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報丨我在波斯尼亞長大，眼下見證了德國的錯誤_風聞

2023年10月18日，德國柏林，一場未經批准的支持巴勒斯坦人集會活動中的警察。圖源：Clemens Bilan/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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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波斯尼亞長大，眼下見證了德國的錯誤

搬到柏林生活後，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順路去“絆腳石”項目( Stolpersteine ) 那裏，閲讀有關猶太人被從家中擄走並送到集中營的故事。

在我去地鐵路上的一棟建築裏，曾有十六人被擄走。但露西的石頭令我毛骨悚然。她的石頭是一棟巨大建築前的單獨一塊，一隻小的“絆腳石”。關於露西，我們只知道，她在六十一歲那年被擄走。這令我想到了住在那棟樓裏的其他人，他們可能目睹了當時發生的事情。他們在做什麼？只是視而不見？

我的家人來自克羅地亞，作為非克羅地亞人，我們在一九九零年代初的民族主義狂熱氛圍中離開了那個國家。對那段時期的狂熱，已故克羅地亞裔作家杜布拉芙卡·烏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šić）在其作品中的描述是，為“純淨的克羅地亞空氣”而戰。

自一九四零年代初，我們就在克羅地亞遭到迫害：十一歲時，我爺爺設法活着離開了亞塞諾瓦茨（Jasenovac）集中營。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北部，我們找到了自我。在那裏，受害者是不同的。我們的波斯尼亞鄰居與我們的唯一區別是他們的穆斯林名字，幾乎每一家塞爾維亞媒體都公開詆譭他們。那些和我們一起生活的人，把他們的孩子送到我們也去的學校，説着和我們一樣的語言，但被描繪成了非人類，成了在我們睡覺時會殺死我們的聖戰分子，成了會拔掉我們的牙齒、強姦我們的女人的動物。我六歲時聽過所有這些故事。我在學字母表之前就知道聖戰者（mujahideen）這個詞了。

在班加盧卡（Banja Luka），當地一座十六世紀的清真寺被夷為平地。我的一些同學一夜之間就離開了，第二天上課時，沒有人提起他們。一些人將他們的名字改成了基督教化的變體，但每天都遭到霸凌。八歲時，我學會了如何區分我們和他們。某個老師不再是老師，成了塞爾維亞人。某個同學不再是同學，成了穆斯林。某個醫生不再是醫生，成了克羅地亞人。

為什麼要在《代頓和平協議》簽署二十八年後説到波斯尼亞？事實上，種族清洗之後，沒有和平這回事的。今天的波斯尼亞仍嚴重分裂。人們不能就如何稱呼他們講的語言達成一致意見。戰犯受到各方尊崇。波斯尼亞的人才流失每年都在增加。飽受心靈創傷的兒童成了飽受心靈創傷的成年人，無法找到工作或獲得體面的醫保。

我寫過一部小説，靈感來自我在班加盧卡的記憶，這部小説被翻譯成包括德語在內的多種語言，我因之獲得了一個德國文化項目的資助。過去幾年裏，我一直在德國旅行，談論我的書，談論波斯尼亞今天仍在應對的失能狀況。在每個地方，我都遇到了感同身受的聽眾，他們渴望閲讀那些故事，傳播那些文字，提供幫助。我是受指派的波斯尼亞女孩。在一些文學活動現場，我給坐在那裏的安逸歐洲白人講述有關種族清洗的往事時，他們難以置信地搖頭。每當某個波斯尼亞週年紀念日或其他紀念活動的新聞彈出時，他們都會説，這種事不要再有了。

波斯尼亞班加盧卡，1993年被炸燬，日後重建的費爾哈迪亞（Ferhadija）清真寺。圖源: Fehim Demir/EPA

但不要再有是個無力的表達。世界會遺忘，正如它已遺忘了波斯尼亞那樣。不要沒有被磨損和拋棄，再有則不斷以更大的數目和更暗黑的故事迴歸。

中東最強大的軍隊在其世界上最強大盟友的幫助下，正對加沙地帶進行地毯式轟炸；那裏已因佔領和長達十六年的非法封鎖而陷入貧困，多達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口是兒童。超過四千六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更多的人因沒有停火而面臨死亡，因為他們無法擺脱轟炸，或者無法獲得水、食物和電力。以色列軍方聲稱，目前正在升級的攻勢是一場“反恐戰爭”; 聯合國專家表示，這相當於集體懲罰。

這些都是事實。但在德國，哪怕是提到“巴勒斯坦”這個詞，你就可能遭到反猶主義的指控。任何為這場衝突提供背景解説和分享有關歷史背景的事實的嘗試，都被視為是對哈馬斯恐怖主義的粗暴正名。

不只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遭到警方阻止或破壞，柏林教育屆參議員 Katharina Günther-Wünsch 還給一些學校發出一封電子郵件，其中稱：

“任何示威性行為或意見表達，假如可以被理解為（斜體為本文作者標出）贊成對以色列的攻擊，或支持哈馬斯或真主黨之類實施攻擊的那些恐怖組織，都意味着對當前局勢下學校和平的威脅，並且是被禁止的。”

除禁止與哈馬斯有關的標識外，學校現在還可以自由禁止“未達刑事責任限度的標識、手勢和意見的表達”，包括頭巾、巴勒斯坦國旗和“解放巴勒斯坦”張貼物和徽章。

對殺害加沙平民的反對意見的扼殺甚至延伸到猶太人那裏。一名猶太人以色列女性在柏林廣場舉起一隻呼籲停止暴力的標語牌，幾秒鐘內，德國警察就上前將她帶上一輛警車。她後來獲釋。任何人只要表示了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都被自動懷疑是在心照不宣地同情哈馬斯。

法蘭克福書展取消了為巴勒斯坦小説家阿達尼亞·希布利（Adania Shibli）的《小細節》（Minor Detail）舉行的頒獎儀式。柏林的高爾基劇院取消了原定於十月二十三日舉行的奧地利-以色列劇作家耶爾·羅南（Yael Ronen）的劇作《形勢》（The Situation）的演出。一本收錄了三十四位流亡阿拉伯詩人作品的詩集的編輯説，相關活動已經被柏林詩歌之家（Berlin Haus für Poesie）取消了。

善意的人們建議我説，發表這一觀點可能導致我被排除在文學性活動和節日之外，我在德國的職業生涯——我過去兩年的生計來源——也可能告一段落。

但在藝術家和作家因所謂反猶主義而被取消參加一些活動的資格的同時，真正的新納粹主義卻風頭日盛，極右翼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fD)贏得了地方選舉，主流政界人士主張與其達成交易。取消希布利頒獎典禮的同一個圖書展，此前曾因將極右翼出版社Antaios 納入其計劃而受到批評，新選擇黨成員有出席當年的活動。 

德國官方對以色列政府行動的堅定支持，沒有為人道立場留下多少餘地。效果也適得其反，幫助傳播了驚恐情緒、伊斯蘭恐懼症，當然，還有反猶主義。許多德國知識分子在納粹戰爭罪行的陰影下長大，看上去幾乎是欣然接受了一個補償祖先罪虐的機會。當然，那補償將落在巴勒斯坦兒童的背上。

這本應屬於“陳述人所共知的事實”的範疇，但仍有必要強調：從歷史上看，伊斯蘭恐懼症只會導致更多的恐怖主義。我在波斯尼亞長大，可以絕對肯定地告訴你，惡性循環永遠不會結束。總會有另一具屍體被用作武器。

從長遠來看，我們今天在德國見證的白人救世主式的偽善，只有利於德國白人。要麼你反對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要麼你是個偽君子。你得既譴責一個恐怖組織，又譴責一個政府犯下的恐怖主義。

哈馬斯的行動令我驚駭不已，我為他們的受害者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但對他們的作為沒有發言權。我納的税裏，沒有一分錢被用來資助哈馬斯，但我納的一些税確實為加沙的轟炸貢獻了資金。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二年間，以色列從美國和德國進口了價值二十七億美元的武器。

生活在德國，我認為指正其片面、虛偽和對加沙種族清洗的默許是我的道義責任。每天經過露西的石頭時，我都會想起那份責任。我想起了靜默可以做什麼，可以困擾一個地方和一個民族多久。我來自一個被鮮血浸透的靜默之地。我從沒想過我會在德國感受到同樣的靜默。

（本文作者Lana Bastašić，生於1986年，是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作家、譯者。本文原題“I grew up in Bosnia, amid fear and hatred of Muslims. Now I see Germany’s mistakes over Gaza”，由英國《衞報》網站發佈於2023年10月23日。斜體字和超鏈接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