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七雄變法，為什麼只有秦國笑到最後？就看誰能吃盡時代紅利_風聞

悠悠春秋大夢，滾滾戰國狼煙，在兩千年前的春秋戰國之交，華夏大地掀起了一場長達兩百年的時代大變革，地主階級和自耕農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登上了歷史舞台，開啓了一個凡有血氣必有爭心的大爭之世。

一、井田崩，地主生

眾所周知，春秋時期，諸侯國實行的是井田制，關於井田制我們不做過多的解釋，大家只需要明白兩點就行。

第一，那時的生產力極為低下，像今天這種以户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是無法完成的，一畝地的耕種必須要多户人家同心協力操作農具才能完成，離開了貴族們的原始農村公社組織，人們根本活不了。打個比方，這就像過去技術不發達的時候，生產一件產品需要多個工序的工人分工合作，可隨着機器流水線的出現，只需要一個工人控制機器就能完成所有工序。

第二，那時候的矛盾是地多人少。所以我們不能因為1000畝井田裏貴族只佔100畝，就認為税率就是1/10。在當時那種生產力條件下，農奴們把貴族的100畝耕完之後，他們共有的那900畝大概率是不能完全耕完的。地是不值錢的，當時真正值錢的是農奴的勞動時間，基於這一點，我們計算當時的税率，不應該以土地為參照，而以農奴們在公田和私田上耕種的時間比作為參照。這個數字絕對比十分之一要高得多。否則農奴們積極性絕不會那麼差。

後來，鐵器和牛耕出現了，以上兩個條件就都發生了改變。

首先，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單户人家獨立勞作成為可能。其次，大家的時間變得值錢了，如果繼續像往常那樣花費一樣多的時間給貴族耕地，那就相當於變相地多交賦税。

這樣一來，大家自然不再願意再給貴族老爺白打工，很多人偷偷離開組織，跑出去開闢自己的私田。

於是自耕農就開始出現了，但由於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自耕農的出現必然會帶來土地兼併，而土地兼併又催生出了地主階級。

二、變法為哪般？

自耕農和地主是一個全新的羣體，誰能得到他們的支持，誰就能徵收更多的税賦，有了錢就能擴充更多的軍隊，從而在競爭中脱穎而出。

當年第一個吃螃蟹的是大概是齊國管仲的“相地而衰徵”，之後各個諸侯國陸續開始跟進。

他們通過向這一個新興階級提供政治秩序和軍事保護，換取他們交納賦税、參加兵役，隨着他們的加入，軍隊的人數開始劇增，戰爭的烈度也開始急劇攀升。

既然要為人家提供政治服務，那你拿什麼制度來管理這個前所未有的平民階層（地主+自耕農+佃户+新興手工業者）？過去貴族社會時期用來指導貴族行為規範的那套禮樂制度顯然不能再用了，那套東西太複雜，平民根本玩不起。

因此，統治者必須制定一套簡單明瞭的行為規範，告訴他們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那用什麼告訴他們呢？

答案是法律。

於是各國開始推出成文法，先是晉國的趙家范家，後是鄭國的子產，這些改革先驅不謀而合地走上了“作刑鼎，釋法於民”的道路。通過這種方式明確告訴這個新興羣體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

在這之前，各國用的是習慣法，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農奴們（野人）是不必知道的。法律的判決全憑貴族一張嘴。孔老師説這是為了保證法律的神秘性， 讓農奴們如履薄冰，不敢行差踏錯。如果法律公開了，那就會變成法不禁止皆自由，刁民們就會為所欲為。至於貴族會不會徇私枉法這個問題，孔老夫子沒説，大概他默認為貴族階級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不會胡來吧。

但是這時期成文法還比較淺薄，不夠系統嚴密。這可以理解，畢竟是開天闢地頭一回嘛。

在子產他們之後，又出現了一位法家巨星李悝，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套系統完整的成文法，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法經》。後來商鞅的變法就是以《法經》為藍本展開的。

李悝的出現，還開創了戰國變法2.0版本。如果1.0版本的變法是向地主和自耕農這個新興階層徵收賦税和兵役的話，那麼2.0版本的核心就是為招收這個新興階層的精英分子，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比如李悝、吳起，他們就是這個階層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過去，國家的行政崗位一直都由貴族階級壟斷。這就叫世卿世祿制。

由於崗位是金飯碗，導致他們對國君的依賴度不高，君臣之間雖有高低之分，但沒有本質區別，就好比大老闆跟小老闆的關係一樣。要是大老闆讓小老闆們不高興，幾個小老闆串聯起來，就能把大老闆給推翻了。

但是，新興階層的精英分子卻不一樣。他們是流動崗位，興衰榮辱全取決於國君一人。有了他們幫忙，國君就不需要再看貴族的臉色過日子了。在春秋時代，貴族殺國君就跟殺雞一樣，所以弒君事件層出不窮。但到了戰國時代，這種事情就很少發生了，就是因為君主擁有了自己的爪牙，貴族再想正面幹他就不容易了。

可問題是，官場崗位就這麼多，引進新人就意味着要趕走舊人。

人家貴族的後代，能願意嗎？他們的爹們隨太祖入關的時候就把這輩子該吃的苦吃完了，你摘人家的鐵帽子，人家還不得跟你拼命啊！

那些大名鼎鼎的變法，如商鞅變法，吳起變法，李悝變法，申不害變法，鄒忌變法，樂毅變法，胡服騎射，本質上就是摘貴族的鐵帽子。所以變法者大多不得好死。

比如李悝在魏國實行的是奪淫民（特指貴族）之祿，引來四方之士。吳起在楚國搞的“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商鞅在秦國搞的“廢井田開阡陌封疆”和“宗室非有功不得入屬籍”。樂毅在燕國搞的“察能而授官”，“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你瞧瞧，這全都是往貴族心口上捅刀子啊！

於是吳起被楚國的貴族們萬箭穿心紮成了刺蝟。商鞅更慘，直接被五馬分屍了。還有樂毅，如果不是跑得快，他就是個吳起2.0版。關於樂毅這件事很多人都把焦點放在他跟燕惠王的私人恩怨上面，可大家不要忘了，他除了是一名將軍，同時還是燕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啊。同樣是變法大臣，同樣是天下名將，同樣是在前線作戰的時候後台老闆突然死掉，你説他回去了，結局會比吳起好到哪裏去？

樂毅、吳起等人的悲慘下場也導致楚燕的2.0版變法徹底失敗，他們離開後，貴族勢力全面回潮，燕國再也沒有了黃金台的盛況，吳起之後的楚國除了一個陳軫，再也沒有拿的出手的外來人才。至於魏國就更慘了，李悝死後貴族勢力復辟，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出身宗室的公叔痤，此公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拳打吳起，腳踩商鞅的光輝戰績。

至於齊國和趙國，情況好些，在變法者死後貴族勢力雖有回潮，但一部分革命果實被保留了下來，外邦士子仍有一席之地，勉強算是吃到地新興階層一半的人才紅利。

三、貴族必須死

七國之中，只有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全面掃除了貴族，把新興階層的人才紅利、經濟紅利、人力資源紅利吃幹抹淨。這才是它得天下的關鍵所在。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説過，國君跟貴族其實是大老闆與小老闆之間的關係。這就導致大老闆能做的事情，小老闆同樣也能做。

國君能夠給自耕農和地主提供政治軍事服務，貴族同樣也能啊。國君能夠給地主階級的精英分子提供就業崗位，貴族階級同樣也可以啊！最典型的就是山東六國的四君子。提起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門客三千。那三千門客是什麼人？新興階層的精英啊！

如果不能把貴族階級全部剷除掉，那麼他們就能夠跟君王一起分享“新興階層的人才紅利”。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力量對比變化不大。甚至君王可能被反制，比如信陵君竊符救趙這件事，想想都覺得可怕，你説他想取魏王的人頭能有多難呢？

不僅如此，這些貴族還能夠在封地內出台政策，通過給新興階層提供政治庇護，隱匿户口，跟國家爭奪自耕農跟小地主的賦税。久而久之，國家的税基是要出問題的。比如趙國的平原君就是一個逃税大户，當年趙括他爹趙奢上門收税，就差點被他弄死了。

因此，只有把貴族階級全部搞掉，國家才能獨吞新興階層的紅利。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跟其他國家拉開差距，完成一統天下的偉業。

文史君説

春秋戰國之交的變法，本質上就是在爭搶新生的地主階級和自耕農基層所帶來的時代紅利。誰能最大限度地吸收這個階層，誰就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戰國諸雄中，秦國吃時代紅利吃的最徹底、最乾淨，所以一統天下的偉業非他莫屬。

參考資料

司馬遷：《史記》。

（作者：浩然文史•西北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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