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還是寄生蟲：19世紀法國企業家形象大辯論_風聞

賽格特約作者  樂啓良

當下，公眾輿論對企業家的看法正陷入嚴重的分裂。

一方面，從1978年開始，官方文件中再也沒有出現過“資本家”三個字，不少書報專著都稱讚企業家鋭意進取，富有冒險精神，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角；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斥責企業家致富的密碼在於剝削員工，欺騙消費者，一些公司的“爆雷”恰恰提供了例證。

作為法國史研究人員，面對當前的輿論形勢與社會心態，不禁讓我回想到發生在19世紀前後法國社會的一場大辯論：企業家到底是英雄還是寄生蟲？

企業家到底是什麼？筆者無意做出評判，只想結合自身的學習和研究，指出在法國近代歷史上，企業家的兩種形象並非同時出現，而是在法國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為解決迥然不同的矛盾而構建的觀念產物。

大體而言，企業家英雄形象的構建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反對絕對君主的結果，是個人向國家、向社會要自由的結果；相反，企業家的寄生蟲形象，則是工業革命爆發後，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產物，是早期社會主義者批判資本主義、捍衞工人階級利益的產物。

企業家是“現代英雄”

只要談起企業家，我們便會下意識地得出結論説，市場自由程度高、經濟繁榮的國家也必然是企業家的王國。這種看法並非沒有道理，市場自由是企業家得以生存的先決條件，經濟繁榮是企業家羣體活躍的顯著標志。

但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對企業家精神作出系統闡述的理論家卻未必來自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20世紀，對企業家的職能作出精闢論述的經濟學家可謂鳳毛麟角，他們主要來源於西歐經濟圈的邊緣地帶——奧地利。

同樣，最早提出企業家概念，最早構建企業家精神的人也不是來自民主革命與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國，而是在政治上相對專制、在經濟上更為落後的波旁法國。企業家形象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和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路易十四的政治經濟體制，即批判絕對權力、反對壟斷經濟，爭取自由尤其是市場自由的努力密不可分。

在中國，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齊名，在位時間長達72年（1643-1715）。總體而言，路易十四的統治制度可概括為三句話：

在政治上，建立絕對君主制。由於童年時期經歷兩次重大叛亂，倉皇出逃巴黎的狼狽經歷讓路易十四畢其一生，打擊分裂勢力，削弱貴族影響，加強對天主教會的控制，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機器。經過不懈努力，法國的中央集權達到了巔峯，他也不無得意地宣稱“朕即國家”。

長期戰爭與高額税款促使投石黨運動爆發，1649年，安娜王后帶着路易十四、首相、眾多貴族以及一干隨從逃離巴黎

在軍事上，熱衷拓展領土。路易十四是“自然疆界”學説的信奉者，竭力拓展法國版圖，希望囊括東到萊茵河、北抵大西洋，西接比利牛斯山脈，南至地中海的廣袤土地。為此，路易十四先後發動多次戰爭，戰局有勝有負。最終，路易十四為法國增加的領土面積可以忽略不計，算是白忙活幾十年。

在經濟上，推行重商主義。路易十四任命重商主義主義者柯爾伯為財政總監，這個職務類似中國的宰相。重商主義者很像今天國內的“實體經濟”愛好者，且信奉“零和遊戲”的貿易理念，所以他們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企圖儘可能地把金銀留在國內。

絕對的政治權力、連續的軍事戰爭以及重商主義給路易十四本人帶來了無盡的榮耀，但高壓統治、沉重賦税和壟斷經濟讓法國失去活力，人民更是貧困不堪。對於絕對君主制的弊端及其惡果，自由貴族以及同情他們的知識分子看得很清楚。

沃邦元帥當着路易十四的面，痛陳法國人民的慘狀。他指出，法國有十分之一流離失所，以乞討為生；十分之三是疾病、債務和官司纏身；十分之五的人無力幫助別人，因為他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而且，王室政府是表面光鮮，實際上債台高築。在路易十四逝世之際，財政虧空高達13.4億，是當時王室年收入（7000萬鋰）的將近20倍。

於是，我們不難理解，在路易十四統治末期，批判王權專制、要求宗教寬容、實行經濟自由的呼聲為什麼會日漸高漲。

在年幼的路易十五登基後，攝政王奧爾良公爵試圖重整朝綱，恢復貴族特權，重建高等法院，而當務之急是解決財政赤字的燃眉之急。奧爾良公爵攝政任命蘇格蘭財政家約翰·勞（John Law）為財政總監。

約翰·勞解決財政危機的方法主要有兩個：一是成立國家銀行（Bank Générale），印刷紙幣，以應對貴金屬匱乏而造成的流通不足；二是將法國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殖民地及其收益作為抵押，成立“西方公司”，用發行股票的方式進行募資，並允許人們使用國家銀行的紙幣購買。

這一時期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還處於前工業化時期，海外貿易主要進行商品交易和原材料貿易，從事遠洋貿易的風險極高，收益也不穩定

結果，法國引起了一股投機熱潮，西方公司的股票發行價為500鋰，但在很短時間內攀升到18000鋰。最後，由於投資收益遠遠不及預期以及接二連三的政治陰謀，股票價格狂瀉不止，最後化為烏有。

“密西西比肥皂泡”導致成千上萬的法國人破產，但也有少數人大發橫財。其中，在巴黎從事金融生意的蘇格蘭人理查德·坎梯隆（Richard Cantillon）因為和約翰·勞同為蘇格蘭人，與之過從甚密，依靠內幕消息進行低吸高拋，據説收益高達2000萬鋰。

1719年12月，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升到了最高的2萬利弗爾每股，之後以自由落體的方式下墜。到了1720年12月的時候，該公司的股票面值僅剩下了155利弗爾每股

約翰·勞的改革帶來了一場金融災難，也助長了法國人對紙幣、股票與證券等金融手段的不信任。和英國相比，法國在建設現代商業體系、貨幣制度和金融市場的過程中，走了更多彎路，付出了更大代價。無論是戰爭籌款，抑或私人企業和公共工程的融資，法國擁有的手段更少，付出的成本卻更高。

從經濟史的角度而言，約翰·勞對於商業和貨幣的許多看法無疑超越了時代，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作為“密西西比肥皂泡”的親歷者、見證者和受益者，坎梯隆同樣是“春江水暖鴨先知”。

坎梯隆深知建立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在1734年撰寫了一本重要的經濟著作《論商業》，但這本書直到1755年才正式出版。坎梯隆在書中闡明商業自由的必要性，提出土地生產財富的原則，分析各種影響商品價格的社會的與自然的因素，強調金銀的流通遵循供求關係的法則。

理查德·坎蒂隆是第一個認識到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的經濟學家。他進而認為貨幣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同影響取決於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這被後人稱為“坎蒂隆效應”

《論商業》對重農學派、亞當·斯密等人均產生過影響，也因此，有人將坎梯隆譽為“政治經濟學之父”。

當然，將坎梯隆譽為西方“政治經濟學之父”也許有爭議，但把他視為現代企業家理論的首創者，卻是西方學界公認觀點。坎梯隆的企業家理論主要可歸結為兩點：

一方面，商業社會是自由社會，也是風險社會。在約翰·勞的“密西西比肥皂泡”事件中，巴黎市民自由買賣股票，有人變得腰纏萬貫，更多的人卻落得傾家蕩產的地步。坎梯隆指出，風險是商業社會的基本屬性，各行各業皆有風險，從業者的收入和他們承擔的風險大小成正比。

另一方面，企業家敢於冒險，但收入並不確定。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坎梯隆最早構建了企業家的概念，但他的界定很寬泛，但凡需要承擔風險，收入不確定的人，如農場主、工業主、商人、工匠、裁縫、畫家、醫生、律師、乞丐和小偷，皆屬於企業家的範疇。反之，任何無需承擔風險，拿固定收入的人，如將軍、廷臣、僕人等，則不屬於企業家階層。

所以，企業家最能體現商業社會的氣質，他們不甘過安穩的生活，自願選擇前途不定、風險未知的行業，並接受由此產生的全部後果。不管將來是日進斗金，還是一貧如洗，他們都要坦然面對。坎梯隆以後，冒險精神似乎構成了企業家的本質屬性之一。

坎梯隆的遺著《論商業》之所以能夠重見天日，離不開重農學派的整理出版。作為絕對君主制的温和批評者，作為重商主義的激烈反對者，重農學派將坎梯隆的著作視為靈感來源之一，並創造性地發展他的企業家學説，並不令人意外。

和坎梯隆的論斷相比，重農學派構建的企業家形象更為豐滿：

首先，企業家是國家財富的創造者。以魁奈（Quesnay）為首的重農學派強調土地和農業是國民財富的唯一來源，把土地的耕種者尤其是租地農場主看成是主要的企業家，“他們憑藉智慧和財富讓自己的企業增殖”，是君主、貴族、教士、工人、藝術家的衣食父母，是各行各業的收入來源，是人口增長、經濟繁榮、公共工程、國家安全的基石。

由於魁奈的醫學上的成績和治好國王、太子疾病的功勞，由國王賜封為貴族。魁奈移住凡爾賽宮後，有更多的機會同哲學家和思想家交談，藉以熟悉法國的政治經濟情況

重農學派的另一位大佬杜爾哥（Turgot）批評魁奈對財富來源的定義過於狹隘，認為一切勞動而不僅僅是農業勞動創造了財富，主張把工業家、商人、運輸者和礦主也納入企業家的範疇。

其次，國家不能對企業家徵收重税。既然企業家是財富的創造者，那麼國家在徵税時，必須保持節制，不能殺雞取卵，至少要保證他們能夠收回成本，並獲得足夠的利潤，足以養活他及其家庭，足以補償投入生產的風險、利息和辛勞；否則，財富再生產便無從談起。

再次，國家應當保障企業家的經營自由。重農學派不僅要求君主剋制徵税的衝動，也反對行會制度的壟斷。在他們看來，自由催生繁榮，壟斷滋長罪惡。他們呼籲取締行會制度，抨擊壟斷經濟只會讓少數人發橫財，卻讓更多的人飢腸轆轆甚至餓死。他們勸告人們不要害怕市場自由，不要拒絕競爭，因為市場自由只會鼓勵企業家制造物美價廉的產品，最終造福整個社會。

最後，社會應當正確看待企業家的利潤。杜爾哥奉勸國王和民眾不要犯“紅眼病”，妒忌企業家可能獲得的高額利潤，而是應當允許他們獲得“和風險成正比的補償”。在創辦企業時，企業家沒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夠收回成本。他們有可能獲得幸運女神的垂青而發財致富，也有可能遭遇不幸而傾家蕩產。

杜爾哥在擔任財政總監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頒佈一系列法令，取締關卡、勞役與徭役。他希望貫徹其精神導師古爾奈（Gournay）所倡導的“自由流通、自由放任”，在法國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由於保守派的反對和路易十六的搖擺，杜爾哥黯然下台。

杜爾哥的改革雖然功敗垂成，但還是在法國播下了自由的火種。大革命爆發後的1803年，讓-巴普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發表《政治經濟學概論》，重申市場自由、反對國家干預的原則。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首先創造了企業家（entrepreneur）這個詞，指的是“把經濟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產量較小的領域，轉到生產率較高、產量更大的領域”的人

薩伊表示，財富的生產、分配與消費總是要遵循一些不可更改的鐵律，它們植根於事物的本質，人們只能認識它們，而不能創造它們；“它們支配着立法者和君王，他們若有違反，必遭懲罰”。

《政治經濟學概論》的自由氣息令拿破崙心生厭惡，他命令薩伊進行修改。薩伊予以回絕，辭去保民院的官職，回到家鄉創辦一家棉紡廠，並大獲成功。

波旁王朝復辟後，自由之風重拂法蘭西大地，薩伊重新把精力集中在政治經濟學的寫作、教育和傳播上。創辦棉紡廠的經歷使得薩伊對市場經濟深有感悟，他對坎梯隆、重農學和亞當·斯密所創建的經濟學稱為“抽象的經濟學”，而把自己構建的經濟學譽為“實踐的經濟學”。

薩伊指出，通常而言，生產活動離不開三類人的勞動：學者從事科學研究，發明生產的知識理論；企業家承擔轉化工作，把知識理論用於製造產品、提供服務；工人負責執行企業家的生產指令。

其中，企業家最為重要，沒有他對生產要素的精明組合，產品斷無可能面世。相應地，在財富分配上，企業家理當獨佔鰲頭。企業家之所以有資格獲得高額收入，除了支配財富的生產外，還基於兩點：

一方面，企業家要面臨巨大風險。薩伊指出資本家和工人可以確定地，至少可以優先獲得各自的利息和工資，因而不必承擔風險；相反，企業家處於另一種迥然的處境，“風險總是隨處可見，哪怕是經營最好的企業也無法避免。企業家即便沒有犯錯，也可能損失財富，甚至身敗名裂”。

另一方面，企業家必須具備非凡的品質，才可能獲得成功。除了熟悉從事生產的行業外，他們需要擁有非比尋常的判斷力，能夠洞察人性，準確判斷市場需求，精確估算生產成本、銷售價格以及可能的最終收益；他需要擁有發明的天才，能夠把產品從理念變成現實；他需要具備超強的組織能力，能夠調配資金、原材料、機器和工人進行生產；最後，他還需要具備強大的心理素質，能夠從容應對意外、虧損和失敗帶來的焦慮。

在19世紀上半葉，還有許多法國經濟學家也很重視企業家的作用，並證明他們獲取高額利潤的正當性。

1829年，約瑟夫·德羅茲（Joseph Droz）在其《政治經濟學》中指出，工人不要抱怨企業家的收入高於自己，因為企業家在創辦工廠前，為了獲得必要的生產資金，必須從父輩繼承遺產或者靠取得他人的信任進行借貸；在支付原材料和工資時，必須精打細算，否則便會虧本；在生產期間，他還得吃常人所不能的苦，忍常人所不能的痛，做常人所不能的事。

1830年，夏爾勒·杜諾瓦（Charles Dunoyer）在《社會經濟學新論》中將企業家應當具備的可貴品質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商的才幹”，包括針對產品的需求與供給的判斷能力，針對企業的管理能力以及針對生產結果的預判能力、審計能力和驗算能力。另一類是“專業的才幹”，即對本行業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超強的轉化能力、精明的勞動能力等。

杜諾瓦認為工業社會的政府應該濃縮為只具備司法權力的機構，依靠一種立法權，將社會運作規則制定出來，政府在執法權的確保下執行政策

此外，約瑟夫·羅西（Joseph Rossi）、約瑟夫·加尼埃(Joseph Garnier)等經濟學家也或多或少闡明瞭企業家冒高風險但也獲得高利潤的特性。

鑑於企業家創造財富的核心地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信徒們甚至主張，企業家應當成為市場社會的政治領導人。

最典型的代表當屬革命神甫西耶斯(Sieyès)。在著名的小冊子《第三等級是什麼》裏，他提出了勞動創造財富，也創造政治權利的邏輯，宣揚社會應當由第三等級而不是由貴族統治。

1830年登上歷史舞台的奧爾良王朝更是把企業家推上了權力舞台的中央。在整個七月王朝期間，銀行家、工業家和批發商如日中天，他們不僅擁有龐大的財富，也因為納税選舉在政治領域呼風喚雨。路易·菲利普由“街壘的國王”變成了“交易所的國王”，銀行家拉斐特和佩利耶擔任過首相。拉斐特興奮地説過，“從此以後，銀行家們在統治”。

有鑑於此，就連無政府主義的祖師爺約瑟夫·蒲魯東也禁不住感嘆，企業家是19世紀歐洲社會的“真正的英雄”和“勞動之王”。

企業家是寄生蟲

1815年，隨着拿破崙帝國的灰飛煙滅，社會活力得到釋放，工農商業蓬勃發展，法國經濟在1814-1844年期間實現了真正意義的“起飛”。法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顯提高，饑饉現象開始絕跡於法國。

與此同時，企業家在法國的社會聲望也日漸盛隆。早在1825年，就上演了一出喜劇《企業家》，它不無嘲諷地指出，在當時法國，“人人爭當企業家，人人要嫁企業家”。

然而，經濟的整體繁榮沒有普惠所有人。

和英國一樣，工業革命沒有消除法國的貧困現象，反而擴大了它的貧富差距。在經濟起飛階段攫取了鉅額紅利的銀行家、工業家與批發商們擁有豪宅良車，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反觀成千上萬的製造業工人，他們每天在狹小侷促、高温潮濕、令人窒息的車間裏工作時間長達14-16小時，卻只能以黑麪包、土豆與劣質果蔬充飢。不斷拉大的財富鴻溝還造成了富人和窮人出現了驚人的健康差別。

在當時，貧富差距及其造成的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和生理的不平等引起了廣泛熱議，也催生了不計其數的調查報告。社會精英紛紛投身貧困問題研究，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解決方案。

為了理解貧困現象，人們發明或者重構了許多專有名詞。“貧窶”(pauperisme)的説法無處不在，用以形容繁榮時代的工人貧困；羅馬時代的“無產者”（prolétaire）概念迅速流行，成為工人階級的代名詞；“工資制”（salariat）日趨負面，許多人將之看作是“人剝削人”的最新形式，認為工薪者的命運遠不如古代的奴隸和中世紀的農奴。

經濟欣欣向榮，工人卻為何陷入貧困？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服膺者傾向於認為，工人階級之所以貧窮，主要是咎由自取。在貧困工人身上，鮮見中產階級的審慎、節儉、儲蓄等美德。例如，許多男工酗酒成性，寧願把最後一分錢花在酒館，也不在乎自己的妻兒是否還有面包；不少女工的墮落也不遑多讓，她們為了購買時裝，揮霍無度，有人在身無分文後，還會不知廉恥地做起皮肉生意。

不過，將貧窮歸咎於工人的道德解釋論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憤慨。歐仁·比雷（Eugène Buret）對青年馬克思產生過重要影響，他抗議説：“工人階級的肉體與靈魂都遭到了工業的肆意蹂躪。”

法國社會主義者更是完全拒斥道德解釋論，強調精英人士當中同樣不乏腐敗墮落者。針對為工人的道德狀況感到憂心忡忡的經濟學家米歇爾·舍瓦利耶（M.Chevalier），蒲魯東反唇相譏：“請你只關心我的收入吧！至於我們的靈魂，還是讓我自己來操心好了！只要給我生命與財富，我便自有寧靜的心靈。”

蒲魯東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詞表述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他否認一切國家和權威，認為它們維護剝削，扼殺自由。反對政黨，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鬥爭，認為其主要的任務是進行社會改革

社會主義者似乎更願意接受盧梭的社會解釋論，認為社會制度的內在缺陷才是造成工人貧窮的禍根。他們把矛頭指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大加撻伐它所鼓吹的商業自由、競爭和財產私有制。在此背景下，對它構建的理想企業家形象，他們也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批評。

第一，創造財富的主角不是企業家，而是廣大的工人。19世紀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否認重農學派與薩伊的看法，強調了勞動在價值生產中的優先性，貶低甚至否認土地和資本的生產作用，把靠地租和資本為生的人斥為懶漢，主張限制、取消遺產的繼承權，並將之國有化。

在勞動問題上，他們也傾向於重視實業勞動，尤其鼓吹體力勞動，也就是説，鼓吹工人和農民才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

第二，企業家的冒險精神不值得嘉許，因為它的實質是賭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謳歌商業社會的自由屬性，也接納它的風險屬性。他們贊同企業家成為財富分配的主宰並拿大頭，主要是因為企業傢俱有冒險精神，但社會主義者完全顛倒了對現代商業社會的基本認知，把風險視為無序，把企業家的冒險精神斥為賭博。

傅立葉主義者批判資本主義生產的混亂，認為它“既沒有秩序，也缺乏整體性”；他們批判商人的逐利本性，斥責他們對生產者而言是“靠敲詐和綁票營生的海盜”，對消費者而言是“張牙舞爪的蜘蛛”。

傅立葉是19世紀上半葉是法國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代表作為《宇宙統一論》、《新世界》

第三，企業家的品質並不稀缺，他們能夠被選擇和任命。聖西門主義者對工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深惡痛絕，主張建立中央銀行，希望它洞悉市場需求，及時地、合理地運用信貸手段，有計劃地指導實業生產。

他們還認為，銀行家耳聽八方，眼觀四路，能夠發現、選擇和任命更有才華、道德品質更為可靠的企業家，從而最大限度消弭市場的偶然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相信，工人不需要頤指氣使、剝削自己的企業家，完全有能力選出聰明、能幹和正直的同僚，組建一個生產管理委員會，讓它執行日常工作，並且會幹得毫不遜色。

第四，企業家致富的原因不是他們的才幹，而是對工人的剝削。菲利普·布歇（Philippe Buchez）指出，在財富生產的過程中，企業家和資本家一樣，沒有出工出力；他們致富的奧秘只在於對工人的勞動產品進行抽成，每天至少剝削每個工人30法郎，認為 “企業家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他們的干預毫無價值。”

第五，企業家對工人的剝削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他們壟斷了生產資料。歐仁·比雷作過精闢的論斷，指出資本和勞動的分離，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矛盾是勞工階級苦難與墮落的泉源。蒲魯東表示，貧困的根源來自資本的優勢和勞動的從屬地位。

特別需要指出，企業家壟斷經濟增長紅利，而工人深受其害的論斷並不囿於社會主義者，也是當時許多慈善家和博愛學家的普遍看法。

公共衞生學家維萊梅、共和派人士德斯雅爾丹、天主教作家德·莫洛戈等人，儘管並不信奉社會主義，但他們對繁榮時代貧窶現象的焦慮，對工人苦難的同情，對商業、競爭、工資制與剝削現象的痛恨，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主義者構建的反企業家話語在法國的流行。

總而言之，到19世紀40年代，法國社會針對企業家羣體已經形成了“社會英雄”和“寄生蟲”兩套大相徑庭的話語，並不時進行直面碰撞。

1831年，里昂工人發動起義，喊出了“要麼勞動而生，要麼戰鬥而死”的口號。工人階級要求改變現行社會制度，併為此不惜拋頭顱的決絕立場，讓資產階級膽戰心驚，他們相信文明制度正在受到“野蠻人”的威脅。

法國《出版報》的創辦人、著名記者愛彌爾·吉拉爾丹（Emile Girardin）驚呼：“野蠻人不在韃靼草原，而是生活在我們製造業中心的郊區”。

面對成千上萬飢腸轆轆而又迫切希望改變現狀的工人，資產階級束手無策。有人竟然表示，除了把“野蠻的”工人遣送到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或者讓他們充當戰場的炮灰，法國幾乎別無出路。

反之，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鼓吹的“文明”也不以為然。傅立葉主義者孔西岱朗表示，在所謂“文明的”社會里，到處都是黑暗、混亂、貧窮、嘈雜，它和其鄙夷的“野蠻”無甚分別。

奧古斯特·布朗基更是呼籲法國工人不要向資本主義社會妥協，要用盡每一顆子彈，“不斷地打擊敵人，而且繼續打擊敵人，直到幸福和人民幸福的敵人一個不剩為止。”

1848革命爆發後，雙方圍繞國家工場、勞動保障權和勞動組織等重大問題展開了持續而尖鋭的鬥爭，最終在6月起義進行決戰。由此出現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內戰，總共造成1000多人犧牲，12000人被逮捕、監禁和流放。

同時，雙方共同珍視的自由事業再次遭遇挫折，波拿巴主義的幽靈重新迴歸法國，再度建立了威權政府。

法蘭西的教訓與啓示

在某種意義上，企業家的形象從無到有、從英雄到寄生蟲的轉變過程折射出了近代法國的滄桑鉅變。在梳理了法國企業家形象的百年嬗變史之後，我們或許可以得出幾點啓示：

首先，無論是作為英雄的企業家，抑或作為寄生蟲的企業家，皆是法國知識分子虛構的神話。前者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批判威權政治，建立自由社會的理論手段，後者是社會主義者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追求共同富裕的概念工具。

毫無疑問，它們在法國走向自由社會，建設福利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都曾經發揮過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不過，人們千萬不能將它們等同於現實。否則，在出台國家的法律，尤其是制定社會經濟政策時，就有可能搖擺於兩極，或者全面倒向企業家的立場，忽視了和他們有可能產生衝突的工人和消費者的利益，或者盲目地打壓企業家，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其次，企業家和工人的利益並非水火不容，他們既有衝突，也有共同利益。在法國工業革命起步的階段，資本主義正值野蠻生長。許多資本家利用偏頗的法律，藉助勞工仲裁委員會、工人證以及苛刻的工場管理條例，肆意地延長勞動時間、剋扣工資和懲罰工人的現象屢屢發生。由於蒸汽機的發明和機器的廣泛使用，企業家們傾向於招募既便宜又順從的女工和童工，而不願僱傭更貴而且也更桀驁不順的男工。在出現礦難、工傷、中毒和職業病（如棉塵病）等生產事故時，他們也常常利用法律的漏洞，拒絕承擔責任。所以，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成為孕育社會主義的温牀，並不是偶然。

但是，據此斷言在法國經濟起飛的階段，法國工人階級什麼好處沒有撈到，也有失公正。法國經濟學家萊昂·弗歇（Léon Faucher）高度評價了工業革命給法國帶來的巨大進步，如法國財政預算從1789年的5億法郎增加到1847年的16億，法國人均壽命從1770年的20歲增加到1847年的38歲；工人的工資在1830-1847年期間增長30%，而同期食品和衣服的價格卻因供給較為充分而急劇下降。

哪怕是在1847年出現經濟大危機、1848年爆發革命的情況下，也沒有一個人因飢餓而死亡。在經濟繁榮、蛋糕做大的階段，絕大多數人都是或多或少的受益者。

第三，企業家不是社會利益的敵人，但底層民眾的社會保障不能掉以輕心。任何企業家只要合法經營，依法納税，便不要垂涎他的名聲，不要覬覦他的財富，更不要給他打上寄生蟲的標籤。在19世紀80年代，法國經濟學家勒魯瓦-博裏厄（Leroy-Beaulieu）説得好，無論企業家獲得多大的利潤，只要合理合法，便不應抱以敵意，因為它“不以犧牲社會為代價”。

譬如，貝氏鍊鋼法的發明者貝賽麥（Bessermer）儘管賺取了2500-3000萬法郎的鉅額財富，但他降低了鋼鐵的生產成本，社會由此獲得的好處遠甚於此。企業家唯有提供社會需要的產品、服務與技術，才能實現利潤所得。因此，從根本上説，企業家的個人利益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並不矛盾。

英國工程師亨利·貝塞麥獲得了轉爐鍊鋼法的專利，這種新型鍊鋼法大大加快了從鑄鐵轉變成鋼鐵的速度，同時也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勞動強度，整個鍊鋼過程更加安全

同時，也並非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説，企業家是唯一的風險承擔者，每個社會成員，包括工人都會面臨風險，只不過企業家承擔的風險更大。因此，國家必須加強立法干預，一方面保障工人與消費者的正當權益，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教育、醫療、保險、互助和慈善等制度，不要讓被無情的命運拋到社會底層的不幸者感到絕望，要為他們提供兜底的保障。

注：作者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文章原標題為《從英雄到寄生蟲：近代法國企業家形象的百年鈎沉》，內文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