪。這是一次具有歷史節點意義的訪問，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在科技領域首開交流之門。
美國派出9位出色的數學家，地位頗高的桑德斯·麥克蘭恩擔任團長。中國精心組織了60多場報告，楊樂的報告是其中之一。
楊樂演講結束，代表團起立鼓掌，盛讚楊樂、張廣厚的工作“both deep and new”（既深刻又新穎），“評價座標系”是50多年來世界上在複分析、函數值分佈理論領域產出的大量成果。
不僅是口頭讚譽，代表團訪問結束後撰寫的100多頁總結報告中，又將其成果與陳景潤對哥德巴赫猜想的論證並列為國際一流。報告裏最核心的5頁評價刊登在《美國數學會通訊》（The Notices of AMS）上。
國內同行驚豔不已，又驚訝萬分：“文革”十年，他們是怎麼做出這樣的成果的？
成果是“偷偷摸摸”做出來的。
1966年，楊樂、張廣厚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即將進入答辯階段時，“文革”開始了，研究工作全面停頓。
陳景潤比較特殊，因為身體不好，他總能從醫院開出全病休的假條，佔據一個四五平方米的廢棄鍋爐間，關起門來讀點書、做些研究。
其他人就沒那麼幸運了。直到1972年，周總理過問中國科學院的具體工作，這才帶來一絲曙光。然而，數學所在形式上恢復了研究工作，大多數人還是心有餘悸，不敢“明目張膽”地做研究。
數學所一個辦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坐着五六個同事。為了“掩人耳目”，張廣厚在辦公室裏總顯出無所事事的樣子，東瞧瞧西看看。
但他倆沒有隨波逐流。那時楊樂的雙胞胎女兒還小，上全託幼兒園，愛人遠在北京工業大學上班不能每天回家，楊樂便把所有業餘時間都奉獻給了數學。生活上就是對付，下班順手買點菠菜、萵筍之類，洗乾淨也不炒，用醬油、麻油一拌，煮上米飯就是一頓。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關村整個樓裏的人都跑出去住地震棚，只有楊樂待在樓裏沉浸在研究中。
因為敢為，所以成就。命運就是如此偶然又必然。
“在那樣的環境下，你們為什麼還堅持做科研？”多年後，面對《中國科學報》記者的提問，楊樂反問：“為什麼不做科研？”
“這就像彭桓武先生對‘為什麼回國’的回答——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楊樂説，“我從1956年開始接受高等教育十年，國家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提供好的環境，耗費財力和物力培育了我。那時候研究生多‘金貴’啊，我入數學所做研究生的1962年，全所一共招了6名研究生：熊慶來先生有兩名，華羅庚先生有4名。那年，北大數學力學系研究生多一些，也不過10名左右。到研究生畢業，我們已經接觸到科研前沿了，為什麼不繼續做？”
轉 型
説起來，楊樂、張廣厚能摘取佳果，除了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外，還得益於導師熊慶來的“老馬識途”。
熊慶來，中國數學界元老級人物，數學家陳省身、華羅庚、許寶騄，物理學家嚴濟慈、趙忠堯、彭桓武、林家翹、錢三強等都是他的學生。
擔任二人導師時，熊慶來已年逾古稀，自謙“不能給具體幫助，但老馬識途”。當時國內學術界與國際上幾乎沒有交流，楊張二人研究領域函數值分佈論的最新進展無從得知，但在熊老的指引下，他們通過對法國經典理論的深入鑽研，掌握了其中精髓，迅速接近研究工作的前沿，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楊樂、張廣厚、陳景潤一舉成名後，1978年，數學所恢復招收研究生，招收人數27人，報名人數卻高達1500多人，大多是衝着他們三人而來。令人驚訝的是，楊張二人一個沒收，接連幾年都是如此。
楊樂的想法很簡單。學科發展亦如生命體，有萌芽、壯大、興盛和衰落的過程。函數值分佈論從19世紀80年代發展起來，曾是數學的一個主流研究方向，統治數學界多年，其輝煌時法國數學領域的院士有一半在研究它。但楊樂判斷，經過半個多世紀，這一領域已過頂峯，接近尾聲。自己能做出突出成果是“有運氣的”——看準了尚可挖掘的空間，但“強弩之末的方向不宜再引導青年學子投身其中了”。
判斷果敢，堅持則更需勇氣。楊樂的導師生涯近40年，正式招收的研究生只有7名，加上指導的博士後研究生，一共也就10名左右。
喬建永是楊樂的博士後研究生，他在研究生期間參加一些全國複分析會議時，就多次聽到楊樂強調“不要抱着一個老方向不撒手”。“老一代科學家就是有這樣的品格，沒有把自己研究的領域吹得天花亂墜。他當時就提醒復動力系統很重要，事實也證明，這個領域後來出了好幾個菲爾茲獎。”喬建永説。
楊樂也開始嘗試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元曾説，以楊樂的天分與實力，改行經典解析數論、復動力系統或多複變函數論都不會很困難，再現輝煌也極有可能。
可時代交給這位年輕數學家的，還有更重要的工作。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隆重召開。新聞人物楊樂、張廣厚和德高望重的華羅庚、嚴濟慈、錢三強，在同一個組別出席大會。
大會結束後的4月，楊樂、張廣厚出國到蘇黎世參加學術會議，先去瑞士，再去英國。這又是一次具有歷史節點意義的出訪，是1966年以來國內學者第一次以個人身份去國外參加學術活動。
1980年，楊樂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這是自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後，第一次大規模增選——增選了283名學部委員。彼時，此前的250多位學部委員已去世了近一半，餘下的也大多年事已高。
當時，國家急需有為中青年，中央反覆強調幹部年輕化。1981年召開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前，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胡克實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特別問道：“有50歲以下的沒有？有40歲以下的沒有？”胡克實説，最年輕的是楊樂，41歲。
“像楊樂這樣德才兼備的年輕數學家被提拔擔任一些領導工作是自然的事。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楊樂即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於此（社會工作）。”在《數海滄桑——楊樂訪談錄》序言中，王元這樣寫道。
推 手
1979年夏天，丘成桐第一次回國訪問，楊樂接待了他。
菲爾茲獎首位華人得主丘成桐，美國《紐約時報》稱其是“數學王國的凱撒大帝”，暗含他在數學世界裏勇往直前。在人際圈中丘成桐的個性亦是如此，毫無迂迴。
楊樂與丘成桐的友誼持續了40多年。丘成桐贊楊樂是“彬彬君子、忠厚長者”。楊樂説丘成桐有“一個特點、兩個優點”。特點是實事求是，不會逢迎他人，對數學界的研究工作和學者總是用“菲爾茲獎的標準”來衡量。“優點是數學水平十分突出，學術品位高；有濃厚的家國情懷，為中國數學發展傾注大量心血。”
楊樂識人有他與眾不同的視角，一個“菲爾茲獎的標準”就能讓很多“意難平”迎刃而解。
當然，成就二人君子之交的最底層黏合劑還是家國情懷。
當年被樹立為典型、被賦予多個職務，楊樂就知道自己那個遠離紛擾、潛心數學的夢想不太可能實現了。那就成為讓更多年輕人潛心數學、做出成果的推手吧。這未嘗不是實現夢想的一種方式。
1996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中心”，便是二人將情懷付諸行動的見證。
1995年，時任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路甬祥約見丘成桐，希望他幫助中國科學院辦一個類似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數學中心，培養祖國的數學研究型人才。晨興數學中心應運而生。
楊樂經歷過閉塞年代，丘成桐擁有國際視野，他們深知交流尤其是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性。因此，晨興數學中心搭起的開放平台迎來了國內的學者、其他院校的學生以及國外活躍的數學家。
成為數學大國，中國數學還要登上世界舞台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楊丘二人的又一個共同心願。
1993年，丘成桐給楊樂打電話，鄭重提出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中國應該在世紀之交舉辦一次國際數學家大會（ICM）。ICM四年一次，被譽為數學界的“奧林匹克”。
彼時身兼數學所所長和中國數學會理事長的楊樂，向中國科學院並通過中國科學院向國務院提交報告。1994年在“國際數學聯盟成員國代表會議”上，楊樂作正式申請發言。1998年經過選舉，2002年的ICM花落北京。
2002年8月，ICM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召開。大會開幕式主席台上坐着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温家寶、李嵐清，如此高的規格在其他國家並無先例。會議規模也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屆，中國有26個城市、2000多名學者參與。
同期，北京還舉辦了“國際弦理論會議”，由丘成桐、劉克峯籌劃。20年後的今天，數理界人士仍津津樂道於那幾天的盛況。學術大咖雲集北京，美國數學家、《美麗心靈》的原型納什來了，被稱作國際理論物理學界“雙子星座”的英國的霍金和美國的威騰也來了。
楊樂承擔了一份艱鉅的工作——接待霍金。除了遊覽長城外，楊樂全程參與霍金在北京的活動，從訪問日程、學術演講到食譜、輪椅尺寸，事無鉅細都要作出特殊的安排。其間還發生了驚險的一幕，霍金從杭州飛到北京剛剛到達翠宮飯店時，發生了呼吸困難。楊樂、丘成桐急得團團轉，好在霍金不久後恢復了正常。
直到將霍金和夫人送到北京機場握手告別時，楊樂忐忑不安的心才終於放下。
漩 渦
1999年1月，楊樂又一次登上頭版頭條，這次是《南方週末》。
20世紀90年代末，《南方週末》以批評報道、社會監督著稱。
這篇報道稱，“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4個數學類研究所合併，106名正研究員面臨‘下崗’。”這在科學界乃至全社會不亞於一場“地震”，人們不明白作為稀缺資源的科研人員為何會下崗。
在這場“地震”裏，流傳着這樣的説法：“下了崗的又上崗，在崗的要下崗。”其中，“下了崗的又上崗”説的就是楊樂。1995年他卸任數學所所長，1998年底中國科學院成立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數學院），楊樂出山擔任首任院長。
當時中國正處於“做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年代，“腦體倒掛”現象嚴重。在北京，出租車司機一個月可以掙2000到3000元，但身為院士的楊樂、王元們，工資只有1800元。不少科研人員受不住清貧而離開，科研院所更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1998 年，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試點，中國科學院實施知識創新工程，決定把現有的120餘家研究所進行合併、整合，形成80多家研究機構。將4個數學類研究所合併成數學院，是“試點的試點”。
過去4個所每年加起來有經費1000萬元左右，合併後可以每年追加2500萬元的創新經費。這對從事基礎科學的研究院所來説是重大利好。
但改革難度也是巨大的。創新基地有嚴格的人員名額限定，原來4個研究所有行政人員100人、科研人員400人，創新基地名額只有200個。而且為了保證基地的創新活力，要求平均年齡不能超過40歲。誰進誰不進，觸及到個人利益，阻力可想而知。
籌備數學院時，中國科學院希望楊樂主持合併工作，出任首任院長。
這一年是1998年，楊樂59歲了。
李文林説：“誰都知道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楊樂是院士，功成名就，他若不擔任領導職務，完全可以進入基地，清清靜靜做自己的研究。”
但楊樂還是決定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困難瞭然於胸，只是掰手指一算，捨我其誰？4個所裏，王元、陸啓鏗、丁夏畦都是70歲的老人了，馬志明、郭雷那時資歷尚淺。
“另外也覺得有些壯志未酬。我擔任了兩任所長，受困於經費沒能施展拳腳，這是一個機會。”楊樂説。
經過籌委會討論決定，進入創新基地的人員待遇大幅度提升，正研在5000元左右；未進入基地的待遇也有所提升，從1000元提高到3000元，可以照常做科研，並不存在“下崗”一説。
第一批進入基地的名單公佈後，免不了議論紛紛。但有人不顧事實，捅到了媒體，還散播到國外數學界，甚至對楊樂進行人身攻擊……
這些人可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為了吸引優秀的年輕人，改革中給一線最優秀的青年學術帶頭人的月薪達萬元，而過去數學所工資最高的楊樂、王元等院士是6000元。
辦公室裏媒體打來的電話響個不停，楊樂一個都沒有回應。喬建永私下打抱不平：“真不該接這個‘燙手山芋’。”導師楊樂擺擺手，淡淡地説：“總得有人幹。改革都是受益者，只是有先有後。”
實際上楊樂承受的壓力是巨大的，只有跟老朋友、老同事王元在一起的時候，他才會倒倒苦水，“要不是承擔着這樣的職責，我寧願拿從前的工資，在基地之外工作，省得在流言的漩渦中、在是非之地糾纏”。王元安慰楊樂：“機遇難得，要堅持下去。”
楊樂也無心糾結流言是非，他連數學院大樓裝修採購電梯的事都在操心。
劉卓軍是數學院首任副院長之一，分管基建。一次説到準備購買的電梯是中日合資的，在北京通州有工廠，楊樂帶着一張照片就去了，照片裏是1985年日本皇太子、太子妃接見世界青年峯會的代表，正與楊樂握手。
靠着這塊“敲門磚”，楊樂拿到了採購電梯的優惠價。
退 出
2002年底任期結束，楊樂從院長的位置退了下來。
學術上的楊樂同樣不“戀戰”。70歲以後，他堅決從具體的研究工作中退出。這一決定與數學的學科特點相關，也源自年輕時的一些觀感。
不同於其他科研領域，數學是年輕人的遊戲，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年輕時楊樂與張廣厚看到崇敬的老先生80多歲還在發表論文，雖敬佩其精神，但明顯感到論文已缺乏新意，與其青壯年時水平相去甚遠。於是二人約定，“過了60歲就不要勉為其難發表論文了”。
楊樂的夫人黃且圓剛滿60歲就主動在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辦理了退休手續。
黃且圓出身於世家，祖父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的黃炎培，父親是一生憂國憂民的水利學家黃萬里。她與楊樂是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的同學。
退休後有了充裕的時間，黃且圓決心求解“何以成為大學者”。她的方式是選取在專業領域有突出貢獻、人文方面有顯著修養的大師級人物，給他們寫傳記。到2012年去世前，黃且圓寫了一些人的傳記——胡先驌、孟昭英、陳省身、黃萬里、彭桓武、王元、丘成桐。傳記結集成書，書名《大學者》。
楊樂深情寫下前言、後記，説“《大學者》是對且圓最好的紀念”。
從職務和學術中一步步退出，楊樂自由的時間越來越多。他還經常去辦公室，也經常參與數學討論班，與自己的導師“老馬識途”一樣，楊樂用自己的學識和經驗，指揮年輕人衝鋒陷陣。
田野如今是中國數論領域繼陳景潤之後最優秀的學者之一，他回國加入晨興數學中心是因為楊樂的電話。也因此，每當研究上有卡頓、思想上有波動時，田野都是抄起電話就打給楊先生。
“幾乎沒有例外，他會説你現在就來我辦公室吧。”田野説，“無論什麼話題，楊先生最後總會歸結到兩點上：大膽探索，不要怕失敗；潛心做大問題。這也是我回國後楊先生第一次找我談話説的兩點。楊先生就是有這樣的魔力，談完後那些擔憂、焦躁通通都消失了。”
説到這兒，這位數學家還打了兩個可愛的比方，“晨興數學中心是我的‘數學樂園’，楊先生是數學樂園裏的‘定海神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楊先生是一直有這樣清醒的能力的——未來靠年輕人去書寫。”李文林感慨。
隨着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知道楊樂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疫情前楊樂那句“我們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一直印刻在李文林的腦海裏。
長時間做數學史研究，李文林深知“這一頁”的分量。
“我們這一代是新中國自主培養起來的，雖不幸耽誤了大好青春，但機會來後，我們真的是在奮起直追。從20世紀70年代到今天，在這半個世紀裏，我們從學術的荒漠之中走到了數學大國，無愧於時代！而此間，楊先生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李文林説。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科學報”，原文來自《中國科學報》 (2022-11-24 第4版 風範 原標題為《楊樂：半個世紀的進與退》)，編輯：李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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