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歲月系列（03）——曾經的空軍情報部（01）_風聞

    1962年7月，父親賀德全從張家口外語軍事學院校官組（英語）畢業。由於國家進行經濟調整，大規模壓縮駐外人員數量，原定去羅馬尼亞擔任武官的計劃推遲。主管單位總參二部便將應屆畢業的4名空軍學員暫時安排到空軍領導機關過渡，等條件許可時再出國履職。

    於是，父親賀德全與B角金泉到情報部報到。分別擔任偵察處和情報處的副處長。

    當時，情報部部長孫緒浩（大校）。副部長有：魏錦國（大校），張汝周（上校），潘斯福（上校）。有2名中校，海平（偵察處處長）和賀德全（偵察處副處長）。其餘幹部的軍銜都在少校以下。

    1966年6月，海平剛剛提拔到上校一個月，就轉業去了中國農業大學保衞部任部長。孫緒浩從瀋陽軍區空軍調來上校王林，擔任副部長兼偵察處處長。

    文革開始後不久，魏錦國涉嫌所謂的“二月兵變”，被隔離審查。張如周去北京市紡織系統支左。1967年夏季，王林鼓動了一幫處長、參謀，造了孫緒浩的反。孫靠邊站，去了黑龍江的空軍“五七幹校”。王主持部裏的工作。

    1968年3月“楊、餘、付”事件發生後不久，因為在沈空工作時生活作風不檢點，被造反隊追討到空軍領導機關。不得已，王林下台，避險去了北京市化工系統“支左”。

    從1968年4、5月份起，賀德全正式接管空軍情報部工作。

    潘斯福提出去地方“支左”。考慮到潘是情報部老人，賀德全再三勸他留在部裏，以穩定軍心，分擔責任，但是潘執意要走。最後還是如願以償，到地方“支左”去了。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老部長、付部長們以各種理由走了。主持部裏工作的是年輕的、剛剛42歲、仍然處於過渡狀態、時刻準備外派當武官的賀德全。接下來，工作如何開展？

    晚年，提到這段困難時期，父親仍然心有餘悸。不過他挺自豪，“到底是正牌大學畢業啊！眼光、站的高度，就是不一樣！”

    當時，全空軍領導機關，賀德全是唯一擁有雙學歷的大學生。南京軍事學院第二期空軍系畢業，張家口外語軍事學院畢業。

    據他講，主持部裏工作還是打仗時的做法——抓部隊建設！從空軍情報系統死氣沉沉入手，增加新的情報蒐集手段。

    他掰着手指頭跟我講：首先，在全軍、全國，第一個開展對蘇技術偵察活動。“我一下子搞了4個團。7團，8團，9團，10團。蘇聯那邊有什麼動靜，我這裏一清二楚。”

    其次，上馬了2個衞星地面站。上海“814站”和沙河站。“上海那個站，就是為江青服務的！這是周親自打電話交待的。沒辦法，部裏只好打報告，在沙河又建了一個（衞星站）”。2005年，情報部張副部長與資料室主任到住在大興黃村的賀德全處慰問時，聽説衞星站被三部收走了。賀狠狠地説“沒有了衞星（站），拿什麼搞情報？！我要是在，三部它拿不走！”

    三，首次，也是我軍歷史上唯一一次在軍種級別上開展外派情報人員工作。這與時任二部張挺部長的支持和林立果的慫恿分不開。

    二處成立之初，起個什麼名字吶？賀提議“外派情報處”。副參謀長王飛不同意，説：“太直白露骨。不好！索性叫’二處’。與二部對口，意思也一樣”。

    第一任處長叫“洪萬德”，學俄語的。

    典型案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全國各地掀起看日本戰爭影片的高潮。什麼《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啊，海軍》……背景，上海814衞星站下載了這些日本影片的錄像，簡單配上翻譯，就給以江青為頭兒的“中央文革小組”送去了。結果毛看了，大呼“：過癮”，批示要放給全國人民看。問題來了，1967年，世界出台了《伯尼爾條約》，就是講專利的事兒。我國沒有加入。所以日本方面不賣這些影片給我們。當時情況是政府方面基本癱瘓，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兒還抓不過來，進口影片的事兒根本顧不上。但是最高指示必須要落實啊！二部聰明，索性交給空軍情報部去幹。就當外派情報人員熟悉工作流程吧。賀知道自己的斤兩，派了2個參謀去二部協調。無非是二部提出操作方案，安排人員、渠道，空軍情報部出面下指令，提供經費……影片拿回來了，上海電影譯製片廠馬上把還在農場勞動改造的一干業務骨幹調回來，加班加點翻印、配音……日本方面看到中國如此大規模的侵犯版權，無奈何。一，沒有建交，二，咱沒有加入版權公約，不受條約約束。時間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總政保衞部還在追查這當子事兒。派了2個人，找到已經返鄉多年的賀德全，瞭解這些日本影片如何進口的詳細情況。賀德全以“哎呀，年級大了，記不清了……”拒絕透露實際情況。事後，笑着對我説：查什麼查？！都是老毛下的命令，誰敢不聽！

    （待續）

1970年春季，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