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史記》也有參考文獻？查重率多少？_風聞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許多人對中國史的認識開始於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撰寫的《史記》，作為中國私人著史的開端，太史公父子不僅將神話中的五帝時代到西漢初漫長而繁雜的歷史整理成一部輝煌鉅著，也為後世著史者"打了樣"，為2000多年的歷史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史記》這座萬丈高樓是不可能憑空"平地起"的，那麼為司馬遷參考了哪些文獻資料？又是誰為他打下了基礎呢？

《春秋》

按照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説法，在他生活的西漢前期，許多歷史記錄已經散佚，有許多歷史傳説"不雅馴"，還有《禹本紀》 《山海經》等"文獻"荒誕不經，這給他的著述帶來了很大困難。 

他曾經"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收集各類傳説，並將其中與《尚書》等古書不相悖的部分收錄入書中；他也曾經訪問楚漢戰爭的親歷者，獲取第一手歷史資料。

然而，這些零碎的材料不足以支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通史。

司馬遷接着説"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可見，《春秋》《國語》也是《史記》的重要參考文獻。

《關羽讀春秋圖》，清，周璕，絹本設色，縱188釐米，橫93.4釐米，現藏中國美術館。《春秋》之名對於廣大中國人來説並不陌生，關雲長夜讀《春秋》的典故國人耳熟能詳，但因為《春秋》內容枯燥，非文史相關專業而真正讀過《春秋》的人少之又少

《孔子聖蹟圖之刪述六經》，清。傳統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但根據《左傳》記載，魯昭公二年，晉國使者韓宣子出使魯國見到了《春秋》，當年孔子只有11歲，應該不是《春秋》的作者

《春秋》之名對於廣大中國人來説並不陌生，關雲長夜讀《春秋》的典故國人耳熟能詳，“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這句話也言猶在耳，但是非文史相關專業而真正讀過《春秋》的人，卻少之又少。與《尚書》的佶屈聱牙、《周易》的古奧晦澀相比，成書於春秋晚期、戰國早期的《春秋》閲讀難度並不算高，但是當你翻開這部古書時，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部書實在是有些枯燥。 

例如《春秋》的第一篇《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可以看到，這一篇總計六十餘字，所記史事極其簡略，記時、記事、記人，但是所記的史事只記結果不記過程，宛如一篇流水賬。與《史記》中豐富的歷史情節相比，《春秋》的內容明顯缺乏趣味，被王安石目為"斷爛朝報”，這也正是少有人單讀《春秋》的主要原因。

只要我們認真觀察《春秋》就不難發現，這其實是一部魯國本國的歷史記錄，以年為單位，記錄了從魯隱公至魯哀公共12代君主240餘年的魯國重要的祭祀、外交和內政事件，筆法極為冷峻。 

實際上，《春秋》應當是春秋戰國時代對各國史書的通稱，《墨子·明鬼下》就列舉周、燕、宋、齊之春秋。同時，孟子也曾説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按照這種説法，春秋各國已經普遍開始編纂以國君活動為中心的國史，這些國史統稱為"春秋”，而各自又有自己的題名，晉國國史名為《乘》，楚國國史名為《檮杌》，而今本《春秋》則是魯國自己的國史。

《孔子聖蹟圖之西狩獲麟》，清。魯哀公十四年（前481），魯哀公西巡獵獲麒麟，相傳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輟筆。

《春秋》這類由國家專設史官記錄的歷史，雖然只記大事，少記細節，卻相對中立客觀，為後世研究當時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公羊傳》磚，東漢元和二年（85），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春秋三傳 

按照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説法，在他生活的西漢前，為"破譯”《春秋》，“春秋三傳"便誕生了。

《東周列國故事·掘地見母》。《左傳》第一篇《隱公元年》記載“鄭伯克段於鄢”，《公羊傳》和《穀梁傳》僅發表闡釋，但《左傳》卻清楚地記載了事情的全過程

古人將《尚書》 《周易》 《春秋》等傳説由聖人創作的"原典"稱為"經”，而解釋闡發"經"含義的作品則稱為《傳》。也就是説，“春秋三傳"是為了解釋《春秋》誕生的，即是闡釋《春秋》之意的三部"傳”。 

“三傳"分別為《春秋左氏傳》（《左傳》）、《春秋公羊傳》（《公羊》）和《春秋穀梁傳》（《穀梁》）。《左傳》相傳為魯國太史左丘明所作，《公羊》為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齊人公羊高所作，《穀梁》的作者魯人穀梁赤相傳也是子夏的學生。出於齊魯的"春秋三傳"以不同的角度，闡釋《春秋》中的"微言大義”，為後世的著史和解經提供了新的思路。

為了讀者能夠更直觀感受到"三傳"闡釋《春秋》的不同角度，我們舉一個著名的例子，《春秋》第一篇《隱公元年》寫道：“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這九個字極為簡單，但是被列入《春秋》之中，顯然也非常重要，可是《春秋》的記載卻極為模糊，我們無法從中得知什麼是"鄭伯克段於鄢”。 

《左傳》對這一事件的記錄就清楚得多，鄭伯即鄭國國君鄭莊公寤生，段為其弟共叔段，二人為同胞兄弟。鄭莊公之母武姜因生產寤生時難產受到驚嚇，於是乎愛幼子共叔段而恨長子鄭莊公，她甚至曾想立段為丈夫鄭武公的繼承人，卻並未成功。莊公即位後，武姜為共叔段向鄭莊公討要制、京兩個富庶的邑，臣下提醒莊公當心共叔段野心勃勃，莊公卻並不着急行動，而是繼續縱容弟弟。之後，過度膨脹的共叔段與武姜密謀反叛，準備已久的鄭莊公於鄢地大敗叛軍，段奔逃於衞。在講完這個故事後，《左傳》繼續説，之所以《春秋》中説"鄭伯克段於鄢”，稱鄭莊公為"鄭伯"是譏諷他對弟弟不行教誨，之所以用形容兩國戰爭的"克"來定義鄭莊公撲滅叛亂，是因為此時莊公與共叔段已經儼然是兩個國家；趕走共叔段是莊公的本意，所以《春秋》在此地便不提共叔段逃跑。總之，這句話是對鄭莊公的責難。

同樣一句話在另外兩部書中，則完全未述該事件全貌，僅發表闡釋。《公羊》對"克"的解釋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克"即"殺”，之所以誇大莊公的惡，是如果當初莊公不給共叔段兩個邑，之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而《穀梁》則將"克"理解為"能夠殺"，《春秋》用"克"而不用"殺"是因為共叔段的軍隊已經很龐大，不再是一個人了。《春秋》既不説共叔段是莊公之弟，也不説他是鄭國公子，是因為共叔段失去了弟弟和公子的道德準則；同時，認為《春秋》強調"於鄢"是因為鄭莊公通過縱容共叔段使他反叛，並在遙遠的鄢地擊敗他，可見莊公處心積慮，實屬過分。《穀梁》還提出，如果鄭莊公減緩追擊速度，讓弟弟逃掉，才算符合親人之間相親相愛的道理。

從上文中春秋三傳對"鄭伯克段於鄢"的不同闡釋，我們可以看出，三傳側重點各有不同。《左傳》更重視其歷史脈絡，《公羊》和《穀梁》則更重視其中的道德義理和政治意義。

《史記》的先聲

 

但不得不説，《左傳》是所有文獻中最為詳盡的。甚至可以説，離開《左傳》無以研究春秋史，這也是太史公父子在撰寫《史記》春秋部分時大量引述《左傳》的原因。可以説，假如沒有《左傳》，我們今天研究春秋各國，將會和研究西周歷史一樣舉步維艱，並且春秋時代文化、信仰、藝術和那些生動的人物都將再難還原。

之所以《左傳》能夠為我們提供這些生動的細節，正源於這部史籍與《春秋》的重要區別。《左傳》所記的史事並不侷限於魯國的廟堂之中，而是包羅了幾乎所有重要的諸侯國，所記之事既有宮闈之間的秘史，也有強族內部的鈎心鬥角。例如在"鄭伯克段於鄢"中，《左傳》除了記述鄭莊公、共叔段與武姜的政治鬥爭，還記錄了鄭莊公擊敗共叔段後，將母親幽禁至城穎，併發誓"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後來莊公思念母親，又不願破誓，潁考叔為他獻上計策，讓莊公挖地道至地下水，在地道中與母親相見，這並不違背莊公的誓言，最後"遂為母子如初"。

晉成公的女兒趙莊姬嫁給趙氏族長趙朔，在寡居後與趙氏的趙嬰私通，趙嬰後來被同族的趙同、趙括驅逐出國，趙莊姬為報復，向晉景公誣告趙同、趙括謀反。趙括、趙同等人被晉軍殺死，趙朔的遺腹子趙武被莊姬蓄養在宮內，長大後繼承了趙氏家業，這就是《趙氏孤兒》真實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既沒有老奸巨猾的屠岸賈，也沒有忠誠堅忍的程嬰、公孫杵臼，完全是趙氏內部的傾軋。

文字因果完備、細節豐富、情節生動，顯然不是著《春秋》的魯國史官有能力記錄的，應當來自鄭、晉兩國的國史。這表明《左傳》的作者並非單純的著史者，更是收集、整理、編輯史料的"高手"。在著名的王子朝之亂中，周王室藏於密府的史料被失勢的王子朝及其黨羽裹挾着逃往楚國，可以想象春秋末年，各國都進入了"禮崩樂壞"的階段，即便晉、楚這樣的"超級大國"也不免於內亂。“王子朝之亂"這樣的史料流出應當不是孤例，或許正是有心人收集了各地流失的史料，並去蕪存菁，最終撰成了這部煌煌巨史。可以説《左傳》的作者收集了當時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的史料，這成為後來的《史記》等通史廣泛徵集史料的先聲。 

《國語》

《左傳》之外，左丘明還著有另一部史書《國語》。與《左傳》呈編年體體裁不同，《國語》的體裁為紀事本末體，雖然各篇以國別為單元，但是每一篇都大體完整地記錄一樁歷史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不為時間所割裂，對我們瞭解完整的史事頗有助益。

《國語》，明萬曆時期吳勉學校正本。 

與《左傳》相比，《國語》更加偏重記言。《史記》在撰寫過程中，司馬遷也參考了《國語》的內容，不過在採用《國語》時，他似乎有所保留。如《史記·周本紀》中，司馬遷在講述周幽王覆滅一段引用《國語》“史伯為桓公論興衰"的文字，採用的部分是周史官講述的周宣王時"檿弧箕服，實亡周國"的古怪讖語和褒姒將為禍王朝的預言。 

有趣的是，在《國語》該篇章中，史伯在講完褒姒的預言後，還預言了周幽王廢長立幼之後太子宜臼將逃亡至申國。幽王因此伐申，而申則將引入犬戎攻滅幽王，周王朝社稷不存。結合《竹書紀年》

《清華簡·系年》等史料記載，史伯的預言與之後的犬戎之禍高度相合，卻沒有被司馬遷所採用，《史記》在犬戎之亂一節引用了不知來源的"烽火戲諸侯"故事，殊為遺憾。

《馮煖為孟嘗君收債圖》軸，清，蘇六朋，絹本設色，縱116.5釐米，橫41釐米，現藏廣東省博物館。《戰國策》語言精練活潑，故事生動，記載了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如“馮諼客孟嘗君”

當然，不管《左傳》的史料價值多高，都只能包含春秋時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53）的史事。司馬遷要續寫《史記》至之後更為波瀾壯闊的戰國時代，則必然參考更晚的文獻。《漢書·司馬遷傳》説，“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左傳》

《國語》前文已述，《世本》已經亡佚僅存殘篇，《楚漢春秋》為西漢陸賈撰，所記從劉邦、項羽起事起，至漢文帝初期止。司馬遷撰《史記》時，曾採擷此書，北宋後散佚。《戰國策》今天依然保存得較為完整，可供我們參考。

《史記》採《戰國策》嗎？

《戰國策》為國別體史書，以國別為單元，記錄戰國策士的"縱橫"之事和各國在外交上的折衝樽俎。其語言精練活潑，故事生動，將涉及的策士、名臣、國君刻畫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我們今天所用的"驚弓之鳥"“狐假虎威"“南轅北轍"“前倨後恭"“狡兔三窟"等成語皆出自該書，而"鄒忌諷齊王納諫"“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馮諼客孟嘗君"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典故也載於《戰國策》。

《戰國縱橫家書》，西漢，縱13釐米，橫31釐米，現藏湖南博物院。《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類似，主要記述戰國時期策士縱橫外交的故事，很有可能在編纂時都參考了藏於漢王朝秘府中記載戰國時代的文獻，因此出現了若干相同的記載

在《史記》中，許多戰國時代的史事如蘇秦合縱、張儀連橫、荊軻刺秦王等，情節正與《戰國策》記載相合，僅有字句不同，這也成為學者們篤信《史記》採納大量《戰國策》內容的重要證據。然而，這種説法存在明顯硬傷。《戰國策》為西漢宣帝、成帝時劉向所編定，此書書名也為劉向所定。《史記》作者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時期，早於劉向，先成書的《史記》怎麼會參考引用更晚的《戰國策》呢？因此，明清以降，不少學者都認為《史記》採《戰國策》並不靠譜，更可能是反過來，即劉向在編撰《戰國策》時，參考節選了《史記》中的段落。

1973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墓發現一批漢代帛書，經過整理，其中有一部《戰國縱橫家書》引起廣泛的關注。學者們發現，《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類似，主要記述了戰國時期策士縱橫外交的故事。其中有些章節與《史記》和《戰國策》中的篇章大體相同，《戰國縱橫家書》的下葬時間是漢初文帝時，比《史記》和《戰國策》都更早，這部書的出現很可能推進我們對《史記》和《戰國策》關係的認識。

《戰國縱橫家書》共27章，其中有6章同時與《史記》《戰國策》相同，有2章僅見於《戰國策》而不見於《史記》，有1章僅見於《史記》而不見於《戰國策》。不管是《史記》採自《戰國策》，還是《戰國策》採自《史記》都不能解釋這種現象。更有可能是《史記》

《戰國策》乃至馬王堆的《戰國縱橫家書》在編纂時都參考了藏於漢王朝秘府中記載戰國時代的文獻，因此才出現若干相同的記載，而不同的作者由於對材料的甄別挑選標準不同或僅是單純地沒有見到相關材料，才使三部著作呈現出今天看到的部分篇目重合、部分篇目僅見的情況。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寫到戰國時，縱橫家用於謀劃計策的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他將這些書編纂為《戰國策》。如此來看，劉向口中所説的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書，或許就是《史記》

《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參考的底本。

《史記》汲取了我們在上文中提到或未能提到的先秦文獻的精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學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峯。今天，當我們閲讀《史記》時，不僅要認識到這部鉅著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智慧和心血的結晶，也要記得，在《史記》的背後，《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文獻同樣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