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辛迪加丨一百年前，納粹的第一擊_風聞

圖源：Keystone/Getty Images

原文截圖

一百年前，納粹的第一擊 

馬克·瓊斯（MARK JONES）

本月有一個富於教益的百年紀念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上午，三十四歲的阿道夫·希特勒率領一支兩千名男子組成的武裝隊伍，穿過慕尼黑市中心。他們的目標是，武力奪取這座巴伐利亞邦首府的權力，然後進軍柏林，他們將摧毀那裏的魏瑪共和國，並用一個致力於暴力的威權政權取而代之。魏瑪共和國是一九一八年冬至一九一九年在德國建立的一個民主政權。

與希特勒並肩行進的是五十歲的巴伐利亞地區法院法官普福德騰男爵（Theodor von der Pfordten），他攜帶的法律文件可能成為新國家憲法的基礎。其中包括為大規模處決納粹的政敵辯護的條款，以及針對佔德國人口大約1%的猶太人的極端措施。猶太公務員將被立即解僱，任何試圖幫助他們的非猶太德國人都將被處以死刑。

這支隊伍由一些手持納粹黨旗的男子率領，隊伍中至少有一輛卡車的頂部裝有機關槍。站立在最前面的是希特勒，他身着平民服裝，其他每個人都穿着軍服或準軍事制服。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發動“進軍羅馬”行動之後，貝尼託·墨索里尼被任命為意大利總理。受此啓發，慕尼黑的這次納粹政變實際上始於前一天晚間。十一月八日晚上八點左右，希特勒及其武裝支持者闖入慕尼黑一家大型啤酒館，中斷了那裏的一場政治集會活動。他們進入時，其中一人用手槍向空中開火，其他人則將槍口對準人羣，阻止他們離開。衝鋒隊指揮官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隨後步上舞台，告訴憤怒的圍觀者應該冷靜下來，因為至少每個人都還有啤酒喝。

那次被擾亂的集會由古斯塔夫·馮·卡爾（Gustav Ritter von Kahr）組織，他是一個三人施政團隊的核心成員，其他兩人是分別是巴伐利亞的國防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Otto von Lossow）和警察局長漢斯·馮·塞瑟爾（Hans Ritter von Seißer）。這三人自九月底以來執掌巴伐利亞邦，他們的上台，是為因應一九二三年初以來籠罩德國的多重危機。

那年秋天，許多人擔心德國正處於內戰邊緣。來自保守的反民主南方的士兵和準軍事人員正拿起武器，反對來自更自由開明的北方工人階級民兵和親民主力量。德國正面對一場危局，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火上澆油

這場政治風暴始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當日，法國和比利時出兵佔領了德國的產煤區魯爾（Ruhr），該地是德國經濟的發動機。佔領命令由法國總理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下達，用以確保法國未來的安全和經濟繁榮。到一九二二年夏，對德國拒絕依照勝利國要求的費率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戰賠款的做法，他已極度失望，於是決定親自解決問題。

在比利時支持下，普恩加萊派出法國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佔據德國的煤炭和焦炭，這樣他們就能強行拿走“實物賠償”。為完成這一初步任務，佔領軍由大約十萬名士兵組成，他們在當地的學校、邦政府建築和居民家中居住。

儘管法國的戰時盟友英國置身事外，在國內，普恩加萊仍獲得了廣泛支持。畢竟，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法國一個荷蘭大小的地區，而且當日的和平現實沒有達到法國的預期。普恩加萊承諾，法國士兵將兑現和平條約沒有兑現的事宜。

法國的佔領行動造成了魏瑪共和國的生存危機。因為缺乏一支正常運轉的軍隊能夠抵抗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德國總理威廉·庫諾(Wilhelm Cuno) 宣佈，德國將以“消極抵抗”響應。庫諾是一名無黨派商人，前一年冬天由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總統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任命為總理。法國的佔領計劃會以失敗告終，因為德國礦工會停止繼續下礦井採煤，德國鐵路也會停止運行。這是近代德國歷史上第一次意義重大的民族主義罷工。

為彌補魯爾區經濟停止運轉的經濟後果，德國中央銀行開始印製貨幣，自一九一四年以來，這家銀行一直在使用這種經濟工具，首先是為戰爭籌措資金，然後是為應對魏瑪共和國初期的各種危機。德意志帝國銀行（Reichsbank）總裁魯道夫·海文斯坦(Rudolf Havenstein)計算出，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囤積的貴金屬在內，德國有足夠的財政儲備支撐德國馬克在貨幣市場上的價值。

但海文斯坦料定，法國的佔領只會持續幾個星期。佔領事件發生後，隨着法國和比利時士兵對德國平民犯下了包括數量不詳的大規模強姦在內的暴行，避免局勢升級的前景很快黯淡下去。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一起事件中，克虜伯鋼鐵廠的十三名抗議工人遭到槍殺。在這種情形下，敵意不可能降温。

德國的“積極抵抗”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由前間諜和爆炸專家組成的一些小團體在軍事和政治領導層秘密支持下實施了絕大多數抵抗。他們最初是在鐵路網絡的關鍵點轟炸鐵路線，參與了我們今天稱為經濟恐怖主義的活動。

但當那些秘密特工逾越了國家打擊經濟目標的初衷，開始殺害平民和針對法國士兵時，這場運動就在一九二三年夏慢慢告一段落，這激怒了德國的右翼政治活動人士。他們抱怨説，德國再次“背後中刀”，就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其武裝部隊據稱所遭遇的那樣。（“一九二三年夏”，原文是“二零二三年夏”，疑有誤，故改。——譯註）

與此同時，佔領者對德國的抵抗實施了報復，禁止魯爾從未被佔領的德國進口糧食，並強迫德國平民乘坐火車，作為人體盾牌。兒童遭遇的情況尤其嚴重，因為邊境關閉導致新生兒和蹣跚學步的兒童賴以生存的牛奶供應減少了。許多人會死於飢餓，這方面的恐懼變得極度強烈，以至於德國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兒童運輸，將他們送出被佔領區(那裏已有該國一些最貧窮的工人階級社區)。

不是隻有兒童離開了被佔領區。隨着佔領者和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惡化，法國軍方通常是荷槍實彈，將數十萬德國政府僱員及其家屬逐出了魯爾區。雖然最初意圖是幫助平息該地區，這些驅逐行動也服務於法國日後部分吞併這片德國領土的目標。

法國的做法震驚了國際社會。即使在英國，人們對德國平民的困境也越來越同情。到夏天，普恩加萊已知道佔領並沒有產生他想要的結果。一九二三年五月底，他命令他在魯爾的士兵處決了一位早些時候在積極抵抗期間被捕，名叫Albert Leo Schlageter的德國囚犯。德國人被激怒了。在慕尼黑，希特勒是站在哀悼人羣前列譴責普恩加萊的領導人之一。那個夏季的其餘時日，他敦促德國人成為抵抗者。

觸動危機的通貨膨脹

至於海文斯坦，他決定繼續印刷鈔票以支付消極抵抗運動的費用。上半年，這項政策使魏瑪共和國當局平均每月多花費一萬億馬克。隨後，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因柏林對英鎊的需求突然增加使得進一步干預變得不可能，德國央行支撐馬克匯率的努力宣告結束。

憤怒的海文斯坦譴責特殊利益集團優先考慮自己的好處而不是德國的國家生存，但他無能為力。自那時起，馬克價值暴跌。一九二三年夏，德國人花錢時為所有價格增加了零。到八月中旬，美國駐科隆領事估計，一個四口之家平均每週需要兩千一百萬馬克才能生存。這是現代工業國家首次出現惡性通貨膨脹。

庫諾是第一位下課的政治家。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中失利並卸任，取代他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施特雷澤曼日後被他的傳記作者稱作魏瑪共和國“最偉大的政治家”。儘管施特雷斯曼知道，他必須結束消極抵抗，恢復經濟穩定，但作為總理，他的第一個關鍵決定卻是維持現狀。

自夏天以來，英國似乎已準備好轉而支持德國。八月初，英國外交大臣柯松勳爵(Lord Curzon)徑直告訴法國，佔領魯爾是非法之舉。如施特雷斯曼所見，英國政策的改變可能為德英聯盟打開大門，這一前景是等待的充分理由。

但實際上不是。九月十九日，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温（Stanley Baldwin）在巴黎會見了法國總理普恩加萊，雙方宣佈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直到那時，施特雷斯曼才最終決定升起白旗。不再有消極抵抗了，普恩加萊勝出。

施特雷斯曼的決定將魏瑪共和國更進一步推向了深淵的邊緣。對這個共和國的反對者來説，是時候採取行動了。共產黨人是第一個反對它的，也是第一批失敗的。隨着工人們因惡性通脹而發起暴動，德國極左派希望能夠追隨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腳步，奪取政權。但哪怕在中心地帶，德國工人階級也反對他們。大多數工人要的是穩定，而非革命。共產黨人發動德國版“十月革命”的計劃很快就被放棄了。

是的，漢堡是一個例外，在那裏，十月二十三日的一場工人起義導致大約一百人死亡。但德國各地缺乏類似的動員意味着叛亂可以很快被鎮壓。萊茵蘭也發生了分離主義起義，在那裏，法國和比利時支持的武裝民兵試圖建立一個分離的共和國，並與德國民族主義者發生了戰鬥。九月三十日，在杜塞爾多夫市中心，至少十人在分裂分子與警察的衝突中喪生。

這些戰鬥和漢堡的暴力事件一樣，是公開進行的。對魏瑪共和國民主的生存構成遠為嚴重的威脅的，是閉門造車的陰謀詭計。例如，國防軍將軍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周圍的一個小圈子密謀推翻魏瑪共和國，好在有強力軍事派系仍支持民主，這個小集團最終退縮了。

希特勒和該組織有染，但他並非其中重要人物。而且，與其他同謀者不同，他不能後退。那一年年初，他的黨約有八千名成員，絕大部分在巴伐利亞。到十一月，那個數字已增至約五萬人。這一政治突破，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承諾使用暴力摧毀魏瑪共和國。他的一個盟友甚至公開宣稱，殺死五萬猶太人就足以解決魯爾危機。

街頭鬥士

到一九二三年十月，希特勒決定，是時候與國家開戰了。十一月的第一週，他已計劃好，在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實施後來成為慕尼黑暴動的那次行動，得知卡爾計劃在那座啤酒館的大堂舉行集會後，又提前到十一月八日。

進入那家啤酒館大堂後，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很快將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逼入一間側屋。他威脅他們，並保證，他們要麼幫助德國重生，要麼自己就死定了。不久，他領着三人回到大堂，他們在那裏宣佈，他們已聯合起來了。主要是親民族主義者和反魏瑪共和國人士的人羣對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正在見證這個國家歷經五年苦難之後的重生。

但隨後希特勒就失算了。這位納粹領導人將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交由早就加入暴動分子隊伍的前戰時將軍埃裏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處置，隨後率領自己的人行進到了慕尼黑市中心，打算在那裏奪取權柄。這是一個轉折點: 希特勒的人試圖佔領慕尼黑市中心，但失敗了，與此同時，魯登道夫同意放三人離開。他們在被釋放後再次改變了立場。

到十一月九日凌晨，消息傳開，所有巴伐利亞邦的武裝力量都將抗擊暴動分子。與希特勒希望的相反，巴伐利亞士兵沒有改變立場，暴徒們也很快意識到他們已喪失動力。為重獲動力，他們決定遊行，穿過慕尼黑市中心，希望有關鍵人羣加入他們的隊伍。

他們在路德維希橋（Ludwig Bridge）遭遇了第一次實力較量，一支巴伐利亞軍隊的巡邏隊早在前一夜就趕到那裏，設立了一個檢查站。其指揮官可能有足夠火力在軍事上擊敗那些暴徒，但他猶豫了，他的手下被擊敗了。附近一輛有軌電車上的目擊者日後描述了第一批暴徒——希特勒“突擊部隊”(黨衞軍前身)的成員——如何制服那些士兵並拿走了他們的武器。

接下來的挑戰不是那麼容易克服。在音樂廳廣場(Odeonsplatz，一個大型公共廣場) ，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與警察和軍隊交火。雖然沒有人能確定是哪一方先開火，但結果毫無疑問。僅僅兩分鐘後，四名警察和十四名暴徒就倒下了(另有兩名暴徒隨後在附近的軍營遭槍擊身亡)。

其中一名死者是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他曾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挽着希特勒的胳膊。第一聲槍響後，兩個人一起倒在地上。歷史學家 Ian Kershaw 指出，假如射殺 Scheubner-Richter 的子彈偏右僅僅幾英寸，希特勒的名字今天就將不為人知。

但未來的元首活了下來。

齷齪之地

十年後，希特勒作為德國總理重返同一地點。

他垂頭緬懷，身邊都是崇拜激賞的人羣，全場鴉雀無聲。這是第三帝國第一次紀念這場政變，納粹日後慶祝時，將這一事件當成了他們的運動的第一次“血祭”。這樣的紀念成了一年一度的活動。

一九三五年，慕尼黑的納粹當局甚至挖出了已故暴動分子的遺骸，一場壯觀瑰麗的通宵紀念典禮後，他們被重新安葬在了慕尼黑國王廣場（Königsplatz）一座特別建造的神殿裏。一九四七年，美國人炸燬了這座神殿。

一九二三年底，幾乎沒有德國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預見到了希特勒的迴歸。新年到來之際，自由派記者埃裏希·多姆布羅夫斯基(Erich Dombrowski)甚至預言：“我們的後代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時，會聳聳肩，嗤之以鼻。”其他人則毫不隱瞞地思考歐洲一體化的未來。

他們的預期與後來的歷史之間的反差，理當極大影響到我們在一個世紀後對慕尼黑政變意義的理解。這場政變只持續了二十個小時，擊敗希特勒的武裝是輕而易舉的。但對魏瑪民主的支持者來講，這是一場虛幻的勝利。歐洲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政治運動才剛剛開始。

假如自由民主制度遭到動搖和削弱，哪怕是一場亂七八糟的叛亂也不大可能失敗得太久。

（作者是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助理教授，近著為1923: The Forgotten Crisis in the Year of Hitler’s Coup。本文原題“The Nazis’ First Try”，由報業辛迪加發佈於2023年11月3日。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