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為什麼難產-從以色列説起_風聞

看到很多人評論巴以衝突，他們最後總會得出一個結論，以色列的未來會滅亡，“命運的齒輪已經開始轉動了“

理由呢，就是以色列的靠山是美國，美國要是亡了，以色列也就亡了

真的嗎？先不説美國如何滅亡何時滅亡的問題，就算美國亡了，以色列就會亡?就真把以色列當工具，如果美國衰到罩不住以色列，為什麼不會別人來接手？不説歐俄，東方大國都有兩呢？一個橫在亞歐非三大洲正中間連成片的MSL帝國，會是所有人樂見？奉行地緣政治論的人，不是最喜歡説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嗎？

説以色列會亡，另一個理由是“壓迫者註定會滅亡，反抗者終將獲得勝利”，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這個邏輯其實也靠不住，其實這是宿命論邏輯，是唯心主義邏輯，而不是唯物主義邏輯

其實，歷史上眾多民族，亡了就是亡了，亡了之後什麼都沒有。哪來的什麼反抗者終將獲得勝利？只有歷史長河中的煙消雲散。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反抗後就會必然勝利，所以壓迫就是最愚蠢的開始，會自取滅亡。彷彿這一切是天註定的。這種思維定式固然振奮人心，但並不符合實際。

中國人以為一個戰士最大的悲願，莫過“此身雖戰死，幸福留後人”，想象着勝利後百姓在勝利後的光景，而眼前是炮火呼嘯血肉橫飛的必死之境。

而這個世上還有更悲的，如果這個戰士知道今後沒有後人，反抗也好，投降也罷，最終都會導向這個結局。閉上眼想象，沒有你能捍衞的未來，沒有任何機制為你兜底，悲願的極致是無願，又該如何是好？

歷史上太多一個民族只要被打敗被驅逐，做了亡國奴，就萬劫不復了，被埋在加拿大天主教堂下的兒童，他們傳承下來什麼反抗力量了？又有多少古代文明滅亡於阿拉伯大征服之下？太多例子證實壓迫狠了，就沒有反抗了。

猶太人在兩千年裏在迫害和苦難中沒有忘記自己是誰，反倒是罕見的特例。

其實猶太人本來就是迦南人，就是原住民，只不過有少數去過埃及當過奴隸的，他們人數不會很多，但可能有文化，宗教上受埃及異端法老埃肯新頓一神論改革影響，後來的猶太祭司階層更多受這種傳承。從大衞王朝開始，一神教相當於國教，但是一神教和多神教仍然有鬥爭，即使以色列人內部也是如此，一神教是一個逐步深化的全民信仰，特別是在巴比倫之囚之後才真正深入人心，成為全民族的文化認同。那種對信奉他神或者多神的其他迦南人或者以色列內部的其他異端，恨得要死，斬盡殺絕，是寫作聖經的祭司在所羅門之後，特別是在巴比倫之囚解除，返回，對神話故事，民間故事，再加上當時的政治情況，信仰情況，選擇材料，解釋從前，投射以前的產物。

祭司階層對多神或者他神崇拜，深惡痛絕，總結成亡國的原因，以色列早期歷史被他們解釋稱無論什麼時候，遵從一神就興盛，國王就順利成功，否則就衰敗滅亡，這是種春秋筆法，僅僅只是祭司對現實對後來的一種期望，不是早期的現實。早期現實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迦南人，就是原住民。從唯物主義角度來看，出埃及記的情景，有可能是巴比倫之囚之後，以色列人在曠野中返回迦南的折射。當然，宗教界未必會同意這些學術的主流看法。聖經到底是一本穿越小説，還是真正上帝的啓示，我只能説，我不知道。

前幾年中國據説也出土了一本《髡事指錄》的古籍，記載了一些稱作“臨高啓明”的事情。

其中寫到：“髡人無分男女皆截髮不髻，特女子發稍長爾，故名髡人。身修體長，衣短衫，此外言語文字皆如華夏。自雲其祖乃宋室之後，崖山後攜部曲舉族浮海避元，至南海萬里外，人跡不至處，有一大洲，其地有大澳，故以澳名之，稱澳洲。遂登岸國焉，仍稱宋，為與南北宋別故，稱澳宋，已歷十餘世。其國中人得海外秘術，可奪天地造化，又擅百工，多有秘器，人莫測之。”

“髡人雖自澳洲來，其先宋室孑遺也。雖處荒蠻，未忘根本，亦有詩書經史。然久在化外，文氣薄弱，受諸夷沾染，道統漸疏。是故文字雖如華夏，獨書寫多以俗體，行文俚俗，文告亦然。文字之粗鄙，可嗟可嘆，餘於崇禎中得髡夷自用《南海風雷》話本，印製精美，字雖細，昏中依舊可辨。其中文字多缺劃也，同觀之諸友愕之，以為髡夷之諱何其多也，真如是，豈非動輒得咎乎。有知髡情者曰，髡雖宋後，久居海外，亦染夷風，其文字多行簡化,又以紅毛夷文標註,曰利於開蒙也。 予及諸友皆驚,以夷變夏者,莫之為甚也。嗚呼,髡雖擅工,然輕易聖人文字,是自棄根本也，知者不取也歟！“

對於這個不知從哪冒出來的古籍，因為與正史記載不合，這是不是偽史，還是新發現，現在正爭的不可開交；有的人説，不過是現代一些人穿越回去了，有一位姓馬的，人稱督工，裝神弄鬼，現身説法，擺着先知的POSE，説些工業黨的胡話，按照他對過去的解釋和對未來的預言，工業如同上帝，發展解決一切，一切犧牲和代價是值得的更是必須的，不同的意見和訴求都應該作為敵人斬盡殺絕，不過倒還真有一大幫信徒信了這套，看着他們那虔誠的模樣，這些信徒對於他們的歷史敍述，往往有着宗教式的偏執和狂熱。所以臨高啓明這事，到底是真有人穿越過去，還是歷史上真有其事，還是真的啓示宗教？我也不知道“臨高啓明”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説，我不知道了。

宋末元初，那些矢志忠於大宋王朝的漢人，滿懷着無比的道德自信，抗擊強大的蒙古軍隊。他們自以為佔有無可爭議的道義制高點。難道不是嗎？他們堅持的是自衞，反對的是侵略，堅持的是文明，反對的是野蠻，堅持的是正統，反對的是篡奪，道理全讓他們佔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這還政治正確的行為了。他們知道，也許他們會失敗，甚至肯定會失敗，但是他們堅信他們在道義上永遠是勝利者，他們必將永遠贏得人們的敬重。

然而，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僅僅過了十幾年二十幾年，一切就都變了。他們輸掉了戰爭，輸掉了政權，到頭來也就輸掉了道德，輸掉了人心。失敗了，徹底地失敗了；在起先，他們還被眾人敬仰，可是不久，他們就被眾人冷淡，然後是被憐憫，繼而被嘲諷，最後甚至被譴責。

雖然死節的文天祥仍被視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種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後，仍在堅持抗元的志士們就被視為匪寇了。甚至文天祥在生前，也不反對弟弟，以及他從弟弟過繼來的嗣子，投降仕元了，他的理由是要為家族留下後代。南宋遺民鄧牧，懷着無限的悲憤與沉痛，給後人留下這樣一句名言：“成王，敗寇”。你贏了，你就對了；你輸了，你就錯了。

古代中國和基督教國家，伊斯蘭國家，以及日本這樣的神道國家相比，君權神授的觀念是比較淡薄的。從史書記載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到神話小説《西遊記》裏“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之類俗語可見一斑。

這就造成了古代中國帝制的兩個相反的特點：一是其脆弱性。由於君權缺少足夠的神聖光環，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產，上至外戚權臣悍將，下到梟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覬覦王位之輩。

另一個特點是嚴酷。既然天下都是搶來的，搶到手的人唯恐別人有樣學樣，所以對臣民格外嚴加防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嚴酷又脆弱的惡性循環，愈嚴酷則愈脆弱，愈脆弱則愈嚴酷。

利瑪竇中國札記對比當時的歐洲和明朝，注意到一個顯著的區別，歐洲的國王常常走到人民中間，與民同樂。而明朝皇帝即使出行，也不像是在自己的子民中出行，以歐洲的標準，倒是像在敵國出行。

以現代標準，古代/前現代國家都多多少少有恐怖主義，中國古代也有弱者充滿着道義力量的反抗，不過中國古代“抄家“和“滅族“是伴隨使用的，一人有罪而牽連他人。株，本指露出地面的樹根，根與根之間牽連甚多。在現代看來，株連屬於集體懲罰。但其實株連也並不是一個自古皆有的刑罰，上古雖然有株連之罰，不過也限於父母妻子和直系後代。

第一個制定罪誅三族的刑法，是秦國，《史記》中記載“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商鞅，李斯，都受三族之誅，到了漢朝時，夷三族法幾度廢立，韓信，彭越等也受三族之誅。到隋朝，族誅被隋文帝廢止，後被隋煬帝重啓並將刑罰擴展到了九族。到明朝，不僅出現了多起誅九族的慘案，民間野史還記載了史上唯一一起誅十族，雖然誅十族未必為真，不過方孝孺全案不完全統計殺了八百人以上。

清朝在族刑上完全照搬了明律，如果説之前的株連還主要針對於功臣宿將或者農民起義等等，清朝在具體操作上則呈現寬濫的趨勢，在歷史上各個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文字獄，不過，清代以前數量較少，規模不大。清朝的文字獄則比歷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獄總數還要多，規模之大、牽連之廣、殺戮之血腥，均稱空前。因文字獄獲罪的人，罪及家屬門生，寫過傳記、碑文以至有過書信來往的人也要追查治罪，處刑的嚴酷暴虐，可謂前無古人，如明史案，凡校書、刻書、賣書以及書中牽連人名者一律喪命。

到了乾隆朝，文字獄從瘋狂殘酷，發展到荒唐的地步，魯迅曾經對清代文字獄有一段精闢的概括：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

哪裏壓迫越深，哪裏反抗越烈，從人類社會的經驗來看，其實未必，更多的是壓迫越深，反抗反而沒有了， 魯迅感慨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土崩瓦解’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事實上，中國能夠抗日成功，那也是因為日本從來沒有真正在大勢上贏，比如佔領中國大部。中國抗戰的很大部分希望也寄託在外援上。如果當時美國也法西斯化，和日本同盟，情況就很不好説了。

顧炎武母親為明朝盡忠自縊，給兒子信中責成兒子“無仕二姓”。這條要求多半隻有一代人的約束力。老子當過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當愛新覺羅家的臣子；兒子沒有當過明朝的官，故而無礙於當清朝的官。這或許就是中國人少有韌性的反抗的原因，因為我們的文化為反抗提供的精神資源只有一代人的時效。

在中國人的詞典裏，“漢奸”是最厲害的貶義詞之一，可是偏偏對這個詞最缺少明確的定義。通常我們可以把“漢奸”定義為投靠異族侵略者的人，但問題是，只要這個異族侵略者佔據了中原坐穩了江山，異族就成了我族，敵朝就成了本朝，於是漢奸就不再是漢奸而成了英雄，説不定還是民族英雄。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所謂天子受命於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帶有濃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釋為人心、民意（所謂“順天應人”）。這就是説，一旦君主被認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那麼，如何來判斷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政治研究，不純然是對“是什麼“的論述，它還包含着對”應該是什麼“以及如何達到那個”應該“的探討，但是，如果沒有對現實世界的深入觀察和冷靜思考，只有善良的願望是不行的。拿儒家和法家的政治學説作比較，前者肯定要善良些，但後者無疑更切實。原因就在於儒家只知道堅守道義，卻拒絕對客觀事實進行認真分析，使得儒家的學説失之迂腐，在現實中反倒常常給別人拿去作幌子，結果凡是能打贏能保住的政權就可以自我標榜為得民心，凡是沒打贏或者沒保住的政權就被宣判為失民心，這就走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路子上去了。

我們常常感慨世道不公。這説明我們知道現實世界未必便是一個公正的所在。然而在另一方面，許多人又確實懷着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相信現實世界是一個公正的所在。即使是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的人們，也普遍持有一種信念，即這個世界是公正的，在這個公正的世界裏，人們得其所應得，所得即應得。人們極不情願放棄這種信念，並且一旦遇到例證表明世界是不公平的，無秩序的，他們就會陷入憂慮煩惱之中。人力圖理解世界，也就是説，他力圖把世界看作是一個互相關聯的統一整體。理性很難接受赤裸裸的偶然性。然而，人又是有正義感的動物，他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正義感投射到他的世界圖象之上。

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一個人遭到厄運，他首先會檢討自己，懷疑自己犯有什麼過錯。如果他實在找不出自己有什麼過錯，他就會考查厄運，千方百計地給厄運找出一種正面的價值，從而證明厄運其實不是厄運。因為他相信，一個人應該得到什麼，他就會得到什麼；一個人得到了什麼，就意味着他應該得到什麼。赤裸裸的不公平，如同赤裸的偶然性一樣，是不可思議的，是斷難接受的。

“公正世界信念”被學者歸為著名的“冷血價值觀”之一，因為會產生“受害者責備“。一個人遭到厄運，持有“公正世界信念“的旁人就會檢討，懷疑他犯有什麼過錯。如果實在找不出他有什麼過錯，就會考查厄運，千方百計地給厄運找出一種正面的價值，從而證明厄運其實不是厄運。

中國人大多持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公正世界信念”，但又沒有一個對絕對正義的超越世界的想象。造成了，對於成王敗寇，勝利者不僅自我標榜得到了民心，而且在絕對意義上容易被誤認為是“善的”。成功了，不僅是做對了什麼，更是得到了好報。失敗了，不僅是這事做錯了什麼，而且必然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一定是作惡多端，從小時候開始就不是一個好孩子。

在壓迫面前，你深信自己與人民同在，與歷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會有力量感。反過來要是你無法相信這種“同在”，你就會發現自己極其軟弱無力。如果連人民都反對你了，都譴責你了，你就喪失了反抗壓迫的勇氣，面對株連九族這樣嚴酷的集體懲罰，你繼續反抗，是不是要考慮一下對家族，對親朋好友的影響呢？

海瑞敢於罵皇帝，是因為他知道他的行為被清議所認可併為百姓所稱頌，如果文字獄剝奪了清議，人民也在嚴酷的集體懲罰之下不敢稱頌他，他藉以傲對權勢的那種力量就沒有了。

這也是為什麼明朝大臣敢於直諫，而清朝大臣只能唯唯諾諾，形成鮮明對比的原因。龔自珍也只能發出“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糧謀”“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的長嘆了。龔自珍哀求天公，與教徒的“與主同在”有點相似，除非相信天國，相信末日審判，從而也就是相信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動搖對於是非善惡的信念，否則在這種株連九族的嚴酷懲罰面前，只能孤立無依，軟弱無力。

在精神上，中國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沒有一個對絕對正義的世界的想象。到頭來，無非是主張成王敗寇，主張誰強大就站在誰一邊，無非是理直氣壯地趨炎附勢罷了。今天我們常聽到一種敍述，就是改開之後中國人看到西方發達富裕，所以傾慕西方，現在中國富裕發達了，所以就自信瞭如何如何，也只不過是這種邏輯的公開表達罷了。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權力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劇精神悲劇意識，缺少對世俗成功的批判與蔑視。這就導致了成王敗寇哲學的泛濫成災，與恬不知恥而且還理直氣壯的趨炎附勢。

要説廣拓疆土，奠定版圖就是善，為什麼不讚美隋煬帝三徵高麗呢？因為隋煬帝沒把高麗打下來。隋煬帝失敗了，所以人們就不讚美了，所以人們就都批評隋煬帝殘暴無道，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一切都以成敗為轉移。你成了，你就對了；你敗了，你就錯了。

如果因為滿族皇帝認同了中華民族，或者説，滿族一開始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他只是大明的一分子，他起兵不過和李自成起兵是一個性質，那漢奸一詞又從何説起呢？那當初千千萬萬為抵抗滿族侵略者而死難的漢人豈不是白白犧牲了他們的生命？那些拒絕屈從、繼續堅持抗爭的志士豈不成了破壞安定團結，唯恐天下不亂的害羣之馬？豈不成了不希望國家強大，不喜歡讓老百姓過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敵？

康熙攻佔台灣，其目的本不是為了所謂統一，而只是為了消滅自己的敵對勢力，所以清政府才會在鄭成功沒佔領台灣之前，勾結台灣島上的荷蘭人打擊鄭成功，又在鄭成功後人已經投降之後，多次動過放棄台灣送給洋人的念頭。

有人説當時不收復台灣，現在中國就沒有台灣。不管康熙下令打台灣是出於什麼動機，但在客觀上使得台灣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但是，假如説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是錯誤的，那麼，不管一樁行為本身的目的，而把該行為的某種非意圖的後果，用來為那樁行為辯護顯然就更錯誤。比如，你説當時不收復台灣，台灣就不會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那麼當年吳三桂不領清兵入關，中國就不會有東北。豈止不會有東北，也不會有內蒙外蒙，很可能也不會有新疆，不會有西藏。如果當年吳三桂不領清兵入關，今日中國的版圖不過和明朝一樣。因為當時在關外的滿人沒有打定主意一定要問鼎中原，他們原本只打算趁火打劫，搶走一些金帛子女，佔領更多的長城以北的土地罷了。是否可以説吳三桂是開拓中國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世間一切罪惡都可以得到辯護。外族入侵，擄掠強姦婦女嗎？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連大屠殺都可以得到辯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壓力的效果嘛。幸虧在中國歷史上，每隔幾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殺，全國人口頓時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則神州大地早就人滿為患，生態環境早就不堪重負，中國早就崩潰了。

清史為什麼難產，其實就是一個經典的“合訂本”的問題，好多人為了清史爭的不可開交，在局部他們各有各的理，都不能説錯。但是問題在於，評價這段歷史，倒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因為有太多的原則，這些原則又不總是能夠內在地協調，常常彼此衝突，有人還寫了清史的應該遵循的幾大原則，列出一二三四，似乎在他看來，這些原則都沒有矛盾，一定都是內在統一的。實際上，就是他自己去講，必然一會兒講這個原則，一會兒講那個原則。最後就成了沒有原則，就成了徹底的機會主義。如果僅僅在某個局部可以説的正義凜然，但要真的寫成煌煌鉅著，把“合訂本”裝給大家看，必然造成怪異荒誕之感，這恐怕才是清史難產的真正原因。

其實清史難產的問題，倒並非第一次遇到，漢亡於魏晉，最後五胡亂華，宋亡於元，明亡於清。這算是中國三次文明淪亡。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要修元史，他把蒙元作為正統王朝，那就只能把劉福通等人寫成匪寇，雖然也造成了問題，但是也至少保持了一以貫之的邏輯和道德感，而不是成了沒有原則的徹底的機會主義。

與《三國演義》明顯是在“尊劉抑曹”不同，《三國志》本身的傾向性到底如何，爭論頗多，你説他“尊曹抑劉”吧，可是很明顯，陳壽這個人對諸葛亮等蜀漢君臣是相當肯定、乃至崇拜的。《三國志》之所以叫《三國志》，而不直接叫《魏書》，也體現出雖然著者為了政治正確，以魏為正統，卻並沒有完全否定蜀和吳。可是你説陳壽因為懷念故國，暗中還是幫着蜀漢説話吧，它卻分明又認同了魏晉的權威。

那這個道理到底應該怎麼講呢？或者説，陳壽和為《三國志》做注的裴松之，他們到底站了誰的立場？他們到底是“魏奸”還是“（蜀）漢奸”？

這在時下這個某些人動輒就喜歡追問人“站在誰的立場説話”的年代，討論來似乎別有一番意味。

《三國志》到底是站在魏的一邊、還是漢的一邊，其實壓根就沒那麼重要。遇到點什麼破事兒，就質問他人“什麼立場”，這實在是一種非常low的辯駁方式。

你如果是一介草民、或者中下士人，你説你支持魏、蜀還是吳，到底能有什麼意義呢？鍾會滅蜀、王濬伐吳，真建功封侯，封的也都是人家，封不到你頭上，三家無論歸魏、還是歸晉，總之不歸你。身為草民，操心對封建帝制王朝帝王將相們才有意義的王朝正統站隊問題，屬實是有點自作多情。

歷史上的改朝換代，老百姓只是消極地接受其結果，誰贏了就歸誰，誰贏了就幫誰。

身為老百姓，應該關心的是什麼？站誰的立場？老百姓真正認可的立場應該是是治世、是太平，是仁政，是真正的仁政而不是自我標榜。魏蜀吳，誰能給他們過好日子，他們就挺誰。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可以説諸葛亮治蜀有功而劉禪投降無過，因為好歹保全了一方百姓，讓他們在亂世好歹能活下去。

而在這個觀點在《三國志》當中是有體現的，陳壽記下了諸葛亮治蜀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户”的安定、肯定之，也記下了蜀國後期“入其朝，不問正聲，經其野，民有菜色”的衰落，貶抑之。這個國家因前者而可興，因後者而可亡。

這個三觀才是正的，比單純追問到底是“挺蜀”還是“挺魏”更有意義。

更妙的是，《三國志》還通過一些故事記敍講了一些更值得堅守的東西——比如“郭脩刺殺費禕案”。

郭脩是魏國降將，降蜀漢後受劉禪封為左將軍。然而郭脩在一次宴飲中出其不意的刺殺了蜀國的宰相費禕。

用今天的話説，就是郭脩搞了一次恐怖襲擊，幹掉了敵國重臣。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郭脩到底是早有謀劃假投降，還是投降之後又發生矛盾，現在已經不可考了，這事大概也很不好寫，所以三國演義並沒寫這件事情。

這個消息傳到魏國，魏帝曹芳下詔，對郭脩大加褒揚，追封他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户，賜諡號為“威”，其子承襲父爵，加拜奉車都尉，獲賞銀千餅，絹千匹。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寫書極為簡略，就把這事兒記了一下，不置可否。但給《三國志》做注的裴松之，卻對此事大加批判。

裴松之認為，魏國上下對這場蜀國首相遇刺的事件反應，不僅是過度了，而且埋了禍根——

那個郭脩真的是什麼好人麼？如果他真的忠於魏室，那麼當初被蜀將俘獲的時候，應該力戰死節，殉國拒降才對。你既然已經降服了蜀漢，還接受了左將軍這樣的官爵，那按照當時的社會規則，就該“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你不忠也就算了，還搞“偷襲”，用刺殺這種不正常的手段，實在不是大丈夫所為，不應被褒獎。

是的，仔細分析一下，你會發現，裴松之這段論述中含着一種非常重要的價值判斷——甭管世道再怎麼亂，也有一些底線是不能被打破的。比如説不應該對對方首相被恐怖分子刺殺表示過度興奮。因為敵國雖然可怕，但郭脩作為刺殺者表現出的那種無底線、無規則，其實更為致命。

漢末三國時代，本來就是個亂世，百姓們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武將們今天投了曹操，明天投了劉備。可是在此之前，一些基本底線還是有的，比如關羽投降曹操後復歸劉備，好歹也沒砍了曹操的人頭給他大哥去當投名狀。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可也沒有想刺個曹什麼的。因為這條底線是遊戲的基本規則，如果越過了，大家就都不要玩兒了。

可是越到了三國後期，這種“底線意識”反而越被打破了。

魏國對費禕遇刺一事的反應過度，最大的影響就是向天下宣佈，這個自稱繼承正朔的王朝是不以信義為重的。

果然，不到兩年之後魏帝曹芳就被司馬師廢黜了，又過了幾年發生了新帝曹髦當街被臣子刺殺的惡性事件，再然後又是晉代魏統。

而好不容易篡位成功的司馬家建立晉朝，號稱“史上最弱大一統王朝”，什麼八王之亂、五胡亂華，鬧得不行。

是的，魏晉的國祚之所以無法長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個時代的行為底線已經消失了，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了。人們褒貶事物越發不看道義、不講底線，而只講於己有利與否。中國因此跌入了真正無序競爭的沉沉黑夜、分裂、動亂之中，直到數百年後，才好不容易重建秩序、重歸一統。

生活之所以可能，關鍵一點是，在互為陌生的人們之間存在着一種最起碼的相互信任，最低度的相互信任。我們從市場買回食物，相信其中沒人故意放進毒藥；我們去醫院看病，相信醫生不會成心把我們害死。我們知道世上有壞人和人為的危險，但是我們知道如何躲避如何防範，因為一般來説，我們相信壞人做壞事也有它的邏輯。我們和壞人之間甚至也有一種信任的默契。

就拿以前巴解組織法塔赫，曾經的劫持飛機的恐怖活動來説吧。舊式劫機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劫者和被劫者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信任，一種如履薄冰的信任，細若遊絲的信任，但畢竟不失為一種信任。以前的“劫機”這種恐怖主義，主要方式是以殺害無辜相威脅，來與對手討價還價，一般不以殺害無辜為行動第一步的實際內容。文明社會也形成了處理這類恐怖事件的一系列“習慣法”，例如為保護旅客安全禁止在空中與恐怖分子搏鬥、更禁止空中攻擊被劫持飛機並有責任保護其安全降落，被劫者多少總還相信，劫者只是把他們當作人質，而不是打定主意要他們當炸彈；劫者則相信被劫者有這份相信，所以才會接受他們的擺佈，而不是不顧一切地和他們拼命；各國政府也僅僅是相信被劫者的生命有可能保全，所以才要求機組人員不必與劫機者作殊死鬥爭。

然而，911事件摧毀了這種相互信任，新的劫機行為摧毀了舊式劫機行為賴以存在的各方互動心理，那些本來只打算進行舊式劫機行為的恐怖分子們怎麼辦呢？他們發現他們已經不可能使別人把他們和新的恐怖分子區分開來了。如果他們只抱有舊式劫機的動機和目的，他們唯有放棄。因此，911事件之後，倒是很少聽見劫機事件了。9.11恐怖並不是以殺害無辜相威脅來與對手討價還價，而是把大規模屠殺無辜本身作為行動第一步的實際內容。這就是不僅自己“超限”作惡，而且逼迫對方也作出“超限”反應。美國被迫取消“乘客安全優先”原則，不僅表彰機上搏鬥而且規定空軍可以擊落不聽警告的被劫持客機。

對於本次哈馬斯襲擊事件而言，也是如此，現代所確定的交戰規則是中性的，形式化的。戰爭的正義性可能各方理解不同，但不管怎麼理解，既然交戰，用最激烈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如果哈馬斯不守規則，對方為什麼要守規則呢？哈馬斯自己破壞對於醫院，救護車，學校這些人道目標的社會信任，為什麼又要指望對方信任呢？交戰規則不是保護強者，也是保護弱者的，實際上更多更重要的是保護弱者。如果是“我弱勢時，你得按你的規則保護我。我對你則按照我的規則（或者説就是不守規則不擇手段）滅了你！”的做法，即使從中性的形式化的規則來説，也是規則的破壞者，是野蠻對文明。不僅自己“超限”作惡，而且逼迫對方也作出“超限”反應。

弱者與強者並不等於正義與非正義，即便是“正義的弱者反抗不義的強者”也決不能“不擇手段”的，尤其不能不擇手段到故意破壞形式化的中性規則，破壞社會信任的程度。所謂正義，所謂善，歸根結底都是對“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認，都是對某種“限度”或底線的持守

從某種意義上講，舊式劫機之類的恐怖活動，還算是以“超限”之惡，謀求有限目標，因而給對方也留下了進行“有限”博弈的可能。它自己已是“超限”為惡，但還不至於逼迫對方也“超限”作惡。也正因為如此，至少在一部分人看來這種行為尚有可同情之處。這也就是為什麼這類舊式恐怖活動一般都還有人(組織)敢於出來聲稱對之負責。9.11恐怖襲擊則至今無人認帳，也沒有哪個國家像某些網友一樣，主動以各種理由對此褒揚。

所以曹魏下詔褒獎“恐怖分子”郭脩，在裴松之看來，是個大大的失策——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對此舉最樂開花的，應該是司馬家族。

所以程序正義比結果正義更重要，底線比立場更關鍵。陳壽、裴松之這些三國亂世的記錄者們，他們到底“挺魏”還是“挺漢”？這也許尚存爭議。

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都是在那個亂世當中試圖幫助時代、幫助華夏守住底線的人。

在我們民族的思維習慣中，底線的概念是相對淡漠的，很多中國人過於欣賞“為了勝利，可以不擇手段”的黑暗森林式邏輯，這種邏輯也導致了我們經常在亂世循環中輾轉不能得脱。

比如兩國交戰不斬來使，是古今中外各文明都普遍認同的交戰第一規則，但是中國人相對而言，又對破壞這個規則的“斬使以立威”更容易接受。

再如：從古希臘-羅馬世界開始的西方文化傳統中，權力的遊戲電視劇中描述的“賓客權利”，西方歷史雖然也有違反的，但確實有這麼一個規則，並且發揮了重要的正面作用，避免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而反觀中國的文化傳統，壓根就沒有這樣的概念，主人殺害客人的事特別多。鴻門宴上，項羽及手下也是準備殺劉邦的，只是項羽一時猶豫，被劉邦溜走了。三國演義裏，埋伏刀斧手於帳後，摔杯為號，幾乎成了政治會見的標配準備。還有郭脩刺殺費禕，也發生在宴飲之中。曹操殺呂伯奢，客人殺主人，也與“賓客權利”相違。中國的政治鬥爭，特別是宮廷政變，多是主人暗算客人。

沒有“賓客權利”這個概念，中國歷史的政治鬥爭更為陰險和殘酷，沒有任何底線和約束。在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前和事後，也沒有多少心理負擔和悔罪感。中國人對此習以為常，沒有古希臘戲劇，莎士比亞戲劇，權力的遊戲等文藝作品，對此突出的描述和探討。

株連九族之類的集體懲罰更是屢見不鮮，當然，如果遊牧民族屠殺擄掠平民，對其進行“犁庭掃穴“的反擊，這在古代條件下，則是正義的。

好歹，我們還有一羣史官，用他們的秉筆直書劃出了這個底線，文明從混亂中走向復興的鑰匙，也就在這裏存留了。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作為前四史，還是值得永載史冊的。

挺魏還是挺（蜀）漢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反恐。

陳壽與裴松之，既沒有站在魏的一邊、也沒有站在漢的一邊，這兩個國家在他們寫書時已經都亡了。但他們好歹站在了人性的底線一邊，去譴責了挑起亂世的董卓和不擇手段的郭脩們，這是一個史學家當有的良知與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