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顯名基金，為中國獨立音樂打了一個“補丁”_風聞

作者 | 王榨沙        編輯 | 範志輝

 

近日，不顯名基金會的公開信在業內廣泛傳播。公開信稱，將“再次向全體音樂同行伸出友善之手”，重啓音樂人幫扶計劃。

 

這封公開信最初於10月27日發佈在南京 1701 Music Park公眾號，後被自行刪除。

幾天後，公開信在獨立音樂圈引發關注，老狼、張瑋瑋等知名音樂人在其社交平台進行轉發，幫忙推廣。

對藝術家進行資助，在古今中外都屢見不鮮。資助音樂人的形式與主體也多種多樣，例如公共部門的補貼、商業組織對版權的投資、大型音樂平台的各類音樂人扶持計劃等。

 

而作為一種更加靈活輕盈的幫扶模式，來自私人或私營部門不計回報的捐贈，可以覆蓋到其他資助方式難以觸及的音樂人羣體，提供更加個性化、更符合資助對象需求的資助，是一種極其有益的補充。

 

給年輕音樂人發“低保”

 

雖然早在2010年就開始了扶持行為，並於2020年重啓，但“不顯名基金會”這個名字第一次在公眾面前出現是在2022年。

 

彼時，該基金會在南京 “1701 Music Park”公眾號上發佈了第一封公開信，表示將扶持範圍從原來的熟人推薦，轉而擴大面向全行業生活困難、無固定收入、無不良嗜好的年輕音樂行業從業者提供幫助。基金會接受郵件自薦或推薦，通過評審團初審與基金會理事逐一面談的方式，在候選者中篩選出30-50名幫扶對象。

時隔一年，不顯名基金會再次發出公開信，信中提到，在一個月內收到2000多封郵件，工作人員驅車13000公里，耗時24天，在23個城市拜訪了60餘組音樂人，還感謝了老狼、大冰、太合音樂集團、網易雲音樂等曾對基金會提供過幫助的個人和組織。

 

公開信稱，今年將繼續挑選30-50名音樂人進行資助，資助方式包括但不限於現金、設備、唱片製作、演出策劃、求學深造等。不顯名基金會真金白銀的音樂人扶持計劃在業內好評如潮，音樂人張瑋瑋將其稱之為“菩薩行”。

 

眾所周知，慈善是一門學問，因為各種操作不當導致捐助者裏外不是人的尷尬現象不勝枚舉。除了充滿理想主義氣質的善心，不顯名基金會“小規模私人捐助”的資助模式也在制度層面為音樂人幫扶事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與許多常規的音樂人幫扶計劃相比，不顯名基金會的顯著特點就是“小”。

 

在資金來源方面，不顯名基金會並不秉持多多益善的籌資邏輯，反而婉拒了很多人為基金“充值”的意願。在幫扶對象方面，除了每年僅幾十人的有限名額，不顯名基金會還將幫扶對象限制在“30歲以內”、“無固定收入”等範圍內。

 

這讓基金會看上去缺乏野心，似乎只是想給極少部分生活困難的年輕音樂人發“低保”。

 

然而，極為剋制的規模和願景，也讓不顯名基金會獲得了獨特的優勢。

 

許多慈善機構都需要面對資源分配不夠合理的風險，這在很多時候和機構本身是否存在厚此薄彼的主觀意圖並無關係，在財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幫誰不幫誰，誰拿的多誰拿得少，本就難以得出讓所有捐贈者都滿意的方案。但當出資人或出資羣體的規模相對較小，補貼金額也相對少時，扶持方案如何設計就會變得更好商量，項目落地的過程也更有可能進行靈活的調整。

圖注：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卻曾多次引發質疑

 

對比這兩封公開信，我們可以發現，2022年，不顯名基金會給出的幫扶目標是“選定30-50人每月給予現金”。然而，在2023年總結過去一年的落實時，真正獲得現金幫扶的音樂人數量縮減為24個，但增加了贈送樂器100餘件、資助唱片製作11張、協助2人求學深造等計劃之外的資助。

 

這顯然是基金會在實際操作中根據音樂人的具體需求，因勢利導地調整了幫扶計劃。但一般來説，在規模較大的慈善機構中，這種調整即使真的能提升幫扶效果，也可能會面臨大批捐助者的諸多質疑，致使變革無法落地。相較而言，體量輕盈的不顯名基金會則更靈活，並沒有因其幫扶計劃的調整而影響項目推進的效率。

 

**另一方面，低野心的目標往往更易達成。**與許多喊出宏大口號、最終效果一般的音樂人幫扶計劃相比，只給一小撮音樂人發“低保”的不顯名基金會，確實讓音樂人拿到了能夠為夢想續命的真金白銀。

 

在一支年輕樂隊的歌曲宣傳稿中，我們發現了“特別鳴謝：不顯名基金會”的字樣。嚴格來講，這很可能違反了不顯名基金會“基金和音樂人都有保密的義務”的規定，但這種寧願違規也要感謝的態度，也足見不顯名基金會的確實實在在地幫到了音樂人，從而贏得了後者極大的好感。

在務實剋制的運營邏輯下，不顯名基金會就像一艘大海里的小船，未必能激起很大的風浪，但船小好調頭，總能高效、靈活地到達目的地。

 

不顯名基金會並不孤獨

 

在數十年的中國流行音樂史中，充滿俠義精神的雪中送炭一直存在。不顯名基金會這種不求回報的私人捐助模式，在中國音樂行業中並非孤例。

 

80年代初期，歌曲《龍的傳人》的作者、台灣音樂人侯德健來到北京。面對當時大陸地區幾乎空白的音樂產業，侯德健慷慨相助，他從香港購置音響、錄音設備，一點點揹回北京，將自家車庫做成錄音室，24小時免費向音樂人開放，並向本地音樂人傳授演奏、錄音技巧。

圖注：侯德健

 

在一次採訪中，侯德健回憶稱：“新進的任何新的樂器有説明書，沒有説明書，我教你，你們想要在那邊錄哪張唱片，錄成卡帶，自己帶回家去聽，你們自己就去錄就好了，肚子餓了，給我打個招呼，我買披薩給大家吃。”

 

許多已經走起來的樂隊，也樂於將部分收益用於幫助年輕的音樂人。2021年，痛仰樂隊在進行livehouse巡演時開啓“後浪計劃”，樂隊會將當年四站巡演票房利潤的50%用於資助當地的音樂人，剩餘50%用於支持巡演場地。

2005年初到中國時，參與《樂夏3》錄製的布衣樂隊日籍鼓手Funky末吉覺也不吝對身邊的音樂人朋友提供技術、金錢方面的幫助。

 

那時候，在日本頗具名氣的Funky為了追尋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來到北京搬進了一所聚集着一批搖滾音樂人四合院。面對身邊窘迫的音樂人朋友，Funky經常請大家吃飯。對於Funky在物質層面的幫扶，布衣樂隊主唱吳甯越笑稱，自己“啃Funky啃了至少有十年”。

雖然侯德健、痛仰樂隊、Funky等人對音樂人的幫助更多的是性情使然，並沒有像不顯名基金一樣形成一套專業、固定的運營模式，但兩者的底層邏輯是一致的。

 

正因為如此，雙方在表現形式上也呈現出了諸多相似之處。正如Funky曾在布衣樂隊的演出宣傳文案中説，“成功的人並不需要我的幫助，有困難的人才需要我”，而不顯名基金會也同樣將資助側重點放在了“生活困難、無固定收入”的音樂人羣體。

 

上述出於情懷的私人捐助，雖然與動輒以百萬千萬計的產業投資相比規模不夠大，但在普遍利己的風氣下，關懷和幫助相對弱勢羣體，還是能像風向標一樣對行業氛圍產生潛在影響，對音樂行業從業者尤其是年輕從業者起到極大的正向作用。

 

為中國獨立音樂打一個“補丁”

 

除了情懷層面的價值，站在產業角度來看，上述不求回報的私人捐助模式，也可以彌補其他音樂人幫扶方式的一些短板，進一步完善藝術家資助事業的維度。

 

以公共部門的幫扶為例，與私人捐助常見的“發低保”、“請吃飯”相比，財力雄厚的公共部門出手更加“大方”。

 

比如台灣省，自2007年以來，台灣公共部門每年出錢出力支持獨立音樂發展，2010年推出“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行動計劃”後，對音樂人的補助額度更是十分可觀。以2020年針對創作樂團類的補助為例，全長專輯補助可以拿到70萬台幣（約人民幣14萬餘元），EP補助可以拿到15萬台幣（約人民幣3萬餘元）。

 

大陸地區針對文藝工作者的幫扶也很到位，文旅部等部門也會針對不同主題推出各類扶持計劃，鼓勵藝術創作與藝術表演。

有些公共部門為了給文藝工作者提供足夠的保障，還會發放“鐵飯碗”。比如，多地文化類事業單位都會招聘音樂幹事。據澎湃新聞報道，知名音樂人袁樹雄就於2011年作為特殊人才被招錄為隆回縣文化館的一名音樂幹事。

圖注：2022年連雲港市文化館公開招聘音樂幹事，圖源：公考雷達

 

公共部門的資助對於個體音樂人來説往往是財大氣粗的，能夠很大程度地緩解物質上的匱乏，但這種形式的資助也有侷限性。

 

比如，接受公共部門資助的音樂人，其創作往往也要呼應宣傳需求。上文提到的袁樹雄，早期作品不乏《苦咖啡》等訴説個人感受的情歌，入職隆回縣文化館後，其創作內容發生了轉變，多為《大隆回》、《寶慶府》、《你好隆回》等宣傳隆回當地風土人情的歌曲，他的代表作《早安隆回》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被創作出來的。

圖注：袁樹雄早期專輯《苦咖啡》宣傳海報

 

同樣的情況在國外也適用。由韓國政府出資建立的音樂場地 Platform 61，可供音樂人免費錄音，但據一名從英國移居到韓國的樂手介紹，Platform 61更加青睞“有某種文化特質、能夠向外推廣韓國的樂團”。

 

需要強調的是，公共部門的宣傳需求無可非議，畢竟，其經費往往來自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這筆錢理當被用於提振文旅產業、宣傳當地文化等更有利於改善民生水平的事務中去，不應當單純為某個音樂人的自我創作買單。

 

也正因如此，站在音樂人的角度來看，來自私人的捐助可能會讓他們有相對大的創作空間。

 

此外，公共部門對於音樂人是否有補貼，補貼多少，很大程度上由當地的產業結構與經濟水平決定。上文提到的台灣和隆回，第三產業在三大產業中佔比均超過50%，當地政府在文旅宣傳方面的投入也較多。而在一些第三產業相對落後或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公共部門很難拿出大額專項資金幫扶音樂人。在這種情況下，私人捐助便有可能成為“久旱逢甘露”一般的存在。

除了公共部門的資助，大平台對音樂人的扶持和版權投資基金也是兩種常見的音樂人幫扶模式。

 

作為掌握大數據和算法技術的大平台，相對更能判斷出哪些音樂人有潛在的市場價值，其幫扶也能夠更加精準。而大平台本身持有的海量聽眾，本身也是一種高價值資源，很多時候，將流量向被選中的音樂人身上傾斜，使其獲得更多曝光，可能比直接給錢更有價值。

 

但另一方面，商業平台的非公益性質決定了其逐利的本質，它們推出的音樂人扶持計劃大概率帶有利己的目的，而在音樂人與平台的推拉博弈中，起初看似獲得資助的音樂人可能反而會吃虧。

例如，很多音樂人扶持計劃的本質是誘導音樂人交出版權，以此換來短期推廣，然而，一旦歌曲走紅，後續的收益可能會被商業平台盡收囊中，音樂人最終得了芝麻丟了西瓜。

 

此外，資本市場也衍生出了新型的扶持方式。例如，2021年1月，太晚文創投資基金“天使放大”就曾攜手街聲組成戰略聯盟創投合作，將創投資金注入音樂製作。為了防止出現“資本惡性收割流量”的悲劇，此次創投主要採取“收益回報型投資”的模式，資本不取得版權，以作品發行後的收益抽成作為投資報酬。

這種直接在投資端進行權力制約的良苦用心值得肯定，但商業操作畢竟難以逃脱逐利的底層邏輯。沒有版權只有收益分成的投資方案是否能對投資者持續產生吸引力，目前看來是一個未知數。

 

此外，有些商業平台唯流量論、唯數據論的篩選邏輯，可能會讓音樂人為了獲得補貼，在創作中迎合口水歌的審美，從長期發展看不是一件好事。

 

而私人捐助的模式，由於並沒有太強的逐利性，因此在幫扶對象的選擇上，也更有可能更加偏向不夠大眾但藝術水平在線的音樂人。比如由劉歡牽頭建立的“劉歡原創音樂專項公益金”，其資助的音樂人有裘德、秦凡淇等，這些音樂人並非“洗腦熱曲”的創作者，但均具有較高的藝術水準。

而不顯名基金會這類私人捐助，儘管體量不算大，但它閃耀的理想主義光芒、對弱者的關懷和利他精神，是音樂人幫扶事業最為不可或缺的內核，也是讓整個音樂行業得以良性發展、持續繁榮的關鍵所在。

 

有人説，這世界千瘡百孔，但總有人縫縫補補。不顯名基金會的存在，無疑為中國獨立音樂打了一個“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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