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上的農村女性：短視頻沒有撬動不合理社會結構，反而強化了既有的權力秩序_風聞

來源:@遊識猷

一篇論文，關於快手上的農村女性。

👩‍🌾農村婦女是一個社會關注度相對較低的羣體，其生命歷程中的角色實踐大致可分為女兒、妻子、母親、婆婆。這是一種以家庭為軸心、以照顧為特質的生存樣態，在男性秩序中具有一定的弱社會可見性，即所謂“看不見的女性” 。

👩‍🌾自新中國成立及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農村婦女的崛起和父權的衰落成為必然趨勢。

一方面，她們私人生活領域的權力發生了較大變化，集中體現為擇偶、彩禮交換和分家等方面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社會流動的“脱域”過程加速了父權制的衰落 ，打工潮將她們從家庭推向了公共領域。

然而，這似乎還沒有完全實現對她們的賦權增能。在私人領域，農村婦女的權力具有短暫性 。在公共領域，由於年齡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她們更多還是從自身家庭走向別人的家庭（家政服務），並沒有完全擺脱“流動父權”的羈絆。

👩‍🌾賦權是為改善社會“弱勢羣體”的生活狀況而提出的概念，意在減低、扭轉並消除社會主流對社會“弱勢羣體”的負面評價與歧視定型。

👩‍🌾短視頻時代，農村婦女藉助各種社交媒體從幕後走向台前，開始營造屬於自己的舞台。這無疑是對農村婦女的一種賦權形式，不僅增強了經濟功能，提升了社會存在感，還強化了網絡話語權。

▍農村婦女自媒體平台呈現內容

👩‍🌾農村婦女在快手平台上發佈的內容，總體上可以歸結為三大類型：

第一種主要呈現勞作的身體，即彰顯一種勤勞、樸實、善良與實幹的特質，這也符合社會大眾對於農村婦女形象的期待，佔比約４０． ００％；

第二種主要呈現“情色”或“暴露”傾向的身體，佔比約３３． ８５％，主要通過激發觀眾被壓抑的慾望與潛意識，達到一種“虛擬在場”的滿足；

第三種呈現自我貶抑的身體，主要通過自嘲、自黑、搞怪及賣慘等反向作用引發觀眾的獵奇心理，佔比約８． ６２％；

另外１７． ５３％ 的視頻內容為獨白、風景、曬娃等。

▍鄉村日常生活：傳統農村家庭婦女形象

👩‍🌾大多數農村婦女在快手平台上發佈的視頻為鄉村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幹農活、做家務、做飯炒菜、飼養家畜、縫製衣服及展示民間手工業藝等。“勞作不停”成為她們自我呈現的關鍵詞。

👩‍🌾“鄉村利姐”是快手名副其實的頭部用户，粉絲量高達１４６３． ８ 萬。她今年３８ 歲，是３ 個孩子的母親，家住河南合縣普通農村，“做飯”是貫穿其所有短視頻及直播的主題。

她身着樸實家庭婦女裝扮，乾淨利落，技法嫺熟，打滷麪、炸糖糕、雞蛋灌餅、槐花包子、豬肉春捲，甚至是漢堡、酸奶蛋糕、西瓜凍……幾乎就沒有她不會做的。

每次做完飯，利姐就高聲喊上老大、老二（侄子）、老三、老四（利姐丈夫）、老五一起開吃……利姐在直播時曾告訴粉絲要用心、用愛給家人做飯，這樣孩子才會愛吃，家庭才會幸福。她表示自己開始只是想滿足孩子對食物的需求以及照顧生病的丈夫，自己最重要的角色始終是母親和妻子。

👩‍🌾社會大眾心目中將婦女視為家庭照顧者的刻板情結並沒有消除，利姐的表演正好迎合了這種大眾的情感需求慣性，她也是大多數農村婦女在短視頻平台上的縮影，她們通過極力打造勤勞堅韌、賢惠樸實、無怨無悔的家庭犧牲者形象來迎合觀眾對於中國傳統農村婦女的想象。

正如一個高贊評論所説：“老四（利姐丈夫）娶了你，可是幾輩子修來的福分，這麼好的媳婦，又會做好吃的，又能操持家裏，在夢裏也找不着啊……”

由此，農村婦女家務瑣碎的視頻有着廣闊的社會市場，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社會大眾（尤其是男性）“失衡心理”的變相滿足。

▍唱歌跳舞：性與性別化的女性形象

👩‍🌾藉助快手提供的自由舞台，許多婦女通過全新的性別實踐打破社會大眾對於傳統農村婦女的想象。

她們的話語和身體一反常態，開始變得“自由放縱”，藉助田間地頭及屋前院後的鄉野獨特背景，一人或三五成羣，唱着“低俗”的情歌，穿着“暴露”或凸顯身體曲線的緊身衣褲，即便面對一些觀眾的“侮辱性”或“露骨”話語也顯得鎮定自如，繼續取悦着網絡觀眾。

👩‍🌾“其實就和平常人上班一樣，我固定每天晚上８ 點上播兩小時，內容就是唱歌和陪着聊天，這時候難免要表現得温柔一些，把我的觀眾捧開心了，他才願意刷禮物嘛，但平時我都是很穩重的。”（ＣＴ１）

“最開始我們幹農活都是真真正正地幹，犁地、插秧、挑菜，結果累死了點贊數頂多５００，現在穿得好看些（清涼性感）隨便乾點活，點贊量輕輕鬆鬆好幾千。……拍視頻就像打遊戲，要有裝備才打得好，我們的裝備就是穿得好看。”（ＣＴ３）

👩‍🌾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一書中指出，上流社會的女性傾向於閲讀、休閒與藝術，而下流社會的女性則更多喜歡“唱唱跳跳” 。

他或許沒有覺察到在現實境遇中，這種“唱唱跳跳”並非一種階層偏好，而可能是一種生存道義，因為身體展演是缺少社會資本的婦女唾手可得的生存資本，她們越是“身體越界”便越能吸引男性的目光，進而換取更多的經濟來源。

▍搞笑自黑：構建誇張的女性形象

👩‍🌾快手上有一些農村婦女以自我嘲弄和自我貶抑作為主要的風格，其短視頻劇情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具有一定的怪誕性。這些劇情主要突出“以醜為美”，常常以一種誇大的手法將農村婦女塑造成愚昧、粗俗、刻薄、撒潑、貪婪、自私、物化、逆來順受、不修邊幅的反常形象。

👩‍🌾“憨妹”的視頻經常展現出被人欺騙和愚弄後還表示十分感激；“王四兒”的視頻以吵架為主體，反覆塑造出農村婦女的“潑辣”形象；“農村小妮”通過吃香蕉皮、吞芥末、吃肥肉、喝酒等獲得過萬點贊；還有的視頻故意誇大女性的隨地吐痰等行為。

👩‍🌾農村婦女在短視頻上的展演邏輯，其背後是一種對流量和粉絲數量追求的“幻象”，換言之，她們為了獲得流量而主動迎合大眾的獵奇與審醜心理，將身體作為一種消費品，同時不惜自我貶損以博得眼球，即便是面對滿屏譏諷與惡評也表現得毫不在乎，因為她們遵循一種純粹的行業法則———流量為王，所以能微笑面對一切。

👩‍🌾“剛開始掙錢也不多的時候還會計較別人的目光，後面收益上來以後真的是完全不放在心上了。……我越大方地演，演得越誇張，人家越知道這只是表演。”（ＤＺ１）

▍經濟收入

👩‍🌾農村婦女在快手上將流量變現的主要途徑包括：（１）給商家帶貨賺取佣金，具體包括開通快手小店、通過短視頻或直播宣傳；（２） 直播間的禮物打賞，直播結束後可即時將禮物變現。

這兩種途徑都需要先通過短視頻發佈積累大量的流量。

👩‍🌾這種經濟收入在“實”背後更有其“虛”的一面。

一是短視頻競爭愈發激烈，收入浮動性較大，博主們隨時會面臨“過氣”的風險，必須絞盡腦汁設計視頻吸引流量，這也使得農村婦女可能淪為流量的“客體”，難以擺脱網絡事物“曇花一現”的宿命。

二是拍攝短視頻對農村婦女來説是“打零工”，並非真正的就業，她們的經濟收入被解讀為是靠“唱唱跳跳”取悦男性獲得的“打賞”，也被指責為“為了掙錢而毫無底線”，這與她們的丈夫靠“勤勞”和“汗水”換來的經濟收入似乎是不對等的。

因此，農村婦女雖然創造了經濟價值，但依然難以被家庭和社會尊重並承認。

👩‍🌾今年是“王二妹”拍短視頻的第四個年頭，但粉絲量卡在１０ 萬怎麼也上不去。

據她説，之前為了增加播放量已經把自己的家長裏短、人生經歷拍了個遍，甚至“家庭大戰”也“演”了幾回，現在創意有點枯竭了。“拍普通生活日常根本沒人看，而如果是拍吵架或是驚喜啥的，人家一看就説是有劇本，也不樂意看。”

“王二妹”的賬號已經停更２ 個月了，在這段時間裏，她去學了美甲。“一方面是在累積視頻素材，另外也是給自己以後留條後路。”（ＬＤ１）

▍虛擬的“中心感”與現實的“邊緣性”

👩‍🌾短視頻平台使農村婦女體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中心感”，如農村婦女快手主頁上的討論基本都圍繞自身展開，她們經常作為主體回應關注者的問題，她們通常稱呼自己的“粉絲”為“家人”，不僅從“家人”身上體驗到被關注的感覺，更在其肯定和關心中找到了存在感。

鄉村利姐説：“越來越多的‘家人’們關心我、牽掛我、在乎我，有時候我生病沒有直播，‘家人’們會發私信問我怎麼了，甚至是給我寄藥，家人的牽掛讓我非常感動。”

其他主播也有同樣感觸。“雖然明知道評論區有很多讚美和關心不是發自內心的……但我真的特別感動，這種感動是以往從來沒有過的……不管是不是虛情假意，至少有人在乎你。”（ＣＴ２）

👩‍🌾但就像其短視頻生涯的前景模糊和跌宕起伏，這種“中心感” 短暫易逝，在現實世界中表現得更加直觀。

“有一段時間做得確實不錯，去趕集街坊都説我是‘網紅’，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從市裏開車過來找我合拍。現在流量不行了，一些難聽的閒話也出來了。”“沒有流量，人家當你啥都不是。”（ＬＤ３）

👩‍🌾農村婦女短視頻平台賦權後果呈現出一種看似中心的邊緣性。

一方面，“鄉村利姐”等打造傳統形象婦女的中心感是建立在以家庭為中心而自置邊緣性基礎之上，粉絲更多的是對一種默默無聞家庭照料者、無私奉獻的妻子和母親角色的認同，而不是對作為女性主體性的認可；

另一方面，“農村姑娘豔兒”等塑造“性感”婦女形象的中心感依附於傳統性別秩序基礎之上。

這便形成了一種中心感與邊緣性的矛盾，農村婦女作為社會中的相對邊緣羣體寄希望於網絡帶來的中心感和獲得感，而中心感的獲得又是以復演男性期待的角色和迎合男性偏好為前提的，這形成了一種凝視下的展演。

▍經濟“接納”與社會“排斥”

👩‍🌾“鄉村利姐”或許做夢也沒想到，縣委統戰部領導一行專門探望了她，鼓勵她立足優勢，發揮影響力，通過網絡平台把縣名優特新農產品推介出去，鼓勵她為家鄉脱貧攻堅實現鄉村振興做出應有貢獻。她還作為優秀代表被當地婦聯邀請參加２０２１年黃河巾幗風采展示活動。

👩‍🌾國家在場是對農村婦女在網絡經濟中發揮正向作用的承認，有的婦女還被賦予各種“精英”稱號，這對她們來説本身就是一種賦權。

👩‍🌾然而這種承認還有拓展空間。

一方面，自媒體等短視頻領域目前還是邊緣性職業，相對而言屬非正規經濟，對從業者一般不設門檻，再加上農村婦女所處的“屈從地位”，她們通過網絡勞動創造的價值很容易被矮化，常被解讀為是通過“唱唱跳跳”“不務正業”而獲得的“意外收入”，在社會合法性上會大打折扣。

“我對象不願意在我視頻中出鏡，也不和別人説我是幹這個的。原來拍視頻收益可觀的時候他沒説什麼，最近收益不行了，他就一直讓我去找個正經班上。”（ＬＤ３）

👩‍🌾另一方面，一些缺少社會資本的婦女選擇通過“身體資本”吸引大眾的關注，而這些婦女很容易被社會大眾無限放大將其等同於所有參與網絡視頻的婦女，進而被貼上負面標籤。

這也導致許多丈夫雖然享有妻子拍攝短視頻帶來的經濟收益，但內心卻擔心周圍熟人對妻子的評價會給自己家庭帶來“不好的名聲”。

“他雖然嘴上不説，但心裏是瞧不上我幹這個，他怕別人笑話，説自己抬不起頭，但畢竟能有經濟收入，他也沒辦法……”（ＣＴ２）

她們在家庭中尚且如此，在社會中的處境可想而知。

👩‍🌾大慶（ＬＤ２）從２０１８ 年開始做短視頻，到如今已經積攢有４０ 萬的粉絲，不僅在家鄉農產品滯銷時為其帶貨，還順勢建立起自己的食品加工廠，吸納了村裏閒置的勞動力，被媒體稱為“鄉村守護人”。

當地政府本想複製大慶的成功，培育一批本土帶貨主播，但無疾而終。

村幹部解釋説：“看大慶拍視頻順眼是因為她已經成功了，村裏別的大娘每天正事不好好做，就拿個手機琢磨怎麼拍，被村裏人認為是‘不過日子’的人，她們家裏人不樂意了，很快就消停下來。”

 👩‍🌾農村婦女網絡視頻賦權呈現出一種“看見的看不見”，

網絡視頻平台助推農村婦女從家庭走向社會，然而，小社會的性別秩序和權力結構依然是現實社會的複製或投射，她們並沒有形成一種“性別共同體”，雖然從“觀眾”成為“演員”，但卻不是“導演”，更受到“觀眾”的凝視的形塑。

短視頻非但沒有實現話語平權以及撬動不合理社會結構，甚至在再生產傳統女性形象並賦予其更大可見性的過程中強化了既有的權力秩序。

衞小將,黃雨晴.“看見的看不見”：網絡自媒體賦權農村婦女研究[J].婦女研究論叢,2023(05):73-84.