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17章：張學良通過李杜找到了共產黨_風聞

在那個勾心鬥角的戰爭年代，每一位手握兵權的人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畢竟那時候通訊不發達，也沒有共享的檔案館，想掌握一個人的靠譜資料，只能靠自己的情報團隊去搜集和鑑定。想在爾虞我詐的政壇和軍界保住自己的位置和利益，既得了解自己的對手，更要掌握下屬們的情況，瞭解他們是不是忠誠，是不是已經跟其他人暗中勾結。

在張學良戒掉鴉片去歐洲“視察”的1933年，他的情報系統並沒有停止運轉，調查的一項重點是摸清所有東北軍軍官們的動向，誰在抗日誰已經投敵，誰跟了蔣介石誰跟了馮玉祥，張學良回國後全都一清二楚。當他決定尋找共產黨通過談判來解決陝北“剿匪”問題時，張學良立馬就想到了一個人：李杜，根據他手頭的情報，李杜已經跟共產黨走到了一起。

李杜原名不叫李杜，而叫李蔭培，是遼寧義縣人，1880年出生，比張學良整整大了20歲，在那個年代這就已經差了一輩了。李蔭培在私塾讀了12年古書，非常喜歡李白和杜甫的詩，於是在18歲那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杜。從後來李杜存世的詩文作品來看，他可沒少在詩詞方面下功夫，給他封一個“最會寫詩的軍人”應該八九不離十。比如東北被日軍佔領而他兵敗後蝸居上海期間，因為無力給還在東北抗日的下屬籌措軍餉，他痛苦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遍地荊棘樹，彌天烽火煙。

豈甘滬上居，枕戈卧薪眠。

心存家國恨，夢繞白雲巔。

何日驅醜虜，太平不羨仙。

（李杜書法）

1947年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方面為了給李杜施壓讓他選邊站，停掉了他的一切職務也停發了工資，身在重慶的李杜沒了收入來源，靠變賣家產勉強度日。日軍戰敗內戰又起，國民黨的特務每天盯着他的一舉一動，沒吃沒穿行動還不自由，有人就建議李杜找老蔣重新謀個職位，被他果斷拒絕，67歲的李杜寫了下面這樣的詩句：

縛雞力盡羞看劍，世亂何須覓封侯。

痴人沉醉黃金夢，東去浪沙不迴流。

一個年過花甲的老將軍，帶兵打仗已經無能為力，對國民黨的不同見解讓他不屑於求個工作，他處境艱難卻無能為力，但是也看透了一切，心裏已經釋懷。這詩句表達了他的態度，也寫盡了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大人物晚年的淒涼和孤獨。文辭悲愴優美，跟宋代詩人辛棄疾有點神似。

話説李蔭培改名為李杜後，他最初確實想過朝着詩文方向發展，將來做個文人。但是無奈家道中落，19歲那年書實在唸不下去了，只好離開學校學做生意，按照年齡推算，他的學歷相當於高中畢業。李杜去進入的是哪個行業呢？舊東北有一種後邊釀酒前邊銷售的店叫“燒鍋”，李杜就去那裏做服務員，先解決吃飯住宿的問題。

從後來的經歷可知，李杜是個有追求的人，這有追求的人自然不滿足於做個學徒然後把一生都耗在一個店裏。燒鍋店做了兩年服務員後，21歲的李杜因為制止“庚子之變”中潰敗清兵的打劫行為被對方開槍擊傷，身體恢復後怒而參軍，於1901年投入義縣清軍二十鎮，職位是管理兵餉的文職人員，這一年6月份張學良才剛剛出生。

東北的軍隊江湖，有些東西在變有些東西一直不變，比如軍服在變、武器在變、訓練方法在變，朝代在變導致最高統帥跟着變，但是基層軍官和士兵一直是那批人。張作霖比李杜大5歲，20歲那年和堂兄弟犯了人命案後加入清軍，後來因為時局變動回到東北做起“保險隊”，靠收村民的保護費跟土匪周旋對抗，通過兼併收購周邊的其他土匪隊伍，事業越做越大，後來主動被清政府收編做了巡防營營長。辛亥革命爆發後張作霖押中寶保護東北“一把手”趙爾巽有功，成了東三省軍隊“總司令”，當袁世凱去世全國陷入軍閥割據的狀態後，張作霖就順理成章割據東北舉起了“奉系軍閥”的大旗，李杜不知不覺成了張作霖的下屬。

（張作霖和侍衞官）

有理想的人從來都跟身邊的人不一樣，他們不會在一個行業得過且過，而是注重個人能力的提升，以求在這個行業做出成績，從而實現更大的人生成就和價值，但前提是要在一個恰當的位置，因為縱使個人能力再強，不到一定的位置就不能掌握一定的權力，也就沒辦法實現個人價值，尤其在軍隊系統。趙爾巽於1906年開辦了“東北講武堂”，李杜聞訊後立刻報名做了第一批學員，1907年他從講武堂順利畢業，擔任了奉軍連長，之後兩三年升到了營長的位置，完成了從下級士兵到軍官的轉變，很顯然李杜跟很多隻圖軍餉混日子的軍人形成了明顯的區別。

在“9·18事變”爆發的1931年，李杜擔任吉林省依蘭縣鎮守使兼東北軍第24旅旅長，負責下江十三縣的軍事防務，任職期間狠抓軍隊訓練和愛國思想培養，同時簡政愛民在當地頗有威望。演員賈玲2021年拍過一部票房很高的電影叫《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劇情俗套毫無文學性可言，但是主題曲《依蘭愛情故事》卻旋律輕快感情真摯被廣泛傳唱，歌名裏提到的“依蘭”就是當時李杜帶兵駐守的地方。

“9.18事變”爆發的時候，東北軍精鋭主力已於1年前被張學良帶進北京調停中原大戰，留下來駐守的那部分既分散還缺乏鬥志，面對日軍本就缺乏信心，張學良第一時間判斷錯誤，期待南京方面的意見，而南京國民政府不希望擴大沖突讓自己陷進去，眼巴巴指望歐美和國際社會介入干涉，唯恐自己動手影響了政治解決，還有其他軍閥們的袖手旁觀等等，多種原因的作用下東北軍幾乎沒有抵抗和反擊，導致東北地區迅速被日軍佔領。

在上層沒有組織抵抗的情況下，指望基層軍政人員抵抗就不現實，擅自抵抗首先是違抗命令，這其實屬於犧牲個人利益甚至性命來給情懷買單，而現實情況是東三省大量軍政人員紛紛向日軍投降並與其合作，不然日軍也做不到在3個月內就控制東北那麼大的地方。我們身處和平年代看待投降，絕對是可恥的賣國行為，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投降的當事人看重自己的性命、地位、財產以及全家人的安全，那時候軍閥各自圈地駐守，大多數看不到民族利益那個高度。

而一旦能看到民族利益那個高度的人就註定不是普通人，比如李杜。李杜的上級是吉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此人姓愛新覺羅，心裏還留着恢復大清基業的幻想，曾經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屬於親日派，所以這次決定投降日本，脱離張學良創業。熙洽採用各種辦法説服猶豫的軍政人員，逼走主戰派，於1931年9月23日在吉林建立了偽長官公署，自任偽吉林省最高長官，這可是事變發生後第5天，事變中身亡的軍民屍骨未寒。第6天開始他通電給各地軍政長官，讓他們放棄抵抗，否則自己不好跟日本人談條件。

由於那年頭交通閉塞通信不發達，直到10月中旬這個消息才傳到依蘭縣，李杜一聽就拍桌子罵人。罵完後立刻給所轄各縣發出通電，一邊痛斥了熙洽的漢奸行為，一邊呼籲各縣軍民團結起來，一致對付侵略者。當然光有呼籲和通電不能解決問題，昔日的同僚很快將以偽軍的身份和自己交戰，他需要實打實地準備應戰。

（黑龍江依蘭縣）

李杜派出軍官到各縣登記民團的武器和人數，將他們編入戰時序列，並協助進行針對性訓練，以便打仗的時候配合正規軍作戰。李杜實打實的抗日態度得到民眾和大户們的支持，大家紛紛捐款捐物，充實抗戰物資。對於普通人而言，向侵略者投降是為了活命，但意味着喪失人格，也可能喪失財產和性命；而跟着一位有決心抗日的將領，既在保護財產也在保護人格，況且即便抗戰失敗，自己也不用承擔責任，所以當這樣的領導者出現時，大家就願意跟着他嘗試一回。

人們常説東北是“一夜失去”的，這個就嚴重誇張了。日軍佔了瀋陽後，遼寧省政府遷到了錦州，所以日軍一邊向南攻打錦州，一邊向北進犯吉林和黑龍江，那片廣袤的土地不可能一夜失去。1932年1月3日錦州失守，南部的日軍逼近了山海關；1932年1月底，日軍佔領了遼寧全省和吉林省大部分地區，逼近了黑龍江省會城市哈爾濱，此時距離“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了4個月。

當時負責哈爾濱政務的最高長官張景惠暗中通日，駐守在哈爾濱的東北軍將領要麼勾結日軍自保，要麼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和等待國聯介入為由沒打算抵抗，所以哈爾濱屬於各自為政的“等死”狀態。日本特務機關一把手土肥原賢二也潛伏在哈爾濱，他把哈爾濱的佈防情報提供給日軍後，日軍乾脆讓吉林省的4個旅偽軍去奪下哈爾濱，企圖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方法搞定這件事。當消息傳到哈爾濱後，城內人心惶惶，有錢人開始外逃。

李杜得到情報後，當時就率領軍隊頂着風雪趕往哈爾濱，兩天後在哈爾濱外圍與前來收城的偽軍交上火，日軍為了協助偽軍，還派出4架戰鬥機投彈掃射，被李杜軍隊用機槍擊落了一架。這場戰鬥打了兩天，偽軍被成功擊退，李杜率領軍隊神氣地進入哈爾濱市內，城內軍民興奮地掛滿國旗和歡迎抗日軍隊的標語。隨後李杜在哈爾濱城內組建了糾察隊，胳膊上綁着“鐵血救國”的臂章，制止親日分子和潛伏的日本特務搞破壞，恢復了街面上的秩序。

但是包括李杜在內的很多人都知道，他們對哈爾濱的控制只是暫時的，日軍大部隊一定會捲土重來，而要擊退大部隊，就必須組建更強大的反抗力量。1月31日，李杜召集吉林省各路主張抗日的軍政要員開會，著名抗日名將馬占山也出現在會場，這場會議成立了“吉林自衞軍總司令部”，大家一致推舉李杜出任自衞軍總司令。這個消息比較振奮人心，哈爾濱的商會和銀行界聽説後，湊了50萬銀元送到司令部支援抗戰。

2月初，搞定其他地方的日軍開始為攻佔哈爾濱調兵遣將。日軍第二師團從正面北上逼近哈爾濱南部，日軍混成旅第四旅團從齊齊哈爾由西北方向逼近哈爾濱，混成旅第八旅團從長春北上，還帶着飛機、坦克、裝甲車等重武器，另外還有5個旅的偽軍隨行。城內李杜帶領的守軍悲壯地佈防，2月1日雙方已經在外圍交上火。

（東三省地理位置圖）

這場戰鬥並沒有意外和反轉，從彈藥到兵力再到武器裝備，自衞軍和日軍相比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實力懸殊。面對緩慢開過來的坦克和裝甲車，自衞軍基本束手無策。激烈的戰鬥持續了5天，自衞軍傷亡慘重、彈藥告罄，殺紅眼的李杜看到大勢已去後悲憤交加，拔出手槍想在陣前自盡，被部下攔住後帶出陣地，跟剩餘部隊退往哈爾濱東北方向的巴彥縣。3月份李杜等人趁着日軍主力外調的機會再次向哈爾濱發動了一次反擊，結果還是不敵日軍，李杜只好帶領剩餘部隊撤到依蘭縣。

回到依蘭後，李杜痛定思痛，決定重新建立自衞軍。他帶頭捐出了自己經營的麪粉公司和存款，然後説服當地的鄉紳、商户、地主捐款捐糧，鼓勵青年人踴躍參軍，收編了地方組織大刀會、紅槍會和綠林組織，並辦起了軍械廠、被服廠，同時派出保安部隊清查特務漢奸，李杜本人堅持每天清點部隊親自監視訓練，經過這一番轟轟烈烈的工作，依蘭縣和下江十三縣又成了抗日的中心。

1932年3月8日，末代皇帝溥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於吉林長春成立了偽滿洲國，聽到這個消息後，抗日名將馬占山跟李杜取得聯繫，提議自己率兵南下，李杜率兵向東，共同奪取哈爾濱，然後兩軍合併進攻長春，摧毀剛剛成立不久的偽滿洲國，李杜聽了心裏激動。行動確定後，李杜兵分三路從依蘭縣向哈爾濱進攻，一路上勢如破竹捷報頻傳，但是萬萬沒想到日軍得知李杜大兵出擊後依蘭縣後方空虛，直接派出艦船順着松花江直達依蘭，將李杜苦心經營的大後方給佔了，前方將士補給中斷，只好脱離部隊各自散去，李杜被迫帶着剩餘人馬退到梨樹鎮。

再次失敗李杜也沒有氣餒，他調查走訪後得知梨樹鎮是吉林省的大礦區，靠這個可以籌集軍餉東山再起，這裏可以重建為第二個“依蘭大後方”。李杜沒收了偽政權的礦場，建起了兵工廠，放出消息招兵買馬，原來失散的自衞軍士兵也紛紛前來，形勢逐漸轉好。這一時期身在北京的張學良也經常籌集軍餉，通過各種渠道送到東北的抗日軍民手裏，他還任命李杜為“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李杜聯繫吉林省內所有的抗日隊伍組建“聯合軍司令部”，眾人再次推舉李杜為聯合軍總司令，聯合軍在整個吉林地區有四五萬人兵力。

實話實説，東北抗日隊伍的精神確實可貴，但是這種局部抗戰不可能擊敗日軍徹底改變局勢，畢竟他們手頭沒什麼重武器，更缺乏國家財力的支持，所以他們打打偽軍還行，要是遭遇裝備精良的日軍大部隊只能敗退。1932年秋天，馬占山和蘇炳文被日軍擊敗後退入蘇聯，年底遼寧省各路義勇軍也被日軍擊敗後退入熱河，最後那支被日軍擊敗的是李杜的軍隊。1933年1月9日，李杜因為彈藥不足、下屬叛變等各種因素再次兵敗，只好帶人退入蘇聯，殘餘部隊繼續在東北山林裏打游擊。

（抗日名將馬占山）

李杜到蘇聯後找到了馬占山和蘇炳文等人，眾人在西伯利亞重鎮託木斯克滯留了數月，在得不到蘇聯的武器支持後，只能繞道回國。1933年4月中旬一行人抵達莫斯科，兩天後離開蘇聯前往德國，準備坐船回國。就在滯留蘇聯期間，他們的最高指揮官張學良於1933年3月11日通電下野，當他們離開莫斯科前往德國時，張學良正在前往意大利的遊輪上。在海上漂了23天后，張學良在意大利上岸，自己的情報系統告訴他李杜等人目前已在德國，立刻發電邀請他們前來會面，三人日夜兼程，終於在1933年5月8日在意大利見到張學良。

雖然彼此都是軍人，但在意大利見面的那次他們手頭都沒有兵，而且還都失去了統帥權。那一年李杜53歲、馬占山48歲、蘇炳文41歲，3位老大哥向33歲的張學良敬軍禮，張學良還禮讓座，四個東北人眼裏閃着淚花。“九一八”爆發時東北軍總兵力超過30萬，留在東北的至少12萬，而出了事敢於跟日軍拼命的人並不多，眼前這幾位便是真刀真槍跟日軍打過仗的人，他們現在卻流落在外。張學良聽了他們的彙報，讚揚了他們也感謝了他們，勉勵他們回國後繼續抗日。雖然幾個人都失去了兵權，但他們不是普通人，將來註定還有交集。

1933年7月8日，李杜坐遊輪繞了小半個地球回到上海，由於之前在東北堅持抗日名氣很大，南京政府封給他“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位，以向公眾體現政府對抗日將領的重視。那是一個閒職和虛職，並不能參與任何軍事決策，唯一的好處是李杜有了一份數目可觀的工資。但是李杜沒有就此躺平，自己的下屬還在山裏忍飢挨餓打游擊，跟日軍作戰期間也積攢了不少想法和經驗，他需要奔走相告做一些抗日的嘗試。於是李杜奮筆疾書寫了如何領導和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意見書呈送上去，結果他的意見被擱置一旁；李杜不死心跑上廬山親自找蔣介石，結果還是被三言兩語打發了，這讓李杜很受打擊。

南京國民政府為了安內不斷跟日軍妥協，同時打壓民眾的抗日訴求，儘可能將中日全面衝突後延。反正東北在偏遠的北方，跟南京隔着十萬八千里，名義上屬於國家實際上是張學良的地盤，決策者們也不着急。這個做法讓李杜這種急於抗日的人不能理解和忍受，這時候有個組織一直高喊抗日救國的口號，該組織雖然沒有能力給李杜送錢送物，但在理念上對他非常認可，這個組織就是共產黨。1934年7月份，宋慶齡跟何香凝、馬相伯等人成立了“中國民族武裝自衞委員會”，李杜不顧國民黨的威脅做了該組織的武裝部長，並簽名支持我黨發表的《八一宣言》，懷着對東北抗日鬥爭的一腔熱情，李杜逐漸跟上海的黨組織越走越近。

（1935年時期的張學良）

我們前文説過，張學良有自己的情報系統，他當然清楚李杜在跟什麼人交往，所以當他決定跟共產黨取得聯繫時，第一個想到的人便是李杜。1935年12月張學良經常到上海和南京開會，可見從那個時候開始，年底會議就是很多。開會只是表面上的正常公務，而順道見李杜讓他從中斡旋搭上共產黨的關係才是張學良心裏更重要的事，因為這件事關係到東北軍的命運。

張學良很順利就找到了李杜，距離上次兩人在意大利見面過去了兩年多，歷史又引導他們見了面，雖然彼此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但是各有各的苦。李杜苦於無法返回東北領導部隊，也無法為他們籌集活動經費；而張學良苦於在陝北接連失利，損失的部隊得不到補充和撫卹。所以那是一場沉重的談話，也是一場無奈的談話，但也是一次讓李杜感到驚喜的對話。此前他就為東北軍打內戰忘了老家而焦慮，現在張學良主動想跟共產黨談判，意味着兩人的想法出現了一致，李杜滿口答應幫這個忙。

當時南京政府在陝北剿匪的機構是“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儘管張學良是副總司令，但他是事實上的最高負責人，因為總司令蔣介石一年來不了西安幾次。當張學良這個最高負責人想跟他的對手談判時，最難解決的是信任問題。紅軍如何相信張學良是真的想談判而不是挖陷阱下套呢？這就需要雙方長期的溝通交流，那相當於一個調查取證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派可靠人員待在張學良身邊，並定期彙報階段性成果直到彼此取得了信任，這個規矩張學良是知道的，所以他讓李杜幫忙找這個人。

接到張少帥的命令，李杜不敢怠慢，立即拜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向他彙報了這個重大消息，大吃一驚的潘漢年也不敢拖延，迅速向上級黨組織彙報。組織經過慎重考慮後派了一個合適的人去了張學良公館，這個人叫劉鼎。張學良收到消息後，特地派自己的一位師長去上海迎接，對外宣稱劉鼎是李杜的代表。於是劉鼎就公開來到西安，並住進張學良公館。外人只知道他是東北軍舊部的下屬，這樣的人張學良身邊多的是，但沒幾個人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劉鼎到達西安的時間是1936年的3月，那一次他還帶着想去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個我們暫且不表。

（潘漢年）

再説身在上海的李杜，雖然有“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這個高級職位和一筆工資，但他心裏有事，沒辦法像其他同僚那樣歲月靜好或歌舞昇平，日軍對他們而言很遠，但對李杜而言就在眼前。同樣是軍人，有些人適合待在機關單位處理文件，有些人適合上前線指揮軍隊，李杜就屬於後者，他很清楚只有返回東北領導舊部自己的人生才有價值，而在上海他的努力一直是徒勞無獲，因此他決定返回東北。他的想法向張學良彙報後，得到張學良的大力支持，不但提供了路費，還派自己的秘書應德田到上海以他的名義託關係協助辦手續。

李杜和應德田找到蘇聯駐上海總領事，從中協助從蘇聯進入東北的可能性，並向南京政府申請辦理出國證件。縱使有張學良的關係，這個辦理過程也非常漫長，直到1936年6月份他的出國手續才辦理完成，這次出行他還帶着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最後蘇聯迫於日本的壓力不同意李杜入境，毛氏兄弟則被我黨同志接到莫斯科，李杜只能遺憾地返回國內。由於一路上無微不至地照顧三個孩子，被隨行監視的日方情報人員誤認為他是毛澤東本人，引發了一場很有意思的誤會，這件事我們之後再揭秘。

1937年李杜嘗試通過新疆進入蘇聯未果，1938年李杜再次嘗試借道蘇聯進入東北還是沒能成功，那時候他已經58歲。在那之後直到去世，他再也沒能返回東北，1933年那次兵敗離開居然是他跟故鄉的永別。這就跟他的長官張學良及其相似，張學良1930年帶兵進入山海關調停中原大戰，便是跟老家東北的永別。李杜的晚年在重慶度過，而張學良的晚年在台灣和美國度過，兩人回憶故鄉的時間和地點是不同的，但內心的悲痛和無奈卻是相似的。

[參考資料]

1、王書君/唐德剛：《張學良世紀傳奇》，第508頁，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4月

2、王希亮：《李杜將軍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3、李劍白：《東北抗日救亡人物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