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黨的一次成功“外宣”_風聞

1944年6月，延安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此之前的1939年至1943年，陝甘寧邊區被嚴密封鎖，在國民黨的宣傳中，共產黨“襲擊國軍”“破壞抗戰”，這讓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更加好奇：封鎖線的後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進入另一個世界

“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調查，要到哪裏去就到哪裏，要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沒有被拒絕的答覆。”

——斯坦因《紅色中國的挑戰》

1944年5月31日，一艘大木船搖搖擺擺渡過了洶湧的黃河，參觀團終於從山西省的閻錫山防區進入了陝甘寧邊區。沒有旗幟，沒有標語，沒有奉命行事的人羣一面跳躍一面齊聲歡呼，前來迎接參觀團的只有兩位臉色愉快的農民，愛潑斯坦感覺自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一路上，牛羊滿山，農田裏種滿了小麥、小米、棉花和玉米，田地裏農民使用的鋤頭和犁鏵有的竟是鋼製的，它們的原材料來自遠在華北拆毀的敵人鐵軌。在中國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見到大兵就滿面愁容，這裏的老百姓不僅給戰士們送來熱騰騰的茶水，主動幫戰士們照料馬匹，還上前打聽他們護送的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來幹什麼的。

走到南泥灣時，福爾曼看見一羣一羣的人們在田裏勞動，走近才發現他們是參加大生產運動的士兵。“他們一面揮舞着鋤、耙和鏟，一面唱歌。他們搭起來的來福槍、機關槍、手榴彈和迫擊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軍操方式。這些軍械幾乎全是日本製造和在戰場俘獲的。”

這一切讓愛潑斯坦“既吃驚又激動”，而正式到達嚮往已久的延安後，迎接他們的是更加“強烈而令人驚奇的生活”。

1944年6月，八路軍總部在王家坪桃園設宴招待中外記者團。

參觀團被安置在南門外新市場南邊的延安交際處，這是30多孔新開的窯洞。

據時任延安交際處副處長的金城回憶，對於接待參觀團的工作，周恩來副主席指示了八個大字，“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在生活方面要熱情周到，物質上儘量予以優待，但切不要搞鋪張浪費。

葉劍英參謀長向中外記者團介紹中共抗戰情況

根據指示，記者到來以前，交際處工作人員一起動手把交際處院內的草坪打掃得乾乾淨淨，客房佈置得樸樸素素，還特別自制了“土沙發”。

所謂“土沙發”，有的是開鑿窯洞時，在牆壁上按照沙發的樣式挖鑿出土靠椅，再加上棉墊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墊的長木板椅，上面繃上藍白兩色的土印花布。精心佈置的窯洞，讓福爾曼讚歎“比我們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所還好”。

剛剛安頓下來的斯坦因發現共產黨似乎不急於宣傳，他們的態度好像是——用你們自己的眼睛來看吧。記者們“完全自由地去做調查”，從邊區政府到新聞單位，從中央醫院到兵工廠，從大學到模範農場，從自治組織的會議到日本工農學校，一個被嚴密封鎖以致在外界看來長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漸展現在了他們眼前。

記者們並不知道，早在他們到來之前，周恩來就向交際處着重指出，“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説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説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虛張浮誇，更不可弄虛作假。”

1944年9月，在陝甘寧邊區採訪的愛潑斯坦（左）、武道（中）和福爾曼（右）。

正是這種光明磊落、開放自信的姿態，才讓斯坦因大為感慨：“我和共產黨的領袖、非共產黨的領袖、負責任的官員一談幾個鐘頭，我恐怕沒有多麼注意他們的時間寶貴。我反覆地拷問他們，不顧禮貌地詢問他們政治生活裏的細節，根據國民黨對於‘匪’的攻擊而提出種種不入耳的問題。在東方我還沒有碰見任何能讓別人如此訪問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並不在乎。”

人民自己在為人民辦事

“在中國這塊最落後的區域，許多農民過着一種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們已從古老的封建主義中被喚醒了。他們智慧地參加着自治，並且在事實上證明，中國的老百姓在起來爭取民主了。”

——斯坦因《遠東民主的種子》

邊區究竟有沒有民主？這是福爾曼延安之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也是國民黨處心積慮抹黑共產黨的重點之一。事實勝於雄辯，當參觀團來到延安，一切謊言就不攻自破。

7月13日，福爾曼等5位外國記者應邀列席了一次會議，這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和邊區參議會常委會的聯席會議。

5位外國記者看到了一幕從未見過的會議現場：20多名委員圍坐在一張長桌四周，麻雀從門窗的縫隙中飛進飛出。這些參議員的形象很特別，不論年齡大小，他們的臉都被太陽曬成紫銅色，佈滿皺紋，其中有些人還是騎馬來的。

20多名出席委員的身份和職業各不相同，有地主和士紳，有知識分子和教師，有醫生和士兵，也有回教徒、商店店員和佃農，其中只有8位是共產黨員。這是因為1941年邊區開始實行“三三制”，即任何城鎮或區域的參議會和政府職位中，共產黨員的人數都不得超過1/3，其他2/3的職位留給各階級、各民族中主張抗日和民主的非共產黨人士。

為了實際觀察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記者們還進行了“突擊”拜訪。福爾曼步行2小時，來到一個村子旁觀了一場最普通的選舉。他看到，村民們正在選出地方人民參議會的代表，全村650名選民的名字張貼在一塊公告板上。

正如共產黨所説的那樣，選民“不分階級、政黨、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財產、性別或民族”。經過篩查，只有3名被宣告無選舉資格，其中一人為低能者，另外兩名未滿18歲。隨後，候選人一一站起身來，講解他們的政策綱領。

從1937年5月至1946年3月，陝甘寧邊區共進行了三次民主選舉。邊區人民以“一顆豆豆要頂一顆豆豆事哩”的嚴肅態度，選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領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來當家”的真諦。

不識字的農民用種種通俗的辦法代替投票。除了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的“投豆入碗”，趙超構在《延安一月》中還介紹了幾種投票辦法，有的地方叫選舉做“燒香窟窿”，就是用香在被選人的名字上燒一個窟窿，有些地方則由一個人背一隻箱子，巡迴到選民家裏去請他們投票，即背箱。

親眼看到邊區的“草根民主”，愛潑斯坦情不自禁給遠在重慶的妻子邱茉莉寫信，揭露被國民黨歪曲的事實：“我不知道在重慶那種渾濁沉悶的氣氛中，這聽起來有多麼真實，但是它是真的，是千真萬確的……這是新中國也是新世界的模型。這是民主，不是自封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為人民辦事，而是人民自己在為人民辦事。”

外國人的眼睛亮起來了

“在封鎖線後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以外毫無所聞的我，對着在延安我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斯坦因《遠東民主的種子》

1944年10月下旬，5位外國記者結束了他們5個月的延安之行。離開延安之前，毛澤東來到交際處同他們話別，並送給他們每人一幅毛澤東的簽名畫像。愛潑斯坦後來一直將這幅畫掛在自家客廳的正面牆上。福爾曼則在他的筆記本上鄭重地寫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國的希望之星在閃爍……”

毛澤東、朱德與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王家坪的合影。

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不是福爾曼一個人的感受。早在參觀團尚在延安訪問時，外國記者們發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就陸續發表在海外報刊上。

1944年7月1日，《泰晤士報》刊載了毛澤東接見中外記者團全體成員時的談話；同天，《紐約時報》發表了根據愛潑斯坦報道寫成的評論《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最強大的》，稱中共軍隊在對日作戰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

最讓國民黨懊惱的是，就連蔣介石寄予厚望、具有反共傾向的夏南漢神父，也表示“報上指斥共產黨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沒有看到。”

外國記者們回國後出版的圖書很快突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1945年，福爾曼率先在美國出版《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紅色中國的挑戰》；1947年，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問世。三本書用大量事實、調查和對話，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魅力和他們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對日反攻的巨大潛力。這些專著不但在外國大量發行，後來大都還譯成了中文，廣泛地傳播到國民黨統治區。

1944年8月，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中説：“事實勝於雄辯，真理高於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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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 2021年6月29日《北京日報》

作者 | 楊麗娟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鳳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