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市場失靈”論是要求“鵝生鴨蛋”》中一個觀點的思考_風聞

 一、  引語

      ​馮興元先生在《“市場失靈”論是要求“鵝生鴨蛋”》一文中開篇説“最新的爭論發生在國內兩位重量級北大經濟學家之間：一位是林毅夫教授，另外一位是張維迎教授。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見的手”，比較迷戀產業政策。張維迎非常反對產業政策，認為只要藉助市場“看不見的手”，就足以推進創新和發展。兩者12月9日在北大國發院展開了一場對辯，為國人所矚目。其背後存在的觀念分野之一就是有關是否存在“市場失靈”的看法。首先要説明，本人不是“市場萬能論者”。市場只是一種實現交換的自生自發秩序，不可能去承擔人類所要求的一切種種功能。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認為市場做不了這個或者那個，就説“市場失靈”，就太不負責任了。

       林毅夫雖然口頭上承認市場應該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又口口聲聲認為存在“市場協調失靈”，也就是“市場失靈”，因而需要大力發揮政府在基礎設施和產業部政策上的作用。張維迎所提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真正的個人基本權利經濟學。它強調人應該是行動着的人，而不是被操縱的木偶人。它強調市場過程存在兩面，一面是企業家，一面是競爭。新古典經濟學漠視競爭過程和企業家的作用，其所提出的完全競爭範式只反映一種終極狀態，否定競爭的市場過程，它把這種真正的市場過程視為病態，把對完全競爭均衡的偏離視為“市場不完全”，“市場缺陷”，或者“市場失靈”，實際上由此撇開真正的市場和競爭而不談。新古典經濟學也因此反而變成了“市場失靈”論的吹鼓手。很多經濟學家都有這個毛病。薩繆爾森寫的《經濟學》(第十六版)教科書裏邊就講到了“市場失靈”。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也講“市場失靈”。

       由此看來， 馮興元先生的觀點傾向於張維維。不過，早先 馮興元先生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提到了“統治主義”這一概念， 馮先生在文中給“統治主義”做了這樣一個解析：“只顧當下”。而且馮先生所説的“統治主義”僅存於“中國”條件下的限定。也就是説，中國的市場經濟框架受制於“統治主義”思維。

       好了，關於市場失靈的問題就需要剖析一下在中國的情境下，市場失靈是什麼原因。

“林——張爭論”的學術源頭

      馮興元在文中説：“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謂的“市場失靈”,是指“價格體系中存在的不完美，它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它提出的“市場失靈”例子或者理由包括：公共品的提供，外部性，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張維迎教授提出，我們這裏看到的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市場理論失靈”，這是非常到位的。”

      問題是，在西方經濟學家的概念中，一般就學術理論而言，市場經濟的概念中沒有特別提到“非經濟因素”對市場的干預。倒是劉易斯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到了計劃經濟的一種優勢。即計劃經濟中的的政府幹預問題：“如果對發展的目標和措施明確，相關的步驟和措施有效，那麼在具體的目標實施上計劃經濟所發揮的作用優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逐利的，是根據市場機會而行動的。計劃經濟由於是從一個恰當的整體目標需要來決定的經濟體制。”其實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從來也不是純粹的市場機制。

      大家都知道的是“經濟的上層建築是政治”，即使到了當今的“後資本主義階段”，也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與政治意識無關。歐盟是這樣，“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取決於“保持單級世界”的政治態度：美國對法國阿爾斯通“收購”、對日本電子產業的清算以及對韓國的“三巨頭”遏制是這樣，中國和俄羅斯受到的美國經濟制裁無一不是來源於美國“單級世界”的政治態度。這一點， 包括歐盟成員國在內的所有西方發達國家”不是看不出問題，而是不能説“，根子就在於”胳膊擰不過大腿“。其實美國人也清楚”制裁別人也等於限制自己“的道理：最新的例證就是上海進博會來的客商最多的就是美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從來就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純粹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有政治意識介入，市場經濟也不例外。道理就是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説的“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樣生存。”

                                                                                            三、  關於統治主義

       回過頭來再説“林毅夫教授和張維維爭論”的觀點。 馮興元是國內學術界比較早的意識到中國在改革發展中出現統治主義現象的學者。關於“統治主義”，經管之家給出的解釋是：

      “ 統制主義也叫統制經濟，不同於計劃經濟，也不同於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就是涉及自由企業制度和自由交換制度，讓市場供求主體自發地組織運作，價格發揮信號作用，市場價格就是看不見的手，引導着供求雙方達致供求平衡，每個人的自利取向行為無意當中達致公共福祉。計劃經濟跟統制主義又不一樣，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計劃來分配資源，配置資源，然後組織生產。但是統制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干預經濟，統制主義對市場秩序和憲政秩序危害非常大。 統制主義有很多形式，比如説價格控制，勞動力最低工資制度，這是統制主義最明顯的做法。然後每個人要強制參加社會保險，保險的費率應該是多少，這都規定很死，這也是統制主義。統制主義的具體的特徵就是ZF的自由裁量權非常大，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非常大。”

       ⑴、 目前主要有四種觀點：

       1、一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觀點。這是主流觀點。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們認為，對於戰後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特別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的新的轉變時期，仍然屬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

       2、二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觀點。黃素庵、甄炳禧把20世紀90年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稱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李景治、向文華等人也持此觀點。他們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着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和國際經濟的一體化，資本加速向國際化發展，到90年代則呈現明顯的全球化傾向，國家壟斷與私人壟斷結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當代資本主義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3、三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觀點。法國學者德羅奈持此觀點。他認為，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後，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生產的最高統治，它把生產的社會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使資本主義實現了歷史性進步。

       4、四是社會資本主義的觀點。這是高放的觀點。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社會結構到社會生活，從內部關係到國際關係，社會化的程度都越來越高，範圍都越來越廣，層次都越來越多，社會主義的因素在逐步增長，所以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即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的資本主義)比之其他名稱更為恰當、更為準確。

      ⑵、由於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1、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新的空間。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自然進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歷史性飛躍。20世紀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導體、合成化學等技術接踵誕生並得到初步發展；80年代後半期，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宇航技術、新材料技術、計算機和網絡技術迅速發展。所有這一切，彷彿巨大的羽翼，把人類從機器大生產時代提升到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自動化生產時代。

       2、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就業結構的調整。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的第一、第二產業大大下降，第三產業迅速上升，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目前已達到2／3左右。第三產業的領頭雁是高科技產業，而雁頭就是信息產業，它們分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3和1／6左右。與此相隨，藍領工人減少，白領工人增多；非知識型工人減少，從事信息處理的知識型工人增多。近年來，在美國數百萬新的就業者中，知識型工人約佔90％左右。工人階級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3、隨着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企業組織形式發生變化。戰後，銀行信用體系膨脹，金融組織不再僅有商業銀行，而且還有大量的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金融資本與工商資本進一步融合，形成更為龐大的金融資本，擴大和加深了金融資本的統治。股份公司進一步發展，吸收的社會資本更多，企業組織管理更加嚴密，壟斷資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個公司，進而壟斷市場，榨取更多的利潤。從事高新技術行業的新型公司異軍突起。公司兼併之風此起彼伏，資本日益集中和壟斷，跨部門跨行業的超級企業集團和巨型跨國公司聯翩湧現。從某個方面來看，企業組織形式的這些變化，增強了壟斷資本抵禦風險、增殖自身的能力。4、國家從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干預者。國家或者利用各種財政和貨幣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的運行；或者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實行一定的發展計劃，直接投資某些產業特別是公共設施，交替實行國有和私有，以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效益；或者實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限制過高收入和過度壟斷，建立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所有這些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私人佔有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

     4、國家從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干預者。國家或者利用各種財政和貨幣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的運行；或者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實行一定的發展計劃，直接投資某些產業特別是公共設施，交替實行國有和私有，以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效益；或者實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限制過高收入和過度壟斷，建立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所有這些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私人佔有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

     5、加速推進經濟全球化，為資本的擴張和增殖開闢了新的天地。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繼續存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經濟、科技甚至軍事優勢，擴大資本輸出，進行不等價交換，甚至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税和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鞏固它們在經濟全球化以至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把廣大第三世界變成它們的廉價資源供應地、獲取高額利潤的投資對象和推銷剩餘產品的市場，從而造成了西方財富的不斷增加。無償利用鉅額世界資本，是國際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⑶、關於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研究者由於分析的視角和側重點不同，強調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為三種觀點：

     1、第一種觀點，現代科技革命推動論。這種觀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種種變化歸根結底是由於當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產力飛躍所致。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現代資本主義去調整生產關係和社會矛盾。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是二戰後新科技革命使生產力高度發達、高度社會化和資本高度國際化的必然產物。

     2、第二種觀點可以概括為國家干預和自我調節論。這種觀點認為，二戰後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眾多變化中，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並決定着其他變化的性質。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強“國家干預”，對資本主義延緩衰老起了關鍵性作用。其次，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通過反對壟斷，鼓勵和保護自由競爭，使科技和社會生產力仍能獲得較快發展。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與以往資本主義經濟自發發展不同，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不斷自覺地進行自我調節和調整。自我調節是資本主義世界出現新變化的內在動因。

    3、第三種觀點可以概括為資本主義發展潛力論。一些研究者強調，當代資本主義並未像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估計的已經“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較強的社會適應性和發展潛能。奚廣慶、鍾沛璋持此觀點，他們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儘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術發展使其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

​四、結語

       馮興元在《“市場失靈”論是要求“鵝生鴨蛋”》一文中的觀點疏漏在於忽視的自己早先意識到的“統治主義”對市場經濟的干擾問題。“統治主義”的表現主要是在對經濟的干預問題，本質上就是政政治意識對經濟體系的作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其實非常注意“政治對經濟的作用”這個問題。

      而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人政治文化”在經濟中的顯露的“皇權意志”延續下來已經有幾千年。陳嘉映在《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中明確提到：“中國的政治史，跟西方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以“合”為主流的比較單一的政治體，西方則是一個比較分散的政治體。和西方比，這種差別可能從周朝就出現了。”

     無論從社會身份上還是從思想內容上説，中國的士人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在學問上在知識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關懷。他們的研究、他們的思考方式始終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會化或者是説倫理化的。對於中國讀書人來説，很難設想他會去從事純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倫理無關。實際上在傳統社會中，如果一個讀書人那麼做了，大家會覺得你是太古怪了，幾乎要把你當做一個異類。不管是尊德性一派還是道問學一派，兩派的基礎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識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齊家治國平天下連在一起，否則大家就會認為那只是低劣的知識，甚至是帶有破壞性的知識。 

     宋・汪洙《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意為：天子歷來重視有才學的英雄豪傑，讀書學習就是教育你們做這樣的人。天下所有行業都是低賤的，只有讀書入仕才是正道，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在世界文化史中，中國的“士人文化”是獨一無二的。陳嘉映先生認為：“簡短説，這個政治結構就是，中國有士和士大夫的階級，這個階級在歐洲從來沒有出現過，最多有什麼東西跟它有一點兒相像。士的歷史，我們有籍可查是從孔子開始，緊接着是墨子，之後是儒墨兩家，然後是諸子百家。到秦漢之後，士的地位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士不像貴族或草莽英雄，由於血統或英雄氣概獲得權力，他們的長處是受過教育、富有理性。他們本身不是權力的來源，而是統治者的助手，幫統治者幹事的。”（《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

    在陳嘉映看來，士可以分成兩種。一種只是統治者的工具，他們富有理性，但這個理性，相當於韋伯所説的工具理性。比如説我有一個小縣城，不願封給我的宗族，但還是需要有一個人去管理，我就在士裏選一個能幹的去管理。另外一種士是像孔子、墨子、孟子這些人所提倡的，他們認為士不光是給統治者幹事，士還有一個使命，這個使命後來叫做“道統”。”中國幾千年來之所以沒有類似西方的那種經濟思想產生，中國的“士人文化政治文化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關於士人文化的特徵及影響，以及對中國人的思維的解讀可以有如下幾點思考：

    1、中國文化傳統不像西方傳統中那樣富於純智性追求，不是説中國人沒有理性精神，中國人不科學。我想説中國在“理性”這個詞的一般意義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剛才講到中國人跟歐洲人有很多共同點，重理性就是一個突出的共同點。要説，歐洲還有宗教，還有長期的中世紀等等，不如説中國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國人當然更不缺聰明和技術，在兩千年中中國的技術不説比歐洲更發達，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國人始終沒有理論興趣，中國人的理論都是鬧着玩的，不但歷史上是這樣，到今天也是這樣，從陰陽五行理論到宋明新儒學的理論，一直到今天高喊的理論創新，沒有當過真。中國人在理論建設上是最沒有成就的。我們這一兩代人給世界文明增添了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你要問理論，我敢説的確是沒有增添什麼。人家有一個人類學理論、社會學理論，我們去做田野研究，給人家的理論作例證。

   2、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五四運動”前後出現的“新文化先哲”提倡“開啓民智的核心”就是“西學東踐”。但是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不像西方傳統中那樣富於純智性追求”，所以對西方的“現代”背後的理性認識並沒有深刻的理解——西方經濟理論中純粹理論和政治影響之間的關係割裂開來了。純粹意識代替了理性的認知。

    可以説，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來始終沒有深刻全面地釐清“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説，從蘇聯的計劃經濟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體系認知始終沒有跳出“修昔裏德陷阱”的陰影。

   3、陳嘉映説：“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為什麼呢？因為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是常態，除了歐洲，其他文明都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而只有針對例外的情況我們才能問為什麼。實際上不應該這樣問，大家都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只有西方發展出來了，所以比較富有意義的問法應該是：西方怎麼發展出來了？”

    18世紀，歐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諸如工業革命等等。英王特使馬戛爾尼在1793年訪華的目的是關於開啓兩國通商。但乾隆皇帝不認為大清與英過是對等的國家關係，馬戛爾尼帶來的禮物（四輪金馬車，鐘錶和火槍等）被乾隆和下臣下臣看作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顧（《停滯的帝國》）。乾隆的“大清江山萬物皆有”的思想實際上與18世紀以後的歐洲工業革命進程已經完全跟不上了。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五四運動”前後以蔡元培和陳獨秀等先進文人提出“開啓民智”的口號，中國新文化運動才有新時代的“音符”。

     實際上王德峯先生授課中講過這樣一句話：與西方人的看法不同：在中國人看來，我們用一雙筷子夾起食物這不叫主體克服實體，這叫藝術，叫‘天人合一’，在中國的文化思想中和文化的精神中永遠不會發展出技術來，手工勞動者的手藝叫技藝而不是技術，是中國人的藝術，即‘天人合一’。”（《P2【王德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淵源（中）》）。問題關鍵在於西方人的技術概念在乾隆皇帝和大臣們看來不過是“奇技淫巧”，所以，這種中西文化差異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意識不同於西方人。、

   4、馮興元對“統治主義”行為下的一個結論“只顧當下”非常精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中“只顧當下”的現象在“行政自由裁量權”被無限放大的後果就是隻顧當下”。比如，長期以來的“上屆借錢，下屆還賬”、朝令夕改的“決策”以及只圖“規模宏大，場面氣勢，不看效益”的行動和改革決策等等其背後都有“只顧當下”的考量。歸根結底還是在於缺乏科學系統的“層次性”、“關連性”、“可持續性”思維。

   5、 世界上從來沒有純粹的，無關於政治干預經濟規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也不存在一道非此即彼的歷史鴻溝。

6、實際上，林毅夫在其《新結構經濟學》中也講到：“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程度越接近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時，所遇到的阻力和風險就越大”。也就是説，先進的發展中國家在所有的發展方向上和分工合作體系中的環境和風險都會空前擴大。而這種風險的背後的政治干預無疑成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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