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們喜歡懷念“法租界”？_風聞

大家好，我是烏鴉。

前一陣烏鴉的文章中涉及了“法租界”，有部分讀者表示，也別對“租界”太敏感和“上綱上線”了。

説實話，烏鴉覺得可能有人對“租界”這個問題太“不敏感”了，以至於甚至反而會對它產生一些錯誤的“美好認識”。今天給大家好好嘮嘮當年的“租界”，我想讀畢各位都能明白，誰最喜愛和懷念“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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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各種關於“民國風情”的影視劇和小説甚至一些劇本殺遊戲中，“法租界”是一個高頻出現的場景。

一個比較出名的例子是《火線追兇》這個系列電影，由鍾漢良、釋小龍等主演，主角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國籍偵探，故事核心也都圍繞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展開。

《火線追兇》劇情人物關係特別像《少年包青天》的民國版，只要替換一下服裝、名詞、取景後，二者幾乎可無縫對接。

系列前後一共拍攝了20部。我們大致能猜到選擇法租界作為劇情背景的原因：自帶“民國標籤”，各種勢力錯綜容易構建劇情衝突，容易疊加傳統與現代不同要素等等。

但是以“租界”為背景的文藝作品雖多，裏面對租界的歷史事實，表現得卻不是很清楚。

“租界”這個詞在中國與“鴉片”一樣，堪稱中國近代史屈辱的代名詞。

1840年，英帝國主義用艦炮轟開了清政府緊閉的國門，逼着中國簽下了不平等條約，從此，西方殖民主義者紛至沓來，唯恐丟下了中國這塊肥肉，紛紛在中國積極跑馬圈地。

最先建立租界的就是英國人了。

英租界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時英軍擊敗清軍後設立。根據《南京條約》，包括上海在內的五個條約港口均向外國商人開放，結束了廣州一口通商壟斷時代。

不過與當時香港主權被英國掠走不同的是，上海租界主權原則上仍然在中國手中，雖然實際上僅是象徵意義的。

鴉片戰爭9年後的1849年，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商人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畝土地。之後，經過當時的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後，法國也開闢了租界。租界範圍南至護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諸家橋，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面積共約986畝。

金陵東路的雷米洋行

1861年，法蘭西第二帝國又以開闢滬法之間航線需租地造屋為由，租得了小東門外37畝土地。1899年6月，法租界再次擴張，總面積增加到2135畝。

除了各國單獨設立的租界外，為了滿足越來越多列強加入蠶食清政府行列的需要，公共租界也開始成型，以此來滿足那些西方人在中國“落地生根”的需求。

1854年，英美法三國租界聯合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維護其“權利”。不過在1862年的時候，法國退出了，依然只保留自己的“法租界”。次年**，英美正式聯合成立上海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實際上廣義上的租界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假如你們看到有民國上海背景的影視劇出現什麼“德租界”、“美租界”什麼的，那百分百是編劇扯淡。

而隨着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大清簽訂條約，公共租界所包含的國家也越來越多，這一點從所謂的工部局旗幟上可見一斑——上面印着奧匈帝國、丹麥、法蘭西共和國、意大利王國、荷蘭、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葡萄牙王國、俄羅斯帝國、西班牙王國、英國及美國的國旗。

公共租界實際上就是英美等國強行在上海開闢的“自留地”，由他們自己建立的“工部局”行政管理機構進行管理。這一租界在開埠前後的三十年間，憑藉軟硬兼施、外弛內張、縱橫闔捭的手段，以各種租界中的“老大”自居，擴張其勢力，發展成為上海城市中居支配地位的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舊址

公共租界在行政管理的結構上，根據“工部局”所訂章程，實行董事會、工部局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三足鼎立的局面。董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由英美等國領事館總領事任命的董事10人組成。工部局是實際上的行政機構，由總董分別委任英美等國董事各1人及華人董事2人組成。董事會和工部局下設若干個局、處、委員會等，直接管理租界內各項事務。

公共租界當局最臭名昭著的，還是**“巡捕房”**這一作為武力鎮壓的機構。

從1901年至1936年，“巡捕房”對租界治安起着實際的獨霸作用。“租界章程”把刑事司法權和治安權控制在外國人手裏。他們濫用權力，鎮壓人民，“華人非先向包探報告不得捕送華官”。諸如因支持抗日救亡運動而被日本特務暗殺的、被“中統”綁票而被撕票的等等許多奇冤大案，“均為捕房根據章程所束縛，無法制裁”。

公共租界還設有“工部局警務處”，下轄印捕房、華捕房和安南巡捕房。英國工部局警務處總巡官甘斯脱等還組成了“司法捕房”，獨霸了租界的司法大權。租界雖設有中國警員300餘人，但中國警員實際無權執行逮捕，反受工部局巡捕房的控制。

同時，為了不斷擴大公共租界的範圍，殖民主義者還通過越界築路、設立醫院、開辦公共娛樂事業等手段，不斷蠶食中國的領土。（這段怎麼莫名有點熟……）

這其中主要的手段就是越界築路。

越界築路，顧名思義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築道路，並進而事實上取得了一定行政管轄權的附屬於租界的“準租界”區域。與正式租界區不同，公共租界當局在越界築路區僅在特定的道路沿線擁有警務權，並可對與道路有關的服務事項收取税費，此區域的其他行政權仍屬於中國政府。

法國一看公共租界還能這麼玩，於是也有樣學樣搞起了同樣的手段來擴大租界區域。

因此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時期，上海法租界也有較大的越界築路區。但在1914年，上海法租界獲得越界築路區的警務權和税收權，實際上等於大規模拓展了法租界，將所有越界築路的區域全部囊括其中。

簡單理解就是，公共租界通過越界築路獲得面積，好歹行政權原則上還在中國手中，而法租界擴展的區域實際上就等於自己的“自留地”了。

而這只是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此後法租界與公共租界互相學習，互相效仿，左腳踩右腳的功夫簡直能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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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法租界的啓發，上海公共租界也計劃再次拓展，後者的計劃中，準備將滬杭鐵路以東的越界築路都納入租界範圍。由於袁世凱政府這時正面臨反對“二十一條”的羣眾運動壓力，沒有批准這個推廣租界合同。同時英國政府正全力於一戰，所以計劃中的這一大片越界築路區，直到租界收回，始終維持了“準租界”的身份，沒有被直接併入公共租界。

直到1925年五卅運動之後，租界的大規模越界築路才告一段落。

20世紀上海公共租界的越界築路包括2大部分：滬西和滬北。共築有大小馬路接近40條，其中滬西28條。滬西越界築路最遠的地方（虹橋路西端）距離公共租界的西部邊界（靜安寺附近）已超過10公里。所有越界築路所圍成的區域共有47000畝（31平方公里），甚至超過正式租界的面積（33503畝，合22平方公里）。

1933年滬西地圖，左上角區域為越界築路地區

租界恣意蠶食中國領地，最終還是引發了很多衝突，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明公所事件。

寧波商人是上海勢力最大的商幫。四明公所是旅滬寧波籍人士的會館兼公墳，創建於1797年，位於上海縣城外西北側緊鄰護城河處，1862年被劃入法租界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曾做出不侵犯四明公所的承諾。1870年代後，上海法租界的發展日趨加快，對土地的需求劇增。

四明公所牌坊

1874年，法租界公董局認為四明公所附近人口稠密，公所裏的墳墓有礙衞生，是傳播疾病的巢穴，計劃修築一條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來迫使其遷出租界。寧波同鄉會則一再請求公董局將道路稍為向北遷移，表示願意承擔築路費用。

5月3日下午，300多名旅滬寧波籍人士在四明公所門外與法國巡捕發生衝突，隨後衝向路政工程師佩斯布瓦住宅，**佩斯布瓦向人羣開槍，打死一人。於是事態擴大，寧波人包圍了公董局，焚燬法國人房屋40多間，法國水兵上岸鎮壓，打死數名中國百姓，傷20多人。**法國領事葛篤不願引起更大的麻煩，迫使公董局放棄這項築路計劃。

這還沒完。

20多年後的1898年5月，上海發生鼠疫，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築路一事，因此再次與寧波同鄉會發生衝突。7月16日，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命令水兵和巡捕佔領四明公所，並拆除圍牆。

當夜發生抗議遊行。17日早晨，白藻泰下令鎮壓，法國水兵在十六鋪和四明公所槍擊示威者，打死17人，傷20多人。血案引發全體旅滬寧波人的一致停工罷市抗議。最終四明公所的地產大體得以保留，只讓出一小部分開闢了寧波路（淮海東路），代價是中國方面同意法租界再次擴展。

其實，無論是法租界還是公共租界，如果僅僅是佔領了中國的領土為自己國家謀取利益，倒也不至於在中國歷史上的口碑如此之差，更不至於到與“鴉片”相提並論的地步。

租界臭名昭著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其擁有“權利”的無限擴大和幾乎惠及所有外國人的“治外法權”，以及對中國人的歧視和欺壓，這是最不能容忍的。

自1843年租界在上海開闢後，西方列強憑藉條約中關於領事裁判權的規定，在租界內設立了領事法庭（Consular Courts）。租界內的外國人違法犯罪則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由各國駐滬領事自行審理。

1868年4月，根據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領事商訂的《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在英美租界設立了會審公廨。會審公廨是上海歷史上在特殊時期、特殊區域成立的一個特殊司法機關，由道台任命中方專職會審官（讞員），與外方陪審官（領事）會同審理租界內與華人有關的訴訟案件。

由此，租界成為“國中之國”，也是從此開始，租界內的洋人即便是對華人做出犯罪行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

1935年，上海灘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惡性暴力事件。一名13歲的中國少女被英國伊索古馬戲團的一名打雜人員強暴並拘禁。此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和聲援，婦女救助會甚至上街遊行，要求嚴懲施暴者。然而，此案持續了一個月後卻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結束了，讓人感到無比憤慨。

伊索古馬戲團由英國商人亨利開辦，當時頗負盛名。1935年4月首次來華表演，觀看者絡繹不絕。4月30日晚，少女尹阿佩出門購買日用品時被一名身材肥胖的外國男子攔住，以帶其進場看馬戲為由誘騙至倉庫內強姦，並非法拘禁多日。尹阿佩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尹阿佩的叔叔尹聲濤尋找女兒無果後請求法租界巡捕房幫助。巡捕房問清了事情原委，並證實了強姦事實。然而，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受理此案，荷蘭使館和英國使館也分別提出抗議，堅持認為被告是無罪的。

最終，此案宣佈完結不予重新起訴。尹聲濤萬分憤慨，向揚州旅滬同鄉會和伶界聯合會求助，堅持為養女尹阿佩討回公道。此事引起上海各界羣情激憤，譴責巡捕房翫忽職守、包庇洋人。

迫於壓力，法院決定對幫助外國人作案的王根本提起妨害風化的起訴，但開庭當天王根本畏罪潛逃，而原告尹聲濤和受害者尹阿佩也失蹤了。最終，此案不得不宣佈正式完結，且不予重新起訴。

除了類似這種讓人憤慨的事情外，法租界還有一箇中國人都知道的“故事”，那就是臭名昭著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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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如今的上海外灘復興公園所在地曾經有一個顧家花園。最初是顧氏富豪的私家花園，後來為了掙錢而將其開放。這座花園有着煙館、酒館、照相館，可謂各種設施一應俱全。給顧家帶來了數不盡的財富。

1900年，法國人看中了這座花園，斥重金買下，對租界內居住的人開放。一開始，不管中國人還是洋人，買了門票誰都能進。

但隨着列強殖民的加劇，洋人對中國人的鄙視情緒愈發嚴重，看到園裏的中國人，他們會覺得非常晦氣，於是想出來了一個辦法。

法國人直接派人將上海外灘公園圍了起來，並於在1917年公園門口專門樹立了一塊告示牌，其中第一條明確規定：只准外國僑民入內；第四條則規定：不準遛狗或者騎車逛公園。

而且，告示牌不寫中文，看門人看到華人相貌者均會攔截。

事情傳出去後，最遭人恨的第一條規定再結合第四條規定，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初始版。

之後，法租界方面看到依然有中國人試圖進入遊玩，惱羞成怒，不但加強了管理，甚至乾脆將第一條和第四條摘出來，放出了“犬與華人不準入內”。

而這個也成了中華民族近代屈辱象徵之一。

但時過境遷，如今越來越多的公知們開始為此洗白並不斷美化“租界”，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專門寫了長文，去論述這件事是假的，並一度接近完全成功。

直到最近幾年，俄羅斯官方公佈了蘇聯時期拍攝的紀錄片《中國的重生》，裏面明確出現了這個牌子，這股洗白風潮還算稍微被遏制，但暗戳戳陰陽者數不勝數。

實際上，這件事的本質並不在於這塊牌子，而在於洋人的心中始終看不起甚至鄙夷中國人，也許現實中確實沒有這塊牌子，但是在租界裏每個洋人的心中都會有這塊牌子。

同樣，如今日漸衰落的歐美帝國主義者同樣會懷念那段他們所認為的“美好時光”。

參考資料：

陳明遠：《百年租界的數目、面積和起訖日期》

王立民：《論上海租界的法制差異》

朱曉明：《上海法租界華人巡捕研究》

上觀新聞：《【海上記憶】上海的“門牌號”》

江天嶽：《拓墾者”與“保護神”的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