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工匠”和“技師”評判比較：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一種思考_風聞

    一、引子

      書法教師田一可等人把人生狀態分成七個層次：即“奴、徒、工、匠、師、家、聖”這七個層。其實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持有這個觀點的人有不少。如果進一步解釋，則有如下之説。儘管這種“分層”從文化的角和知識域、悟性和能力的角度來看人的內在動能來看過於淺顯，但一般來説還是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的一種基本定位：

       1、奴：指非自願和靠人監督的人。 2、徒：指能力不足，又肯自願學習的人。3、工：就是老老實實，按規矩做事的人。4、匠：指精通一門技藝或手藝，靠勞動 生存的人。5、師：就是掌握了一些規矩，又能將規律傳授給他人的人。6、家：有固定的信念，讓別人生活得更好的人。7、聖：精通事理，通達萬物，大公無私，為民立命的人。

       在儒家文化中，強調一個社會是分層的結構：如“君君臣臣，子子父父”、“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論語·述》）。根據文獻釋義：君子和小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內心世界。君子的胸懷坦坦蕩蕩，光明磊落，無怨無悔；如春風吹拂，象秋月揮灑，看山河大地陽光明媚。而小人卻愁腸百結，怨天尤人，心胸狹窄，猜疑嫉妒，視人生如墳場地獄。這是儒家的教化之説。也可以説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裏關於人生道德的一種劃分。

      如果從政治經濟學和西方自然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奴、徒、工、匠、師、家、聖”這七個層劃分既有馬克思主義的資本學説和自然科和技術學功能性性不同的另一種劃分：

      1、馬克思主義從資本的增值和剩餘價值的產生帶來的“剝削和被剝削”現象決定了人在資本條件下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工人靠資本增值而產生的剩餘價值一小部分生存。歷史上的中國勞動者作為社會的最底層，如果套用中國的語境就是在“奴、徒、工”這個社會層次範圍內。

      2、在後資本主義時期，自然科學在整個世界形成的“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可以帶來財富”打破了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一個普遍共識：“資本家對機器技術的日益依賴”（《大繁榮》引述的馬克思觀點）。在後資本主義時期，創新成為現代國家的一個標準範式，隨着科學技術的演化進程，自然科學的範疇，學科門類、技術的交叉疊加所形成的理論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進程呈指數型發展。於是，按照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哲學體系和社會的技術經濟結構，對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勞動和勞動力”有了新的解釋。這種新的解釋如果與中國傳統的的“奴、徒、工、匠、師、家、聖”這七個層劃分近似相對應：那麼就是有了“師、家、聖”這三個層次。需要解釋的是，在西方自然科學哲學語境中關於“匠、師、家、聖”  這四個層次是有自己的相對定義的 ：

      ① 匠：指西方產業主體之外的民間技藝技術持有者，中國則認為是持有一定技藝並以此為生的個體勞動者 。② 師 ：一是指教書於人，二是西方產業主體中的技術流程中關鍵技術崗位的人才（包括技師、機師和工程師）。 ③   家：一種非職稱序列詞語，是對某些技術人才的尊稱，也或許是學術圈裏的 慣稱。④   聖：大神 ，西方只有像亞里士多德、米開朗基羅、 但丁、 牛頓、愛因斯坦 等少數具有劃時代科學成就的巨匠才可以稱“神”，而西方的“神”也就是中國的“聖”。孔夫子之所以可以稱“孔聖人”也就是因為“儒家思想和文化”在中國的地位所決定的 。     

       二、中國傳統文化意識中的身份“等級思維”

      宋・汪洙《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意為：天子歷來重視有才學的英雄豪傑，讀書學習就是教育你們做這樣的人。天下所有行業都是低賤的，只有讀書入仕才是正道，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在世界文化史中，中國的“士人文化”是獨一無二的。陳嘉映先生認為：“民本思想和中國獨特的政治結構有關係。簡短説，這個政治結構就是，中國有士和士大夫的階級，這個階級在歐洲從來沒有出現過，最多有什麼東西跟它有一點兒相像。士的歷史，我們有籍可查是從孔子開始，緊接着是墨子，之後是儒墨兩家，然後是諸子百家。到秦漢之後，士的地位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士不像貴族或草莽英雄，由於血統或英雄氣概獲得權力，他們的長處是受過教育、富有理性。他們本身不是權力的來源，而是統治者的助手，幫統治者幹事的。”（《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

      在陳嘉映看來，士可以分成兩種。一種只是統治者的工具，他們富有理性，但這個理性，相當於韋伯所説的工具理性。比如説我有一個小縣城，不願封給我的宗族，但還是需要有一個人去管理，我就在士裏選一個能幹的去管理。另外一種士是像孔子、墨子、孟子這些人所提倡的，他們認為士不光是給統治者幹事，士還有一個使命，這個使命後來叫做“道統”。

       關於士人文化的特徵，陳嘉映先生的解讀有兩點：

       1、“無論從社會身份上還是從思想內容上説，中國的士人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在學問上在知識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關懷。他們的研究、他們的思考方式始終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會化或者是説倫理化的。對於中國讀書人來説，很難設想他會去從事純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倫理無關。實際上在傳統社會中，如果一個讀書人那麼做了，大家會覺得你是太古怪了，幾乎要把你當做一個異類。不管是尊德性一派還是道問學一派，兩派的基礎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識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齊家治國平天下連在一起，否則大家就會認為那只是低劣的知識，甚至是帶有破壞性的知識。”

      2、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為什麼呢？因為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是常態，除了歐洲，其他文明都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而只有針對例外的情況我們才能問為什麼。實際上不應該這樣問，大家都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只有西方發展出來了，所以比較富有意義的問法應該是：西方怎麼發展出來了？

     對這些問題，陳嘉映經過比較，解析如下：

      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純粹智性的追求，對無關利害的真理的追求。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個關於阿基米德的傳説，講羅馬人攻佔敍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盤上畫一個圓，羅馬士兵打進來的時候，他護住沙盤，説“不要動我的圓！”這個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臘傳統中才會有，在西方傳統中才會有。中國雖然也一直有人捨生取義、殺身成仁，比如崔杼殺了齊國國君，齊國的太史兄弟幾位一個接一個甘願殺頭也非要紀錄這件事，非要寫下“崔杼弒莊公”這幾個字。但是隻有希臘傳統的人才會為一個“圓”捨生取義，著名的例子是布魯諾，在火刑柱上還堅持地球繞着太陽旋轉。這些故事體現了西方人的純智性追求，而這種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論能夠得以發展的一個源頭。

      中國文化傳統不像西方傳統中那樣富於純智性追求，不是説中國人沒有理性精神，中國人不科學。我想説中國在“理性”這個詞的一般意義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剛才講到中國人跟歐洲人有很多共同點，重理性就是一個突出的共同點。要説，歐洲還有宗教，還有長期的中世紀等等，不如説中國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國人當然更不缺聰明和技術，在兩千年中中國的技術不説比歐洲更發達，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國人始終沒有理論興趣，中國人的理論都是鬧着玩的，不但歷史上是這樣，到今天也是這樣，從陰陽五行理論到宋明新儒學的理論，一直到今天高喊的理論創新，沒有當過真。中國人在理論建設上是最沒有成就的。我們這一兩代人給世界文明增添了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你要問理論，我敢説的確是沒有增添什麼。人家有一個人類學理論、社會學理論，我們去做田野研究，給人家的理論作例證。

       18世紀，歐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諸如工業革命等等。英王特使馬戛爾尼在1793年訪華的目的是關於開啓兩國通商。但乾隆皇帝不認為大清與英過是對等的國家關係，馬戛爾尼帶來的禮物（四輪金馬車，鐘錶和火槍等）被乾隆和下臣下臣看作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顧（《停滯的帝國》）。乾隆的“大清江山萬物皆有”的思想實際上與18世紀以後的歐洲工業革命進程已經完全跟不上了。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五四運動”前後以蔡元培和陳獨秀等先進文人提出“開啓民智”的口號，中國新文化運動才有新時代的“音符”。實際上王德峯先生授課中講過這樣一句話：與西方人的看法不同：在中國人看來，我們用一雙筷子夾起食物這不叫主體克服實體，這叫藝術，叫‘天人合一’，在中國的文化思想中和文化的精神中永遠不會發展出技術來，手工勞動者的手藝叫技藝而不是技術，是中國人的藝術，即‘天人合一’。”（《P2【王德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淵源（中）》）。

       因此由上所述，關於中國人把“人生狀態分成七個層次：即“奴、徒、工、匠、師、家、聖”這七個層”不過是士人文化中的觀念。但是這種觀念至今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認識。

      三、中國人思維中的匠人與師者的“品味”

      其實，辛亥革命以後的在華企業和幾個比較大的民族工業中並沒有“匠人”這個稱謂。社會上的所謂“匠人”不過就是走街串巷的“理髮匠”、“磨刀匠”、“泥水匠”之類的匠人。也就是王德峯先生所説的“勞動者技藝”。這種社會認知延續到現代工業中就延伸變成了“工匠”。而在華企業和幾個比較大的民族工業則延續下來了西方的“技師”、“機師”和“工程師”“技術崗位”序列。工匠也好，“大國工匠”也罷，它們都算不上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體系中的技術崗位體系。因為“技師”、“機師”和“工程師”在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體系中的職能作用與“工匠”不同：

       1、中國傳統的“工匠”概念是掌握某種技藝的個體勞動者，而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體系中的“技師”、“機師”和“工程師”不僅具有一定的知識和勞動技能，還承擔着一定的“教授於人”的職能——也就是有“施教”的職能。這應該是歐洲人對此稱之為“師”，而不稱“匠”的原因所在。

       我們接着王德峯先生關於中西文化對“技藝”和“技術”的不同看法進一步思考一下：對前者，中國人認為技藝是一種藝術，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技藝”的本質是要求個性化的——比如《江山萬里圖》中的沿江山巒是各具情態沒有重複的——這符合藝術的基本要求。而對於西方工業文明要求的是“標準化”，這是現代工業必須遵守的技術規則——也就是批量產品中的基本結構件規格要一致，比如螺紋、輪軸配合、鈑金構建的結合部等等都要按照《公差配合》技術規範生產。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成員國都有義務執行標準化的技術規範，而在企業和技術實體中，“標準化”早已成為技術規範的核心內容。可以，説沒有標準化就沒有現代科學技術。而在所有現代生產體系中，執行標準化監督管理的一線人員就是機師或工程師。因此可以這樣比喻：“技藝講個性”，“技術講標準化”——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這就是匠人和機師之間的根本不同之處。

       作為可以作為王德峯先生關於中國文化中關於“技藝”和“技術”概念不同的一種説法，那麼1783年英王特使馬戈爾尼來華謀求中英通商而帶來的英王禮品，被乾隆和大臣看做不過是洋人的“奇技淫巧”。殊不知作為英王禮品的“四輪金馬車”已經採用了類似現代車輛的轉向架原理，馬車減震的鋼板彈簧以及車軸的“滾動摩擦技術”“大英帝國”也已經有了。而中國的“技藝”那時根本還沒有出現這種先進性。一直到1970-1971年我去農村工作隊工作，看到的農具“四輪車”還只是沒有“自由轉向”的四輪車（當地稱之為“太平車”——人力或牲畜牽引是轉向需要靠“人力+撬棍”使四輪車拐彎。）所以，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儘管燦爛，卻也有很多的遺憾。由此，陳嘉應先生糾正了普遍的一個説法：“我們不應該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而是應該問為什麼科學從歐洲誕生。”

    大概問題難就難在陳佳映説的：“中國人通過跟傳教士的交往，像徐光啓、李鴻藻等人，從不多的西方傳教士身上，從傳教士所帶來的科學和哲學中看到了有一個偉大的文明在他們的背後，從這種偉大的文明映照之下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的缺陷。這種缺陷中國人很難看到的，尤其是在宋明的時候。因為在周邊地帶，中華文明的輝煌和優秀是壓倒性。（《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

       2、現代工業體系中的重要分支就是管理體系。下圖一種簡單的劃分可以看出工業化國家的基層崗位作用和職責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任職的七層人生狀態：

   

     3、歷史上的匠人屬於個體行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比如鞋匠修好客户的一雙鞋）。現在的“技師”、“機師”和“工程師”不僅要直接拿出自己的專業技能做好技術工作，還要參與和承擔所在生產流程中的過程管理和培訓職責。一個企業的計量技師或工程師不僅要維修保養企業的計量儀器設備保證生產流程正常運行，而且還要檢查分析生產過程中的的計量數據變化狀態，並根據QC管理的要求做出未來的可能變化供生產部門參考做出決策。

       4、現在的“技師”、“機師”和現場“工程師”按照工藝技術流程均處於“關鍵節點”的位置上。質量和效率是對他們的基本考核。也就是説，其過程和功能與傳統的匠人完全不同。所以現在那些企業退休的“技師”、“機師”和“工程師”對現行企業人員退休的規定頗有微詞：“卸磨殺驢”。

       其實自1949年以後，企業很長一段時間保留着“技師”這一技術崗位，文革前後的“破四舊”時期才消失。

       5、計劃經濟時代，全國工科和農科中專和高等院校的畢業實習基本都是在相關實習單位裏由機師和工程師負責實踐培訓。即使到了1996年，我帶領21位即將畢業的學生到上海實習也是由實習單位派出的一線技術人員負責授課和現場指導的（前後21天）。所以回單位後參與試車投產一次成功。

       6、我的一個總結：歷史上的中國匠人只有手藝沒有知識——因為他們都是底層勞動者在多年的辛勤勞動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感知——“沒有文化，只有一個經驗”。現在的這些技術能人大多有基本的文化基礎，並在此基礎上通過專業實踐積累出一定的經驗和理論認知。他們的長處在於比老師傅能更快更容易接受新的工藝技術。

       7、企業當人也需要匠人——因為一個不錯的熟練工總比新學徒適應性強得多。山東有一個工程機械公司設有自辦的技工學校，每年畢業的學生還沒出校門就被個分廠“提前預定”了。2003年到2007年我替單位招聘人員，幾年來基本沒有合適的本科大學生可以招錄。一個工科大學本科畢業生應聘時説“我們老師説了，學會CAD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們辦公室的同時一聽跟我説：“拉倒吧，這老師肯定是畢業留校的，沒有實際經驗根本不懂機械製造。”

       8、現代工業完全不同於手工作坊：元宵店的掌櫃可以將手藝傳宗接代以續祖上香火——從“照本宣科”開始。但在以“創新為標誌的現代國家迭代進步時必不可少的。（《大繁榮》）”也就是説，匠人的“歷史傳承”已經不適用於創新企業的發展。所以目前的工匠羣體也要與時俱進，使用時代的發展。

      9、中國文化思想中的“工匠”在社會公眾認知中其實與“技師”、“機師”和“工程師”的價值衡量是不同的，這在現行的“職稱序列”上也看得出來。儘管人的理性各不相同，但如果缺乏阿瑪迪亞·森在《理性與自由》中所説的“如果缺乏自我的審查，那麼這種理性就是理性的白痴”。

     10、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道理大家都懂，那麼為誰麼留不住人才？這就需要“自我的理性審查”。有位老先生跟我講：別看美國佬很兇，可在人才的爭奪上比我們強得多，就拿院士評選上來説，顏寧的研究成果算是國內沒有第二人就此可以超越，既然如此又怎麼來評審她的當選資格？還有那位“民科”數學家陸家羲，他在“組合論”領域的研究已經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為什麼連當個大學數學老師的願望都得不到滿足？再説國內數學界沒有人能超過他的研究水平又為什麼此後又可以提出中國科學獎的評審意見？安撫逝去的人可以理解，但陸家羲一生的研究坎坷又怎麼總結呢？

      總之，對歷史，對未來，我們不能總用“一評天下而了之”來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