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沒有身份證，如何證明“我是我”？_風聞

檢察日報正義網

2023年11月04日 19:38:31 來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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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身份證是一個既年輕又古老的事物。説其年輕，是因為直到民國時期，身份證制度才在中國正式建立。説其古老，是因為古代中國雖然沒有普遍意義上的身份證，但其背後的户籍制度卻幾乎與中國歷史同庚。在農耕文明社會，人口自古以來便是朝廷制士處民、徵收貢賦、興發力役、組織軍旅的基本根據，是不折不扣的國之大事。梁方仲先生在《中國曆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中推斷，早在商朝時期，君主對基層的控制就已經具體到了個人——雖然當時商王能夠直接控制的範圍僅限於王畿，但户籍制度的濫觴卻已然清晰。

户籍制度的悠久與身份證制度的短暫不獨為中國所有，這背後自有人類歷史共同的發展規律。不過正如馬克思所説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只要與社會存在交集，古人便終究避不開如何證明“我是我”的難題。那麼，古代中國有類似身份證的證明材料嗎？如果沒有，人們的身份又如何標識呢？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身份證，但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材料，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較而言，符牌側重於表明身份，傳信側重於准入通行。從功能層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傳信=身份證”的等式，但從內涵淵源來看，符牌、傳信與身份證只是形式相近，本質卻大不相同。

符牌、牙牌與腰牌

先説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權及君權的象徵。史書中最為古老的符牌當數《史記·五帝》所記載的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一句，這裏的“符”其實就是兵符。當然，五帝時期的歷史並非信史，相比之下《周禮》的記載更為清晰，也更具説服力：“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珍圭與牙璋都是符牌的一種。珍圭代表的是君權，牙璋代表的是兵權，其內涵都是某種權力的物化與延伸，大有金庸小説《笑傲江湖》中“見黑木令如見教主本人”的意味。當然，這些符信從形制上比“黑木令”還多了一種防偽功能，《説文解字》稱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將一整塊符牌一分為二，使用時雙方各執一半，合在一起以驗真偽——現代漢語中的“符合”一詞，正淵源於此。

秦漢以降，符牌的形制愈加多樣化，衍生出節、虎符、竹使符等門類。蘇武持節出使匈奴，所持的節正是這種符牌，大致為一根長八尺的竹竿，其上裝飾着旄羽，代表皇帝的身份。虎符與竹使符則多為兵符，從“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出入徵發”等記載來看，兩者一主發兵、一主徵兵，而且均有通過“兩相堪合”以防偽的功效。兵符多以虎形為主，後又有魚符、龜符等形制——不過無論何種樣式，這些符牌都與身份證的內涵相去甚遠。

隨着歲月的流逝，符牌漸漸與官員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時，朝廷為了“明貴賤，應召命”，根據官員不同的品級發放金、銀、銅製的魚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員還佩有專門的魚袋。魚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內廷，右符由持有人隨身攜帶，需要時“兩相堪合”，便能確定持有人的身份了。宋朝時魚符被廢除，但魚袋保留了下來，文豪蘇東坡便曾被賜以銀色魚袋，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

到了明清時代，這種符牌漸漸褪去了唐宋的古韻，最終演變成牙牌與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職，有時還會刻上使用範圍與禁令；清朝腰牌就更為完備，還加上了編號、年齡、相貌特徵、發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後世的身份證已經大同小異。

即便如此，牙牌與腰牌也不宜被視為中國古代的身份證。這些符牌所證明的並不是某一個體的身份，而是某一階層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牙牌、腰牌與朝臣的補服一樣，首先代表着官員的等級地位，而防偽功能只是基於這種等級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證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要從此處過，留下傳信來

再説傳信。作為傳統農業大國，古代中國的人口流動並不算頻繁，但終究不可避免。為了保證這種流動正常進行，傳信便應運而生。這裏的傳信不是“鴻雁傳書”的“傳信”，而是古代過關津、宿驛站、乘驛站車馬的憑證。與符牌不同，傳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證明，上面所記載的信息更多，通常會註明詳細的申請和簽發過程。

傳信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韓非子·説林上》中記載：“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陳奇酞作注道：“傳，信也，以增帛為之，出入關合信。”從這兩段記載來看，傳信有些像身份證、介紹信、預付卡的混合體，而且其防偽方式與符牌一樣都是“兩相堪合”。

漢朝選任官員使用察舉徵辟制，受到徵召的人可以免費乘坐朝廷車馬，使用的憑證也是傳信。不過與陳奇酞所説的“以增帛為之”不同，漢朝的傳信多以木製，上面記載相關信息再加蓋御史大夫的印章——兩漢四百年間，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門的子弟在這種小木條的指引下步入廟堂。

與傳信相似的還有過所。過所發軔於漢朝，至唐朝已經衍生出完備的制度。唐朝的過所由中央尚書省或地方都督府或州頒發，持有者可以照規定的路線旅行、貿易，一旦丟失需要經過詳細審查才能補發。唐朝貿易興盛，幅員遼闊，為了有效打擊偷漏賦税、逃避賦役、拐賣人口等活動，過所的申請手續也頗為繁複：申請者要將人數、身份、申請理由、攜帶貨物的數量品色等詳細説明，必要時還要附交有關證件。這種繁複背後，是唐朝興盛的國際貿易。

新疆吐魯番曾出土過一份《石染典過所》。這份過所前後缺失，但依然密密麻麻寫了24行文字，加蓋“瓜州都督府之印”和幾個地方印章，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線等信息均清晰可見。唐朝時期域外商人憑過所至中原經商者極多，從這個角度來看，過所倒又有些像護照了。

吐魯番出土的《石染典過所》，加蓋“瓜州都督府之印”等印章。

傳信雖然有防偽的功效，但製作繁瑣，在流動人口較多的邊關使用頗為不便，於是便誕生了“簡易版”的傳信——繻。《前書音義》詳細解釋了繻的由來：“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言下之意便是守關的官吏嫌傳信用起來太麻煩，於是將帛撕開當證物，“兩相堪合”時只要對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確定真偽。雖然少了幾分儀式感，但功效也足夠了。

除了上述傳信之外，還有棨這一相對特殊的傳信形式。棨除了通行功效之外同時也是地位的象徵，只有皇親國戚和高級官員才可以使用，故而比起普通傳信、過所來説更注重儀式感。棨分為信與戟，棨信是絲質的信件，可以懸掛起來作為徽幟；棨戟為木質，官吏出行時可作為儀仗——這當然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消受的。

民不遷，農不移

以上五花八門的傳信，是不是能看作身份證的濫觴呢？當然不能。傳信所針對的重點是“出入”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沒有人口流動，傳信便沒有了存在的必要，這與身份證的人身屬性有着本質區別。

為什麼古代中國誕生了符牌、傳信這種類似身份證的證件，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呢？這個問題，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的發展歷程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時期，晉國“損其户數”，楚國“乃大户”，秦國“為户籍”，這一系列户籍制度都是為了預防人口流失而設立。而為了讓社會達到“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的超穩定狀態，各國又將户籍制度與土地、賦税制度相結合，費盡心力地將人口捆綁在自己的國境之內。楚國的户籍冊詳細記錄了居住者的居住地與身份，宋國的户籍冊配有相應的地圖，秦國更是在將人口打造成“納税人”的同時，達到了“國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細程序。

可以看出，在古代治理者的眼中，人口只是活動的“財產”，他們並不希望這一“財產”具有較強的流動性，而希望其和土地一樣便於計算、管理和利用。立足於這種視角，户籍制度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秦朝自商鞅變法後户籍制度愈加嚴格，每個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畫師所畫“照身貼”。人口遷移時不辦理“更籍”手續即為“闌亡”，而“捕闌亡者”有賞——中間的故事，倒與大航海時代美洲賞金獵人與逃亡奴隸之間的關係頗有幾分相似。

當然，囿於技術，看似嚴密的户籍制度之下也常有漏網之魚，比如那個主持變法的商鞅，在遭到通緝之後成功地逃到了魏國；秦朝建立後亡命於江湖之人更是不計其數，不然張良在刺殺秦始皇未遂後又怎能成為“漢三傑”之一呢？

當人口成為“財產”，三六九等的劃分自然就不可避免。秦國的户籍政策已經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階户籍，以區別民籍；西漢《户律》在將民籍整編為“編户齊民”的基礎上，進一步按資產劃分成“小家”“大家”“高貲富人”等户等，人口本身的“財產”屬性進一步得到強化。

自秦漢至隋唐，中國曆代的户籍政策勾連着人口、土地與賦税，自然不可能出現公民權的温牀。唐朝之後，隨着“兩税法”的實施，税收漸漸從以人口為核心轉為以資產為核心，朝廷對人口的管控才漸漸放鬆。其後經過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層層推進，户籍政策與賦税制度愈加漸行漸遠，人口的流動也由此擺脱土地的束縛。只有當户籍政策不再成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時，作為公民權標誌的身份證制度才有可能逐漸孕育出來。古代中國只有符牌與傳信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其原因概在於此。

結語

宣統元年，清朝頒佈了《大清國籍條例》，後又以“憲政之進行無不以户籍為根據”為由，“參考東西各國之良規”制定了《户籍法》。當時的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洋人”的地位高於華人，一些本國商人為了免受官府勒索欺壓，紛紛加入外籍以尋求庇護——這一部《户籍法》背後，滿載着一個沒落王朝的血與淚。此後不久，清朝滅亡，這部《户籍法》也未來得及實施，但是它在中國法制史上的地位卻不容忽視：在此之前，中國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後，户籍制度漸漸成為公民權利的象徵，終於在民國時期孕育出了真正意義上的身份證制度。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朝夕之功。身份證雖然輕巧，但它卻承載着中國幾千年户籍發展史，以及東西文化碰撞時那一段斑駁、深邃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