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東：90年代，“中國崩潰論”如何崩潰？_風聞

1.

1978年，改革的春天，即將到來。

而就在此前的一場全國計劃會議上有這樣幾個目標，被提上了議程。

它們分別為：

1，至20世紀末，中國工業的主要產品量，將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2，工業生產主要部分，實現自動化。交通運輸大量高速化。

主要產品生產工藝現代化。

3，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而就在這一計劃的指引下，1978年，中國便於是針對外國——尤其是，美、日、德等國家，迅速引進了一批包括鋼鐵、化纖、石油化工、化肥在內的，多達22個成套工業項目。

其目的非常明確。

簡單來説，就是要在外國技術的支持下，提升我國自身的工業實力。

然而，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危機，卻躍然紙上。

什麼樣的危機呢？

2.

事實上，據資料顯示，在1978年所引進的上述22個大項中，有一半，都是在當年年底——即，12月20日~30日間，所搶籤的項目。它們超出了此前的計劃。

而與此同時，為引進這些項目，中國卻又不得不花費其自身，高達130億美元的外匯。

然而，與進口相比，一個問題是，在當時，中國的對外出口額，卻僅僅只有97.5億美元。

這就造成了外貿的赤字。

並且，為承接這些項目，在國內，政府還不得不投資200多億人民幣，以建設其配套工程。

然而，對外花錢，對內也花錢。可當時，中國的財政，卻並不寬裕。而久而久之，當資金不斷流出時，可以預見的是，一場財政危機，便必將引爆。

那麼，對於這一危機，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對此，在1979年後的一系列會議上，國家便提出瞭如下幾種方案來。

首先，是“價格雙軌制”。

説到“雙軌制”，在這兒，我們要首先得提到一件往事——就是，在九十年代初，方才解體的俄羅斯，曾一度受西方忽悠。他們引進了一套騷操作，而這個操作呢？就叫做，“休克療法”。

所謂休克療法，簡單來説，就是要以國家牽頭，在經濟領域內，一夜間，取消所有計劃經濟。

他們開放物價，並且，在包括市場化、私有化、貨幣兑換自由化等一系列改革中，將經濟，快速轉軌到所謂自由體系中。

然而，對於這麼一套操作，它的效果如何，就不必我來描述了吧？

它再度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

步子邁得太大，必然扯着蛋。

3.

而相比之下，1979年，在中國的開放中，“雙軌制”，則顯得更為穩健。

所謂雙軌制，説白了，就是將體制一分為二：

一，為計劃的。這一部分，由國家定價。而不在計劃分配內的，則以市場進行調節。二者相輔相成，這，就避免了經濟的失控。

而這其中，由於在市場上，國家還允許農民和糧食部門共同協商制定價格，於是，生產積極性，便大幅提升了。

積極性提升，那麼，更多農產品便由此投入了市場——而當其超出國內需求時，為換取外匯，國家便又可進而鼓勵其，將商品出口海外。

不僅如此，面對外貿超支，同一年，國家還明確提出，將以緊縮政策，壓縮政府企業的固定投資額。這其中，比如，在當年，國家就宣佈停建或緩建了多達295個項目。而到了1980年，則又有283項，遭到最終削減。

那麼，投資減少了，當然，外貿的支出，就相應減少了。

但這還沒完。

到了1982年，經過長期討論，一項改革，也隨之孕育出爐。

這項改革，叫做，“大包乾”。

那麼，什麼是大包乾呢？

眾所周知，在當時，中國的資產，幾乎全部屬於國家。而所謂大包乾，就是要甩掉這其中，虧損嚴重的部分，令其自謀生路。

那麼，如此一來，試想，政府是不是就可以節省一筆開銷了？

而與此同時呢？當其在市場中自我優化時，相應的，它們則又可反過來，成為一個税收的貢獻者。

當然了，任何一種改革，其過程，從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這要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在當時，當國家決心推動這場改革時，一個組織，便成為了首要的目標。

這個組織，叫做生產大隊。

所謂生產大隊，簡單來説，就是在人民公社的體系下，國家的基層單位。而在它旗下，還有個更小的組織，即：生產隊。

生產隊中，其成員，均服從集體安排。勞動所得呢，也以相對平均的方式，予以分配。

當然了，這樣一種組織，它本身，也是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一次必要的嘗試。它很好地組織了羣眾，並且，在成員的相互交流中，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素質。

然而，對此，也毋庸諱言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組織的弊病，也必然隨之浮現。首先，因高度的服從性，其幹部的權力，便由此受到了濫用。而與此同時呢，隨着其平均主義的長期存在，其生產積極性，便也隨之大打折扣了。

但，打折歸打折，可一個問題是，誰願意丟掉鐵飯碗呢？

因此，當國家提出，要將其組織予以撤銷時，在當時，甚至很多地方領導，都堅決表示拒絕。

對此，1984年，中央便再次重申：必須堅決解放生產力。而正是在其強力的推進下——那一年，隨着各地的紛紛退讓，一時間，在全國，70萬個農業生產大隊、以及480萬個生產隊，便最終得到轉型。

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個包產到户、且自負盈虧的自耕農。

由雙軌制，而放開市場。由大包乾，而解放生產力。由緊縮措施，而節省開支——就這樣，一番操作後，一時間，外匯解決了。並且，內需，也同時得以拉動。

財政的危機由此走向緩解。

那麼，這時的中國經濟，她能夠走上正軌嗎？

4.

對此，歷史的答案，卻又是否定的。

我們來試想一個問題——正如前文所述，“雙軌制”的特點，就是在同一個經濟體系中，擁有包括計劃、和市場兩種機制。

而通常情況下，計劃的價格，又往往低於市場——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即：

一些有關係的人，就可利用其關係，以低價，在體制內，購買產品，進而，再送到市場上，用高價出售。

而一顛一倒間，你看，一場生意，是不是就躍然紙上了？

而對於這些、能夠用關係、牟取私利的人，在當時，人們稱之為，“官倒”。

事實上，“官倒”的出現，本身，就代表一種政治的腐敗。而在80年代後，他們越發離譜。

比如，在南京，就曾有一批木材，在原封未動的情況下，被倒賣了整整129次。

所造成的結果呢？

據統計，在1985、1986、1987這三年之間，中國的物價分別上漲了約8.8%、6%，以及7.3%。

其通脹愈加飆升。

而對此，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而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988年，在一場重要的內部會議上，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份決議。

其內容大致如下，即：

在定價層面，要做到“少數重點商品和勞務價格繼續由國家管理。

而絕大多數商品則將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以轉換價格形成機制，從而逐步實現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要求。”（注：引自《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從這時起，計劃經濟，已正式走向了終結！

5.

然而，就在這樣的計劃中，大約是經驗的匱乏吧！我們卻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於這個決議，在當時，國家並未予以保密。

而消息一出呢，一時間，大批的“官倒公司”，則於是坐不住了。

試想，如果物價放開，那用不了多久，其原本計劃中的產品，就會與市場同價。屆時，“倒爺”的特權，又將何去何從呢？

而既然無法享受特權，那麼，於他們來説，一種思想，就成為了主流。

倒不如，我乾脆提前囤貨，接着，痛賺最後一筆吧！

然而，這麼一來，隨着貨物的越發囤積，市場上，物價的膨脹，便隨之加劇了。

不僅如此，在另一面，因市場動盪，百姓便大量搶購商品。

結果，你搶、他也搶——那麼，一場瘋狂的大通脹，便必將隨之而來。

有多麼瘋狂呢？

據統計，在消息傳出的僅僅一個月內，其肉類的價格，就突然上漲了70%。

此外，其零售商品，也上漲了約30~50%。

而為應對這一情形，當年末，政府便不得不再度以緊縮的政策，重整經濟。可緊縮的結果呢？

隨着利率的迅速升高，可以想象的是，在當時，正在投資的項目，便被迫強行中止了。

繼而，企業大量虧損——這便又造成上游產品的滯銷。

那麼，產品滯銷了，企業虧損了，於是，各種資金間，便形成了相互拖欠的局面。一種複雜的“三角債”，由此而生。就比如，一家制造企業，向銷售企業採購了一批產品，然而，因缺少資金，他們卻無法按時支付費用。而無法支付費用，那麼，在發貨後，銷售企業便也於是無法支付其物流費——

結果，甲拖欠乙、乙拖欠丙。

接着，投入——產出——滯銷——再投入——再產出——再滯銷，一時間，一個惡性循環，便愈演愈烈。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夜過後，中國的經濟，便迅速陷入了一場大蕭條。其私營企業，從原本的20萬，迅速降到9萬。

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場瘋狂的大失業。

那麼，失業加劇了，當然，社會的矛盾便也隨之爆發。

什麼樣的矛盾呢？

大家推估一下時間。在這兒，咱們就按下不表了。

而禍不單行的是，那一年，在一些境外勢力的作妖下，一場制裁，也隨之而來。

中國的外資，由此紛紛撤退。甚至，還曾一度縮減到0！

所造成的呢，則是其本就動盪的經濟，愈加的萎縮、和凋敝。

再加上——別忘了，那一年的國際政治中，東歐的格局，也正在突發劇變。強大的蘇聯風雨飄搖。而當其陣中，什麼波蘭啦、什麼東德啦、什麼捷克啦、什麼匈牙利、什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全都紛紛轉向時，突然間，一位日裔美國人，便寫下了這樣一部著作。

著作，名為《歷史的終結》。

而也就在其理論的指導下，一時間，一種論調，便甚囂塵上。

這個論調，正是，“中國崩潰論”。

而就在這“崩潰”的寒冬中，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6.

對此，在這兒，我想給大家介紹這麼幾件事：

首先，為應對危機，1990年4月，在上海，一座浦東開發區被建設了起來。

它有這麼一個特點，就是：在對待外資時，凡符合條件的，均予以優惠。

優惠到什麼程度呢？

對此，以當時的一個政策，即所謂“五免五減半”為例——其規定，除國家禁止和限制的產業外、所有入駐該區的新辦企業，自取得生產經營第一筆收入年度起，所得税中、地方分享40%的部分，前5年免徵、後5年減半徵收。

這就降低了投資的成本。

而不僅如此，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我黨還明確了一個方向，即，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寫入黨章。

這就解決了一場紛爭——要知道，在傳統認知中，“公有制＋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而當中國開始推動市場經濟時，那麼，請問，我們到底還姓不姓“社”呢？

而在中央的指導下，當市場經濟，也成為社會主義了，那麼，所有的顧慮，便全都煙消雲散了。一股全新的風潮，迅速席捲南北。而緊接着，在黨政機關中，一場驚人的、10萬幹部的下海潮，便隨之拉開大幕。

據載，自那一年起，在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更多的開發區，也隨之紛紛建立。

有多少開發區呢？

這個數字，在1991年時，還僅僅只有117個。

而到了1993年，它則直線飆升，最終，達到了驚人的8700個。

但這就夠了麼？並沒有。

事實上，1992年，針對市場，中國還幹了這麼一件事：

就是，在建國後，為應對供給不足，我們曾發行過這樣一批票證——比如，買糧時，你光有錢不行，還需要取得“糧票”。買布時呢，你也需要“布票”。

而在這一年，所有這些票據，則全都遭到廢止。

那票證廢止了，人們該如何購買產品呢？

對此，國家的辦法是，大量增發貨幣。

據數據顯示，自1993~1995年間，國家的貨幣增髮量，分別達到，1528.7億元（1993），1423.9億元（1994），以及596.8億元（1995），而支撐這些貨幣的，則是在當時，一批向全民出售的國債。

那麼——向全民借錢，為民眾投資。

而隨着投資的增加，經濟擴張了，接着，更多的企業，便孕育而生。

而當越來越多的企業由此拔地而起時——另一面，在國家的明文要求下，民眾的工資，便水漲船高了。

工資得以提升，那麼，進而，其消費，便迅速跟進。

收入支持消費，消費擴大市場。而當中國的市場，由此越擴越大時，請問，面對這龐大的人口，有哪一個資本家，不會感到動心呢？

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就這樣，一夜間，在極度的誘惑中，所有的敵意，全都灰飛煙滅。西方的列強紛紛放棄了制裁。

接着，大批的外資回來了。而當其龐大的資金由此重新注入中國時，一時間，蕭條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段長達40年、被稱之為“奇蹟”的歲月。

（注：自1978年~2016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高達9.7%，至2019年，吸引外資共2.1萬億美元，被世界經濟學界稱作“中國奇蹟”。）

7.

不過，在這一派的繁榮中，視頻最後，我還想提到這麼兩件事。

首先，90年代初，隨外資湧入，中國的製造業，也由此快速崛起。

這其中，一方面原因，當然是國人自身的勤勉。但除此之外，另一面，卻還要感謝美帝的騷操作。

眾所周知，在七八十年代，有兩場石油危機，曾一度席捲西方。而為獲取石油呢，美國則不斷加印鈔票。

結果，鈔票越印越多，隨即，其國內的通脹率，便由此越加高漲了。

而為應對其通脹，他們便又不得不減發鈔票，從而，促其升值。

可是，這麼一升值不要緊，一升值，其工業出口成本，便隨之飆漲了。而與此同時呢，隨着日元的相對貶值，日本的產品在大量進入美國時，卻更為低廉。

進口的產品，低於本土的產品。對此，試問，如果你是消費者，你會選擇誰呢？

而當產品銷售疲軟時，其本土的工業資本家，則又將何去何從呢？

而正因如此，在美國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

自80年代起，美國的工業，便大量開始外流了。

而到了90年代，當其最終流入中國時，在那場席捲華夏的改革春風中，它們便最終，成為了“春天”的一部分。

其次，這還有一件事。

眾所周知，1997年~1998年間，在華爾街大鱷索羅斯的狙擊下，一場亞洲金融危機，便隨之爆發。

不過，這並不是重點。重點是，當東南亞各國由此崩盤時，一個矛盾出現了：

一方面，隨着貨幣貶值，在這些國家的出口工業中，其成本的價格，卻遠遠低於中國了。然而，此刻的它們，已極度虛弱，若這時，中國也調低匯率，那麼，可以想象，這些凋敝的國家中，其經濟，便必將再次受創。

那麼，對於這樣的情形，那時的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對此，我們的回答振聾發聵。

中國絕不主動貶值貨幣。

但是，然後呢？

隨着出口的鋭減，那一年，在中國，一場破產潮便滾滾湧來。

對此，國家提出，要重點保護國有企業。以此維持國家的經濟命脈。

然而，該怎樣保護呢？

還記得80年代時，我們“甩包袱”的那個手法嗎？

事實上，早在1996年，我國便逐漸明確了一個思路。就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上游產業中，由國企全面壟斷。而至於下游消費市場呢，則可以交由民企來運營。

換言之，抓大，而放小。

同時，國企大幅度退出。民企大幅度崛起。

如此一來，國家的負擔，是不是就隨之減輕了？

然而，負擔減輕了，但還是那句話——改革的進程，從不一帆風順。其付出的代價呢？

則是一個高達3000萬人口的、恐怖的下崗潮。

因保鄰國，而拒絕貶值。

因匯率過高，而出現下崗潮。

對此，一定有人會問，這不就是專門坑自己人麼？

然而，也就在這一片的罵聲中，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是，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轉而投入創業時，在中國，一場結構的大調整，便隨之推進。

這，才有了往後中國經濟發展中，起飛的動力。

哦，對了，這還有一件事。

多年後，當東南亞各國逐漸走出危機時，在國際經濟版圖中，一種全新的格局，便逐漸成型了。而基於對中國的信任，2000年5月，在泰國，一份旨在共同應對危機的倡議，即，《清邁倡議》，便新鮮出爐。

至於這份倡議，值得一提的是，它正是如今，中國與東盟10國間，密切往來的起點。

而也就在這樣的基礎上，此時此刻，當風雲再度突變時，轉身望去，中國已不再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