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編劇黃芬：九義人不是爽劇，內核很沉重_風聞

這是最痛苦的一次創作。

文 | 啊遊

編 | 園長

“致敬林奕含”“古代版房思琪”“師生戀”……《九義人》這部劇自誕生起，身上就貼着許多沉重的標籤。這些標籤一方面能為劇集迅速引來關注，但同樣也意味着，它將承受觀眾更為嚴苛的審視與質疑。

編劇黃芬不怕。“如果你怕，就不該碰這類題材。”

《九義人》劇情講述的是，淮州府內的煙雨繡樓名聲在外，但背地裏繡樓先生吳廉卻多次性侵、誘姦繡女，其中一位名為藺如蘭的繡女反抗無果，最終自盡。七年後，摯友孟宛集結了與此案相關的另外七人為如蘭復仇，在精密的計劃以及運氣的加持下，最終翻案。

在以往的同類型題材中，大部分時間裏，受害者會被刻畫為“等待被拯救”的絕對弱者，而在《九義人》這部劇中，無論是藺如蘭還是孟宛，她們均是作為受害者本身，主動地進行反抗，堂堂正正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正義。

不再是傳統形象中需要被幫助、被表達的一方，這一次，黃芬給了女孩們自己表達的機會。

作為觀眾，在觀看《九義人》這部劇的大多數時間裏，我雙拳緊握，劇情激烈處會忍不住錘擊桌子，無論是評論區還是彈幕裏都隨處可見觀眾敲下的憤怒發言。作為編劇的黃芬，在寫下那些令人緊張、憤怒、不安、落淚的情節時，又是怎樣的心情與狀態？繼探討家暴問題的《江照黎明》後，再次嘗試女性題材，黃芬又有哪些新的思考與創作心得？

帶着這些疑問，我們和黃芬聊了聊。談話中，黃芬的語速很快，關於《九義人》，她有很多話想要講。

身為女性的表達欲

《九義人》改編自豆瓣閲讀的同名小説，原作只有2萬字，每個人看完之後的反應都不一樣。

製片人楊塵看完原作，立馬跑去書店買了一本《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來因機緣巧合發給另一位製片人婁米男，她在飛機上看完就哭了，於是倆人一拍即合，促成了《九義人》項目的開始。而編劇黃芬，看完原著後幾乎立刻就確認了，這是自己想做的劇。

**黃芬承認《九義人》的原作激起了她的表達欲：“因為我本身是一名女性，當我看到類似的故事或者新聞時，確實會感到憤怒、憤慨，這是很自然的。”**而作為一個編劇，黃芬能做的就是通過把小説改編成劇集，讓更多的人，看到、知道並且思考這個故事。

從2021年的夏天黃芬拿到原作開始，整個創作過程持續了14個月。在前期，黃芬和製作團隊更多的是在網絡上研究新聞案例，每個案例都有着不同的前因後果，但在黃芬看來，一字字一句句的背後，記錄着的是極為相似的內核。

“每次看到有類似的女孩出來發聲，控訴類似的遭遇，我都覺得故事的底層有着很多共通之處，我們把共通的現象總結提煉出來，並最終投射到《九義人》的創作裏。”

為了儘可能還原真實事件中，不同受害者在遭遇性侵犯後的不同態度，《九義人》刻畫了多種不同的受害者形象：有如蘭這樣天真熱情，追求公義的鄰家小姑娘，也有高程程那樣，為了所謂的清白名聲不敢作證的富家大小姐；有孟宛這樣猶豫遲疑，但卻聰明沉着的窮人家的女兒，也有三娘那樣勇敢正直，但卻不被世人信任的風塵女子；還有田小玲那樣出身書香門第，堅信自己不會被壞人誘惑的孤傲女生。

當時正值疫情期間，《九義人》製作團隊的工作通常是在線上展開，偶爾有線下碰頭機會的時候，大家常常會聊得忘記了時間，最久的一次從上午見面開始，一直聊到晚上十一點。在黃芬的記憶裏，那是一段忙碌又模糊的日子，有時他們在製片人住的酒店樓下大堂討論，隨後又轉戰至附近的小酒館，找各種因地制宜的場景開會，話題沒有停過。

雖然是在創作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但過程中，團隊成員大多處於高昂的狀態。“聊得很嗨”是黃芬對於團隊討論過程的感受，某種意義上，《九義人》讓團隊的每個人都獲得了平時少有的，探討女性話題和女性困境的機會與空間。

有兩個人物曾在團隊中引發激烈討論，一個是劇裏原創的人物柳三娘，一個是最後出場的田小玲。

黃芬設置柳三娘這個角色更多的是為了做出區別感。在一眾小家碧玉、高門大户之外，出生於煙柳之地的柳三娘，似乎一開始就揹負着更多的有色目光。即便柳三娘是其中唯一一個逃脱了吳廉的奸計，沒有被姦污的女子，但她的證詞依舊不會有人相信，在外界環境的逼迫與污衊下，她的命運還是發生了轉變。

至於田小玲，則是代表着與主角藺如蘭相反的一類女生。黃芬印象很深，在一次豆瓣看片會上，只看了部分內容的觀眾站起來發言，認為不是所有的女孩兒都會像藺如蘭那樣天真，有些女孩兒是不會被哄騙的。田小玲這個角色恰恰是對於這個提問的回應。

黃芬説道：“田小玲最初也是抱着這樣的想法，但是當吳廉真的下手後，還是沒辦法反抗。她不是被誘姦的，她是真的被強暴了，很多人都低估了這件事的危險性。當你沒有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有一種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心情。”

《九義人》裏，受害的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物特質，但最終走向的卻是同一個“羊入虎口”的結局。

做《九義人》這部劇的過程中，黃芬一次次地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翻出來看，越看越心酸。“一個感受就是，雖然《九義人》的故事發生在古代，房思琪的故事發生在當下，但是隔了那麼長的時空，裏面的所有境遇和內核，都沒變。一長一短的兩部小説，所表達的底色是共通的。”

不是爽劇！

**“謹以此文致敬林奕含女士。原諒我無法給出更痛快更圓滿的結局。”**這是原著作者李薄繭在《九義人》小説最後寫下的話語。

改編成劇集後，《九義人》一共拍了25集，採取上下闋交叉的形式進行敍事。其中，上闋主要講述七年前藺如蘭狀告吳廉姦污的心路歷程，下闋則聚焦於七年後孟宛苦心謀劃，幫助如蘭翻案的“復仇”故事。

一集上闋、一集下闋的播出方式，好處在於能夠形成足夠的戲劇張力，人物出場時也能上下闋相互關聯，故事感和懸疑感都更強烈。但問題是，劇情牽引的情緒大開大合之間，很多觀眾會誤以為這是部“爽劇”。

黃芬否認了這一點：“《九義人》不是爽劇！本質上，這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故事。”

**很多抱着觀看爽劇的心態觀看《九義人》的觀眾，大多對於故事結局表達了不滿，但這其實是一種觀看預期上的錯位。**就如同原作者無法給出更痛快的結局一樣，“在劇中，就算最後吳廉死了，復仇的過程中每個人付出的代價也都是巨大的。

甚至即便孟宛和其他七位義人謀劃了多年，最終扳倒吳廉的關鍵還是太后的態度。從任何一個維度上來説，這都不是一個爽劇。”

在黃芬看來，《九義人》的故事內核註定了這是個悲劇，而這個故事的靈魂在於上闋中“藺如蘭狀告吳廉”的這條主線。

實際上，原著中對於藺如蘭七年前的案件草草略過，只是通過捕頭劉薪的視角告訴讀者“他（劉薪）下獄那日，此案尚未了結。等他出來，女孩兒早已成一座小小的墳冢。”但黃芬和製作團隊都認為，七年前的故事有必要進行擴寫還原，因為相比七年後的“復仇線”，藺如蘭的這條線具有更多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創作上闋故事的重擔被黃芬攬下，但當她真正坐在書桌前開始執筆，逐漸帶入到藺如蘭的視角後，面對的是“最痛苦的一次創作”。**儘管黃芬此前也曾寫過《江照黎明》這類家暴、女性自救的原創劇本，但在她看來，書寫藺如蘭的故事遠比之前的創作更沉痛：“藺如蘭的遭遇是全方位、來自於各個維度的困境，甚至説白了，有時候你會覺得這是無解的。”

在上闋的9集裏，除了交待故事背景的第一集，剩下的8集中，每一集藺如蘭都在追求正義的路上遭受阻攔。

藺如蘭識破吳廉真面目並且報官後，前往繡樓調查的捕頭很快便被金錢收買了；想要尋找此前的受害者、受害者家屬作證也接連被拒絕，唯一願意挺身而出的柳三娘則是因為出身被判證言無效；沒有訟師願意幫忙寫訴狀，唯一願意出庭的訟師也是被吳廉收買，設計暗算如蘭的小人……

越是追求正義，就越絕望，到最後一次在衙門敗訴後，甚至連家人都開始動搖。

一般情況下，黃芬的寫作是規律且理性的，一天工作5到6個小時，上午寫兩小時，下午寫四小時，不會有特別大的情緒，不允許自己被情緒帶着走。

然而在創作《九義人》上闋時，黃芬時常會聯想到：“要是我在幾百年前位於藺如蘭的處境，有什麼辦法去突破這種困境嗎？可是反過頭來看現代社會的新聞，藺如蘭的遭遇不是還在上演嗎？”這種思考對於黃芬而言不止是痛苦，還有痛苦之外包裹着的無力與沉重。

觀眾其實也很鬱悶。在下闋的彈幕裏，總是能看到“上闋太氣人了，要看下闋緩一緩”，甚至也有觀眾選擇先一口氣把下闋的復仇故事看完，再返回去看七年前的劇情。

這也正是編劇採取上下闋形式的另一個原因：“我們有討論過是順序敍事還是閃回，順序敍事的話前面的內容過於壓抑了，但如果頻繁閃回，也不太利於觀眾的觀感。所以才想出了雙時空完全切割、穿插講述的方式，作為一種情緒上的調劑。”

黃芬不想刻意去迎合觀眾，《九義人》裏的很多表達都是“反娛樂”的，但“這就是現實的狀況”。

不要説教，要好故事

雖然出發點是“我是女性，我要表達”，但在實際的創作過程中，黃芬時刻提醒自己不能性別決定立場：“我們的核心是去做一種故事的呈現，而不是像社會學家那樣做批判。”

劇集播出到後面，有不少觀眾開始給出“高開低走”的評價，除了前文中提到的覺得“不夠爽”的觀眾，還有一部分聲音集中在對第19集的不滿。這一集主要以插敍的方式講述了反派吳廉的成長故事，在一個父母並不恩愛的封建家庭中，幼年喜歡刺繡的吳廉受盡了排擠。

部分觀眾的不滿在於：“19集完全沒必要不如刪了，他的原生家庭不幸，並不是他作惡的理由。”“他少年的不幸是父親和夥伴的排擠造成的，可為什麼長大後針對的是女性？”“他小娘對他那麼好，結果他卻反過來戕害女性，編劇別給反派洗白了！”

這些爭議早在製作團隊的意料之中。

團隊內部曾探討過這集存在的必要性，也曾設想過觀眾會有哪些不同的聲音，播出後，大家發現觀眾的反對意見與當初自己在黑板上列出的幾乎沒差。但黃芬選擇保留這集的原因是：

“一個反派角色，要麼就把他當作標籤化的人物來寫，寫他就是純粹的惡。我理解觀眾的情緒，但是作為創作者不希望任何一個角色只是標籤化的符號。吳廉為什麼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為什麼這麼偏執？為什麼愛繡梅花？這一定是經歷過很多事情的。”

一個現實的例子擺在製作團隊眼前。《九義人》中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蘇繡有大量的展現，團隊專門找來了蘇繡世家的非遺傳承人來劇組做刺繡指導，令大家都很感慨的是這位男性傳承人小時候也曾因為自己喜歡刺繡、跟着家裏人學習刺繡而被同齡人嘲笑過，所以他很能理解劇中吳廉小時候被排擠是種怎樣的感覺。

也有觀眾思考到了更深的層次，認為“女性是父權制的第一受害者，但男性何嘗不也是另一種受害者。”這一層內涵也是黃芬想表達的，在當時的環境下，每個人都是父權制的受害者，但是每個人的選擇卻又不同。

藺如蘭遭受諸多非議仍然堅持尋求正義，而吳廉卻選擇成為一個欺負無辜者的壞人，黃芬解釋道：“毫無疑問，吳廉就是一個壞人，我們沒想洗白他。”

《九義人》試圖展現的是一種環境與人物的複雜性。劇中呈現的很多邊緣人物，其實扮演的都是“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角色。

比如繡樓裏知道一切但因為賣身契在吳廉手中而選擇沉默的嬤嬤；自己也曾被表哥哄騙失了身，但卻仍幫助丈夫吳廉作惡的吳大娘子；在家中備受家暴摧殘，但仍執迷不悟希望女兒靠男人過上好生活的孟宛母親；同為女性，但卻毫無同情心，對受害者惡語相向的其他繡女……

劇集上線後，這種扭曲與割裂，甚至從故事裏蔓延至了現實空間，彈幕裏、評論區裏依舊有人將矛頭對準受害者，發表一些受害者有罪的言論。

這一刻，劇外某些觀眾的反應與劇內引人深思的劇情，形成了閉環，《九義人》的現實意義也開始顯現。

就像中國台灣作家蔡宜文所言：“任何關於性的暴力或是基於性別而產生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獨立完成的，而是由整個社會協助施暴者完成的。”

《九義人》的重要之處恰恰在於，它向我們展示了在一個壓抑的社會氛圍下，一個女子想要尋求自我救贖和社會正義到底有多麼的難，在絕對反派之外，還有多少隱藏的“加害者”在將她推向毀滅的結局。

除此之外，《九義人》還試圖在劇中探討很多類似的深層次話題，諸如“到底什麼是清白？什麼是正義？”

讓很多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劇中高程程的一段台詞：

“如果你真的告贏了又如何。沒錯，吳廉是會被定罪，煙雨繡樓可能會倒，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經所有踏入過煙雨繡樓的繡女，無論她們有沒有被侵犯過，她們的名聲也就全都完了。這件事里根本沒有輸贏，你是在維護你想要的聲譽，她們也一樣。”

在尋找證人的階段，孟宛甚至一度懷疑過，到底要不要為了如蘭一人犧牲無辜之人，復仇到底是真的為了社會大義還是懷揣着私心的小義？

編劇無法給出答案。

“影視劇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我們也不希望用説教的姿態去面對觀眾，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好的故事，儘可能地呈現一些內容，給觀眾一個場域進行討論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