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進入武廟十哲是否合理？_風聞

網友提問：

在某評論區看到，有人認為諸葛亮在軍事方面的成就遠不及武廟十哲中的其他成員，因此質疑其在武廟十哲中的合理性。請問，諸葛亮真的不配入選十哲嗎？我們又應該如何評價諸葛亮的軍事能力？

我的回答：

關於諸葛亮的評價，實際上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武廟立於唐代，而唐代人能看到的東西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不一樣的。像是在書法領域，唐代還有大量的魏晉法帖存世，很多書法名家都是以此為本學習的。但是，今天存世的魏晉書法真跡卻屈指可數。而在唐宋時期，當時人能看到的諸葛亮的著作，實際上要比今天的人多一些。

在《三國志》的諸葛亮傳中，提到了：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鹹得其要雲。

在後來的歷史記載中，連弩、木牛流馬基本很少被提及，可能的確是失傳了。但是，八陣圖被提到的頻率卻相當之高，至少在從魏晉到唐宋間的幾百年裏，八陣圖的價值是被無數次強調的。

同樣進了武廟的李靖，在《李衞公問對》的開篇，就直接把八陣圖吹上了天：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

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時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而作為對話的另一位主角，李世民對諸葛亮的評價也非常高：

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

這裏李世民直接把管仲和諸葛亮向上抬了一級，認為他們不僅懂兵法，而且還是王佐之才。

為什麼會這麼説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至少戰爭的基礎是經濟。管仲、諸葛亮這種人，也許不一定有極強的攻城野戰能力，但是在能治理好國家的前提下，他們可以行 “正兵”。中國古人所推崇的“出將入相”，説的也就是這回事。

關於《李衞公問對》的真偽和成書時間，有很多人都認為這本書成書於唐宋之交，是後人的偽書。但還是那句話，在文獻學的角度，偽書也有價值。從《李衞公問對》一書的成書最晚不晚於北宋來看，《李衞公問對》至少代表了唐宋時期的人對待前代軍事家和軍事觀點的一些態度。

在《李衞公問對》裏，被李世民和李靖給予高度讚譽的前代兵家，有姜尚、管仲、樂毅、孫武、田穰苴、張良、吳起、韓信、諸葛亮。在這些人裏，除管仲未能進入武廟十哲及沒有提到白起外，剩下的武廟選手幾乎全部被提到，且給予了非常高的讚譽。

很顯然，只要具備基礎的文獻學知識，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在唐宋之際，上面提到的這些人在當時的人眼裏就是歷代兵聖。

而武城王廟立於唐玄宗時期。假如《李衞公問對》為真，那就説明從唐初到玄宗這段時期，官方對歷代軍事家的認定基本都是以武廟十哲為標準的。而假如《李衞公問對》為假，是宋人偽作，那也説明從玄宗到北宋這個時期，武廟十哲也同樣是後人認定的成就最高的軍事家。

至於説為什麼唐朝人認為這些人能代表中國的兵家，這裏面既可能是當時的人還看過一些今天看不到的歷史文獻——這實際上非常正常。比如，宋代就有人很多人看到過李白真跡，宋徽宗也給予了李白書法很高的評價，可今天李白傳世的真跡只有一副《上陽台帖》。杜甫就更慘了，甚至連一個真跡都沒留下。還有一種可能，是當時的人對前代兵家的評價，是基於當時的特有的文化歷史背景而做出來的，這就需要對當時的文化、傳統進行研究，而不是以今天的標準來打口水仗。

對於“武廟十哲”，一種可行的解釋是，“武廟十哲”參考的並不是單純的軍事能力，而是傳承。因為所謂的“武廟”，全稱是武城王廟，其對應的是孔子的文宣王廟。而文宣王廟裏的配享均為孔子的弟子或儒家的傳承人。與此相對應，“武廟十哲”大概率可能也是從思想傳承的角度來定的。

在《李衞公問對》中，曾提到：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

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

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

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這就是説，在李靖——或者説做《李衞公問對》這本書的人看來——姜尚就如同孔子一樣，最先將中國的軍事理論系統化，然後，張良等人依次傳承，或在其理論上與姜尚有暗合之處，這可以將其視為一個大的流派。這樣，武廟十哲就如同孔門十哲一樣，其評價並不完全是以戰場或者學術上的表現來評定，而是一種在理論體系內部的綜合排名。

能佐證這一觀點的，是貞元二年，刑部尚書關播上書曰：

“太公古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

這一上書可以證明，無論是作為亞聖的張良，還是作為配享十哲的其他人，在一開始就是對標孔門弟子的。顯然，漢語中的“哲”字代表的不僅僅是是否能打，它更看重一個人的思想和傳承。霍去病封狼居胥，可謂功蓋寰宇，可很顯然，霍去病很難當得起一個“哲”字。而如果與張良、韓信相比，霍去病的缺失也在沒有整理出系統的理論。

整體來看，在唐朝的武廟十哲中，除了白起之外，基本都有相應的著作或者軍事理論傳世。儘管在今天看來，這些裏面有很多大概率都是後人偽作，且絕大多數都已經失傳——如韓信、諸葛亮等人的兵法，但在自兩漢到隋唐的這幾百年間，的確是有大量的著作存世的。甚至，連曹操的著作都有：

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

眾所周知，在《三國演義》中 ，張松背出了《孟德新書》，曹操一怒之下燒了著作。而在電視劇中，編劇則依據曹操征戰和政治觀，編出了很多內容。但《李衞公問對》中引用了《新書》的內容，則可知在唐宋時期，《新書》至少還是有部分篇章存世的。

而從武廟十哲的位次和名單變化中，也可以看出歷代不同的價值觀。比如，白起、韓信、李勣等人都曾因為各種原因被拿出過武廟十哲的名單。而諸葛亮、孫武、李靖等人則堪稱是歷代雷打不動的武廟釘子户。甚至，就連李靖也曾受到過爭議，而幾乎從來沒有人質疑過其為什麼能進武廟十哲的，幾乎只有孫武和諸葛亮——如果説前者是因為《孫子兵法》而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兵聖”地位，那諸葛亮靠的是什麼呢？

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説，討論誰有沒有資格入選武廟十哲毫無意義，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為什麼這十個人在唐朝會被看做‘十哲’？他們究竟‘哲’在何處？唐朝人推崇這些人，是歷史原因所致，還是他們的確看到了很多今天已經失傳的古人著作？……”

這顯然要比打口水仗有價值得多，而且也能避免無聊的爭吵，對歷史有更深一點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