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突然被查背後, 其迅速發家的另一條線索耐人尋味｜文化縱橫_風聞

宋磊 (講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陳蕊 (整理)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自2008年創刊以來，《文化縱橫》雜誌已經走過十五個春秋。為紀念創刊十五週年，亦為梳理十五年來中國和世界的變化，從而為未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開闢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更為前瞻的問題意識，文化縱橫特別策劃“想象下一個十五年”系列專題講座，邀請不同領域、不同代際的知名學者和社會發展參與者親身講述、分享智識，與廣大讀者共同展望未來新時期。

2023年10月7日，此次講座的第三期在線上線下同步開場。由《文化縱橫》特約編輯周安安主持，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宋磊作了題為《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模塊化生產方式的起源與調適》的精彩演講，並就有關問題與讀者交流互動。

宋磊指出，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現有解釋，都圍繞生產關係和資源配置展開。這些解釋構成中國故事的第一種講法，但卻難以解釋中國經濟的很多現象。要深入經濟發展的細部，應倡導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即從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入手，關注資源使用問題。其中，“模塊化”是理解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如何形成、發展以及為何面臨調整的一條關鍵線索。

宋磊分析，模塊化規則廣泛存在於經濟活動中。中國經濟存在5種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產品建構的模塊化，企業內組織建構的模塊化，企業間關係的模塊化（例如蘋果與富士康的關係就是高度模塊化的），外資企業-投資地關係的模塊化，服務業的模塊化。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推動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卻也帶來模塊化陷阱與模塊化悖論。針對這一悖論，企業應在模塊化和集成型之間保持靈活性。宋磊認為，下一個15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可能前景是，西方國家的製造業迴歸取得一定成效，中國也能在歐美日韓的傳統優勢產業中開掘新的發展空間，雙方進入新一輪博弈。

本文為文化縱橫“想象下一個十五年”系列專題講座的原創編寫稿，經主講人確認後發佈，演講原題為《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模塊化生產方式的起源與調適》。****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

模塊化生產方式的起源與調適

今天報告的題目是《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模塊化生產方式的起源與調適》。看到主標題和副標題，很多人會有兩個疑問。關於主標題的疑問可能是，關於中國經濟成長的解釋已經非常多了，“第二種講法”指的是什麼？關於副標題的疑問恐怕是，什麼是“模塊化”？針對這樣兩個可能出現的疑問，我將引用兩位學者的論述，回應大家的疑問。

先説什麼是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Alice Amsden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分析後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有兩個角度：

當分析的焦點是交易或價格決定，那麼工業化是一個走向完美市場的過程；當分析的焦點是關於生產能力的投資，那麼後進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企業構築特殊能力，獲得以技術為基礎的壟斷地位的過程。

簡單來説，分析後進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的時候，一個角度是把焦點放到市場化的發展程度上，另一個角度則關注生產過程之中企業能力的形成。

從這種理解出發，關於中國故事的第一種講法，即主流的講法，實際上是圍繞着市場化以及市場化背後的所有權變動展開的。第二種講法就是Amsden提到的後一種角度：把分析的焦點放到生產過程上。當然，這兩種講法並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這是對於主標題的解釋。

關於模塊化，青木昌彥在2005年給《設計規則》的序言中寫道：

對理解新興產業結構的本質來説，模塊化是一個最重要且最有解釋力的理論概念。然而遺憾的是，這個概念在中國好像仍然沒有被解釋清楚，它的含義和意義仍不被理解。但是，隨着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產業發展階段，這個概念對於塑造一個複雜且不斷變革的產業結構有深遠的意義。

青木昌彥對華非常友好，差點成為亞洲第一位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今天，中國正在進入發展的新階段，模塊化仍然是最有解釋力的概念之一。與模塊化相關的研究在中國的興起，大概就是在《設計規則》出版之後。之後，相關文章就越來越少。所以，青木昌彥先生的話放到今天基本上也是合適的。

考慮到“模塊化”是管理學術語，屬於工業設計、創新管理和生產管理等領域，專業之外的朋友理解起來有一定難度，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些直觀的感覺。

這兩張地圖，一個是唐朝長安的地圖，一個是今天法國巴黎的地圖。

在長安的地圖之中，北邊是權力核心地區，南邊是普通人生活的地方。這裏面的4和5，分別是西市和東市。東西兩市之外還有108個裏坊。每個裏坊都是標準形制。**這108個普通人生活的空間，是標準化的，可以相互置換。**東市和西市互換位置，也不會影響城市功能。

再來看巴黎。巴黎的城市規劃是圍繞很多廣場展開的。在中國的城市裏，最接近巴黎的，可能是我的家鄉長春。圍繞廣場設計的結構是沒辦法互換的，如果把不同的街區調換，功能就很難實現。長安的佈局是建築意義上的模塊型設計，巴黎則是集成型設計。

事實上，作為設計規則的模塊化大量存在於中國文化之中。德國的東亞藝術史學者雷德侯在《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中寫道：

模塊化並非中國所獨有，可資比較的現象也存在於其他的文化之中。然而，中國人在歷史上很早就開始藉助模塊體系從事工作，而且將其發展到了令人驚歎的先進水準。他們在語言、文學、哲學，還有社會組織以及他們的藝術之中，都應用了模塊體系。確實，模塊體系的發明看來完全合乎中國人的思維模式。

例如，漢字的基本構成元素是有限的偏旁部首，這些有限的偏旁部首就是模塊。通過不同模塊的組合，形成了4萬多個文字。備受推崇的宋版書應用的是木版印刷，在木版印刷過程中使用的木活字也可以理解成模塊。兵馬俑看起來形態各異，但是，兵馬俑的生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各個部件是通過模塊化的方式複製的，在第二個階段才進行差異化處理。中國建築中的榫卯結構也是模塊化的。

在這次報告之中，我試圖用“模塊化”這個關鍵詞來把握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調整。彙報的結構是這樣的：第一節先從中國經濟發展中找出一些典型事實，然後引出關於中國經濟成長的兩種講法。第二節將闡釋第二種講法的方法論特徵。核心內容在第三節和第四節，我試圖用“模塊化”這個關鍵詞，解釋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如何形成、何以調整。這次報告是紀念《文化縱橫》創刊15年。所以，第五節將展望下一個15年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的典型事實與中國故事的兩種講法

我先從中國經濟中抽象出來一些典型事實，進而引出中國故事的兩種講法。

典型事實一：居高不下的貿易依存度

著名的經濟統計學家庫茲涅茨曾有一個觀察，涉及國民經濟的規模和出口依存度的關係。他的結論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國家的經濟規模越大，對外貿易依存度越低。**但是，1978年以來的中國發展經驗，明顯與庫茲涅茨假説不符。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在高峯時甚至接近60%。即便在今天，這一比例也非常高。相對而言，典型的出口主導型國家，比如德國、日本，這一比例要低得多。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現象。

典型事實二：突然出現的出口主導型成長

宏觀經濟學家對成長模式進行了各種區分。我們採取一個簡單的區分方法，把成長模式分成出口主導和內需主導兩種。具體的劃分依據是這樣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裏，比較出口貿易品與國內消費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在計量經濟學的意義上，如果出口產品的勞動生產率上升更快，我們就稱之為出口主導型成長，相反則是內需主導型成長。

關於日本、韓國、中國三個東亞主要經濟體的統計表明，日本、韓國首先進入內需主導型成長階段，當內需主導型成長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即耐久消費品在全國普及之後，才進入出口主導型成長階段。但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之後已經進入出口主導型成長階段。然而，當時的中國顯然沒有完成耐久消費品的國內普及。**所以，我們面臨的是突然轉折，這個事實也很難解釋。

典型事實三：世界五百強之中的中國領先企業

根據最新統計，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上榜企業共有135家。其中，有十幾家中國企業的排名非常靠前。如果把中國企業分成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兩類，可以發現，排名第一的製造業是富士康，在世界五百強之中排名第25位。世界五百強的排名以銷售額為基準，我國的企業排名如此靠前，説明這些企業的銷售額非常大。一般而言，如果一個企業的銷售額非常大，那麼它的創新一定做得非常好才對。

但是，富士康的創新做得好嗎？不可否認，富士康是個非常優秀的企業。但是，它跟我們一般意義上的高科技企業有距離。這樣的企業在中國製造業當中規模最大，這一事實意味深長。非製造業企業，例如銀行、通信等領域的領先企業，基本是依託網絡效應的國企。在網絡效應非常強的行業中，領先企業的銷售額本質上是由國民經濟規模，而不是創新決定的。

所以，中國的領先企業好像跟我們的想象和期待還有點距離。

典型事實四：技能奧林匹克

這些年奧運會等體育比賽熱度很高。但是還有一個比賽非常重要，而我們的關注卻不夠。這就是號稱“技能奧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賽。這是針對青年的技能比賽，這裏所説的青年既包括製造業的青年，也包括服務業的青年。這一比賽始於1950年代，每兩年一屆，包含兩三百個項目。觀察1964年至2009年獎牌榜的前三位，可以發現兩個特點：第一，體育比賽獎牌榜的前三位都沒出現；第二，東亞經濟體的表現非常好。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在2009年之前表現非常好；中國直到2011年才第一次參加，並在2017、2019年排名第一。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第一次派出大規模代表團參加奧運會是1984年。作為以製造業立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2011年才開始參與世界技能競賽，這是值得深思的。這個比賽表面上是以國家的名義參賽，實際上由企業組織參賽。**我國在2011年之前不參加，不代表國家不重視，而是企業不重視。一個企業對世界技能競賽不重視，只能説明技能對利潤的影響不大。**進一步來説，東亞經濟體的發展模式高度接近。日韓、中國台灣企業重視這一比賽，而中國企業在2011年之前不重視青年人的技能，這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典型事實五：自主創新悖論

“自主創新”在2005、2006年左右成為國策。關於這次政策調整，人們似乎有一個印象：這一時期的政策調整相當突然。但如果仔細觀察政策演進的歷史，這個印象其實不夠準確。

1949年建國之後，第一代領導人有個著名的説法叫“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與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沒有本質區別。第二代領導人也有一個很著名的説法，叫“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麼2005、2006年技術政策的調整為何給人一種“突變”的印象？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在2005、2006年之前，雖然官方一直強調自主創新，但是企業卻不落實。

在東亞，自主創新做得最好的，一般認為是日韓，特別是日本。我曾詢問一位退休的日本技術官員，“自主創新”這個詞在日語當中怎麼翻譯。老先生想了半天，回應我説，這個問題就不應該提：**中文裏存在“自主創新”這一用語，潛台詞是還存在“不自主的創新”。但對於日本人來説，創新沒有不自主的，所以日語根本就沒有一個直接對應“自主創新”的詞。這在英文中也是一樣的。**雖然“自主創新”可以翻譯成英文，但是這個詞並不常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説卻不做”，日本則是“做卻不説”。我們不是在渲染陰謀論。這種現象背後有更深層的原因。

典型事實六：政策範式變遷

2020年之後，中國的政策領域出現了很多變化。例如，區域協調發展、扶貧、協調內外兩個經濟循環的關係、供給側改革、新型舉國體制、第三次分配、發展專精特新企業等。在《文化縱橫》上，浙大社會學系的酈菁老師發表過一篇文章，講中國正處在“波蘭尼時刻”，社會正在對市場化進程進行調整。那篇文章寫得很精彩。但是，我稍微有一點意見。

事實上，早在21世紀初期，中國就進行了政策調整，比如前面提到的自主創新，以及在此前後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包括西部大開發、包容性成長、新型工業化、新農村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而且，2005、2006年前後的政策調整跟今天的政策調整存在連續性。如果我們談論當下中國的政策調整，最好把視野放寬。

然而，從較長的週期來把握政策範式的變遷，會帶來解釋上的困難。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發展模式高度接近的東北亞經濟體中，其他經濟體的發展之中很少出現轉折性的政策調整。在大方向確定的情況下，日韓的政策調整基本是微調。相反，我國的政策調整是180度的轉變，這是反常識的。

我們需要進一步提問，關於中國經濟成長的研究能不能充分解釋這六個典型事實？

上圖是對解釋中國經濟成長的學説所做的分類。橫軸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的焦點或是生產關係，或是生產組織方式。生產關係包括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產品的分配。生產組織方式，根據馬克思的原意，可以理解為在企業層面技術與人怎樣結合。縱軸更接近今天流行的主流經濟學視角，或是關注資源配置，或是關注資源使用。

關於中國經濟成長，有兩種主流解釋。第一種是**“市場機制説”**。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在1978年之前經濟發展不力，原因在於市場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以及與市場機制有關的所有制結構存在問題；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則得益於市場機制的建立以及所有制領域的變革。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這種假説關注的顯然是生產關係，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問題。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它關注的則是資源配置問題。

另一種觀點在政治經濟學家之中流行，我把它叫做“體制調整説”。這種觀點認為，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進行了體制調整。體制調整首先發生在所有制領域。例如，國企改革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方針。同時，這些學者認為，國企在宏觀調控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見，這些政治經濟學家關注的也是生產關係，強調的也是資源配置。

我們通常認為以上兩種解釋是對立的。但是，它們關注的都是生產關係和資源配置。所以，這樣兩種關於中國經濟成長的主流解釋實際上具有共同點。我把這兩種解釋稱為“中國故事的第一種講法”。

在這個講法之外，我們還有三種解釋路徑。

一種路徑是從政治經濟學中借用生產關係的視角，同時重點研究資源使用。非常有趣的是，這是馬克思的研究路徑。在馬克思的原著中有大量關於生產現場的研究。事實上，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發力的方向應該在這裏。

**還有一種路徑是在關心資源配置的基礎上，把視野延長到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之中。**一些主流經濟學界的朋友，雖然也關心企業層面的成長，但是他們的研究還是圍繞所有制展開的。所有制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所有制並不能直接決定生產過程。如果所有制是唯一重要的變量，這個世界就太簡單了。

除了這兩個令人遺憾的空白，還有第四種路徑。這就是我提出的“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即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關注生產組織方式，在主流經濟學的意義上關注資源使用。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非常必要。這是因為“第一種講法”，無論是“市場機制説”還是“市場機制説”，都無法全面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六個典型事實。“市場機制説”大概能解釋典型事實一、三，“體制調整説”大概能解釋典型事實二、四、五、六。比如，關於中國的經濟成長，貿易依存度為什麼這麼高，規模最大的中國製造業企業為什麼是富士康？這當然可以理解為市場發揮作用的結果。這種解釋當然有意義。但是這種解釋無法進入細部，因此也就無法給出真正的解釋。

即便將上述兩種説法加總在一起，還是存在解釋殘差。這種解釋殘差幾乎全部與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密切相關。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既是“第一種講法”忽視的內容，也是“第二種講法”重視的內容，其中可能藏着理解中國經濟真正特徵的切入口。

一旦把分析視角轉向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我們就會發現：首先，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研究，還是主流經濟學研究，先行研究都不充分；其次，在中國，政府對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影響不容忽視；最後，生產組織方式正面臨劇烈變化。

**▍**馬克思-熊彼特-錢德勒-拉佐尼克-博耶-青木傳統：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的方法論特徵

我開始關注模塊化議題是在21世紀初期、即《設計規則》英文版出版時。寫作第一篇關於模塊化的文章是在2008年。從2008年到今年剛好是15年。**我的方法論實際上來自馬克思、熊彼特、錢德勒、拉佐尼克、博耶、青木昌彥這些學者。**這6位學者可以分成2組，一組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的經驗研究是關於棉紡工業的。熊彼特有個著名的説法：人類經濟史之中存在50年週期，應該關注每個長週期裏面的領先企業。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跟熊彼特是一致的。在馬克思的時代，領先工業是棉紡業。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拉佐尼克也是研究棉紡業的。錢德勒是企業史家，他研究的是包括汽車產業在內的領先產業之中的領先企業。法國調節學派的代表性學者羅伯特·博耶對這個研究傳統進行了擴展。雖然不做經驗研究，但是青木昌彥的理論建模基於對豐田的研究，豐田是日本汽車工業中的領先企業。這意味着，這六位學者不約而同地聚焦領先產業之中的領先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上世紀末的領先產業是汽車產業，本世紀初的領先產業是廣義的信息產業。浙大的朱天飈老師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高度擠壓的過程，把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擠壓在三四十年的時間裏。**用這種擠壓的邏輯來理解熊彼特關於領先產業的論述，我們會發現當下我國存在兩個領先產業：**一個是90年代末以來的汽車產業，另一個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業，或者説廣義的信息產業。

我們近年來的研究重點是中國經濟這兩類領先產業之中的領先企業。關於汽車工業，我們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廣汽；關於信息產業，我們選擇富士康與華為。由於紡織工業是所有後進國家起步時期的經典工業，所以我們還加入了廣東溢達。不做服裝工業研究的人很少知道這家企業。廣東溢達是中國服裝工業之中公認的黃埔軍校。這家企業在建國之前在上海創業，後來去了香港，改革開放之後又在第一時間遷回中國大陸。它的經營策略是“三來一補”當中的“補”，主營補償貿易。所以我們的四個研究對象分佈在三個行業。

**▍**跨域匹配：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的形成

這次報告的重點是用“模塊化”這個關鍵詞來解釋中國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如何形成，以及為何會經歷調整。下面介紹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五種模塊化形式。

第一種是產品建構的模塊化。它實際上是工業設計領域的專業用語。比如我要設計一台手機，需要先形成一個概念，即給用户提供什麼樣的直觀感覺，這就是概念設計。接着是建構設計，然後是詳細設計。其中，**建構設計指的是結構和功能的對應關係。**手機的各種零部件構成了複數的結構，形成了複數的功能。結構和功能對應關係有兩個極端：一端接近一一對應，即模塊型；另一端是複數對應關係，即集成型。

模塊化就是產品建構從集成型變為模塊型的過程。以手機為例，中國有過**“山寨機”現象**。在十多年前，如果一個外國品牌的智能手機能賣到四五千元，中國企業一定會對它進行“山寨”。但是，手機最早進入中國是在1990年代初期，當時只有天津的摩托羅拉具有生產能力。那個時候，手機賣2-3萬元，卻沒有人進行山寨。這是為什麼？因為它的產品建構是集成型的。手機從大哥大演變到今天，就是一個模塊化的過程。

再比如，我這代中國人第一次接觸的電視是顯像管電視，那是典型的集成型電視，而現在中國人家裏的液晶屏電視已經是模塊化的了。今天，幾乎所有的電子產品，包括電腦，都已經高度模塊化了。富士康在1987年剛進入中國大陸不久就能做到世界第一，就與產品建構的模塊化有關。

還有一種模塊化形態。產品在總體上還是集成型的，但是集成的程度下降。中國新能源車的崛起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燃油車時代，中國本土的品牌中一汽、二汽、上汽、廣汽做得相對好一些，其他一些南方企業的競爭力不足。但南方一些車廠在新能源車的崛起過程之中表現亮眼。背後的原因是這樣的：當電池取代發動機後，汽車的集成型特徵弱化，組裝過程變得越來越簡單。

第二種是組織建構的模塊化。組織建構的模塊化意味着組織內部的結構逐漸簡單，一個部門只負責一個任務，部門之間進行信息交流的必要性降低。

第三種是企業間關係的模塊化，或者叫商業模式的模塊化。企業之間交易的內容可能簡單，也可能複雜，企業之間交易的開放度也存在高低之分。如果兩個企業之間交易的內容非常複雜，交易的開放度非常低，兩者形成了長期的合作投資關係，那麼這就是集成型的企業間關係。如果兩個企業之間的交易內容簡單，同時交易的開放度較高，那麼這就是模塊型的企業間關係，最典型的就是消費電子行業的企業間關係。

例如，蘋果與富士康之間的關係就是高度模塊化的：蘋果把業務發包給富士康之後，會教給富士康很多生產技巧；但交接結束之後，蘋果基本上就不會干涉富士康的生產過程，在這種意義上兩者的關係變得簡單。

**商業模式的模塊化除了上面提到的蘋果-富士康關連，還有具有中國特色的“三來一補”貿易形式——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廣東溢達是最早發展補償貿易的企業。在它的企業史之中，海外市場的客户訂單、生產樣式、生產設備都是它來提供，生產現場由香港工程師協調，與廣東溢達合作的當地企業負責生產。在這種交易方式之中，當地企業的作用與富士康的作用差不多。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具有同步性。“三來一補”就是改革開放早期中國經濟成長中的一種特殊的模塊化形態。

**還有一種特殊的形態，即政策引發的模塊化。**這在汽車工業裏比較典型。比如長春一汽早期跟德國的合資項目實際上就引發了模塊化。20世紀八九十年代燃油車的建構是集成型的。但是，問題在於，合資政策把中國企業所生產的汽車的建構特徵強行變成了模塊型。

在長春一汽與德國合資時，生產過程中的產品設計、概念設計、建構設計、詳細設計都是德方的。核心件是德方提供的，核心件和核心件之間的協調是德方駐廠工程師完成的。對德方來説，他們參與生產的汽車的建構特徵還是集成型的。但是對於中國企業來説，由於生產過程中的複雜性全部外包，生產過程和富士康的生產過程沒有太大區別。

必須説明的是，中國汽車產量位居世界第一，離不開合資政策的助力。但是，中國企業在這種模式下很難形成技術能力。在合資政策下，中外企業之間的分工方式決定了我國更多地從事組裝業務，即可以模塊化的環節。

廣東省如今已是中國汽車產量最高的省份，廣汽在其中的影響非常大。廣汽既做自主品牌——廣汽傳祺就發展得很好，也做合資車，而且是先發展合資車，再做自主品牌。不可否認，在某一歷史階段之中，中外企業間的關係存在互惠效益。在量產效果之外，汽車產業的配套系統之中存在可以通用的部分，比亞迪的發展也受惠於此。

第四種是外資企業-投資地關係的模塊化。這一現象並非存在於所有企業的實踐之中，最典型的還是富士康。大概在2013年前後，我們密集調研富士康時發現，它在中國各地轉來轉去，在不同時期對接不同地方政府。富士康是蘋果分工體系在中國的縮影，富士康可以在中國各地轉來轉去，這意味着蘋果同樣可以在全世界重新佈局產能。這其實是個不好的傾向。今天中國遭遇的脱鈎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歸咎於此。

第五種是服務業的模塊化。上面提到的所有模塊化基本上都發生在製造業當中。但是，當下服務業也在模塊化。例如，在平台、物流、速遞業之中，勞動者工作的複雜性基本上被平台分解了，有創造性或有自主權的部分全部被抽象到平台中，這導致勞動者的可替代性非常高。

富士康同樣是這樣。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在富士康工作的青年工人接受的標準培訓時間是兩天。普通工人只需要做一個動作。但是，如果你的技能只需要兩天就能形成，就意味着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可替代性非常高，你的工資也就很難上漲。這種情況曾經出現在製造業裏，今天正逐漸進入服務業。服務業確實為勞動者自由選擇職業提供了空間，但是在模塊化的陰影下，他們的職業發展路徑卻並不光明。

在這五種模塊化之外，內置化也是模塊化的一種表現形態。新中國第一條液晶屏生產線建在長春。20世紀90年代吉林省政府投了20多億資金，但是，良品率不高。在今天，中國的液晶屏廠已經很好地解決了良品率問題，這當然應該歸功於我們在工業能力上的進步，但是這種進步與內置化也有關係。

關鍵問題是，**製造過程中的Know-How（技巧訣竅）開始進入設備，即製造秘訣的內置化。**很多問題只要買得起設備，就能解決，這個時候拼的就是投資。

我用“跨域匹配”來描述中國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的形成。“跨域”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模塊化從製造業跨越到服務業，另一層含義是技術、組織、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設計規則》一書中講的模塊化主要是技術和組織範疇。但這些範疇會與政策產生聯繫，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跨域匹配。

總而言之，就中國模塊化生產方式的形成來説，改革開放之後最先出現的模塊化表現為“三來一補”，這在紡織工業表現得最為明顯。1990年代初期之後，產品建構開始模塊化，大量外資湧入中國，蘋果與富士康之間的發包關係，以及富士康躍升為中國製造業第一，都要歸功於此。

這裏再提示一點。在談到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時，“價值鏈的全球展開”“微笑曲線”等説法盛行。但是，全球價值鏈為何在1990年代初期展開、微笑曲線為何成型，卻沒有得到解釋。這背後的原因正是大量的產品，特別是ICT部門的產品建構出現了模塊化趨勢。因此，“價值鏈的全球展開”“微笑曲線”都是結果，它們不是自變量，而是因變量，產品建構的模塊化才是真正的自變量。

**▍**突破鎖定：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的調適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面臨調整，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也在調整。其實，調整早在“自主創新”提出之後就出現了。這背後的驅動因素是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發揮到極致後，內在的問題開始凸顯。

這裏強調兩點。第一點是“模塊化陷阱”。如果產品建構是模塊型的，企業的組織能力相應地也應該是模塊型的。然而，這種匹配關係是靜態的。所謂“模塊化陷阱”指一個企業長期適應、過度適應模塊型的生產方式後，一旦面臨技術形態的轉變，它就會跟不上調整的步伐。

相應地，也有“集成型陷阱”，即如果一個企業長期適應集成型的技術特徵，那麼在產品建構向模塊化轉型時也會面臨失敗的風險。舉一個例子。日系筆記本企業採用的是集成型的生產組織形態。在消費電子行業的產品整體向模塊化轉型之時，這些企業逐漸退出市場。

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大量企業長期過度適應模塊化的生產方式。當遇到技術變化，例如技術變化導致產品建構又回到集成型，或者核心件不再可以獲得時，我們就會掉到“模塊化陷阱”裏。

另一個問題是“模塊化悖論”。隨着模塊化進程不斷推進，技術或產品的革新不斷深化，產品性能越來越強。然而，一旦性能越過臨界點，產品價格將越來越低。電子產品價格的變化就遵循這一規律。這一現象帶來的問題是，工人的工資很難提高，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很難出現，內需很難形成。

總的來説，上述五種模塊化發揮到極致，把中國的製造業推到世界的量產前沿，但挑戰也會隨之出現：

一、貿易依存度過高。我國的出口產業建立在進口的基礎上，依賴的是“大進大出”，貿易依存度很高。這在世界大國歷史上從沒出現過。

二、依賴出口主導型成長。中國在耐久消費品還沒有真正普及之前，就進入出口主導型成長。這背後的契機是，1990年代初期我國的政策調整，疊加世界範圍內的ICT產業高度模塊化的趨勢，二者一起導致了中國出口產業的大爆發。

三、去技能化傾向。中國為何直到2011年才參加“技能奧林匹克”？如果富士康在培訓工人上只需花費兩天時間，它當然不會重視工人的技能。當合資企業之中的中方把複雜性全部外包，汽車工業也隨之出現去技能化趨勢。富士康和一汽是中國領先行業中的領先企業，它們的去技能化傾向會在勞動力市場形成示範效應和波及效果。值得慶幸的是，最近我們在做調整。

四、生產能力與技術能力乖離。一般來説，生產能力越高，技術能力進步越快，這就是所謂的“邊幹邊學”（learning by doing）。但“邊幹邊學”的前提是，產品建構應該是集成型的。

五、如何提高自主創新的政策效力。在認識到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的乖離之後，自主創新政策出現。在此之前，受益於合資政策，企業能快速形成產能，產品供不應求，利潤可觀。由於自主創新存在時間成本和未知風險，配套政策也不夠完善，從現實利益出發，企業自然沒有決心開發自主品牌。

六、如何把握政策範式變遷的調整方向。21世紀初期到今天的兩波政策調整涉及的政策領域非常多。我可能有點“經濟學帝國主義”。我認為這裏面最核心的還是跟經濟問題有關的政策，而這些經濟政策在相當程度上與五種模塊化有關。

**▍**下一個十五年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從20世紀90年代持續到今天，已經走過了30年。如果再持續15年，那就是45年。日本的經濟成長始於二戰後的20世紀40年代後期。對日本的經濟成長實踐的理論化完成於青木昌彥在80~9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作品，其間花了40多年。因此，我們期待再過15年，中國學者能把中國的經驗理論化。

最後談談我對下一個15年中國經濟的理解。我將先從我的學科視角和思考框架出發，用三個隱喻導出一個推論。

第一個隱喻是政治哲學家福山提出的。福山把國家的發展進程，比喻成馬車伕趕着馬車前進的過程。在現代化進程中，有人會落後，有人會成功。在工業發展方面，最早成功的馬車伕可以理解為英國。

第二個隱喻由經濟史家格申克龍提出。他認為，由於可以利用先進國家已經形成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後進國家的追趕具備後發優勢。利用後發優勢類似乘坐公交車的過程。對於後進國家來説，公交車到站後一定要上車。但是上車之後只需乖乖坐着，到站後下車。因此，後進國家的追趕過程被理解為學習先進國家的過程。

首先有一個馬車伕成功了。接着這位馬車伕依據它的經驗，製造一輛“格申克龍”號公交車。接下來，後進國家上車。但是，問題的關鍵是，公交車總會到站，到站之後怎麼辦？

這就引出了下一個隱喻，阿里吉提出的“鋪軌機司機”。在阿里吉看來，真正優秀的國家是在原野上鋪出鐵軌的國家，即指明發展方向的國家：

在這些問題之中，最嚴重的是，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大約10%到20%）與絕大部分人口的生存機會之間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要切實可行地解決這一問題，東亞的“鋪軌機”必須為自己、也為世界開拓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條發展道路應該與現在已處於死衚衕的那條發展道路截然不同。（喬瓦尼·阿里吉、貝沃利·西爾弗）

中國是非常優秀的“乘客”，但中國能否成長為真正一流的國家，取決於今後15年我們能不能在公交車到站之後開發出新的軌道。

**我認為，中國在企業生產組織方式領域具有創新。這種創新是國企、民企、外資之間相互激盪的企業間關係，我稱之為“跨所有制競合”。但是，它非常中國化，它沒法出口。**當下我們要完成的生產組織方式創新，應當類似於英國當年開創的工廠制、美國人開發的福特製，德國人創造的的企業內共同決策和技能培訓體系，豐田發明的豐田生產方式，這些都能出口。

中國正在面臨貿易摩擦。如果我們能在企業生產組織方式方面貢獻具有原創性的創新，可能會從根本上緩解矛盾。在這個意義上，下一個十五年是考驗我們的十五年：既考驗我們如何處理與世界的經濟關係，也考驗我們如何從實踐中提煉出理論意義。

**下一個十五年，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存在三種前景。**第一種是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建設失敗，中國企業未能進入核心技術領域；美國從奧巴馬時代開始的“製造業迴歸”取得成功。第二種是中國湧現出越來越多優秀的創新企業，逐漸向歐美日韓擅長的領域擴張，而歐美日韓的製造業迴歸失敗。第三種是雙方都取得某種意義上的成功。

我自己傾向於第三種可能性：西方國家的製造業迴歸會取得一定成效，而中國也能在歐美日韓的傳統優勢產業中開掘新的發展空間，雙方進入新一輪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