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無法理解的中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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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前紐約客雜誌駐北京的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 寫了一篇題目為“中國的不舒適時代”的長文，據説在美國關心和研究中國的精英圈流傳甚廣。我讀了一下，很遺憾，文章並沒有什麼新意，還是典型的西方視角下的片面中國。文章的風格和歐逸文在紐約客雜誌的前任何偉（Peter Hessler) 有點像，文章很長，文筆很好，為迎合他的美國讀者的印象和愛好量身定做了很多例子，為美國讀者做了讓他們感到極度舒適的心理按摩。

我之前曾經講過，美國今天壓倒性的流行敍事是中國見頂，中國必敗，美國的專家和媒體，都在竭盡全力説服美國人，中國是紙老虎，中國的發展已經到頭了，中國永遠不可能趕上美國。歐逸文的文章，也很好的迎合了美國的流行敍事。他認為中國無法擺脱蘇聯註定失敗的命運。

為了證明中國的衰落，歐逸文舉了非常多的例子，基本上把中國互聯網上所流行所有的對中國不利的論據，都重新描述了一遍，2022年3%的GDP增長率，上海季風書店的倒閉，中國出口的下降，債務的飆升，生育率的下降，對互聯網的監管，廳局風穿搭，最近免職的兩個部長。當然精英的移民和底層的“走線”是他必然會提的。

他做了一些所謂的調查，説他問中國人的情緒，得到的是“困惑”和“沮喪”，問北大的學生，只有三分之一感到樂觀。因此，他認為中國人已經失去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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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講太多歐逸文的文章。有興趣的人可以去New Yorker的網站上自己看，好像紐約客允許一篇還是兩篇免費的文章，可以直接閲讀。

 

我只想説兩點。第一，他對數據的選擇性陳述，已經走到了極端。

如果拿GDP增長説事。2023年第三季度，中國的實際GDP與疫情前的2019年四季度相比，增長了17.9%，美國大概增長了7.4%。美國的高增長，是建立在吸血歐盟的基礎上。歐盟國家基本原地踏步，德國的實際GDP比疫情前還低。在西方眼中印度的經濟增速早已超過中國，但印度2023年第二季度和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只增長了13%，到第三季度，也不會超過15%。

2022年，中國經濟遭遇二四季度兩次疫情和房地產行業泡沫破滅的雙重打擊，仍然增長了3%。美國上次房地產泡沫破滅時，當年GDP直接跌了2.6%。

如果拿出口説事，今年9月，中國的貨物貿易出口2991億美元，疫情前的2019年9月是2182億美元，增長37%。這個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裏，幾乎沒有可以相比的。如果看國際收支平衡表口徑的貨物和服務貿易總和，疫情期間中國也大幅拉開了和美國的差距。2019年，中國2.63萬億美元，美國2.55萬億美元。2022年，中國3.72萬億美元，美國3.02萬億美元。

他説中國的國庫枯竭，但中國的政府債務水平遠低於美國。就算把城投這樣的準企業債，算到政府名下，也仍然低於美國。現在中國國債的利率水平也比美國低。而區別更大的是，中國的政府債務，大多變成了資產，而美國的債務，都全民發錢花掉了。中國的國有資產的規模和美國相比，完全無法同日而語。同樣負債500億的一家公司，一家零資產，一家有1000億資產。兩家公司孰優孰劣，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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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他太不瞭解中國，連改開後的中國都不瞭解。他把中國人稱為“除了生活水平提高以外從未經歷過任何事情的公民”。何其無知？

中國人常説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不瞭解，中國從一個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到今天的世界第二強國，經歷了多少次反覆，遭遇了多少次挫折。目前的這點困難，又算得了什麼？

同治中興，洋務運動，中國似乎看到了一些起色，隨後被甲午的恥辱失敗打入深淵。1928年東北易幟後，中國形式上實現了統一，隨後就是1931年九一八和1937年的七七事變。1949年，中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然後又是1959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的文革。即使改開之後，中國也碰到了不止一次的挫折。1988年和1994年兩次大通脹，1989-1990年，1998-99年兩次經濟下行。

歐逸文提到了精英移民，但今天的精英移民和改開打開國門後的那一波出國潮，完全無法相比。現在的出國移民，手裏有幾千萬上億美元的頂層精英到了西方國家，照樣可以過人上人的生活。國內的上層中產，賣了房子到國外也能過中產生活。在國外只能淪為底層的走線一族，國內其實也是底層。

但改開初期的出國完全不同。頂層精英願意放棄國內的一切，去西方過中產甚至下層中產的生活。中產願意放棄國內的一切，去西方過底層的生活。那時的美國，就是大洋彼岸的人間天堂，在那裏洗盤子，也比在北京做樂團裏的大提琴演奏家要好。

到了我上大學的九十年代末，出國仍然是最優秀學生的唯一選擇。那時，我們把TOFEL和GRE叫寄託，出國真的是寄託了人間最美好的想象，上大學時，幾乎三分之二力氣花在英語上。

那時，中國精英爭先恐後不惜代價義無反顧的奔向西方世界。現在的所謂精英移民潮，根本無法與那時相比。

歐逸文的文章中，借一位所謂的“歷史學家”的口中問中國兩個問題，“你怎麼處理一個無法應對管理不善造成的失業的經濟？”巴爾梅問道。“你怎麼處理那些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目標的人？”他説：“他們沒有一個能夠應對他們釋放的力量的系統。”

看完這兩個問題，我只覺得可笑。關於第一個問題，20%的青年失業率，看上去很大，但絕對數量來説，對應的大約是600多萬青年失業者。這位所謂的“歷史學家”似乎不知道中國曾有過“上山下鄉” / “知青返城”。佔當時城市人口十分之一的1600萬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然後從農村回到城市。**給這1600萬人安排工作，比解決今天的青年失業問題，不知道難多少倍。**這位“歷史學家”，也不知道當年的“大下崗”。對當時下崗人數的估計眾説紛紜，低的説1000多萬，高的説3000萬以上。

他們也不知道那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隱形失業人口有多少。那是數以億計的數字。1999年，中國城鎮就業人數2.1億人，2022年，中國城鎮就業人數4.6億人。**在23年間，中國創造了2.5億個城鎮就業崗位，為數以億計的隱性失業者找到了工作。**4.6億人的就業人數，超過美國日本歐盟總就業人數的總和。

至於生活沒有目標，青年感到迷茫。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青年不迷茫。八十年代初，有篇文章風靡一時，題目是“人生道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美國有垮掉的一代，中國也有躺平一族。但是，論目標和幹勁，中國青年的平均水平，恐怕秒殺歐美日的青年。至少中國的大街上，聞不到刺鼻的大麻味，看不到吸毒吸High瞭如行屍走肉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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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西方人，懷念過去的中國。無論是何偉還是歐逸文，他們在中國都得到了其他地方難以得到的關注。他們自己是記者，卻同時也是別的刊物採訪的對象。《人物》雜誌在2012年對歐逸文做過一次專訪，裏面提到，他在北京孔廟附近租住一座四合院，租金不便吐露。然而，他説，他一個月的工資夠他在北京生活很久。

快二十年前，我回國的時候，當時公司派駐到北京，外國合夥人的房租補貼，就足以在北京後海租一套裝修豪奢的四合院，房補應該超過我當時的工資。而那時我的工資，是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七八十倍，是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百多倍。

生活在四合院中的，過着豪奢生活，被中國人圍繞崇拜的老外，他們真的知道真實的中國嗎？

他們這些人，身處信息繭房而不自知。他們以為的中國是片面的，他們接觸到的其實是中國人中的少數，卻認為代表中國的主流民意。

這一點很普遍。西方精英，連自己的國家的普通民眾想什麼都不知道。他們瞧不上特朗普，認為沒有什麼人會支持他。希拉里把支持特朗普民眾稱為 a basket of deportables，然後丟掉了2016年大選。

西方國家眼中的國際社會，也就是歐美日韓澳等少數國家，加起來十億人出頭。其他70億人，好像不存在。

中國人到底想什麼，他們的傾向如何，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因為自己接觸到的中國，就是全部的中國。

有時我感到很遺憾，中國缺乏第三方的民意調查數據。但還能看到一些參考。微博上有些反對派大V做投票，以為自己的粉絲應該壓倒性的支持自己，結果臉被打得啪啪響。即使在比較精英化的微博上，大多數人還是建制派，而不是反對派。

大多數中國人，努力工作，努力生活，有快樂也有痛苦，有目標也有迷茫，當然也會有各種各樣的抱怨。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還是認可國家的進步，包容國家的缺點，希望國家和自己都能越變越好，也願意為此付出努力。那些牢騷滿腹，沮喪憋屈，憂鬱抑鬱的人，並非中國的主流人羣。

上一篇文章，我提到了激光雷達這個細分市場中國企業的進步。汽車業，這個全球第一大製造業，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已經今非昔比，除了品牌外，已經超過了西方的百年巨頭。造船業，中國已經遙遙領先。消費電子，華為成功突破了美國的嚴厲禁運，航空製造，中國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過去5年，從我的角度，我看到了太多可喜的變化，我堅定相信，未來5年，我會看到更多。

對歐逸文這樣的人，多説無益。大家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我還有時間，我相信我能看到中國超越美國，走向巔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