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東:90年代,“中國崩潰論”如何崩潰?_風聞
李禹东1988-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1-10 17:37

1.
1978年,改革的春天,即將到來。
而就在此前的一場全國計劃會議上有這樣幾個目標,被提上了議程。
它們分別為:
1,至20世紀末,中國工業的主要產品量,將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2,工業生產主要部分,實現自動化。交通運輸大量高速化。
主要產品生產工藝現代化。
3,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而就在這一計劃的指引下,1978年,中國便於是針對外國——尤其是,美、日、德等國家,迅速引進了一批包括鋼鐵、化纖、石油化工、化肥在內的,多達22個成套工業項目。
其目的非常明確。
簡單來説,就是要在外國技術的支持下,提升我國自身的工業實力。
然而,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危機,卻躍然紙上。
什麼樣的危機呢?
2.
事實上,據資料顯示,在1978年所引進的上述22個大項中,有一半,都是在當年年底——即,12月20日~30日間,所搶籤的項目。它們超出了此前的計劃。
而與此同時,為引進這些項目,中國卻又不得不花費其自身,高達130億美元的外匯。
然而,與進口相比,一個問題是,在當時,中國的對外出口額,卻僅僅只有97.5億美元。
這就造成了外貿的赤字。
並且,為承接這些項目,在國內,政府還不得不投資200多億人民幣,以建設其配套工程。
然而,對外花錢,對內也花錢。可當時,中國的財政,卻並不寬裕。而久而久之,當資金不斷流出時,可以預見的是,一場財政危機,便必將引爆。
那麼,對於這一危機,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對此,在1979年後的一系列會議上,國家便提出瞭如下幾種方案來。
首先,是“價格雙軌制”。
説到“雙軌制”,在這兒,我們要首先得提到一件往事——就是,在九十年代初,方才解體的俄羅斯,曾一度受西方忽悠。他們引進了一套騷操作,而這個操作呢?就叫做,“休克療法”。
所謂休克療法,簡單來説,就是要以國家牽頭,在經濟領域內,一夜間,取消所有計劃經濟。
他們開放物價,並且,在包括市場化、私有化、貨幣兑換自由化等一系列改革中,將經濟,快速轉軌到所謂自由體系中。
然而,對於這麼一套操作,它的效果如何,就不必我來描述了吧?
它再度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
步子邁得太大,必然扯着蛋。
3.
而相比之下,1979年,在中國的開放中,“雙軌制”,則顯得更為穩健。
所謂雙軌制,説白了,就是將體制一分為二:
一,為計劃的。這一部分,由國家定價。而不在計劃分配內的,則以市場進行調節。二者相輔相成,這,就避免了經濟的失控。
而這其中,由於在市場上,國家還允許農民和糧食部門共同協商制定價格,於是,生產積極性,便大幅提升了。
積極性提升,那麼,更多農產品便由此投入了市場——而當其超出國內需求時,為換取外匯,國家便又可進而鼓勵其,將商品出口海外。
不僅如此,面對外貿超支,同一年,國家還明確提出,將以緊縮政策,壓縮政府企業的固定投資額。這其中,比如,在當年,國家就宣佈停建或緩建了多達295個項目。而到了1980年,則又有283項,遭到最終削減。
那麼,投資減少了,當然,外貿的支出,就相應減少了。
但這還沒完。
到了1982年,經過長期討論,一項改革,也隨之孕育出爐。
這項改革,叫做,“大包乾”。
那麼,什麼是大包乾呢?
眾所周知,在當時,中國的資產,幾乎全部屬於國家。而所謂大包乾,就是要甩掉這其中,虧損嚴重的部分,令其自謀生路。
那麼,如此一來,試想,政府是不是就可以節省一筆開銷了?
而與此同時呢?當其在市場中自我優化時,相應的,它們則又可反過來,成為一個税收的貢獻者。
當然了,任何一種改革,其過程,從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這要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在當時,當國家決心推動這場改革時,一個組織,便成為了首要的目標。
這個組織,叫做生產大隊。
所謂生產大隊,簡單來説,就是在人民公社的體系下,國家的基層單位。而在它旗下,還有個更小的組織,即:生產隊。
生產隊中,其成員,均服從集體安排。勞動所得呢,也以相對平均的方式,予以分配。
當然了,這樣一種組織,它本身,也是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一次必要的嘗試。它很好地組織了羣眾,並且,在成員的相互交流中,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素質。
然而,對此,也毋庸諱言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組織的弊病,也必然隨之浮現。首先,因高度的服從性,其幹部的權力,便由此受到了濫用。而與此同時呢,隨着其平均主義的長期存在,其生產積極性,便也隨之大打折扣了。
但,打折歸打折,可一個問題是,誰願意丟掉鐵飯碗呢?
因此,當國家提出,要將其組織予以撤銷時,在當時,甚至很多地方領導,都堅決表示拒絕。
對此,1984年,中央便再次重申:必須堅決解放生產力。而正是在其強力的推進下——那一年,隨着各地的紛紛退讓,一時間,在全國,70萬個農業生產大隊、以及480萬個生產隊,便最終得到轉型。
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個包產到户、且自負盈虧的自耕農。
由雙軌制,而放開市場。由大包乾,而解放生產力。由緊縮措施,而節省開支——就這樣,一番操作後,一時間,外匯解決了。並且,內需,也同時得以拉動。
財政的危機由此走向緩解。
那麼,這時的中國經濟,她能夠走上正軌嗎?
4.
對此,歷史的答案,卻又是否定的。
我們來試想一個問題——正如前文所述,“雙軌制”的特點,就是在同一個經濟體系中,擁有包括計劃、和市場兩種機制。
而通常情況下,計劃的價格,又往往低於市場——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即:
一些有關係的人,就可利用其關係,以低價,在體制內,購買產品,進而,再送到市場上,用高價出售。
而一顛一倒間,你看,一場生意,是不是就躍然紙上了?
而對於這些、能夠用關係、牟取私利的人,在當時,人們稱之為,“官倒”。
事實上,“官倒”的出現,本身,就代表一種政治的腐敗。而在80年代後,他們越發離譜。
比如,在南京,就曾有一批木材,在原封未動的情況下,被倒賣了整整129次。
所造成的結果呢?
據統計,在1985、1986、1987這三年之間,中國的物價分別上漲了約8.8%、6%,以及7.3%。
其通脹愈加飆升。
而對此,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而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988年,在一場重要的內部會議上,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份決議。
其內容大致如下,即:
在定價層面,要做到“少數重點商品和勞務價格繼續由國家管理。
而絕大多數商品則將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以轉換價格形成機制,從而逐步實現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要求。”(注:引自《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從這時起,計劃經濟,已正式走向了終結!
5.
然而,就在這樣的計劃中,大約是經驗的匱乏吧!我們卻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於這個決議,在當時,國家並未予以保密。
而消息一出呢,一時間,大批的“官倒公司”,則於是坐不住了。
試想,如果物價放開,那用不了多久,其原本計劃中的產品,就會與市場同價。屆時,“倒爺”的特權,又將何去何從呢?
而既然無法享受特權,那麼,於他們來説,一種思想,就成為了主流。
倒不如,我乾脆提前囤貨,接着,痛賺最後一筆吧!
然而,這麼一來,隨着貨物的越發囤積,市場上,物價的膨脹,便隨之加劇了。
不僅如此,在另一面,因市場動盪,百姓便大量搶購商品。
結果,你搶、他也搶——那麼,一場瘋狂的大通脹,便必將隨之而來。
有多麼瘋狂呢?
據統計,在消息傳出的僅僅一個月內,其肉類的價格,就突然上漲了70%。
此外,其零售商品,也上漲了約30~50%。
而為應對這一情形,當年末,政府便不得不再度以緊縮的政策,重整經濟。可緊縮的結果呢?
隨着利率的迅速升高,可以想象的是,在當時,正在投資的項目,便被迫強行中止了。
繼而,企業大量虧損——這便又造成上游產品的滯銷。
那麼,產品滯銷了,企業虧損了,於是,各種資金間,便形成了相互拖欠的局面。一種複雜的“三角債”,由此而生。就比如,一家制造企業,向銷售企業採購了一批產品,然而,因缺少資金,他們卻無法按時支付費用。而無法支付費用,那麼,在發貨後,銷售企業便也於是無法支付其物流費——
結果,甲拖欠乙、乙拖欠丙。
接着,投入——產出——滯銷——再投入——再產出——再滯銷,一時間,一個惡性循環,便愈演愈烈。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夜過後,中國的經濟,便迅速陷入了一場大蕭條。其私營企業,從原本的20萬,迅速降到9萬。
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場瘋狂的大失業。
那麼,失業加劇了,當然,社會的矛盾便也隨之爆發。
什麼樣的矛盾呢?
大家推估一下時間。在這兒,咱們就按下不表了。
而禍不單行的是,那一年,在一些境外勢力的作妖下,一場制裁,也隨之而來。
中國的外資,由此紛紛撤退。甚至,還曾一度縮減到0!
所造成的呢,則是其本就動盪的經濟,愈加的萎縮、和凋敝。
再加上——別忘了,那一年的國際政治中,東歐的格局,也正在突發劇變。強大的蘇聯風雨飄搖。而當其陣中,什麼波蘭啦、什麼東德啦、什麼捷克啦、什麼匈牙利、什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全都紛紛轉向時,突然間,一位日裔美國人,便寫下了這樣一部著作。
著作,名為《歷史的終結》。
而也就在其理論的指導下,一時間,一種論調,便甚囂塵上。
這個論調,正是,“中國崩潰論”。
而就在這“崩潰”的寒冬中,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6.
對此,在這兒,我想給大家介紹這麼幾件事:
首先,為應對危機,1990年4月,在上海,一座浦東開發區被建設了起來。
它有這麼一個特點,就是:在對待外資時,凡符合條件的,均予以優惠。
優惠到什麼程度呢?
對此,以當時的一個政策,即所謂“五免五減半”為例——其規定,除國家禁止和限制的產業外、所有入駐該區的新辦企業,自取得生產經營第一筆收入年度起,所得税中、地方分享40%的部分,前5年免徵、後5年減半徵收。
這就降低了投資的成本。
而不僅如此,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我黨還明確了一個方向,即,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寫入黨章。
這就解決了一場紛爭——要知道,在傳統認知中,“公有制+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而當中國開始推動市場經濟時,那麼,請問,我們到底還姓不姓“社”呢?
而在中央的指導下,當市場經濟,也成為社會主義了,那麼,所有的顧慮,便全都煙消雲散了。一股全新的風潮,迅速席捲南北。而緊接着,在黨政機關中,一場驚人的、10萬幹部的下海潮,便隨之拉開大幕。
據載,自那一年起,在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更多的開發區,也隨之紛紛建立。
有多少開發區呢?
這個數字,在1991年時,還僅僅只有117個。
而到了1993年,它則直線飆升,最終,達到了驚人的8700個。
但這就夠了麼?並沒有。
事實上,1992年,針對市場,中國還幹了這麼一件事:
就是,在建國後,為應對供給不足,我們曾發行過這樣一批票證——比如,買糧時,你光有錢不行,還需要取得“糧票”。買布時呢,你也需要“布票”。
而在這一年,所有這些票據,則全都遭到廢止。
那票證廢止了,人們該如何購買產品呢?
對此,國家的辦法是,大量增發貨幣。
據數據顯示,自1993~1995年間,國家的貨幣增髮量,分別達到,1528.7億元(1993),1423.9億元(1994),以及596.8億元(1995),而支撐這些貨幣的,則是在當時,一批向全民出售的國債。
那麼——向全民借錢,為民眾投資。
而隨着投資的增加,經濟擴張了,接着,更多的企業,便孕育而生。
而當越來越多的企業由此拔地而起時——另一面,在國家的明文要求下,民眾的工資,便水漲船高了。
工資得以提升,那麼,進而,其消費,便迅速跟進。
收入支持消費,消費擴大市場。而當中國的市場,由此越擴越大時,請問,面對這龐大的人口,有哪一個資本家,不會感到動心呢?
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就這樣,一夜間,在極度的誘惑中,所有的敵意,全都灰飛煙滅。西方的列強紛紛放棄了制裁。
接着,大批的外資回來了。而當其龐大的資金由此重新注入中國時,一時間,蕭條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段長達40年、被稱之為“奇蹟”的歲月。
(注:自1978年~2016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高達9.7%,至2019年,吸引外資共2.1萬億美元,被世界經濟學界稱作“中國奇蹟”。)
7.
不過,在這一派的繁榮中,視頻最後,我還想提到這麼兩件事。
首先,90年代初,隨外資湧入,中國的製造業,也由此快速崛起。
這其中,一方面原因,當然是國人自身的勤勉。但除此之外,另一面,卻還要感謝美帝的騷操作。
眾所周知,在七八十年代,有兩場石油危機,曾一度席捲西方。而為獲取石油呢,美國則不斷加印鈔票。
結果,鈔票越印越多,隨即,其國內的通脹率,便由此越加高漲了。
而為應對其通脹,他們便又不得不減發鈔票,從而,促其升值。
可是,這麼一升值不要緊,一升值,其工業出口成本,便隨之飆漲了。而與此同時呢,隨着日元的相對貶值,日本的產品在大量進入美國時,卻更為低廉。
進口的產品,低於本土的產品。對此,試問,如果你是消費者,你會選擇誰呢?
而當產品銷售疲軟時,其本土的工業資本家,則又將何去何從呢?
而正因如此,在美國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
自80年代起,美國的工業,便大量開始外流了。
而到了90年代,當其最終流入中國時,在那場席捲華夏的改革春風中,它們便最終,成為了“春天”的一部分。
其次,這還有一件事。
眾所周知,1997年~1998年間,在華爾街大鱷索羅斯的狙擊下,一場亞洲金融危機,便隨之爆發。
不過,這並不是重點。重點是,當東南亞各國由此崩盤時,一個矛盾出現了:
一方面,隨着貨幣貶值,在這些國家的出口工業中,其成本的價格,卻遠遠低於中國了。然而,此刻的它們,已極度虛弱,若這時,中國也調低匯率,那麼,可以想象,這些凋敝的國家中,其經濟,便必將再次受創。
那麼,對於這樣的情形,那時的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對此,我們的回答振聾發聵。
中國絕不主動貶值貨幣。
但是,然後呢?
隨着出口的鋭減,那一年,在中國,一場破產潮便滾滾湧來。
對此,國家提出,要重點保護國有企業。以此維持國家的經濟命脈。
然而,該怎樣保護呢?
還記得80年代時,我們“甩包袱”的那個手法嗎?
事實上,早在1996年,我國便逐漸明確了一個思路。就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上游產業中,由國企全面壟斷。而至於下游消費市場呢,則可以交由民企來運營。
換言之,抓大,而放小。
同時,國企大幅度退出。民企大幅度崛起。
如此一來,國家的負擔,是不是就隨之減輕了?
然而,負擔減輕了,但還是那句話——改革的進程,從不一帆風順。其付出的代價呢?
則是一個高達3000萬人口的、恐怖的下崗潮。
因保鄰國,而拒絕貶值。
因匯率過高,而出現下崗潮。
對此,一定有人會問,這不就是專門坑自己人麼?
然而,也就在這一片的罵聲中,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是,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轉而投入創業時,在中國,一場結構的大調整,便隨之推進。
這,才有了往後中國經濟發展中,起飛的動力。
哦,對了,這還有一件事。
多年後,當東南亞各國逐漸走出危機時,在國際經濟版圖中,一種全新的格局,便逐漸成型了。而基於對中國的信任,2000年5月,在泰國,一份旨在共同應對危機的倡議,即,《清邁倡議》,便新鮮出爐。
至於這份倡議,值得一提的是,它正是如今,中國與東盟10國間,密切往來的起點。
而也就在這樣的基礎上,此時此刻,當風雲再度突變時,轉身望去,中國已不再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