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的名單》被打低分，好萊塢無辜嗎？_風聞

在中文互聯網，一場關於《辛德勒的名單》的打分爭議引發了不小的輿論風波。

在巴以衝突激化後，不少網友在B站給反映猶太人二戰遭遇的《辛德勒的名單》打出差評，這部位列豆瓣TOP250的好萊塢電影，B站評分一度從9.7降到了4.1分。不過截至毒眸（ID：DomoreDumou）發稿前，這部電影的評分又回升到了9.4分。

目前，中文互聯網關於這一事件的討論，大多圍繞經典作品是否應該和當下時事分開，或就巴以衝突本身展開。誰是正義方？無論是故事講述者好萊塢，還是被講述的巴以雙方，對中文互聯網來説都是霧裏看花，隔着一層。

如果調轉視角，考察好萊塢與衝突雙方的內在關係，或許更能理解問題的複雜性。

在觀念和話語權力的戰場，好萊塢身處巴以衝突的漩渦中心。作為全球電影生產中心，好萊塢是巴以雙方努力爭取的對象。以色列和好萊塢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阿拉伯世界也在這些年嘗試“取消”以色列對好萊塢的影響力。

天平一直在以色列一邊，分析好萊塢、猶太人、以色列時，會發現這三組概念犬牙交錯，糾纏不清。

好萊塢和以色列的第一層聯繫是族羣。好萊塢拍攝了大量《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猶太人電影，猶太人也密佈於好萊塢高層之中，以色列也一直希望好萊塢與西方世界將自己與猶太人劃上等號。

但作為國家實體的以色列，在地緣政治中的取向更加複雜。好萊塢在與其親近的同時，又不能不對其在加沙的戰爭行為保持距離。

好萊塢與以色列的第二層聯繫是美國的全球戰略與國家利益。自誕生以來，好萊塢一直是美國意識形態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又在兩黨政治中，立場鮮明地站在民主黨一邊。

在這次巴以衝突中，我們再次看到這台機器的複雜與分裂。好萊塢的言行舉止一方面根植於美國與以色列的盟友關係，一方面又必須服從左翼的人道主義觀念，無論真心或者違心。

這些都構成了如今好萊塢在這次衝突中的矛盾態度。這種自相矛盾，體現了好萊塢在塑造美國全球性的文化霸權時，其作為皮膚的普世價值與作為肌裏的國家利益的衝突。

美國精神的自我分裂與自我矛盾，讓昨日的世界也分裂成兩半，而巴勒斯坦地區的孩子，正在這人造的鴻溝中哭泣與墜落。

好萊塢視角

在衝突最初，好萊塢呈現出對以色列一邊倒的支持。

10月7日，哈馬斯突然對以色列發動地面行動和空襲後不久，娜塔莉·波特曼、傑瑞和傑西卡·宋飛、傑米·李·柯蒂斯、蓋爾·加朵、艾米·舒默、切爾西·漢德勒等好萊塢明星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以色列的同情。

這種支持並非一時興起，而是有組織的集體行為。10月12日，親以色列的非營利性娛樂業組織“和平創意社區”（Creative Community For Peace ）發佈了一封公開信，超過 700 名美國娛樂界人士簽署了公開信，表明支持以色列，並明確譴責“哈馬斯的行為是殘暴的恐怖主義行為”，立場不可謂不鮮明。

甚至NBA球員勒布朗詹姆斯也和其合作伙伴在社交媒體中，稱以色列遭受的破壞與悲慘是不可接受的，而哈馬斯對以色列人的謀殺和施暴是恐怖主義。

好萊塢各大公司，也陸續發表聲明。比如主要經紀公司UTA、CAA 和 WME，都公開表明立場與以色列站在一起。

華特迪士尼公司宣佈，將向在遭受大規模襲擊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救援的組織捐贈 200 萬美元。其中100萬美元捐贈給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附屬機構紅大衞盾會，該組織在以色列提供緊急醫療和血庫服務。

迪士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艾格 (Robert A. Iger) 對外表示：“我們譴責這些襲擊、引發襲擊的仇恨以及所有恐怖主義行為。”

但從10月10日開始，以色列開始對加沙地區進行報復性的軍事行動，造成了大量平民甚至是兒童的傷亡。一向標榜反戰與人道主義的好萊塢，對於巴以衝突也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不少好萊塢明星都在社交平台批評對於平民的傷害。

即使是出生於以色列的蓋爾·加朵，也在社交帳户上轉變了態度：“殺害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是可怕的。殺害無辜的以色列人是可怕的。”

但在後來，由於受到廣泛的批評，她刪除了該帖子。以色列電視主持人奧菲拉·阿薩亞格(Ofira Asayag)指責蓋爾·加朵“已經越界”，“保持安靜，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更好。你生活在好萊塢電影中，只要你願意，你就又是以色列人了。”

好萊塢的聲音雖然改變，但並不由支持以色列轉向支持巴勒斯坦、或者批評以色列，而是以反對所有平民殺戮的反戰姿態展開。

據環球網援引外媒報道，55位好萊塢演員和藝術家最近則致信美國總統拜登，敦促他推動以色列和加沙停火。這些演員中包括知名影星凱特·布蘭切特和喬恩·斯圖爾特等人。

這些藝人在發表的聯名信中説，“我們要求，作為美國總統的你，呼籲加沙和以色列立即緩和局勢並停火，以免造成更多生命損失。在過去一週半時間裏，有5000多人被殺害，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這個數字是災難性的。我們相信所有生命都是神聖的，無論信仰或種族，我們譴責殺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

好萊塢的阿拉伯人士，在針對以色列的戰爭行為時表達更加直接。巴基斯坦裔英國演員里茲·阿邁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加沙當前發生的事件“不存在兩方”，只有“人性的一方”，並懇求“停止對加沙平民的狂轟濫炸”。

巴勒斯坦裔美國模特吉吉·哈迪德立場更加鮮明，她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以色列政府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完全沒有猶太教色彩。這條動態被以色列官方賬號盯上，後者專訪並且批評哈迪德對哈馬斯在以色列犯下的暴行視而不見。

相比這些明星鮮明的立場，社交媒體用户的攻防更加均勢，親巴勒斯坦用户會積極攻擊支持以色列的好萊塢名流。澳大利亞演員納撒尼爾·布佐尼克在分享了許多支持以色列的帖子後，帳户被用户舉報並遭到了封鎖。

不同於社交媒體兩種聲音的此消彼長，反對以色列的言論在好萊塢內部有着觸碰紅線的危險。

好萊塢頂級經紀人瑪哈達基爾（Maha Dakhil）在社交平台轉發了以色列針對哈馬斯襲擊的信息，“你現在正在瞭解誰支持種族滅絕。” 她隨後發佈了第二張照片，標題是：“還有什麼比目睹種族滅絕更令人心碎的呢？見證了對種族滅絕正在發生的否認。”

達基爾帖子的截圖開始在業界流傳後，她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道歉，稱自己“犯了錯誤”，並且將賬號轉為私密。

CAA 則在上週日證實，達基爾已辭去該機構內部董事會的職務，以及電影部門聯席主管的職務，但仍將與她的客户合作。這個漫長的客户名單包括湯姆·克魯斯、瑞茜·威瑟斯彭、娜塔莉·波特曼、艾娃·杜威內和安妮·海瑟薇。

曖昧關係

這種政治正確不是一夕形成的。

阿拉伯作家傑克·G·沙欣 (Jack G Shaheen)這樣寫道： 美國電影協會前主席傑克·瓦倫蒂喜歡説：“華盛頓和好萊塢有着相同的DNA。” 然而，如果瓦倫蒂今天還活着，他就必須將以色列的 DNA 添加到其中。

1988年出版的《他們自己的帝國：猶太人如何發明好萊塢》(An Empire of Their Own: How the Children Invented Hollywood)中提到，眾多猶太移民創立了好萊塢早期重要的製片公司，將這些創始人團結起來的是“他們對過去的徹底和絕對的拒絕，以及對新國家同樣絕對的奉獻”。

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好萊塢的猶太人“從未對猶太家園表現出太大的興趣”，因為“這將成為忠誠度分裂的更多證據。”米高梅公司的老闆路易·B·梅耶爾就“強烈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認為這隻會帶來麻煩”。

所謂猶太復國主義，是當時一種猶太民族主義思潮，號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家，復興猶太民族，這當然和好萊塢猶太人的美國夢有着衝突。

（路易·B·梅耶爾）

但隨着以色列的成立，猶太好萊塢領導人開始積極參與到這一新生國家的政治議程中。以色列前長期外交官、具有影視背景的伊多·阿哈羅尼 (Ido Aharoni) 將其稱為“浪漫階段”的開始，即“好萊塢偶像被招募來講述以色列的故事”。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以色列逐漸成為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在中東的利益代理人，在這樣的語境下，支持以色列既符合猶太人的羣體利益，也不再和對美國的奉獻與忠誠相分割了。

在上世紀60年代，《出埃及記》和《黑幕落下》（Cast a Giant Shadow ）等電影聚焦以色列建國初期的故事。比如《黑幕落下》講述的是二戰後，擁有猶太血統的美軍上尉奉命到以色列建立防衞軍隊，並抵抗阿拉伯敵人的入侵，最終犧牲的故事。

（《黑幕落下》劇照（圖源：豆瓣）

這些電影的政治立場如此毫不遮掩，並且敵我分明。因此他們成為了以色列構建民族認同與當代國家敍事的一部分，也塑造了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的政治觀念。

但隨後漫長的中東戰爭，開始讓這場宏大的意識形態工程蒙上了陰影。在1978年的第50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巴解組織的支持者，英國女演員瓦妮莎雷德格雷夫在獲得最佳女配角獎的演講上，譴責“一小羣猶太復國主義流氓，他們的行為侮辱了全世界猶太人的地位”。

（瓦妮莎·雷德格雷夫）

她指責的是激進的極右翼猶太團體，後者因她參與的 1977 年的紀錄片《巴勒斯坦》而將矛頭對準了她。

在1982年的第五次中東戰爭，尤其是以色列參與的對於巴勒斯坦難民的貝魯特大屠殺發生後，在美國猶太人中引起了更大的爭議。當年的聯合國代表大會譴責了這一屠殺事件，並將其定性為種族清洗。

在中東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好萊塢也不敢再赤裸裸地將以色列置於正義的角色了。之後的二十年，以色列逐漸從好萊塢敍事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二戰大屠殺電影，在這裏，支持猶太人是不用質疑的道德與政治正確。

嵌入與聯合

以色列和好萊塢的聯繫並未消失，而是更多轉入了幕後，合作以更加隱蔽的方式運行。

20世紀80年代初，曾在以色列獨立戰爭中擔任飛行員的梅納赫姆·戈蘭 (Menahem Golan) 和他的表弟一起收購了美國電影公司 Cannon Films ，並製作了數十部 B 級動作片。

傑克·G·沙欣認為，這家公司製作的《撒哈拉沙漠》（1983年）、《三角洲部隊》（1986年）、《殺手》（1991年）等多部電影都在誹謗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撒哈拉沙漠》《三角洲部隊》（圖源：豆瓣）

1997 年，洛杉磯聯邦娛樂部門（L.A. Federation’s Entertainment Division）與以色列猶太機構合作推出大師班，開始為以色列培養演員、導演、製片人、經紀人、經理等角色，向他們解釋好萊塢的內部運作方式。

這為新世紀以色列和好萊塢的密切關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着以色列的明星、製作者、公司和文化產品進入美國娛樂產業，以色列在新世紀再次作為正面角色，進入美國公眾視野之中。

2005 年，CBS 電視台的《海軍罪案調查處》第三季加入了以色列角色，一位名為姬娃·戴維 (Ziva David) 的前摩薩德特工，並作為正面角色一直活躍在這個系列中，其角色扮演者在一項調查中位列2013 年美國黃金時段電視第二受歡迎的女演員。

（姬娃·戴維 (Ziva David)）

以色列媒體稱讚姬娃·戴維是當時美國主流電視網絡中，唯一全職的以色列角色。傑克·G·沙欣則認為，戴維的“啦啦隊角色”促進了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牢固、積極的關係，而《海軍罪案調查處》系列沒有出現一名巴勒斯坦情報人員。

2011年上映的《國土安全》，則是根據以色列電視劇《戰俘》改編，並由以色列人吉迪恩·拉夫 (Gideon Raff) 擔任製片人和編劇，以及以色列人阿維·尼爾 (Avi Nir)擔任製作人。曾經獲得金球獎的《捫心問診（In Treatment）》，同樣來自改編自以色列劇集。

這些改編能夠發生，是因為以色列創意公司已經遍佈美國，並和美國的娛樂產業形成了緊密的聯合體，這無疑是大師班造成的積極後果。

（拉夫參與制作了《國土安全》《暴君》《DIG》（圖源：豆瓣）

除了行業流動與合作，好萊塢和以色列的靠近過程中，也有政客的積極推動。

2016 年 8 月，出生於美國的薩姆·格倫德韋格 (Sam Grundwerg) 準備就任以色列駐洛杉磯總領事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將好萊塢作為他的優先事項。格倫德韋格談到，“他非常瞭解媒體和好萊塢在輿論塑造者方面的影響。”

格倫德韋格如今被以色列媒體稱為“我們的好萊塢人”。在洛杉磯，他專注於和好萊塢名流建立聯繫，比如邀請莎朗·斯通在已故以色列總理的追悼會上發表講話，或者邀請好萊塢高管前往以色列旅行。

他曾經提到，自己估計有 40% 的工作涉及吸引好萊塢、體育和音樂行業，而這些娛樂產業“為人們在體驗和情感層面上創造了與以色列的聯繫”。

除了外交官，以色列情報部門也盯上了好萊塢。在2013年，製作過《漂亮女人》《拳擊俱樂部》和《史密斯夫婦》等上百部電影的好萊塢著名製片人阿諾恩 米爾坎，在電視上公開承認自己是以色列間諜，曾在美國蒐集核情報。

阿諾恩 米爾坎

阿諾恩 米爾坎出生在以色列，聲稱自己在20世紀60年代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招募，那時的他是一個成功的化肥公司老闆。在成為好萊塢著名電影製片人、甚至在當上新麗境電影公司的主席之後，他仍然繼續為以色列做核間諜工作。

真正的團結

力的作用總是相互的，如今阿拉伯世界也意識到了以色列和好萊塢的關係，對自己輿論的不利狀況。

BDS（The 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聯合創始人奧馬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曾經表示，好萊塢是BDS的重中之重，而且還在不斷上升。

BDS是一項由巴勒斯坦領導的運動，旨在推動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和經濟制裁，最終推動以色列從佔領領土撤出、拆除西岸隔離牆、實現以色列境內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護和促進巴勒斯坦難民重返家園和重獲財產的權利”。

巴爾古提認為，“好萊塢在很大程度上為以色列正在進行的侵略和侵犯巴勒斯坦人權的行為辯護或掩蓋。”而BDS則努力抵消以色列影響好萊塢的努力。

（奧馬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

在接近好萊塢的過程中，BDS 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發生在 2009 年。當時1500名藝術家和作家，包括女演員簡·方達以及演員維果·莫騰森和丹尼·格洛弗簽署了一封信，抗議多倫多電影節將首次推出的“城市到城市”單元鎖定特拉維夫。

在這樣的案例多次出現後，巴爾古提認為好萊塢為以色列辯護的情況正在改變，“好萊塢出現了一種新趨勢，明星們不再害怕為巴勒斯坦權利説出自己的想法”。

除了阿拉伯世界，猶太世界也存在着對以色列的批評的聲音，並建立着與文娛界的合作。

以色列長期以來，都試圖在歐美世界將反猶主義與反以色列劃上等號，將其潛移默化為一種政治正確，這也波及到了好萊塢。

以色列記者曾在文章中提到，以色列與全球猶太復國主義者正在採取一種戰略，即對所有批評以色列的意見都扣上“反猶主義”的帽子，並以此打壓批評其佔領罪行的聲音。

利維指出，在以色列政府戰略事務部長的指示下，與猶太復國主義基金會合作採取的這項戰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證明了它的有效性，並利用歐洲人對歷史事件所存在的愧疚感，而成功使他們保持沉默。

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已經通過了全面的立法，試圖將BDS的活動定性為犯罪。上文提到的“和平創意社區”也在積極將BDS於反猶主義綁定在一起，來形成“對抵制的抵制”。

這種綁定如此強勢，但也有人試圖衝破這種非自然形成的條件反射。哈迪德這次就在社交媒體上發聲道，“譴責以色列政府並不是反猶太主義，支持巴勒斯坦人也不是支持哈馬斯。”

一些美國的左翼猶太組織也試圖證明，以色列所代表的猶太復國主義勢力，並不是猶太人觀念的全部。

致力於結束佔領的美國猶太組織IfNotNow和猶太和平之聲最近在白宮組織一系列聯合抗議活動，要求停火。曾為玩具總動員系列配音的著名演員華萊士肖恩也出席了這場活動，並向聚集的人們發表講話。

（圖源：路透社）

IfNotNow的口號是結束美國對以色列種族隔離制度的支持，並要求所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平等、正義和繁榮的未來。這無疑是一種更加左翼與進步的觀念，並且試圖在這一地區拆除阻礙問題解決的藩籬。

反以猶太活動家斯塔維德曾在接受澎湃採訪時，引用漢娜·阿倫特的觀點，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運動，因為它主張將猶太人與他們生活的當地社會分離。

但這種聲音仍然屬於少數，大多數時候，是兩種激進的觀念與行為對抗，並使彼此都更加極端。作家內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指出，越多的人沉迷於反猶太主義，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及其由此產生的戰爭罪行就越得到了主流的接受。

（內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

她寫道：“以色列政府目前對加沙的殘忍屠殺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最新的、難以形容的可怕表現，而且在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這些集體懲罰罪行的責任完全在於肇事者及其國外的金融和軍事支持者。但我們都必須想辦法讓它停止。

突破二元對立的爭論，尋找一種更具解放性的行動方案，或許才能真正地導向問題的解決。

“什麼會削弱它的力量，耗盡它的一些燃料？” 克萊恩問道，“真正的團結。人文主義將跨越種族和宗教界限的人們團結起來。強烈反對一切形式的基於身份的仇恨，包括反猶太主義。”

這種團結在好萊塢和西方世界，還暫時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